“两个结合”视域中的“马”“儒”关系探赜

杏贝男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可以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基本思想遵循。一般认为，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这就使得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厘清百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儒”之间的张力与融通关系的认识变迁史。事实上，“马”“儒”之间的破立关系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曲折反复、纠缠百结的议题。这一议题既包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评，也涵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儒家学说的扬弃。讨论这一表面上充满张力关系的思想史议题，对于反省当前的国学热思潮，以及反对沉渣泛起的历史虚无论等不良现象，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史参照意义。对此，“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近现代思想史视野中的“马”“儒”关系，提供某种可供持续性研讨的空间。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助于凸显文化软实力对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作用，表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关系的文化担当与理论勇气。二是“两个结合”能够为“援儒入马”进而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重要的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与儒学在近现代“内外交困”“花果飘零”及其“灵根再植”[2]18-19的演进轨迹间所具有的张力与融通的历史关系，最终可以在“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中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共存共促，以形成对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之把握。

汉代以来，儒家学说长期占据我国封建社会中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对维持社会稳定、维护统治秩序和维系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文化观念上的主导作用。但随着近代机器大生产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3]儒家文化与之一道遭受了严峻挑战。为此，近代以来的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以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如此一来，中国传统以儒学为主、倡导人文精神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与近代以来高扬科学、民主大旗的西方文化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张力。同时，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本国所处的世界地位、如何实现民族的自强等问题的深入思索，对本国固有传统文化自信的不同程度丧失，特别是对传统儒家纲常伦理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批评，就自然演变成了近代中国知识阶层评价传统文化的主腔调之一。此外，欧美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也可能会对当时否弃传统的社会思潮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有论者指出，“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思想家(包括德国)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4]2比如德国哲学家谢林就评论孔子说：“孔夫子决不能被看作是一位革新者，相反，在动荡的时刻，在旧有准则似乎风雨飘摇地当口，他重新确立旧有准则，并将其维系在旧有的基础之上。”[4]167或许，西方思想家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偏见，也可能会对以西为师、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产生某种消极影响。简言之，以高扬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等思想史事件，可能也正是以西学为尊、贬抑和否定传统儒家学说的思想高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思想。如众所知，以强调阶级革命为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这也就潜在地符合了近现代中国以批判儒家传统观念行民族救亡图存之事的思想需求。同时，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经典表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7]也表明在中国进行社会与阶级革命的同时，还有进行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与此相应，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功能也就多抱有批评的态度。如李大钊就认为，中国必须要“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史观，抗辩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步的或循环的旧史观”，[8]268前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者则指儒家的唯心史观，“树立”与“抗辩”的关系就代表了初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同时，他还强调，当时的中国劳工运动、个性解放运动等社会运动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8]182可见，李大钊是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当作阻碍社会进步潮流的封建落后思想来看待，并主张要彻底打破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又如瞿秋白在抨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时说，要“打倒孔教、佛教、道教等等的迷信和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上的束缚”。[9]与李大钊一样，瞿秋白也将儒家学说看成是束缚社会与思想进步的宗教形态意义上的阻碍物，进而主张对其加以彻底地摒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根本上解构了儒学的统治地位”[10]53的同时，作为维护传统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的儒学，遭受到某种社会功能论意义上的否定性评价，或许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了。

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索相伴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儒家学说在近代所能发挥出的社会功能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研究马列主义学说时，十分注意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唯物主义分析与诠释。如《解放》杂志曾在1939到1940年间刊发了陈伯达对墨家、法家、道家、儒家的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中，陈伯达肯定了墨家与法家的劳动人民立场和革命进步性，也肯定了道家的丰富辩证法思想，但却否定和批判了儒家学说，并将其解释为某种维护封建地主意识形态的落后思想。但需要注意的是，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也并不都是全部否定的。如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就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11]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2]1943年更是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部分肯定儒家思想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3]这些论述也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儒家学说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时，采用的是一种既有肯定亦有否定，但否定要大于肯定的客观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社会功能和基本价值的认识，主要还是继承了延安时期的基本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学则被看成是新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上的重要阻力，也是阻碍社会思想进步的不利因素。这一点特别反映在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评价上。毛泽东曾评点孔子说“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14]而“孔学名高实秕糠”[15]的断言，更是彻底否弃了儒学在社会建设中所能发挥的正向功能。但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以及受港台和海外地区新儒家的影响，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开始在大陆思想界逐渐复兴。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对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等思想元素给予肯定。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学说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功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16]这充分表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正向功能，有了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的肯定。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提出和践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同时，对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性因素也有了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更为充分地肯定。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窥见一斑。如当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注意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总书记所列举的优秀传统文化条目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大学》《孟子》《周易》中的格言名句。(1)纵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所提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皆出自《大学》，“和而不同”“君子喻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坦荡荡”“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义以为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皆出自《论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皆出自《孟子》。其中，最为集中的论述可参见《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据此可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应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总书记还从战略高度科学评价儒家思想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7]这一重要论述也就从宏观上揭橥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坚持从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当代治国理政中所具有的积极社会功能。而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考察与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既论述了孔子、朱熹等儒家先贤对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也强调要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18]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1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是进一步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些重要论述也就从更宽广的历史视域中揭示出了传统儒学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纵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近现代的百年相遇史，不难窥见，对儒家在近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历经了对儒学的批评与否定、否定为主与部分肯定和逐步充分肯定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又正好与党史和国史上不同阶段的“救国”“建国”与“治国”的时代宏大主题紧密相关。而隐藏在这一认识发展过程背后的不变，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如一的求真与务实态度。

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务实的态度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使用一套什么方法来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某个外来思想在实现本土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固有文化传统的或明或暗的阻力，因此，能否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评价、解释和吸收本土传统文化就成为其能否立足和实现传承的关键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亦是如此。事实上，“马”“儒”百年相遇史也正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文化或批判或继承的方法论。索隐这套方法论，对于理解和推进“马”“儒”间关系的研究无疑是重要而迫切的。

初入国门的马克思主义在面对本土儒家文化时，在方法论上首先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批判性或否定性。这种批判性方法的形成，是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时，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彻底批判以“孔家店”为代表的腐朽文化，才能在此基础上引进新思想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他们一面是最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另一面则是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最强烈批判者。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剂良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忧心于中国亡国亡种的现实危机，并对救世负有神圣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是优秀的民族主义者；
另一方面则是彻底地试图抛弃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是阻碍了国家进步的罪魁祸首。”[20]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儒家文化时，方法论上占主流的必定是一种最为彻底地批判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待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性方法论就开始转向为批判地继承。这一方法论的实质主要在于一分为二，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方法论大致成熟于延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构建一种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基本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时，认识到不能割裂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联系，从而采取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评判标准，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一分为二，将其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合乎时代要求的界定为合理因素并加以继承，将不符合的界定为落后因素并予以批判和扬弃的方法。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文化尽管依赖于封建社会，但在性质上却并不必然都属于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也包含有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部分，也包含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成分，因此不能贸然加以全面否定和批判，而应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唯物论、辩证法和人民立场等因素。这一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的优缺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毛泽东曾在1940年给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回信中所指出的研究方法，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鉴别传统儒学中的经学思想，就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21]显然，这一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实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加以时代性的升华和扬弃，其要点在于立足时代需求和指导思想，将传统文化视作为一座有待发掘、良莠混杂的思想矿藏，并进行古为今用和一分为二式的解构和评判，以求最终建立一种既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文化形态。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言，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无疑是处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化、当代理论与传统思想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手段。但这一方法论在实际运作上的困难，主要在于如何认定某种文化思想中什么是值得被继承的，什么又是必定要被扬弃的。同时，这种认定的标准会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认识的加深而发生变化，也都是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对作为整体的思想或文化体系而言，能否以及如何被二分地解构为优秀与落后两大部分，或许就是一个理论难题。具体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究竟是要从整体上将儒家看成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落后部分，还是将之视为优秀部分；
儒家与儒学发展史上哪个阶段、何种理念是先进的，而哪个阶段、何种理念又是落后的，就都成了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地继承时所应辨析清楚的问题。

历史地看，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自形成以来就表现出了某种强大的思维惯性。具体说来，在这一方法论形成之初的延安时期，对待儒家与儒学仍未脱离近代以来特别是最早一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以批判为主的思想窠臼。与此同时，此一时期也强调儒家学说中含有部分的真理，儒学等中国传统思想学说中的优秀或有益部分，既需要也能够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得到继承与发展。这也就是一种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与部分自信的态度。迨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迥异于任何旧时代的新文明形态。一方面，新中国既是煌煌数千年的旧中国的历史延续；
另一方面，新中国也是二战以来由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而成的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因此，打造既能融贯中西又能独具特色的创新型文化形态，就必须要以批判地继承的方法处理好“旧儒学”与“新文化”之间的关系。

总之，自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传统儒学被部分理论家看成是建设新思想、新文化的障碍，这就使得“马”在对待“儒”时，主要还是坚持一种批判为主、继承为辅的立场与方法。但当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人民逐步完成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任务之后，普遍存在的对以文化及其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为主的国家软实力层面的自信需求，就敦促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审视传统儒学应有的历史角色和价值定位。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家文化在公民道德价值体系建设、治国理政经验借鉴、国际文化交流工具和国家软实力竞争资源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等的更深入认识和更进一步肯定，孔子也就被界说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而走向全世界(如孔子学院等)，而儒学的时代价值也就越来越可能被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创造性地继承。就此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地继承，就逐步转变为对儒学所内蕴的积极因素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为主。

隐藏在从批判到批判地继承再到创造性继承的方法论之后的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务实与求真精神。在“马”对“儒”从批判走向批判地继承再走向创造性继承的方法论演进历程中，批判与继承的标准一贯是不同时代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需求。因此，若从“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来说，这种标准的一个时代表现就是作为文化最内核组成的价值观念，开始逐步实现“马”“儒”之间的协调、共存与同步发展。

按当代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一种文化所内蕴的价值观念是判断这种文化是否较为合理，及其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核心依据。如此一来，两种文化形态之间能否实现一种和平共存与互促互益的形态关键，就是要判断这二者所内在包含的价值论成分能否实现协调、融贯和整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学之间的百年交流史表明，无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需求所形成的对儒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认识，还是所形成的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都显露了二者在价值论层面上所具有的张力与融通关系。从价值论层面看，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最重要分水岭或许可以表述为：前者是一种追求人伦理性和道德智慧的人本主义文化形态，后者则表现为一种以追求人类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道主义学说。再从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期关系的角度说，“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却表现出惰性，所以一到转型期，传统就会成为‘问题’，被强调更新和改革的人视为包袱”[22]的样态。因此，当传统的人伦关系和道德意识阻碍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时，二者之间便会自然形成某种价值张力。但与此同时，一旦这种将传统视为思想进步之阻碍的认识被放弃或打破，或者说以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社会变革与政治革命得以完成时，二者之间在价值论上的融通便会自然地成为主论调。这种融通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传统儒学所主张的和合、大同、民本、中庸等价值理念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提供思想与价值上的涵养，反之，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价值也可以对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起到较强的思想推动作用。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向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引介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便已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学在价值论层面所具有的可协调性，并积极将儒学中的有益因素融摄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中来。比如，作为一种人生伦理哲学，传统儒学所倡导的道德修养要点可以被总结为“修己安人”和“内圣外王”，其主张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养成，以期实现“修齐治平”的德行、事功和言说方面的不朽功业。由此，传统儒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所提供的一个重要价值涵养，就表现在共产党人的修养理论和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建设等层面上。从构建共产党人的修养理论说，传统儒学所推崇的君子人格及其道德修养论(如工夫论等)等学说，就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继承发展。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就援引儒家先贤孟子的修身、养性说，从而将修养问题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语境中来，并将儒家经典《中庸》所强调的“慎独”品格也作为共产党人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之一。在论及如何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时，刘少奇还借鉴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君子人格的养成之说，指出共产党员要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重任，也需要经过严格的人格锻炼过程。[23]又如，当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的构建，也可以从儒家心学所推崇的知行合一等主张中汲取有益成分。从推进社会道德建设层面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儒家尊崇德性的文化传统的运用。如李大钊就主张，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进行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和精神上的改造，前者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后者则可以儒家仁爱、求善的道德价值主张为指导，并认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在实质上表现为人群之间的协作与友谊的伦理精神。[10]52在构建和倡导中国精神时，传统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爱国保民、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亦可被糅合进“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之中。同时，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理念，也创造性地吸收了儒家的和合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培育，更代表着对传统儒家内蕴的价值理念的高度吸收和整合。总之，从当前的时代语境出发，“马”“儒”在价值论层面的协调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可以从以儒家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元素，二是立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治国理政的实践需求，可以将传统儒学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融摄进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之中，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文化、智力支持和不竭精神动力。

同时，儒学在近现代中国也经历了一个通过对接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来实现自我创新乃至再造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在李大钊、毛泽东等最早一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不乏对儒学典籍极为熟稔、儒家文化修养较为深厚之人，但他们却出于对“旧邦新命”的国运民生之关注，而将儒学视作阻碍民族发展进步的旧文化，并主张对儒学应加以批判。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如梁启超这样的仁人志士也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中将目光转回到传统文化，并重新审视和思考儒学与现代社会间的关系，以及儒学对和平等时代主题所可能产生的文化贡献。就此，作为一种思想与文化思潮的现代新儒家的发生和发展，也就是儒家文化进行内部审视、借鉴吸收异域文明的“灵根再植”。[2]27但需要说明的是，“灵根再植”[2]27不仅是对传统儒学所推许的仁、义、礼、智、信、诚等价值观念的简单重释，还要将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人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人道价值观念一并纳入。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来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构成了研究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范式，并推动了一些传统儒学价值的服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价值论层面的对接与创新。比如，冯友兰就立足于“旧邦新命”的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特点，新编乃至重写了以儒学思想演变史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24]迨至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仍“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5]而这当然也就离不开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但从当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处境和时代条件来看，儒学的现代转型还必须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论上的调和与互促，并创造性地让儒学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转化为做新时代中国人的思想“骨气”与文化“底气”。

纵向考察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相遇与交流，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作出的从否定到肯定、从批判到继承的认识变迁，还是二者在价值论上表现出来的默契与协调，特别是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珠联璧合，都显现出了“马”“儒”关系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继往与开来等不同思想维度上所具有的复杂性。若从“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来看，“马”“儒”关系的当代形态，既应体现为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领域内对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弘扬，也应体现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并能对传统文化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特别是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5]这一当代发展形态除了是对“马”“儒”何以在当代中国能够实现长远发展、互促互益的时代揭橥之外，也是对以否定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招牌”的虚无主义的坚决抵制。同时，审度百余年来的“马”“儒”关系史，既有助于回答传统文化何以能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有助于明确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何以能在推进儒学当代发展中起到价值引领作用。总之，对“马”“儒”关系的思想史探赜，可以也应当融汇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之中，以期共同推进对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之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