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用到审美：茌平黑陶的功能转向

潘 娜

（聊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黑陶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造历史已有4000余年，“黑陶的产生并不是突然之间存在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进步，最终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业产量增长，粮食有了剩余,人们住房建筑有了明显进步，并且在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部门。”①王文文：《黑陶的工艺成就考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0年。可以说，正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居住方式，促使了技术的进步，加速了黑陶的诞生。

黑陶造型多样，种类丰富，制作精美细致，这与当时盛行的巫术活动和祭祀礼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山东半岛先民的观念中，黑色充满神秘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神性。根据大量文献显示和专家学者研究推测，黑陶的黑色应该跟先民们的尚黑风俗有直接的关系。黑即“玄、乌”，自古以来就有“玄色”、“玄道”之说，充满了哲学意味。韩非子的《十过篇》中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②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从这段文字可知，早在远古时代的先民就已经崇尚黑色。到中古时期，黑色仍然以其庄重的色彩视觉感受为世人所推崇，道家与道教都尚黑，他们认为黑色是尊贵之色，具有神秘、深远之意。自古至今都有“乌纱帽”一说，借以代指官员，唐刘禹锡有《乌衣巷》一诗，乌衣巷位于金陵的秦淮河边，东晋时王导、谢安就曾居住于此，而“乌衣巷”中的“乌衣”两字，则是指金陵城外身着黑色军服的禁军，由此可见乌有高贵之说。

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新时代茌平黑陶的发展和审美转变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冶铜技术及瓷器烧制技术的进步，黑陶命运发生转变，由权贵阶层礼器渐渐下渗为平民百姓的所用器物，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用品。

本文研究所指的茌平黑陶，主要是现聊城市茌平区范围出产的黑陶器皿。茌平黑陶是本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实用陶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受文明叠加和移民输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发生着嬗变，从上古时期的权贵专属使用器具逐渐下渗成为百姓以此为生计的民间实用器具，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语境下成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考古工作人员在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的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城子崖遗址。考古人员基于城子崖遗址发现的大量制作精美黑陶器，断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山东半岛存在一个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群体。根据发掘地点，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①龙山文化：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的龙山镇的城子崖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黑陶器，因此称作龙山文化，此后又在山东半岛、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发掘大量文化遗存，因其面貌各具特色，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通称为龙山时代文化。本文所研究的茌平黑陶隶属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较广，山东省内的德州、茌平、日照等地均属于龙山文化，因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器物以精美黑陶器居多，又被称为“黑陶文化”。

茌平黑陶文化历史悠久，根植于古代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龙山文化遗产。茌平所属的聊城市南接济宁、枣庄，北临临清、德州，地处京杭大运河流域山东段的中心位置，黄河农业文明与运河商业文明的叠加和外来文化的持续性输入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地域性文明，也催生了一大批手工业工作者，如从事刻书版、画版的雕刻艺人，制作砚台、陶器的弄泥人等。仅就陶器制作而言，山东运河南段的枣庄弄泥人多生产小型神像类红陶，泗水的弄泥人擅长生产生活器具类红陶如水缸、酒缸等，北段的临清弄泥人生产建筑砖瓦类青陶，而茌平的弄泥人却生产装饰类的黑陶。由此可见，运河山东的各区域都有其代表性的以胶泥为生产原料的手工业。

制陶是手工技艺的一种，在农耕社会被广泛应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密切，伴随整个农耕文明。就陶器的考古发现而言，土陶所盛放的物品大多为农产品，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以至于民众将其作为陪葬品备以在另一个世界中使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陶器具有生产便宜、售价低廉、使用日常等特点，它的受用群体也是以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主，这或许是其在文献中鲜有记载的原因之一。正是基于此，我们对茌平黑陶的发展轨迹尚未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脉络，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龙山文化的另一个代表——日照黑陶，来从侧面了解茌平黑陶的历史发展脉络。日照黑陶的历史发展脉络相较其他地区的陶业发展脉络要清晰很多，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明时的陶器主要产地为太平府，即今天山东的潍坊、日照一带。据《莒县县志》载，日照地区在明清时期一共有二十多个用窑来命名的村落，而依靠制作陶器为生的村庄则更是多达一千多个，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制陶业一直是日照地区手工业的支柱产业。②日照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日照市志》，济南：齐鲁书社，1994。上个世纪初期，“1920年日照县设劝业所，管理全县的手工业。1955年，县人民政府设手工业管理科，1959年设县陶瓷厂，1973年设龙山文化研究所，1990年设市黑陶厂”③苏兆起：《日照传统黑陶技法及行业发展》,《瓷科学与艺术》2014年第10期。。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薛家窑村是山东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制陶中心，据文献记载，从南宋开始，薛家窑的制陶业逐步形成了产业规模。到明代由于政府实行匠户制度，薛家窑的制陶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村子内部形成了几大家族共同生产陶器的局面。④姜丽莎：《山东薛家窑泥陶的当代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20年。由此观之，山东地区的黑陶制作从上古时期的龙山文化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中断，日照黑陶与薛家窑黑陶的生产可以视为茌平黑陶发展的生动侧写。

关于烧制茌平黑陶的原料具体取自何处，史料和文献没有详实可据的证据对其佐证，兼之历史变迁与河流改道等因素，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先民们究竟是在何处取土制陶了。茌平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境内河流资源丰富，经年累月冲刷、淘炼、沉淀之后纯净而细腻的红胶土并不少见。只有这样的细泥沙经过手工淘洗、拉坯才能达到稳定可用的状态，而后用轧光、湿刻、模印、雕刻等工艺，再用传统轮制手工成型技术与“封窑熏烟渗碳”方法才可烧制出驰名中外的茌平黑陶。

据《茌平县志》记载①茌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茌平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茌平历史上频繁遭遇战争、蝗灾、水灾和地震。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部分地区百姓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物质条件普遍匮乏，长期过着饥饱不定的生活。元末明初，战争四起，红巾军主要的活动范围就在今天的淮河流域一带，连年的战争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给百姓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使民众原本苦难的生活雪上加霜。虽然茌平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域内水资源丰富，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灌溉，但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和被战乱所扰，因此使得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为了获取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当地民众不得不从事一些适合的手工业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来帮衬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②张兆林：《从碎片到完整：聊城木版年画研究的转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因此，作为手工制造业的茌平黑陶得到发展。

明统一天下后，推行“移民垦荒”政策，将山西洪洞县和山东胶东地区的大量民众迁入聊城地区以填补诸种因素造成的人口亏空，使得该地区人口数量大幅提升。移民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推进了区域内民众间思想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大融合，也间接促进了茌平黑陶制作技艺的进步。

从陶器的本质属性上来看，所有的陶器都是用泥土制作而成，历史上不同阶段的陶器除了在技艺上有所发展以外，制作陶器的泥土也根据工艺要求不断被筛选应用。我国早期的陶器是红陶、彩陶，黑陶则是相对较晚一个阶段的产物。考古工作者对出土的红陶、灰陶和黑陶进行化学分析，发现它们所用的基本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实践和数据表明，制作黑陶的泥土不含杂质，故龙山文化时期的匠人们才能借用先进的制陶技术烧制出薄如蛋壳的蛋壳陶。“原料的来源地属于花岗岩沉积地区，因而陶土中的主要包含物为石英、长石和云母。遗址的东部和东南部为近海区域，推测曾经是洼地或沼泽地，由于水的作用，使得包含有大量混合物的黏土得以自然形成，并以其可塑性和其他特殊性能而被人们开发，用来制作陶器，同时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颗粒状泥土。”③范黛华、栾丰实、方辉、于海广、蔡凤书、文德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8期。由此可知，制作陶器的泥土多处于河流湖泊或者沼泽地附近。

茌平濒临黄河，常受黄河决口带来的水患所害，但也使得制作黑陶的原材料触手可得。当地部分民众在黄河滩或其他河流故道挖出红胶泥，通过双手的拍制、窑炉烧制便可生产出简单实用且廉价的百姓日常生活用品。黑陶制作手艺人拥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黑陶制作艺人，又是农业生产劳动者。黑陶制作技艺作为农业生产的补充方式既帮衬了家庭的经济收入，又能让劳动力兼顾农业生产劳作。起初，制作黑陶只是作为农业补充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消费需求的增加，黑陶制作逐渐从民众日常生产的副业摇身一变而成为部分民众的主业，并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群体生计。此外，因为从事黑陶制作既无需外出离家，又不用抛头露面，所以当地乡村女性也积极参与其中，因为这种辅助性劳作“对其农业生产而言有一种现实性的帮衬意义，也是对空余时间的调剂与利用。”④张兆林：《聊城木版年画生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研究》，《民俗研究》2020年第4期。

通过梳理日照地区明清时的黑陶生产情况，我们可以得知当地黑陶制作群体是以村落为单位，村落中的多数人都在从事黑陶制作。以村落为手工制造业单位的现象在今天也常见，比如青海省湟中区的加牙村民众大多从事加牙藏毯的生产工作。⑤马志华、靳波：《民间手工技艺的存境与困境——以青海省加牙藏毯为个案》，《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这种以村落为单位的生产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把全部工艺流程分段，每个流程交由特定的人进行处理，这样可以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黑陶的产量。

由于黑陶粗犷的生产模式，近代以前生产的黑陶制品多以朴实、廉价、实用等为主要特征和卖点在农村地区广为流传，在村头巷口随处可见，诸如山东平阴、东阿、阳谷、茌平等地现存有大量家用的缸瓮等黑陶盛器用以储存粮食、米面、酒水等。新中国成立后，为挽救濒临失传的黑陶制作技艺，多地都成立了黑陶研究中心，山东省政府也在80年代末开创第一个现代黑陶艺术培训班，促进了黑陶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部分民众以此为副业的群体性生计。

据考古学家考证，自人类学会使用火种之时便出现了粗制陶器，这些粗制的陶器主要用作提水、盛物等。后来随着制作水平的提高，黑陶的使用和随葬情况也出现了分流，一部分成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粗制黑陶，另一部分流向贵族首领，为上流社会所占有。龙山文化时期，氏族文化已经进入父权制时期，人们崇拜神灵，每逢遇到重大事情或节庆时就会向神灵献祭，代表着龙山文化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蛋壳陶在献祭的时候被作为礼器使用。为了达到庄重的祭拜效果和试图得到神灵的佑赐，当时的民众使用大量具有神秘意义和代表符号的黑陶进行祭祀。从考古出土来看，大部分制作精美、质地均匀的黑陶器均出土于当时的首领葬墓，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黑陶是作为礼器、冥器或神器，也就可以理解先民为何要如此劳心费神来雕刻烧制了。

在龙山文化后期，蛋壳陶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从出土的陶器来看蛋壳陶的陶壁逐渐变厚，器型也逐渐变得单一，在陪葬中的数量也不断下降，最终逐渐淡出陪葬品之列。蛋壳陶是用作祭祀的礼器，故实用性并不理想，这种蛋壳陶杯口呈阔口，是一个向外延伸的圆圈，在使用上非常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其不便可想而知。从器型上来看，在生产力低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样精美的杯子不可能提供给掌握部落世俗权力的首领使用，因此这个代表着黑陶技艺巅峰水平的物件从一开始就掌管在少数部落上层的神职人员手中。①肖卫基：《中华龙山文化黑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随着历史的发展，冶铜技术出现并逐步成熟，铜器逐渐在祭祀活动中凭着它庄重敦实的外观以及相对容易掌握的制作工艺占据了主流，蛋壳陶作为祭祀神器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频次不断下降。纯神学的功能消失之后，蛋壳陶慢慢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陶壁逐渐变厚，式样也开始为实用而服务，最终下渗到了民间，成为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具，它头上的神光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点点变得暗淡。

随着铜器的大量使用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黑陶制品也由精美、不计成本的礼器转向实用、廉价、朴素的生活用具。人口膨胀、经济发展等是促进黑陶发生骤变的直接动因。作为龙山文化代表的茌平黑陶，在其下渗的整个时期，其价值是以实用为主，属于民俗消费品，其价值约束在“泥巴、木柴”的原始材料成本计算中，民众制作黑陶用来补贴家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计。

黑陶在作为日用民俗消费品的下渗时期，器型和纹案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同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时期青铜器的纹饰、瓷器的纹饰和器型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民间的手工艺人。不同区域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区域特征，它们在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也必将携带上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必然体现在各自的文化面貌上，也体现在最为重要的物证实体上。在茌平地区，这个物证实体就是黑陶。民间的手工艺人们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审美追求也赋予到自己亲手制作的黑陶上，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流传下来。

从近代开始，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黑陶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新材料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普及，传统材料的生产也加入了工业化的浪潮，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冲击着传统的民间黑陶产业，使民间的手工从业者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方向。而上个世纪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揭开了龙山文化的神秘面纱，使世人得以一窥千年前古人古朴而精湛的造型艺术，也为茌平黑陶的后续发展打开了突破口。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到来和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民众的审美取向发生了改变，黑陶制作艺人为了迎合民众的需求越来越注重黑陶产品的造型、质量和所赋予的美好涵义，茌平黑陶的功能也开始由实用逐渐向审美转变。

民众“在自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想象力和智慧，以自己喜好为导向就地取材地创造了多种艺术形式从而满足自我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①张兆林：《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产标准探微》，《文化遗产》2020年第6期。这种想象力和智慧深深植根于积淀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中，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的提高，也催生着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黑陶器型出现用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在纯化的色泽和丰富的形意统一中，赋予黑陶制品以新的生命内涵，使现代的黑陶制品，超脱了远古的束缚，升华为有生命语言的，精巧细致、庄重、典雅、清秀的并以黑色独特的魅力呈现在世人的面前。”②李文:《黑古陶：土与火的淬炼》,《影响力》2016年第10期。茌平黑陶敲如鸣钟，色如墨玉，在制作和工艺上脱离了远古的束缚，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生命力。

黑陶制作工艺在我国从古至今从未间断。从日常的生活用品到具有审美意识的装饰工艺品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黑陶技艺渐臻完善。在鲁西平原古运河畔的茌平地区，黑陶文化跨越时空界限实现了古今对接，展现了龙山文化遗产风采，自此茌平黑陶由民间朴素实用走向了高端审美。茌平黑陶由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新技术对黑陶制造业形成冲击。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量新材料制品的使用寿命长、韧性高且相对廉价，对黑陶的市场造成致命冲击，逐渐代替了原来量产小、生产速度慢且不耐用的黑陶产品。千百年来茌平地区的黑陶手工艺人只将黑陶定位成民间用品，黑陶制作的首要目的是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其主要作用是实用功能。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黑陶也只是作为日用品而存在的，在城镇的集市上，在乡村的作坊里可轻易购买获得。当下民众对黑陶的使用频次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现代黑陶在烧制过程中烧制温度低、烧不透，导致成品的硬度小、实用性差，很容易损坏。上古时期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所经历的命运又一次降临在了新时期的民间黑陶身上，两个时期的黑陶制品都面临着新材料所带来的冲击。不过这次黑陶的发展并不是下渗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是逐渐淡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生活实用品逐渐成为满足当下民众审美的观赏品。

其次，审美意识出现转变。随着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中国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影响较大，人们的观念趋向开放，现代审美意识占据上风，人民需要多种文化形式来满足自己的审美心理需求。在古代，黑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备受推崇，甚至会成为代表着一个氏族、部落乃至国家的颜色。当下，民众有了更多的颜色选择，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崇尚的颜色。在茌平当地百姓生活中，黑色早已不再是吉祥或者崇尚的颜色，黑陶的日用品在如今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映衬下，甚至显得呆板、陈气。这直接促使黑陶制作艺人被迫在器型、雕刻、销售等方面另辟蹊径，将茌平黑陶从大众的日常生活剥离出来，定位为当下具有相当审美价值和古朴风格的艺术品。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推动，传统艺术形式逐渐找寻在当下的社会角色。近年来，随着全国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当地文化管理部门也在积极找寻和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黑陶制作艺人也面临行业抉择，于是双方在黑陶制作技艺保护方面形成了某种默契，一方致力于黑陶制作技艺的保护，一方通过黑陶制作技艺保护来谋取一定的市场空间。部分黑陶艺人在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后，更为注重黑陶制品的文化价值提升，通过挖掘龙山文化时期黑陶制品的器型，并积极借鉴陶瓷等其他手工业产品中的器型等，不断丰富黑陶产品的种类，实现了黑陶制品在当下的华丽转身。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茌平黑陶的功能出现转变，由实用逐步转向审美，由粗制黑陶转向高端产品。黑陶的发展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印记和见证，也是将人的情感思维和社会文化需求契合在一起的艺术产品，赋予黑陶以生命和精神诉求后，茌平黑陶也由此拥有了诸如“聊城特色民间工艺”“活的地方传统文化标志”“特色民间工艺美术品”等身份标签，使其成为茌平乃至聊城地区重要的地域文化代表。

茌平黑陶是聊城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代表性手工艺产品，它的发展历程可以视为同类民间艺术形式的一个样板，无论是作为祭祀的神器，作为氏族或部落上层社会的专用器，还是作为贫民百姓的实用器，以及当下备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密切相关。对茌平黑陶的研究不单是对艺术形式的探讨，而是借由生活的艺术形式窥探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民众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调适，从而实现艺术研究的“见人，见物，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