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零工群体研究：“再认识”与“再出发”——基于对H市零工市场农民工的调查

耿言虎，王少康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涌入到城市务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 560万[1]。马路零工是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路零工是指以“站马路”的方式获取就业机会的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方式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大小城市之中。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和体力寻找就业机会，获取收入，其存在能够较好地满足城市中的部分临时用工需求。马路零工虽然工作在城市之中，但来源分散，游离于正式组织体系之外，缺少有效的管理，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交通堵塞现象、社会治安问题、市场管理问题等[2]。对马路零工群体的性质特征、就业方式、就业选择以及市场运作的背后机制进行深层次认知，对解决当下马路零工群体自身面临的困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推进非正规劳务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马路零工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农民工群体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他们既具有农民工群体的一般特征，也有其自身特性。学界对马路零工群体的研究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马路零工产生的多维因素研究。既有研究多按照“推—拉”理论研究马路零工的产生原因，即农村的推力与城市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甘满堂将马路零工看作是“街头非正规就业”，认为该群体在街头揽活的原因是市场需求与散工求“安”心理的共同作用[3]。陈宇海提出街头务工的进城农民是社会二元结构、市场需求导向和个人素质局限3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4]。周建新认为城市散工的出现是由于许多外来工自身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且自身经济贫困，被迫从事零工行业[5]。其二，马路零工的生存状态与组织形态研究。有关马路零工的生存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该群体工资收入低，工作辛苦且不稳定，生活条件艰苦，生活方式简单和节约，娱乐方式单调，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珠三角经济发达，马路零工现象出现也较早。周大鸣分析了广州外来散工的特征、工作种类、来源、非正式组织结构等状况[6]。随后，周大鸣、刘志军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长三角区域的杭州外来散工的基本特征、工作状况、生活状态、关系网络、劳动保障等状况[7]。牟翔从生活状况、工作状态、社会关系等多个角度描述了马路零工的基本状况[8]。在组织形态上，多数学者发现马路零工形成了以乡缘、血缘等纽带结合的“小共同体”。李培林从社会网络与交往方式入手探析流动农民群体状况，指出流动农民在城市生活与就业中对地缘和血缘关系的高度依赖[9]。其三，马路零工市场特点及其治理研究。马路零工市场与正规就业市场有明显的差异。王立波通过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突出零工市场作为一种次级劳动力市场，与其他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强调该市场的边界性，以及劳动中介的缺场[10]。田毅鹏等人以空间为视角分析了权力强制介入过程中马路零工与管理者的博弈，强调外力以粗暴方式管理劳务市场只能形成临时效应，提出短期治理与长期关注相结合的应对策略[11]。马子琪等人基于对马路零工市场的田野调查提出，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是散工群体在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深嵌于当地社会和市场结构中[12]。

纵观学界对马路零工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数不少，对该群体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但是很多研究年代较为久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亟需对该群体形成新认识。2020年12月，笔者与所指导的研究生组成调查小组，在H市主要零工市场对马路零工群体进行了为期1周的调查，深度访谈了71位马路零工。这些马路零工市场一般分布在马路宽阔，交通便捷的城市区域，且周边有大量高性价比的房屋供出租。通过调查，我们认识到当下马路零工群体及其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国家的相关政策和马路零工群体所处的政策环境变动较大。比如，以往研究中比较关注的工资拖欠、讨薪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在当前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2)马路零工群体自身特征的变化。早期马路零工基本上都是“半工半耕”，如 “钟摆”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13]。当前马路零工年龄、构成以及自身的特征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3)马路零工群体的需求发生变化。随着一些马路零工群体的老年化、市民化，其养老、城市融入等问题需要引起关注。限于篇幅，研究集中围绕马路零工群体的构成、马路零工群体的就业选择、马路零工群体就业运作方式、马路零工市场治理4个方面展开，以期增进学界对马路零工群体的认识。

马路零工群体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既有的研究中，马路零工被刻画为高度同质的群体。他们具有“脸谱化”的群像：(1)在年龄上，马路零工以青壮年为主，约占四分之三；
(2)在务工原因上，由于农业收入低，出于维持生计的需求，不得不进城务工[14]；
(3)在务工方式上，由于用工信息的不对称，自身难以找到稳定工作[15]，不得不通过站马路的方式寻找工作；
(4)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上，维持一种半耕半工[16]的状态，即以“农业+务工”作为主要生计方式，表现为以家庭代际分工、夫妻性别分工或两者结合为基础的双向流动农民工。

以上特征的归纳较为符合在我国改革开放后进入“民工潮时代”的农民工的一般特征。笔者在H市的调查发现，马路零工群体与既有文献中的群体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且内部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1)马路零工群体呈现“老龄化”趋势。本次调查的零工市场中马路零工年龄以50～60岁为主，且有多年的从事零工工作经历。这些马路零工多是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后代多没有从事此行业，很多零工表示“后继无人”。(2)马路零工内部工种差异和收入差异都比较大。周大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珠三角外来劳动人口研究指出了“散工”群体包括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和手工业劳动者[17]。研究发现，按照掌握技术高低区分，马路零工可以分为高技术型工种(如木工、漆工、贴砖工等)和低技术型工种(如搬运、保洁等)。不同工种之间的工作模式和收入差异都比较大。(3)马路零工群体呈现出异质性和多元化趋势。当下马路零工人员组成结构多元化，不仅有外来务工农民，还包括随迁老人、城郊拆迁安置农民以及来自城市其它行业的兼职人员。(4)马路零工的从业原因多元化。“农业+务工”的生计模式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还可以分化出多种其他类型。文中笔者根据零工在马路零工生计中的作用大小，将马路零工大致分为以下4种类型。

(一)候鸟型马路零工

候鸟型马路零工以“半耕半工”为主要生计方式，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这类马路零工还是以乡村作为生活重心。他们在农村依旧务农，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外出打工，他们往返于打工城市和乡村之间，过着“候鸟般”的生活。与以往的研究相比，“候鸟型”马路零工的比例有所减少。

(二)主业型马路零工

马路零工从事农业的数量逐渐减少，很多零工表示“农忙的时候不回家了”，主要原因是农业收益比务工收益低，耕地“不划算”。技术型马路零工每天收入大约在300～400元，体力型零工每天收入也在100～200元。农业收入相比则显得非常廉价。调查的一位零工表示“麦后豆，豆后麦，一年也就八九百”。在收入对比的巨大差距下，很多马路零工“战略性”地放弃了农业，他们把土地流转给周边的村民和大农户。“农业+务工”的生计组合中逐渐演变为只以“务工”收入为唯一来源的生计类型。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农民经过理性选择的结果。

(三)兼业型马路零工

在此类人群中，他们从事行业复杂多样，从调查情况看，有城市地铁建设的施工人员、物业公司的水电工、卡车司机等等。已经不同于农村务农，他们行业类型多样，生活重心也不在乡村。在完成主业后，空闲时才来到零工市场找活补贴家用。马路零工是他们空闲时间的一种兼职，他们有自己的主业，马路零工也只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与候鸟型马路零工的不同之处在于，兼业型马路零工多是以“务工+务工”的生计模式，生活工作集中于城市，马路零工只是他们的兼职或者兼职之一。

(四)休闲型马路零工

做零工和休闲似乎无法发生联系。此类马路零工一般年龄较大，子女已经在城市购房，与子女住在一起。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倾向于做一些轻巧的零活“打发时间”，他们主要选择一些打扫卫生、擦洗的活。调查中，一位60多岁的马路零工与儿子生活在一起，据说他的儿子是个小老板，年收入百万以上，同行工友都很羡慕。按理说，他没有必要来做零工。但据他所述来做零工是因为“在家呆着急”“想见熟人”。对该类零工而言，收入多少不重要，找老乡和曾经的工友聊天是主要目的。休闲型马路零工占比不多，但是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表明在城市生活的老年农民工存在明显的精神需求。

马路零工为何选择零工的工作方式？既有研究通常认为马路零工是遭受隐形就业排斥的群体，文化素质低，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18]，他们从业选择是被动的[19]。做零工是“无奈之举”，是市场规则排斥所致[20]。这些研究过多关注外在“推力”对马路零工工作选择的影响。经调查发现，零工工作自身优势形成的“拉力”作用也是他们选择零工的重要原因。马路零工在就业选择中，并不完全是因为找不到固定工作的“被迫的无奈”，而是有自身的选择理性。一般认为零工经济是一种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相比，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但与固定工作相比，零工经济具有灵活和自由的优势，对于身处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而言，具有明显吸引力。马路零工的从业选择主动性与零工经济的优势有着密切关联。需要对零工经济的优势有进一步的认识，具体体现在以下2点。

(一)零工经济的“灵活”优势

如果以制度规范的正规经济做参考系，零工经济多少显得“不正规”。但作为非正规经济，灵活性对于农民工群体反而具有优势。某种程度上，零工经济也是“灵工经济”。零工经济的灵活性体现在4方面：

1.用工制度的灵活性。与固定工作对年龄、健康状况、身份信息、资格证书等多种限制性条件不同，马路零工用工方式灵活，几乎不会遭受制度的排斥，就业门槛低。

2.工资收入与结算方式的灵活性。与固定工作相比，马路零工的日平均工资要高于固定工作。他们的工资基本采取“当日结算”的方式，多是发现金，不用扣除其他费用，基本不用担心欠薪风险。

3.对工作内容和价格的选择性。马路零工对高安全风险工作有拒绝的权利，每天工作时长不超过9小时。零工市场内形成了各方认可的日工资价格。零工对低于市场价格的雇主，具有拒绝的权力。

4.工作规章制度要求低，人际关系简单。很多零工表示，“把活干好就行，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人际关系也简单”。零工经济的灵活性形成了农民工就业的“低门槛”，同时也让马路零工有了更多自主性和控制权，满足了马路零工多方面的需求，这是能够吸引农民工的重要原因。

(二)零工经济的“自由”优势

零工经济可以分为传统零工经济和新零工经济。基于网络平台的新零工经济表现出“自我雇佣”和弱控制的特征[21]。固定工作中，雇主对雇员工作过程的“控制”较为严重，雇员需要按照雇主的要求，在规定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中劳动[22]。调查发现，传统零工经济中马路零工的从业者们普遍感觉到工作很“自由”，特别是从事零工工作可以保持他们与乡土社会较为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1)从农业生产角度，马路零工对休息时间有着较大的支配权，不同于固定工作的“请假难，难请假”。马路零工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特别是遇到农忙时间，他们可以专心回家务农，“不需要请假”。(2)从家庭照料看，很多马路零工老家有老人需要照料，一旦老人不舒服，他们可以随时回家照顾。家里有其他需要办理的事情，也可以随时回家。(3)从社会交往看，虽然马路零工外出务工，但他们并没有切断与乡土社会的联系。他们都比较重视维持与乡土关系圈的社会交往，特别是出席乡村社会的婚丧嫁娶等重要仪式场合。零工经济的“自由”特征满足了马路零工兼顾务工与农业生产、家庭照料、社会交往的多方面需求。

马路零工如何获得就业机会？王海侠等人认为，零工一般在晨起时蹲在桥头和马路边等待工作[23]。杨春华指出马路零工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等待雇主招工，如路边[24]。无论在文献中，还是在公众的印象中，“守株待兔”式的“站街揽活”都是马路零工的主要就业途径，“站马路”等同于“等活”。对马路零工就业机会获取方式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

(一)马路零工“站马路”的3种功能

笔者在H市L零工市场调查发现，“站马路”的意涵比固有印象要丰富得多，从功能意义上主要有3种情况：

1.作为等待就业机会的“站马路”。此种类型多发生于低技术性工种上，低技术工种占马路零工群体的大多数。低技术工种由于对技术要求不高且工人数量多，很多用工企业就采取“临时找人”的策略。马路零工“站马路”找工的一般流程如下：用工企业开车进入零工市场，零工们快速向前，挤到车前，往往身体健壮、动作迅速的零工挤到最前面。用工企业告知需要的人数、工种、性别、价格等，如果较为合适，前面的零工们就挤上车，未上车的零工则继续等待后面的机会。以上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马路零工的就业方式。实际上，“站马路”的就业方式更多是刚刚进入零工市场的马路零工采取的措施，“站马路”还有另外2种情况。

2.作为集合等车的“站马路”。用工企业除了“临时找人”外，也会采取“提前预定”的方式。调查得知，在零工市场“站马路”的人群中，很多人已经提前被用工单位预定好。一般的零工市场都位于区位好、交通比较便利、马路宽阔的地方，且附近有较多廉价房出租。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中零工市场的形成是区位、交通、住房、物价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数零工就租住在零工市场附近的廉价住房中(如城中村)，步行距离在20分钟之内。零工市场是最为方便的集合地点。接人的车一般每天凌晨4—5点钟就出发。此种情况下，“站马路”并非是在等待就业机会，而是等候用工单位派车来接。

3.作为混合目的的“站马路”。此种类型主要发生在高技术性工种零工身上。与低技术工种相比，高技术工种每次工作时间一般较长(少则1周，多则上月)。很多高技术工种零工在经过长时段的工作后，有一些短暂的“无活”时间段。这种类型的“站马路”的目的主要包括：(1)放松和娱乐。他们往往会出现在零工市场，或是几个人在一起悠闲地聊天，或是围坐在地上与熟人打牌。(2)维系和拓展关系网络。他们通过“站马路”，与他人建立或强化联络。(3)接活。由于技术门槛制约，低技术工种零工无法做高技术工种零工的工作，但高技术工种零工可以做低技术工种工作。在间歇期，高技术工种零工为了增加收入，也会做一些低技术工种的活。混合目的“站马路”零工的心态很好，“有活就干，没活就歇”，这也是我们为何经常看到一些马路零工并不是“焦急等待”的原因。总的来说，“站马路”不仅是马路零工等活、等车的等待活动，也是放松与娱乐、维系与拓展关系的重要活动。

(二)马路零工“圈子建构”的路径

零工市场中，每天通过“站马路”等工作的零工只是市场零工总数的小部分，大部分零工不需要在就业市场随机等待。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提前选择好自己信任的零工。很多访谈对象告诉我们，作为“老马路零工”，更多要依靠地缘、乡缘以及次级关系所形成的“圈子”接活。林南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主要有2个关系网络——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25]。初级关系主要是包括血缘、地缘等。当初级关系无法满足农民工的生存需要时，就会产生驱动力，促使其建立次级关系。马路零工的“圈子”便是以初级关系为基础，所衍生出的次级关系，是传统关系、经济互动与理性选择的共建[26]。建立“圈子”的行动往往具有情感性、利益性和目的性。“圈子”有2个主要特征：其一，“圈子”内部的主要人群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
其二，“圈子”交往频率与维系原则依赖互惠程度与信任度。无论是互惠规范，还是信任度都是以熟识关系的情感互动为基础形成，通过情感互动、辅以经济互助，让圈子不断维系。对于“圈子”资源足够充分的马路零工，站街揽活只是偶尔的活动，是对关系型就业的一种补充。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多资源和就业机会。为建立并维持圈子，马路零工常常采取“站街”、人情债、互相介绍工作、娱乐沟通等策略。马路零工“圈子建构”的路径包括：

1.稳固乡缘和亲缘为主的强关系纽带。边燕杰提出强关系假设，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大体上有3种：(1)情义相融的亲友网；
(2)以信用和互惠为核心含义的实用关系网；
(3)以“非对称性交换”为特色的人情交换网[27]。马路零工群体以人情为纽带，互利互惠为原则，借助地缘和血缘形成多重关系网。在信息渠道有限的马路零工群体中，朋友、老乡、熟人等以血缘、地缘为特征的强关系网络提供的帮助是他们最为依赖的。马路零工普遍地表现出地缘性和血缘性的特征[28]，形成了很多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群体。在就业过程中呈现出“老乡帮老乡”、“亲戚带亲戚”、“朋友助朋友”的特征。

2.扩展利益共同体取向的“朋友圈”。除了稳固强关系纽带外，许多马路零工也会扩展自己利益共同体取向的“朋友圈”。“朋友圈”包括包工头、工友等，能够分享和介绍就业机会。每位零工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建立维持圈子的主要途径，是和“志同道合”的工友们相互认识，逐步加深情谊。零工们通过“站马路”，在一起聊天、打牌加深感情。一位主要从事装修工作的零工表示，因为常来“站马路”，这里很多装修工人都认识，他有自己的“圈子”。除此之外，空闲时间和朋友聚餐，“喝几杯”也是维持关系的重要策略。

3.建立并强化与用工单位的信任关系。马路零工也被称为“马路游击队”，一般认为他们流动性大，做的多是“一锤子买卖”。但实际上，马路零工都非常注重信用和口碑，干活要保质保量。用工方如果觉得满意，会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后面再有活就可能直接来找，或者把这些零工介绍给其他客户。一位零工表示，“我们经常干这几家活，要是有新客户，也都是由熟悉的老板中间介绍过来的新活”。与用工单位维持关系是零工持续获取工作机会的重要途径。技术好、有责任心、价格公道是马路零工获得客户信任的重要前提。

马路零工“站马路”造成的问题如何治理？众所周知，马路零工“站马路”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加剧交通拥堵，易造成交通事故等。很多城市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零工“站马路”的治理措施。其中，“退路进室”是主要治理手段。在H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周边建了有固定场地、有专人管理的“零工集散中心”。“零工集散中心”的目标是建立用工企业和马路零工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他们登记用工企业信息，建立农民工档案，通过对双方的信息供给，达到马路零工“退路进室”的目的。然而，这种“退路进室”治理手段并没有解决零工“站马路”的问题，马路零工还是采取“站马路”的方式寻找就业机会。

以H市L零工市场为例，政府在L零工市场附近搭建彩钢棚，引导零工、包工方“退路进室”，建立“零工集散中心”。该中心占地面积约2 000平方米，分设双选交流服务区、泊车区和培训区等。政府建了大棚，在大棚里设置了展板，定期发布就业信息。“零工集散中心”主要工作包括以下方面：(1)信息登记，收集登记招工企业和零工个人信息；
(2)为零工提供服务，法律咨询、公益活动、公共厕所、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一系列服务；
(3)为企业和零工“牵线搭桥”。但是，从调查情况来看，“零工集散中心”除了提供一些服务外，作为用工企业和零工之间的中介角色没有发挥，很多工人还是选择“站马路”。实际上，“有场无市”现象并不偶然，在很多城市的马路零工市场治理中，“退路进室”的治理手段都没有起到应有效果，“站马路”现象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退路进室”为何难以成功？代春海基于供需视角提出新建散集中心趋向正规化，提高用工与就业门槛，不符合市场中用工方和马路零工的需求，造成政府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不匹配[29]。刘敏等人基于劳动力分割理论，认为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的马路零工市场是低门槛、工作自由灵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作为治理措施新建的马路零工市场是忽视了零工自身需求的正规劳动力市场，从而引发了“有场无市”的运营困境[30]。程瑜等人基于风险视角提出信息不对称、不完善等不确定风险，一方面让企业和马路零工需求难以得到稳定满足，另一方面造成了市场失信，使企业与零工产生逆向选择，形成市场无人的景观[13]。

以上研究部分概括了原因。调查发现，新建的零工集散中心与传统的零工市场可以看作为2种完全不同的就业运作模式，可以从类型化的角度思考。马路零工市场作为一种非正规就业，尽管缺乏正式的、合法的书面契约关系，但实际上是一种以熟人、中间人、地缘、乡缘、血缘等多重关系网络为基础形成的就业市场。换言之，马路零工市场是关系网络和市场结构的深度结合，市场的信息交流依赖关系网络作为信息传递链条。表1是对两种就业运作模式的对比，在信任机制、信息透明、交易成本、交易程序、市场门槛、纠纷调解等方面，2种模式都有很大差别。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零工集散中心模式在实践层面有诸多的难点，特别是“正规化”转型所需要的内外部条件并不具备，从而导致新零工集散中心难以有效运转。建筑等行业用工与标准化的流水线工厂相比，具有不规律性。企业的“不规律用工”与马路零工的“不规律就业”恰好完美结合。“不规律”用工方式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灵活就业方式。马路零工市场就是这种灵活用工方式的体现。除此之外，马路零工依靠自身关系所形成的“圈子”可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以马路零工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推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承担了工具性角色和社会保护职能[31]，为马路零工提供信任机制与就业机遇。大多数马路零工在城市中，都处于一个“生存受限”的陌生环境中，这样由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所形成的互惠、互利、互信的“圈子”所提供的资源信息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

表1 零工市场(旧)与“零工集散中心”(新)的对比

劳务市场正规化、制度化是推进马路零工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真正实现“有场有市”的马路零工市场构建，避免“有场无市”的困境，至少做到“三要”：(1)要搭建以马路零工就业需求为导向、以制度政策要求为目标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相适配的治理模式，零工市场的存在离不开马路零工，若忽视马路零工就业需求治理市场，易出现“有场无市”现象；
(2)要认知到零工市场内企业和马路零工的共同特点是低门槛、灵活、自由，无论是企业用工，还是零工就业都处于低门槛状态，因此治理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为保障规范性而提高用工就业门槛，应与现实情况相结合；
(3)要重视马路零工市场中零工就业对社会关系的运用，既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等“熟人”关系网络对马路零工职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32]，市场治理需要发挥零工群体内部精英分子、中间人、包工头等个体关系网络的作用。

通过对H市马路零工的实地调查，在与已有研究对话的基础上，对马路零工议题形成了再认识。研究发现，在新阶段，无论是马路零工群体自身，还是外部环境以及相关的政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展相关研究，不能固守已有认知。首先，马路零工群体内部可以分化为候鸟型、主业型、兼业型、休闲型4种类型。其次，农民工选择马路零工工作，除了就业排斥的“推力”之外，马路零工工作自身优势形成的“拉力”作用不可忽视。第三，马路零工“站马路”不是简单的“等活”，而具有多种功能，如建立关系、维持情感、信息交换等，后者对于扩展机会就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通过“退路进室”的正规化手段对马路零工市场的治理难以成功，源于马路零工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对这种非正规就业模式的运作机理认识非常重要。

马路零工群体是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群体，他们进城务工的群体奋斗史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历史中的华彩篇章。对这一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一，马路零工群体是连接城与乡的纽带，他们是农村社会中的精干力量和有财富创造力的群体，对他们给予关注，改善他们的处境，有利于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
其二，随着马路零工群体的日益老龄化和部分城市化，他们从城市建设的技术和体力的贡献者逐渐转变为需要关怀的对象，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理念下，对马路零工群体的处境和需求满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是对特定群体和特定现象有准确的认识。对马路零工就业规律和马路零工市场运作逻辑的认识，可以有针对性地为马路零工群体提供服务，对马路零工市场的问题展开精准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后续还可以跟进研究，如马路零工群体内部类型的分化、马路零工经济与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新零工经济的比较、马路零工关系运作的方式、老年马路零工的养老问题、留城马路零工的精神需求与城市融入、马路零工“站马路”现象的治理、数字技术对马路零工就业的作用等。对马路零工的研究，需要将其放置于乡村振兴、城市化、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及时对新情况做出回应，需要“再出发”。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仅对H市马路零工进行了调查，可能与其他地方的情况有所差异，该研究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