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突围:普通大学生在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身份定位与意义探拾

幸泰杞,苑津山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杭州 310058)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职能[1],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和基本价值。随着我国本科生规模的扩展,实现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愈发重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注重数量的发展转变为注重质量的发展[2]。现有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在本科阶段往往和“拔尖创新人才”[3]紧密联系起来,却忽视了一个基数更大而默默无声,但更需关注的群体:大学生中的“普通人”。

(一)拔尖评价,普通无位

普通,即是不特殊之意。“普通大学生”的课业不出众,也不挂科,行为举止也从未出格,一切都平淡无奇。但正是因为这种“无特别”的平凡,使得他们在一种关注“优生”的评价体系下受到了忽视。然而,“普通”绝非“低质”,更不应被边缘化。

近年来,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评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都艳羡于优秀学子在大学四年中取得的种种傲人成绩。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疑虑,因为即便是在全国顶尖的学府,也只有个别学生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对于更多的大学生来讲,平淡的学习生活才是他们的真实处境。或是出于对这种差距的戏谑,清华的学生又自发组织了一场“特普通奖”的评选,将这一奖项颁给了在校园里默默无闻的大多数[4]。尽管这些“获奖者”大多都是“无干部经历”“无科研成果”“无竞赛奖状”的三无人员,可是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从学生培养及评价的角度看,此事以一种实际行动的方式提醒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更广泛的普通群体的关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获得相对平等的关照,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拥抱精彩学习生活的权利。毕竟“拔尖”的人才筛选和培养模式,可能距离那些“普通”到连“普通奖”都没法评上的大学生太过遥远。

(二)关注缺失,普通客位

在现今的人才培养模式下,所谓的“普通大学生”正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最值得关注却恰恰最缺少关注的群体。这些处在中间位置的普通学生,在大学中过着“平淡无奇”的学习生活,他们就如同看客一般,在优秀人才培养的一切活动中被边缘化。可能四年来他们从未在课堂上发言,也从未得到来自老师同学的赞许,更不用说和教授有过深入的讨论交流。各类比赛、各级评选都与他们毫无关系。随着此种看客思维逐渐加深,在学校的际遇便会成为日后在社会中的母版,极端者会对眼前发生的种种不管不问,逆来顺受,以至于情感与精神的麻木,从学习的看客演变为人生的看客。此种精神品质的失格对于社会的危害是潜在性的,但幸好,尽管每一位默默无声的学习者都在重复着单调乏味的学习生活,他们仍旧保有不可小觑的潜力,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契机和适切的舞台显露而已。

(三)避免对立,回归常位

现有的社会竞争文化中,似乎没有留给普通者足够的表现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就外界的评价来看,一位学生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的,就连一些学生自己也认为“普通”就是“优秀”的补集,陷入了不在学业竞争中胜出,就会被社会淘汰的二元论。但实际上,优秀与普通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普通者的身份是一种缓冲,这种身份赋予了所有学生在大学中能够热切地做自己所爱之事的可能,这种普通的身份并不总是需要某种评价。即便没有做出傲人的成就,但仍旧有着热爱生活的权利；
即便取得了傲人的成果,最终也会归于平淡。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每一名大学生,都是一名“普通青年”,都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谓的看客思想更多的是由学生在高压的竞争中失利而导致,如果人才培养体系能够给这些普通学生多一些关注,他们也可以绽放出靓丽的光芒。

“普通大学生”是绝大多数大学生的真实样态,并非所谓“优秀”的补集,在澄清了这一身份定位的基础上,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就更有必要去关注这一群体的学习生活实况。事实上,“普通”的身份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成为不同领域中的杰出者。普通与否,不全是由外界的评价决定的,是随着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心理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而自我的身份定位又与其所处的学习环境紧密相关。这种多重的逻辑嵌套如同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旦学生的认知受到负面的影响就会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但假若在一开始获得了良性的鼓励,也有可能因此一鼓作气走向成功。

(一)机制失衡,自我卑困

追求效率的社会文化中有一种“胜者通吃”的观念,即关注脱颖而出的优秀者,而缺少了对包括失败者和后进者在内的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关爱,导致了在高等教育中不同学生所得到的资源的不“均衡”。诚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这种关注“胜者”的做法往往是最经济、最效率的选择。但是,社会竞争和人才培养不同,教育不是一场“胜者为王”的比赛,教育注重的是长善救失、养智益德、虚静以求,是对人性中美的蕴育、对人性中怯的补足、对人性中弱的鼓励。教育过程中应当允许失败的出现。是故,人才培养体系不能只“长善”,不“救失”。否则,“普通大学生”在失败后滋生的不自信与自我否定情绪,会将其推向自卑的深渊。

特别地,巨大的身份落差更加造成了此种困境。如今的在校生规模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数量的13倍有余。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比例也出现了翻转,1982年时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20%,而如今城镇人口已达63%[5]。不少从农村到城市的家中“首代”大学生,就因自身身份由特殊到普通的巨大落差而遭受打击。这种失落感将影响其在大学校园中的学习、生活,若其自身不能妥善对待身份的变化,而所处的环境也没有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学生就容易陷入自卑的困境之中。

自卑的心态并不可耻,关键在于学生如何重新建立自信。但现有的人才竞争模式却只能给失败者越来越差的负面反馈,一些学校的保研(评优)排名成绩从大一就开始计算,没有留给学生任何试错与过渡的机会,一门出错,全盘皆输,甚至连转专业等合理的退出机制都没有留下,大学学习变成了一场不容许失败的残酷淘汰赛。在当前注重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外在表现的成绩评价下,普通学生受制于评价体系、排名、身份认知等影响,想要努力却因为之前的失误而导致自信心不断地被打击,失衡的评价机制导致学生始终无法突破内心深处的桎梏,陷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循环怪圈。

(二)前路失望,未来迷困

现代技术迅速变革,就业压力激增,再加之疫情持续不断,种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使得“普通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倍感迷茫。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显得无所适从,深陷无路突围的囹圄。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逐渐脱节,相较于考察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本身,用人单位似乎更加看重学生更高层次的能力品质的培养情况,诸如系统性思维、创业精神、文化敏捷性、批判性思维等[6]。然而,“普通大学生”却并未在大学课堂中得到关于这些“品质”的相关训练。相反,优秀学生这个极少数的群体争取到了绝大多数的发言与表现机会,主动或被动地挤占了普通者本应拥有的资源。

就业的迷茫使大多数学生转为升学,以此求全。相关研究表明[7][8][9],几乎有近半数的考研学生是出于社会就业压力从而选择考研深造,而事实上,这种迫于无奈的考研对于他们而言绝非最好出路,因为这只是他们对于困难的一种逃避,最核心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学术研究”这条路上的困难并不比就业少,对学生研究能力的要求也自然更高。在没有完全对自身的学术热情进行反省的情况下,部分学生迷惘而又无奈地卷入了考研大潮。即便是考取了研究生的学生,如果没有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发觉到继续学习的真正乐趣和价值,人才的培养仍旧是无效的。此外,一些院校甚至将学校图书馆改造成了考研自习室,让整个学校的培养方针向考研者服务,高等教育成为中学应试教育的延续。此种院校的管理者显然混淆了培养高质量高等教育人才和培养“考出高分的”考研应试人才之间的差别。而“普通大学生”则将继续在此种迷困之下盲目地考研、考公等,更有甚者,将会丧失精神的动力,向更为糟糕的情况沉沦。

(三)生活失调,精神瘠困

由于校园文化环境与良好的学风建设的缺位,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普通大学生”极其容易生活在一种精神贫瘠的环境之中。缺乏各种精神上的激励,自然也就失去了向前创新的动力,从而向那些“佛系”“躺平”的生活样态沉沦。没有良好的精神引导,在各种“毒鸡汤”“短视频”的负面价值观的浸染下,普通大学生极其容易走上“边缘化”的不归路,展现出一种“不会”“不愿”“不在乎”的学习态度与学习行为[10]。拿一些学生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清醒地看着自己堕落”。这种或被动或主动放弃学习的困境,与学生贫瘠的精神世界联系紧密,他们有限的学习精力被丰盛而充满干扰的其他活动分散了,失去了对学习本身的热情和兴趣。作为学生,只关注眼前的娱乐、贪图一时的放纵,而忽视了作为大学生应当关注的社会的、人类的伟大福祉。“普通大学生”的身份成为借口,将社会寄托的责任和青年应尽的义务推卸给他们口中的“优秀者”,最终只能成为一名普及化时代下连“普通”都算不上的麻木者,对社会的状况不闻不问,曾经拥有的正义感和社会良知也会荡然无存。

但是,在指摘这样的学生自甘堕落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进行反思:他们真的想自甘堕落吗? 难道他们不想认真生活吗? 为什么我们一边提倡要建立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而这样的“局外人”大学生却越来越多? 现有的体系是否把更多的普通大学生拒之门外? 一些学校争先开办“书院制”“基地班”,但是否应该聆听学生群体自己的诉求? 培养模式缺乏对他们的诉求的关注,评价体系使他们的努力得不到期望的回报。总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诸多弊病导致大学精神建设的缺位,让社会不良文化有了补位的空间,让“普通大学生”自我奋斗的意义消解,深困局中。

(一)身份给予,意义赋解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人的尊严[11],人才的培养体系需要给予“普通大学生”正当的身份定位,帮助他们走出深度自卑的现实困境。而自尊的获得有赖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重视对“普通大学生”的价值赋予,面对越是自卑的学生,就越是要帮助他们建立在面对困难时“非我不可”“迎难而上”的自信心。而现行的人才培养体系往往以一种量化的标准评价水平的高低,使得用“心”评价变成了用“分”评价,殊不知每一位学生在完成一篇论文或者一份答卷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是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分数来衡量的。更何况这种分数还存在一种硬性的区分度:有的学生可能已经以他自身的最高水平完成了答卷,但是因为评价体系要求一门课程仅能由一部分的学生拿到优秀等级,于是“他”就成为刚好被拒之门外的那一位。在这种评价模式下,学生为了获得认同而付出的努力被忽视,而其尊严和自信心也会遭到所谓“公平”的评价制度的无情践踏。

诚然,大学是传播和学习高深知识的场所,学生自身不应该怀着“求知”以外的目的进行学习,可是如今的社会变革之剧烈,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之迅捷,使得学生不得不为日后的生活所焦虑,人才培养体系没有能够缓解学生的这份焦虑,而唯一能够给予其慰藉的就只有在“分数竞赛”中不断取胜[12]。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高校及教师需要给予“普通大学生”更多分数以外的肯定和鼓励,帮助他们寻找到学习知识的真正意义,以及自己在社会中能够承担的相应身份。如身体锻炼、才艺表演、志愿服务等等,应该让这些与学业成绩并不冲突的多元活动去填充“普通大学生”空虚的自我意义,同时也要避免让这些非学术的活动成果成为新的“比赛标准”。

(二)多维培养,能力破解

现在的人才培养逐渐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重视能力培养逐渐成为普及化时代学生培养的新价值逻辑,但亦有必要对能力取向的人才培养进行反思[13]。普通学生对未来社会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知识生产和不断严苛的能力要求与他们在大学校园中所学习的全部内容的不适配。因此,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立足于对人的完整生活的关照,要让学生建构起多元的能力体系。每一位学生特质不同,所缺失的能力素养也有所不同,要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就要以其个性的不同开展差别化的教育活动。

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学生在更丰富、更多元的赛道上进行比赛,让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有机会在其擅长的领域展现自我。对于参与热情高但能力有限的“普通大学生”,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加多样的支持,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任务的难度与深度。对于性格内向,游走于学习与活动边缘,对大学知识不感兴趣的“普通大学生”,就有待于教师和院系给予其更多关注,或是帮助此类学生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或是带领学生深入知识海洋,重新激发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而高校所给予的这些帮助,绝不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就业率指标,或者帮助学生获得更高的“分数”,而是将源源不断的自发学习动力与展开多元学习的学习能力赋予学生,做到真正的用多元途径打破“唯分数”的内卷[14]。

(三)予以关注,政策助解

新时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在建构一系列实验班、拔尖班的同时,也应当对普通大学生予以更多关注。具体来说,针对大多数的沉默者,他们最急需的不是优秀学生需要的资源,而是生涯优势的找寻。现有的生涯教育收效甚微,仅仅依靠单一背景的大学学工组谈话来完成,因其经验和视野有限,未能为普通大学生提供多样的帮助。生涯规划的本质是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学生在哪些方面擅长,这是亟须在活动中挖掘出来的。缘此提出,应当从理念上关注普通学生,在课堂上引导普通学生的参与,在课堂外要发掘普通学生的潜能。从政策上减少大学生的课程负担,裁撤一些课程,加强学生的探索式学习模式,并更多地引入各类活动,发动大学生在社团活动、文体活动、科研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从方法上,借助现代化人工智能设备,为每位学生提供细致的关怀与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如通过运用各类数据分析学生在行动力、执行力、领导力等多维指标上的发展,既能帮助学生补足短板,也可以帮助学生找到优势,还可以运用于教学监测上,推进教育过程公平。

(四)思想超越,认知真解

“思想决定命运”是《文化的哲学》中一再强调的结论[15]。大学生对自我的认知定位,将深刻影响其学习生活的能动性。新的人才培养体系应当在对传统知识的尊重和对现代技术的运用中找到平衡点,用新的观点面对知识及其产生的异变。而这种平衡点就在于每一个学习者真正找到自己不平凡的一面。通过多样化渠道获得丰富的知识和体验,学生要基于智能时代的超越性对自身的思维认知进行更新,超越对于自身身份“普通”抑或“优秀”的二元认识,摆脱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与迷茫。借助新时代的智能工具,普通人也能够发掘自身的潜力,而丰富的信息获取手段和智能学习工具,则为学生摆脱传统的学习资源紧缺的困境提供了途径。

即便一个学生最初走上考研道路的时候仅仅是为了逃避沉重的就业压力,但假如他在备考专业课程的时候突然发觉他正在学习的这些知识是美妙非凡的,那么他也能有所蜕变,发现知识探索的快乐与意义,真正拥抱学术的魅力。这就是所谓的思想的超越,其关于知识和学习的认识超越了曾经将其视作“考研竞争工具”的局限。但可悲的是,一部分考生往往秉持着一种市场主义和工具思想,无论备考期间接触的知识理论本身生动与否,考研仅仅被视作其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一种工具。受这种思维支配的学习活动,又怎么可能与高质量挂钩呢? 如果学生无法超越此种工具思维,就难以真正理解所谓的高质量人才究竟“高”在何处。而唯有真正受到来自未知奥秘的感召,学生才能够重审学习的内涵。

(一)多元挑战,时代之辩

人才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智能化、现代化进程齐头并进。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要立足于当今社会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技术和知识的产生方式对大学学习带来了诸多挑战。普通大学生要想不被这股时代潮流裹挟其中,就需要掌握这一时代所需求的知识、技能等相关素质。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对当前时代提出的要求避而不谈,人才培养的体系需要给学生指出明确的方向,将普通大学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生活者、学习者和研究者。不仅是“拔尖人才”,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拥抱新时代的挑战,从而达到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这一方面要求教育者重视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关注学生的创造力、社交能力、道德准则和体质水平等等一系列品质的培养；
关注学生“学习与创新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等多种技能的养成[16]。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角色定位,寻找普及化时代“普通人”的不平凡之处。大学生要突破种种“身份限制”“自定标签”,树立大志向,乐于学习、善于发问、勇于表达、敢于尝试,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迎接一切未知。

(二)品格涵育,精神之辩

人才的成长有待于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发现、自我反省、自我超越,找到学习之于自身的特别意义。学生应当不断地思考,反省其是否还在为学习新的知识而感到快乐。假若从其他活动中的获得感掩盖了学习本身带来的快乐,那么学习本身的价值就有被消解的危险。如果学习的兴趣被电子游戏、综艺节目等取代,学习的目的被校园内外的竞争与内耗等异化,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就难以为继。

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及时制止“普通大学生”的放纵趋向。因此,高校与相关教师要重视学生的精神修养,重视学生群体的学风建设。《学记》讲:“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课余生活时可以适当娱乐,但是在对待学业的过程中必须一丝不苟。而如今的学生对待娱乐一丝不苟,却在学业上肆意应付。因此,教师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出格之处要规训,不足之处需勉励,杜绝一味放纵学生的出格行为,对需要帮助的学生视而不见。更要警惕学生以“普通”作为借口,顺势放纵“躺平”的行为[17],要进一步运用学分制的调控功能,从教育教学的制度文化层面构建防范学生倾颓的壁垒[17]。大学文化作为大学育人最不可或缺的教育要素[18],构建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学生精神陶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外,教师的育人取向同样值得重视,有研究表明,“部分大学教师科研动机功利性较强,科研育人意识不浓”[19]。因此,要让教师重新肩负起培养优质人才的使命,加强他们对整个本科生群体的关照而并非对寥寥几个“优生”的偏爱。人的品行的育成,将是继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之后的人才培养的新使命。

(三)全面发展,内涵之辩

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所强调的人才的全面发展通常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强调的是学生个体德智体美劳全身心的共同发展,这要求学生在知识学习、能力拓展、思维创新等多个方面协调发展。从“普通大学生”群体在目前的培养体系中遭遇的种种困境来看,保障整个大学生群体的高质量可能成为普及化时期“全面”的高质量的新内涵。因此,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不单单是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还需要全面培养层次各异的人。

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绝不仅仅是依靠培养出的少量顶尖优秀的人才,而是整个学生群体的普遍优秀。无论如何,在人才培养制度的建设中,普通学生的困境应当受到关注。哪怕是一些细碎的光,也能点亮他们的人生。教育绝不是立竿见影的速效工程,而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千秋大计。我们或许可以用短平快的制度建设、用几十年时间赶超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积淀,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做法同时带来的危害和不公视而不见。残酷的排名和筛选所导致的普通学生的“失败”与持续的“自卑”,正是在普及化阶段人才培养体系需要进行补救的。大学应当给予每一位学习者大放光彩的机会和空间,人人都应该有体验大学美好时光的权利。重视每一名“普通大学生”的高质量发展,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关照尽可能多的“普通”群体,帮助每一个人在大学成就自己的梦想,这将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期的人才培养的新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