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历史主动精神的文化基因、科学内涵和时代遵循——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陈芝宇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郑重提出“历史主动精神”这一命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滋养。从内涵本质上看，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工作实际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特质。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刻领悟历史主动精神的文化基因和科学内涵，进一步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和立于不败之地，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主动的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1］45作为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始终如一的精神指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孵化历史主动精神的文化之根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内在逻辑，它的具体样态在中国传统社会永恒不息的生命复刻和文化延续中不断彰显，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感知中华人文精神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宝贵品质。

其一，主张“顺天应人”，尊重自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自然主义的。《尚书·洪范》上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认为“天”（即自然之道）是福佑黎民的先在力量和引导人民行善积福的必然法则；
春秋战国时期，顺应“天道”思想进一步发挥，“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认为“礼”即自然运行的内在规定；
汉代董仲舒主张“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副月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以求主客观世界的合二为一，展现出“顺天应人”思想的精妙所在。

其二，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性。中国古代思想家历来强调“天道”，但究其本质是依“天道”而行“人事”。围绕“人”这一轴心，儒家强调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孔子明确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指明人事才是根本的道义所在。荀子提出“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界定人本位基础上提出了“义”的范畴；
西汉董仲舒提出“夫损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继欤？出其质而人弗继，岂独立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意在凸显人的“天地之主”地位，是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主体精神的生动写照。

其三，主张“自强不息”，在实践中践履笃实。自强不息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孔子指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以“刚”作为君子必备之品格；
《周易·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把自强刚健作为古人修身的圣贤遗训；
朱熹也将自强不息作为人生信条，强调：“学者自强不息……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对待人生跌宕起伏，古人要求“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荀子·劝学》），遵循“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实践指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

其四，主张“天下为公”，以集体为导向。在儒家看来，主体性的完善集中体现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致力于维护集体价值，彰显出中国文化兼善天下的价值旨趣。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强调古人对集体原则的服从；
老子提出“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老子·十六章》），蕴含丰富的“天道”和“公理”思想；
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认为群体利益的实现根本就在于思民所思、福泽众生，传达了“天下为公”的人文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内在精髓无法一一枚举，但毫无疑问它是孵化历史主动精神的文化之根。

（二）革命文化是涵养历史主动精神的信仰之魂

为彻底扭转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不幸境遇，中国共产党人以与生俱来的革命精神和从容不迫的斗争策略，始终掌握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作为行动指南，开拓了泽被千秋的革命伟业，充分彰显资产阶级世界观难以企及的先进性、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无产阶级革命是旧社会“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3］的“最高的政治行动”［4］。要推翻来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就必须“消灭旧社会的堡垒”［5］。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开启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解放道路。就社会更替而言，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体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6］201的进步性。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7］，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深刻认同。就现实性而言，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昭示了步入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之所以焕发真理的光芒并为中国共产党人倍加推崇，就在于它摆脱了旧民主主义陈旧过时的论调，将资产阶级国家必将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的“必然规律”应用于“铁和血的暴力实践”［6］450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理想社会愿景连同实现条件与路径一并揭示，主张在现有条件下改造和置换旧东方文明的社会基础，彰显出不言而明的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同波澜壮阔的民主斗争实践相结合的硕果。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化被动为主动，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民族的血液里，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到践行积极有为的斗争策略，无不体现党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近代中国，若没有坚强统一的领导，中国革命在风雨飘摇中就难以形成合力。1925年1月，党的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从此，我们党在同反动势力的漫长斗争中，逐渐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支撑其阶级统治的强大堡垒——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并逐渐形成灵活自主的行动策略。毛泽东强调，对敌策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8］487，指出“自觉的能动性”［8］477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斗争策略，才使得中国人民摆脱了“衰朽之躯束缚我的灵魂，茫茫苍天束缚我的思想，人间生活束缚我的周身”［9］的黯淡命运，迎来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曙光。以史为鉴，方知兴替。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总结凝练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等思想路线与宝贵经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守和价值追求。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其精神谱系集中揭示了我党转危为安，由弱变强的精神源泉所在。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革命精神的思想价值。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10］周恩来亦在党中央文件中标定“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11］。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表征，革命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政治品质、道德情操，在中国革命前进道路上留下铿锵足音。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凝练形成基底深厚的革命精神谱系，建构了根基牢固的精神坐标。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准确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使命担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精神血脉”和“成功密码”，为激励中国人民推翻由暴力特权维系的等级制度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引领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命之源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推动历史进步的文化类型。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将历史主动精神深深熔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赶考之路”中。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世界局势深刻变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如何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发端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起步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初步部署，为改革开放定下总基调并下达了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改革任务。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首次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主题，制定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五年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遵循，为我国适应新的条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阶段性定位与安排。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们党创造性回答了领导主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科学解答，实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理念、模式、道路的新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创造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新发展理念等新思想新战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价值体系和战略布局的新特点新规律，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溯改革开放40余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念上实现了由单一“经济增长论”到“结构优化论”再到“和谐共生论”的突破升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继续砥砺奋进，接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迎接现代文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克服了老到圆熟的本土惰性，另一方面又积极排除“全盘西化”和“文化嫁接”等思潮的消极影响，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酝酿生成。正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透视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度低迷的大环境下所执红旗屹立不倒，人民所奉信仰永不移位。目前，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数值和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我国人均收入增长值和减贫人口总数令世人振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他国树立了标杆，能够妥善处理各领域风险挑战。可以说，我们党取得一切理论与实践成就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主动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质和历史自觉。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觉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气概，展现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为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迈进的昂扬姿态，体现了“一个文化主体的被动性递减与主动性递增相统一的过程”［12］。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实践生动诠释了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顺应历史演进规律的科学态度，揭示了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发现了关于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历史的起源就在于“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13］，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实现了关于思维逻辑和社会历史矛盾运动认识的根本变革。以时间为线索，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实现了从黑格尔式思辨思维方式到实践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任职《莱茵报》期间，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理性国家“繁荣”统治与农民失业处境间的巨大反差，并依此写下大量与社会现实问题有关的不朽篇章，初步透视了资产阶级专制堡垒不得人心的阶级本质，形成了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借助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工具，将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充分实现的过程，揭示了个体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张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将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最终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了无产阶级新的世界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指向。

当前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阶段和成就已然超越了马克思所讨论的时域范围，但对于历史演进规律的认识，仍未能超越马克思的认知图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现实存在和人的生存境遇为依据，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14］，只要以科学的规律性认识为指导，就必然能够到达光辉的彼岸。从此意义上看，历史主动精神的合理诠释就在于依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推导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规律”，进而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航道”稳步前进，党和国家的事业才得以迸发出强劲力量，焕发出无限生机活力。

（二）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自为意识，构成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愈发彰显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主体能动性产生萌芽就在于对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自我觉醒”，这种自觉意识是有意识地把自身作为“人类”的活动同动物的本能行为区分开来。作为主体的人不仅能够意识到人与对象的主客体关系，同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能动选择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从而超越了“物种的尺度”，达到“人的尺度”，即“美的尺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作为劳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15］。相反，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哲学家所强调的主体性还不具备革命性的批判活动的意义，因为他们只是意识到主体和对象性关系的存在，缺乏“能动性”地改造客观世界也就是实践的成分，而马克思口中的主体能动性则将消灭私有制以及私有制暴力统治下的剥削关系作为真正意义的主动性发挥的实践路径，主体能动性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特质，构成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张力。

中国共产党揭露了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政治腐败，用行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1］40，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重大时代课题，在改革发展中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不仅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和正义方面的精神需求，还要充分彰显人民在能力、个性、精神发展等方面的个体需求，在提升人民群众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不断激活人民参与民族复兴事业的实践伟力。其中，强调尊重人民主体精神，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不仅表明“为了群众”这一主旨定位，同时也有依靠群众来“创造历史”的明确指向。历史经验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16］8，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最基本也是最直观的判断，党的一切方针原则、中心任务和政策规定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命题，散发出恒久的真理性光辉。

（三）实现民族复兴矢志不渝的斗争意志，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品格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思想论战与实践斗争过程曲折前进的。就斗争的内容看，马克思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使命，强调必须深刻揭露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行，并同一系列持有对立主张的政治流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就斗争的形式看，马克思将暴力革命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主张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凸显出来，激励劳动群众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就斗争的目的看，强调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一切物质条件以及一切学理和教条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从而构筑一个以“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为基础的新世界。

作为一种内源性精神特质，历史主动精神流淌于广大无产阶级的血液之中，表现为一种战无不胜的斗争意志。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不息和矛盾迭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总体基调。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将建设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前赴后继。就像马克思挣脱了唯心主义虚幻思辨的精神锁链那般，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停留于思想领域的学术之辩，破除了国民党右派“反阶级斗争”论调的思想藩篱，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腥围剿中，吸取路线失败的惨痛教训，走上了独立自主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民族独立自强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才使得中国在缺乏西欧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天然筹码”并受三座大山长期压迫的条件和环境下，闯过“娄山关”，越过“腊子口”，不断克服危机，化险为夷。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最为生动的体现。

（四）远瞻中国未来命运的战略思考，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的独特禀赋

马克思以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作为未来社会蓝图的讨论前提，将“自由人的联合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作为未来社会的共同愿景。在阐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内在逻辑和确切实现条件时，马克思强调理想社会的构建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而是一个随历史发展推演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的过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只是将共产主义模糊地划分为第一阶段和最高阶段，该说法在列宁那里被界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紧接着，这一理论被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来，党的十三大将中国所处历史阶段总体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沿用至今。从前人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认识角度出发，足以断言，对未来社会的认识需要精准把握现存社会可提供的经济基础、阶级条件、文化资源和社会要素等方面，并深入考察各要素发展条件和未来趋势。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现存社会找到未来社会的更替基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成事之道，从强国兴党的根本目标出发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份党的纲领明确规定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设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沿着现代化道路的路线图，向着设定的阶段性目标，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阶段性突破，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一个个社会理想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与此同时，应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数次“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都以未雨绸缪、着眼大局的远见卓识，在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处理各类社会关系、积极应对逆全球化逆流、沉着应对西方一系列无理打压等方面，表现出不凡的政治敏锐力、科学判断力和历史洞察力，凸显历史主动精神的本质内核。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精神旗帜，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继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继续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奋斗方向和精神状态，唯有继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才能持续发挥其价值凝聚、精神激励和整合创新功能，从而搭建起精神文化传承的基本架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滋养。

（一）赓续“中华一体”的价值传统，增强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凝聚功能

价值凝聚是中国精神的目标指向和永恒追求，它可以超越社会形态、种族阶级和地域范围的限制，用协调一致的精神追求对价值观发挥思想统摄作用。中华民族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其秘诀不仅在于一系列物质基础条件发挥作用，还在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整合功能的卓然发挥。共识是奋进的前提，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凝聚功能，其根本要义就是争取共识、凝聚力量、构筑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党的百年辉煌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在重大时刻凝聚共识、果断抉择的关键。”［17］党的统一领导作为中国特有的“内嵌型”组织形式，统辖性愈发鲜明。必须始终坚持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实现各方面对象和领域的全覆盖，把党的方针转化为共识基础，凝聚为推动人民团结奋斗的正能量。党的百年奋斗史同样也证明，民心是关乎全局的根本，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要凝聚的是人民的共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关键要同人民群众同力协契、并肩作战。“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6］9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以民为本这一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始终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立场，并具体落实到教育、医疗、就业、收入、住房等领域各项决策部署和具体工作中。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们党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矛盾更加凸显，为此，我们务必发扬斗争精神，充分认识和沉稳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践中做到科学识变、沉着应变、主动预变、积极求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谋求国内国际双重共识，争做国际社会的贡献者和人类文明的推动者，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稳”中求“进”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续写“民族同心”的精神族谱，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精神激励功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孕育的基本精神，必然有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鼓舞人民前进的逻辑指向，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引领着人类历史朝着正确的方向波浪式前进，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16］321，“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18］。总结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不是为了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停滞不前，更不是为了从历史功绩中寻求“精神慰藉”，而是为了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养料，从而在总结历史经验、统筹“两个大局”中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看待历史和把握历史规律的科学立场，大历史观深刻诠释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维度和崇高境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人类文明前进大趋势和西方反全球化“逆流”的双重变奏中掌握充分的主动性，不仅指导人民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洞察内外环境的变化，分清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科学研判形势和制定正确方针政策提供可靠基础，而且使人民能够在知行合一的思维定式中推动历史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为了摆脱政治与经济压迫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时过境迁，即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内容和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价值论和存在论角度看，无产阶级从“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列宁也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任务就是“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19］。因此，务必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在新的征程上，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清谈客”，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风险挑战面前秉持奋斗初心，永葆斗争底色，以克服万难的勇气决胜险滩，砥砺前行。

《决议》中创造性总结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等十条宝贵经验，全方位、多向度展现出百年大党的成熟和勇气，正是由于党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进行正确预判和前瞻性思考，才能做出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大决策和实现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只有把握这一逻辑主线，我们才能以史为鉴，正视过去、迎接未来，进而开辟新的广阔前景。

（三）构建“多元协调”的立体格局，释放历史主动精神的整合创新功能

所谓整合创新，就是以提升价值为目标，将不同创新要素整合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创新方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力量薄弱、思想文化愚昧、自身条件落后的内外部环境中处于资源整合的不利地位，在发达国家划定的“中心—边缘”国际格局中处在不利地位。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发展延续至今的经济条件、政治优势、文化基因被有效发掘和着意提升，呈现出“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发展态势，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发展壮大和历久弥新的成功密码。

对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整合创新功能的基本要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充分证明，必须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优势和贯彻执行能力。进入新阶段，我们要针对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利益诉求，加强产业战略规划和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坚决抵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思潮，掌握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权，充分激发社会成员的主动意识、行动能力和首创精神，以昂扬的斗志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对外，主动汲取人类历史所创造的、有利于我国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整合创新功能的必然要求。通过理性选择路径，依据中华民族趋善求治的价值指向，主动汲取古今中外发展观点、创新要素和有益经验，纳入本民族的整体架构，这些要素往往是基于一定条件下超阶级、超地域且广泛认同的内容，以此奠定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共同价值”为起点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区域经济战略合作计划，这不仅是国家利益理性选择的延伸，亦符合国际体系的行为逻辑，为打破单一文明发展格局、打通文明矛盾隔阂、激发文明内生活力，闯出了一条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