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红色水利探寻

文/马 丽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把兴修水利作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修建水利工程，同时大力倡办民间小型水利，建成了延安裴庄渠（幸福渠）、南泥湾渠、子长渠、富县葫芦河引水渠、靖边杨桥畔、绥德绥惠渠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和为数众多的民间小型水利工程。边区粮食产量由100万石左右增加到200万石以上，皮棉产量由50万斤增加到300万斤以上，缴纳救国公粮由1万余石增加到最多20万石，水利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改善军民生活，实现丰衣足食，支持抗战救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瘠薄，十年九旱，农业历来广种薄收，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面临空前困难，几乎到了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地步。为了打破敌人封锁，改善群众生活，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生产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边区抗敌会、保安司令部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边区国防经济决议》《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关于三十九年度（即1940年）经济建设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农业推广计划书》等中相继要求：改良耕种方法，发展水利；
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
广泛发展水利，扩大耕地，以达到确保粮食自给，增加纺织及其他工业原料；
修水漫地、修埝地、挖水窖、筑水坝、拍畔边崖。以上文献表明，边区党委、政府始终把发展水利作为大政方针，并在组织计划上给予了明确指导。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的舆论宣传，中央党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都把水利作为重要内容专版宣传，政策上的确立和舆论上的引导是边区水利全面发展的前提。

抗战初期，边区财政主要靠外援（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军饷和海外华侨、爱国人士捐款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军饷，海外人士捐款也受到严密封锁，边区经济进入极度困难时期。但无论经济怎样困难，边区政府成立以来，都把支持水利建设作为重点，采取专款支持重点水利工程和贷款扶植民间小型水利的办法，千方百计加快水利建设。

1938年，国民政府为赈济外省沦陷区逃往边区数万难民，拨赈款（法币）10万元，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除创办难民工厂和急赈外，拿出2万元垦荒和兴修水利。

1939年，边区建设厅勘建延安裴庄渠，拨款4000元，受益区群众投资2000元，于1940年春建成通水，可灌地1500余亩，从此使枣园川道年年丰收，还解决了中央机关和许多军政单位吃菜问题，群众把裴庄渠称作“幸福渠”。

1941年到1942年，边区财政空前困难，仍拨款项修建靖边杨桥畔、鄜县葫芦河、子长杨家园子灌溉工程（子长渠）。其中子长渠可灌川地800亩，富县葫芦河水利工程共建成水稻田1089亩，当年可增收大米600石。靖边县把边区拨款50万元除支付必要水利工程费外，其余贷给农民帮助解决兴修水利困难，充分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到1949年，灌区共修成良田11000余亩，把一个穷沙窝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饶之乡。

为了鼓励人民兴修水利，边区还制定了许多奖励政策，1945年《陕甘宁边区奖助实业投资暂行条例》规定：建修水利所增加之农业收益，获推广植棉之地亩，三年免收公粮。《194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经验总结中提到“鼓励兴修水利，如水漫地、堰地、水窖、水井等，由旱地变成水地的增产部分，三年免交公粮”。

为筹措建设经费，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救国公债500万元，并号召全民开展储蓄，林伯渠主席特发告全区同胞书，在公债和储蓄的用途中，都把兴修水利作为了重要一条。

边区各级干部一心为群众谋福利，身体力行带领和参加水利建设，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戴，推动了边区水利事业全面开展，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深入调查本县自然条件和民生民情，认为“要发展靖边农业，兴修水利是头等重要的事情”。1942年到1943年，他带领干部群众“引水拉沙”修水地7000亩，实行复种、套种等生产技术，产量提高八九倍；
利用地形大面积兴修“水漫地”，解决了全县粮食自给问题；
帮助移民群众解决居住、工具、贷款等实际问题，解决了劳动力问题，激发了群众修水利热情。1942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表扬了惠中权，并亲笔书赠“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八个大字。

担任富县太乐区（今羊泉镇）区长的同万明组织群众互助打井，他第一个下到一二十米深的井底掏井，为村民做示范，深深感动了大家，1945年同万明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

1943年春，延川县县长辛兰亭亲自带领有经验的老农民到文安驿一带考察水利，计划修渠灌溉。文安驿村长袁九林闻讯立即和村民商量，向上争取贷款，带领群众出钱出工，修成水渠8里，使50亩川地变成水地。1945年春，延川县二区召开备荒动员会，乡长李德荣赶回乡上立即开会讨论，决定在郭家塌村试修水利，由于老百姓有顾虑不太想出工，他马上出面和驻地兵站协商帮助，兵站出动30名官兵自带干粮、工具前来相助，郭家塌群众十分感动，全村23户人家集中了19户劳力，把拐沟的水修渠引到山下，修成水地20多亩，边区《解放日报》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城区高家圪台旧有水地130多亩，多年战乱人祸仅剩11亩能放水，乡长、支书十分重视，召集群众商议修复，成立了两个水利组，选出组长立即动工，县委书记高朗山、县长刘子谋亲赴工地鼓励大家，并给贷款33万元，解决了一些渠工上具体困难，从春到秋修复水地100多亩。

边区兴水惠民不仅限于农村，延安中学事务主任田子玉1945年带领全体师生生产自救，在城郊高峁湾用时一个半月，修成水渠1300米，可灌溉本校48亩菜地，解决了师生吃菜问题，还可扩灌附近群众土地300余亩。医科大学（原红军卫生学校）师生在延安东柳树店和群众共建水渠，浇地种菜，还在渠边植树护堤，美化环境。

1939年4月，边区政府以“命令”形式公布《陕甘宁边区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规定“开辟水地十亩以上者”农户即可授“生产奖”；
“发展水利百亩至五百亩者”乡即可授“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

1943年12月，边区召开首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对各条战线185名先进人物隆重表彰。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边区领导亲切会见代表，请代表吃饭，和代表握手，使与会者激动万分。劳动英雄们发表了大会宣言，号召全区农民、工人、战士和机关学校同志，定出计划，开展竞赛，争取“最光荣的胜利”，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迎接抗战的伟大胜利。

大量资料表明，延安时期各级党委、政府是十分重视水利科学技术的，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效，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水利建设经验。

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机构编制内设建设厅，负责边区农、水、林、工、交通、贸易等工作，其中有丁仲文、武可久、李世俊、姬也力、陶克等一批优秀专业人员，组成了边区水利建设队伍，从技术力量上加快了边区水利事业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汇集革命圣地。1939年延安就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下设各类分会，专司实用科学技术研究。其中负责水利的土木工程分会完成了全区水资源状况调查，对边区发展水利做了基础性工作。边区政府设立的边区农业学校，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农林水专业人才。

边区政府对知识分子给予了格外的优待照顾，1943年“边区技术干部优待办法”按学历和实绩对土木、水利、机电、化工、医务、农林牧、地矿等技术干部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标准，除津贴外，甲类技术干部可发给小灶费，配偶也可享受小灶费，乙类以下按大灶伙食待遇。工作容易脏污衣服的每年发工作服一套，每月肥皂一条。所有技术人员都和党政干部、战士一样，每年发棉鞋一双、单鞋两双、棉衣一套、单衣一套。

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了技术人员的心，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奉献边区的热情。建设厅丁仲文，抗战爆发后来延安，专门从事水利建设工作，由他设计和指导建设了边区第一座新式水利工程——延安裴庄渠（即幸福渠）灌溉枣园川1500余亩良田，增加了群众收入，保证了中央机关和边区部门的蔬菜供应，对边区水利建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推动作用。1944年7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对147名优秀干部进行奖励，丁仲文受到传令嘉奖。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立足长远，注重合理开发水土，维护生态平衡。1941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规定凡“为预防风、沙、雹、霜、急雨等危害之森林和树株”“为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及有关公共卫生之森林和树株”“为保护交通路线、桥梁以及灌溉系统水渠等之森林和树株”任何人不得砍伐或危害之。同月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明确指出“本条例为发展植树造林、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并改善各项生产因素而制定”。在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中，成立了垦区管理委员会，由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的李世俊任主任，会同三五九旅制定了合理的土地利用计划，较为科学地划分了农、林、牧用地比例，特别重视利用水源打坝蓄水，开发稻田，在道路、河流农田两岸加密植树，尽可能地做到生态平衡，建成了稻花飘香“陕北好江南”。边区始终倡导科学研究之风，鼓励各级干部和科技人员深入实际，钻研业务，边区《解放日报》刊登了丁仲文、惠中权、李世俊、武可久、鲁直、陶克、姬也力、任成玉等多篇工作研究或科技理论文章，指导了边区水利建设，也彰显了延安时期水利科技工作开展情况。

80多年过去了，探寻延安红色水利之路，是我们当代水利人的初心所依。让我们永远记住革命前辈走过的路，永远记得我们为什么出发，自觉传承红色水利基因，努力担当水利工作者的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