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视野下华夏民族与汉民族历史链接研究

□徐杰舜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2021 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槌定音，锚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战略大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认同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然而，当前中华民族史如何分期在学术界仍没有定论。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认为中华民族史可以作为一条历史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历史链为华夏民族时代。论述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三代，及至秦国的统一，如何从多元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走向华夏一体的历史过程；
第二段历史链为汉民族时代。论述从两汉到民国，中华民族历经汉朝大一统，经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又经隋唐的大一统，再经宋辽夏金的大分裂，最后在元明清实现大一统，从族群互化到“汉化”成为主流的历史过程；
第三段历史链为中华民族时代。论述中华各民族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团结和谐、交融为一，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以辩证唯物史观来看，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第三段历史链的形成和发展仍处于动态之中，正如梁启超所说：“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2］。这三段历史链构建了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史研究新范式，对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要完整、系统、逻辑地呈现中华民族史这条历史链的全貌，需要把握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华夏民族转化为汉民族的历史条件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华夏民族与汉民族是如何实现榫卯链接的？本文就这一个关键问题略加铺陈，请教于大方之家。

仔细思量，上承华夏民族的汉民族，因“汉承秦制”①，巧妙而又水到渠成地完成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转化，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链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无缝链接。“汉承秦制”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史来说十分重要。正如罗新所言：“我们肯定‘汉承秦制’，就是肯定秦汉历史的连续性。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史内在的脉络并没有发生断裂。”［3］中华民族第一段历史链与第二段历史链“榫接”式的无缝对接，对于民族认同来说，就是实现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同质转化。因此，笔者从历史深处着手，以秦汉交接为着眼点，概括从“初并天下”到“海内为一”、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从“治驰道”到“当驰道”、从“秦半两”到“汉五铢”、从秦始皇封禅到汉武帝封禅、从秦“小篆”到汉“隶变”、从《吕氏春秋》到《春秋繁露》、从《春秋》到《史记》等八个方面进行解读，阐释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榫接”式的历史链接。限于篇幅，本文先重点解读前四个方面。

民族的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同质转化，首先在共同地域的连续性上呈现出来。

秦国从公元前230 年开始，实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军事和外交战略，开始了统一六国的行动。其先从韩国下手，中间突破，进而横扫两翼，攻下赵、燕、魏、楚诸国，最后灭齐国。于公元前221年，秦国派遣将军王贲从燕国南部攻齐，俘虏齐王建后，开始“初并天下”［4］170。经过十年的奋战，“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4］1710，统一了六国，完成“兼诸侯而并有天下”［5］1197之大业，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年的列国纷争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平一宇内”［4］189，“周定四极”［4］179，秦始皇命令秦军继续向东、向南、向北进军，开边拓土，实现九州一统的梦想。公元前222 年，秦始皇灭楚后，在于越之地建立会稽郡，开启征服百越的征程。公元前221 年，秦国先后出兵攻占东瓯（今浙江南部）、闽越（今福建境内），并建立了闽中郡。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岭南；
公元前214 年，秦国再派任嚣、赵佗攻克岭南，建南海、桂林和象三郡。公元前215 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复了河套南北地区，置三十四县②，统属九原郡。至此，秦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基本实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关于九州一统的梦想［6］。这不仅为华夏民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也为华夏民族向汉民族的转化奠定了共同的地域基础。

共同地域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汉承秦制”，两汉承袭了秦朝的疆域，尤其是到汉武帝时期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陆，北置朔方之州”，“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这表明西汉时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共同生活在共同地域内的族群，才会产生共同的语言，才能发展共同的经济生活，才会形成反映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所以，“海内为一”疆域连续性的承袭，为华夏民族向汉民族的无缝对接提供了地理空间的保证。

恩格斯曾提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7］可见，民族与国家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同质转化中，国家政治体制对民族历史连续性产生有力影响。《史记·六国年表》记载：“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这在国家政治体制上是一个“发明”。因此，陆威仪指出：“中国古典时代的第二项基本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祭司，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
同样，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8］，这有一定的道理。

确实，皇帝不是从来就有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时，它的最高统治者并不称“王”，而称为“后”。夏启被称为“夏后启”。“后”，最初之意为生育，也有祖先的意思。《国语·周语上》有记载：“《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可见，夏朝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后”。这种称“后”为王的父系世袭制度，在当时就是一个创造，其顺应了当时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中华民族第一段历史链——华夏民族呼之欲出的需要。

有学者研究表明，之后的夏王朝继承人太康等也被称为“后”。直到少康复国、接力夏朝时，夏王朝的统治者才称“王”，这标志着国家的完全确立。而“王”字的本义，《说文解字》解释为：“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9］由此看出，“王”被认为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周代铭文中“王”像战斧之形，可见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的军事首长就是“王”的前身［10］。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争霸不断，人民渴求安定和谐的生活，并希望由一名最高统治者来统治天下实现和平统一。如，管仲提出的“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11］；
孟子提出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12］；
老子提出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13］等观点。而三皇五帝③传说的历史记忆，加上秦昭襄王、齐湣王一度称帝［14］，都为秦朝发明“皇帝”这个角色作了历史的铺垫。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平定六国，“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4］202，便在琅玡刻石中宣布立名为皇帝。由此，秦始皇发明的“皇帝”概念，既是巧妙兼容王权理念与君权实践的一个极富创造性的皇权政治符号，又把王权至上的思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5］。此后，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制度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政治制度，皇帝是国家的象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说，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由多民族、不平衡、分散性、区域性而追求大一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的。所以，“皇帝”的发明有利于中华民族第一段历史链——华夏民族的最终统一，也有助于华夏民族向中华民族第二段历史链——汉民族的转化。

刘邦建汉后，面临实行皇帝制度还是实行分封制的纠结，但刘邦还是接受了“皇帝”的称号，承袭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
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足见当时皇帝独尊的威势和地位已深入民心。尽管刘邦实行过两次分封，但西汉的历史已呈现，无论是军功王侯，还是同姓宗室，都不能摆脱在与皇权或合作或对抗中逐渐式微和被诛除的命运［16］。

《汉书·礼乐志》曾云：“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可见叔孙通制礼也强化了皇帝的权威。而作为“布告天下，令明知之”［17］1449的国家最高政令，诏令文本无疑是沟通皇帝与臣民的重要渠道。丁佳伟指出，在西汉的诏令文本中，皇帝具有两种较为固定的身份：一种是“奉宗庙”，这种身份呈现于文帝到哀帝时期的诏令文本中，几乎贯穿整个西汉；
另一种是“承大业”，这种身份最早出现在宣帝时期的诏令文本中，并且一直延续到哀帝时期。而在东汉的诏令文本中，皇帝“奉宗庙”的身份不再呈现，只有“承大业”的皇帝身份得到了延续，它的呈现同样与诏令的具体内容，诸如大赦、封爵、灾异、历法、礼乐、改元、举贤、免租之间没有关联。与诏令文本相对应，从章帝时期开始，诏令文本对这一皇帝身份的具体表述为“朕以不德，奉承大业”［18］，开始呈现出固化的倾向，使祖宗功业、帝尧功业和古圣先王功业三者实现了统合。这样由“奉宗庙”到“承大业”表述的转变，使皇帝摆脱了单纯以血脉延续来论证其统治合法性的局限，而借由古圣先王功业之承继者的身份实现了“上参尧舜，下配三王”［17］231的政治梦想，皇帝的权威性和汉家的正统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19］。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家政治体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起着重要作用。秦始皇发明了“皇帝”体制，有了一只强有力的国家政治体制之手，使中华民族第一段历史链华夏民族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多元走向一体。而“汉承秦制”，这种“天无二日，土无二王”［4］277政治制度连续性的承袭，为华夏民族向汉民族的无缝对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交通系统是一个国家的“国脉”，也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秦始皇雄才大略，深知建构一个“国脉”，覆盖全国的交通系统的重要意义，也为中华民族的第一段历史链华夏民族的统一打造了一个维持民族生命的“血脉”。秦汉之交，“汉承秦制”，交通“血脉”的畅通，保证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转化的历史连续性。

魏晋之际的史学家谯周在《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说明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华夏民族源起之时就已经有了供车行走的道路。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可见，周王朝时期道路已初具规模，分等级、有规划地建设。远的不说，仅西周时，就修建了从都城镐京通往各诸侯城邑的道路，形成在中国乃至世界道路史上最早的比较完善的路政管理制度。在《诗经·小雅·大车》就有记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20］由“道路”构成的交通系统，就是供行人、车辆、舟楫所运行的区域，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和流通所不可或缺的“大动脉”。历史早已证明，道路的发展与人类的文明史相始终，对中华民族第一段历史链——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促进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实行“治驰道”［4］174的重大举措，由丞相李斯主持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道路交通网［21］1668。所谓“驰道”，《说文解字》云：“驰，大驱也”。可见，驰道就是高速道路，是遍达全国的大道。但驰道不是供一般行旅通行的普通道路，而是供天子专用的御道［22］。在《史记·集解》有记载：“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23］因此，秦一统后，秦始皇在战国时期道路的基础上修建驰道。所修的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当时向东可到齐、燕故地；
向南可直达吴、楚故地，都由宽阔的驰道连通起来。在《汉书·贾山传》就有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由此可见，驰道已是秦朝交通大“血脉”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防御匈奴南下，秦始皇还下令蒙恬在甘泉山（今陕西淳化县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间修建了一条通往北方的直道。这条道路基本上直达北部边地，中间少有迂回。直道作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工程，成为秦朝全国交通的主网之一。此外，秦朝早期还开辟了从关中去汉中的秦岭古道，东有子午道，中有褒斜道，西有陈仓道。其中，褒斜道和陈仓道最为著名，这是大致平行的两条秦岭古道。陈仓道走的是秦岭西端的嘉陵江河谷，山势较为平缓，但路途迂回遥远。褒斜道是翻越秦岭的主干通道，走的是秦岭中段的斜河、褒河河谷，由秦入蜀“近四百里”，但山势陡峭，道路险要［24］。

由此，秦始皇“治驰道”和“为直道”以及秦岭古道所形成“车同轨”的交通系统，建成联系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干道有三川东海道、南阳南郡道、邯郸广阳道、陇西北地道、汉中巴蜀道、北边道以及并海道等［25］，大大缩小了各地间的空间距离，为国家的统一和认同，民族的互动和认同提供了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条件。其不仅是古代中国统一的重要保障，也为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礼记·中庸》中有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以说，“车同轨”均位居第一，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第一要素［26］。

汉朝还继承了秦朝重视开辟新道路作为治国的重要条件，以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促进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这集中体现在对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修建上。早在战国晚期西南夷地区就已经被开发，并有水路可通达西南夷地区，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有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后，李冰修筑了通往当时“僰人”［27］聚居地区（今四川宜宾）的“僰道”，为南夷道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派常頞在“僰道”的基础上，修筑至建宁（今云南曲靖）的“五尺道”。“五尺道”的成功开辟，不仅成就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28］2214的秦王朝统一全国新局面，更有深远意义的是使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链的形成。

两汉之时，《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高后六年（公元前182 年），城僰道，开青衣④”，重新建立了内地和西南夷的联系。到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发西南夷道的条件逐渐成熟。为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治理，汉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修筑了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在“五尺道”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今云南曲靖），二千余里”［29］。此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出发途经南广县（今四川高县、筠连、云南盐津、大关、彝良、镇雄一带）、平夷县、汉阳县（今威宁、水城、六枝特区），沿符河水（今南广河）、筠连河、羊官水（今横江）到牂牁江（今北盘江），即“南夷道”，也称“唐蒙道”［30］472-473。而西夷道打通了四川成都到邛都（今四川西昌）道路的“零关道”。根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所载古今地名及山河走势，我们认为西夷道应是从今四川成都出发经临邛（今四川邛崃）、青衣（今四川芦山）、严道（今四川荥经）、牦牛（今四川汉源）四县，沿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过甘洛、冕宁经安宁河至西昌［30］208、306、316。此外，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28］2013-2014。汉武帝由此下决心进一步开发西南夷地区，打通通往身毒的近道，开通了博南古道。《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孝武时，通博南山（今云南永平、保山之间），渡兰沧水（今澜沧江）、耆溪，置雟唐（今云南保山）、不韦（今云南施甸）二县。”事实上，博南古道是我国古代南方的一条国际大通道，增进了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与印度等国家的联系和交流，同时也对西南地区民族迁移、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31］。

因“汉承秦制”，汉朝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大致承袭了秦朝的格局。汉武帝时期的驰道，几乎遍及天下郡国。史籍中明确可见的各地驰道，除邺地驰道外，《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也有记载，击臧荼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
击匈奴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

由上述可见，汉武帝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形成以“五尺道”为基础包括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古道的“西南夷道”。可以说，因“汉承秦制”，汉朝为开发西南夷这个民族地区，费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心力，从“治驰道”到“当驰道”，终于打通了内地到西南夷的“国脉”，不仅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深入发展，也有利于加速民族互动和交融［32］，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交通“血脉”的畅通上，保证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转化的历史连续性。

在经济学家眼中，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等多种职能。而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眼中，货币还具有促进族群认同和民族融合的功能。所以说，中国每一时期的钱币都承载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信息，被喻为“社会化石”［33］。所俗称的“钱”，不仅是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一种金融流通工具，也是人的养命之源，万万不可或缺。

华夏民族最早使用贝作为货币。《史记·平准书》中就有记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西汉人桓宽在《盐铁论·错币》中写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币。”夏代使用一种黑色的贝，后世才使用金钱货币。晋朝人郭璞在《文贝赞》中则说得更为形象：“先民有作，龟贝为货；
贵以文彩，贾（价）以大小。”他认为，先民是根据贝的“文彩”来决定币值。而在汉字中凡与钱财有关的文字，往往包含“贝”，如财、货、贮、赏、赐、债、贸、贪、贫等，这说明在汉字最初形成时，人们在观念上已把“贝”与钱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形成了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四大货币体系。布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是从青铜农具“镈”演变而来的，出现于春秋早期，直至战国晚期铸行并流通的铲形货币，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刀币是商周时期的工具青铜削刀演变而来的，主要流通在齐、燕等诸侯国，后来又发展到赵、中山等诸侯国，与布币并存。圜钱也称圜金、环钱，中央有一个圆孔，钱上铸有文字。一说由纺轮演变而来，或由璧环演变而来，主要流通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和魏国。蚁鼻钱从仿制贝转化而来的，为椭圆形，正面突起，背磨平，形状像贝但体积较小，是江淮流域楚国流通的货币。但是，货币体系的不同，不利于经济的交流，也不利于族群的融合，更不利于华夏民族的认同。

历史的大潮是各种合力作用形成的。在春秋战国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合力之下，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深知统一货币的重要意义，采取了两条途径来统一货币：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
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据《史记·平准书》记载：“黄金以镒名，为上币；
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铜钱以“半两”为单位，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方孔圆钱的“秦半两”通行天下，这不仅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也为华夏民族经济生活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一手推行的“秦半两”式方孔圆钱，在中国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正如有诗云：“莫道区区仅半两”［34］，“圆形方孔一脉承”［35］。

“秦半两”何以有如此大的稳定力和生命力？这是因为“秦半两”不仅具有鲜明的形象、简洁的文字，其背后还隐含着华夏民族独具的审美、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思想，为“秦半两”奠定了造物设计上的思想基础。一是“秦半两”具有素朴质真的审美观。“秦半两”比起多角的铲币，易断的刀币，过小的蚁鼻钱，没有多余的装饰，钱文特征明显，给人以素雅朴实的青铜质感，体现了中国古代造物的智慧。一方面，由于当时铸造技术水平还不太高，铸造出的钱币边缘不整齐，需要打磨，于是古人就用方形长棍穿入“秦半两”中加以固定，便于打磨和统一规格，提高工效和成品率；
另一方面，“秦半两”与铲币等其他金属货币相比，设计更合理，其中间的方孔利于穿挂，便于携带、置放和储存，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中货币流通的需要，有利于秦国大一统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欢迎，体现了“秦半两”强大的稳定力和生命力。二是“秦半两”体现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圆地方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秦半两”采用了圆形方孔的造型，方孔代表地方，外圆代表天圆。可见，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奠定了造物设计上的思想基础。三是“秦半两”体现内方外圆的人生观。“秦半两”的内方外圆正好意寓了中华民族“中庸之道”的人生观。从“中庸之道”的人生观出发，以内方外圆的观念造币，呈现了“秦半两”强大的稳定力和生命力的处世哲学。因此，“秦半两”作为货币造型得以承袭下来。

汉初与秦一样，流通黄金、“半两”铜钱并行货币制度，但以铜钱为主，黄金单位改为一个值铜钱一万枚。由于秦末10 多年的混战，经济凋敝，物价昂贵，引起严重的货币贬值，货币制度一直紊乱。再加上历时八年的楚汉相争，死亡百万，生产破坏，钱货混乱，物价高涨。建汉以后，汉高祖因秦钱重难用，采取“令民铸钱”的政策。公私争相铸造轻小的半两钱，愈铸愈小，有的直径不足1 厘米，重不及1 克，形似榆荚，俗称“荚钱”，可随手粉碎失落。汉初百年间，政府推行铸币减重政策，以增加钱的数量，从而造成汉朝半两钱的重量名称与实际重量脱节，钱的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节。有学者考证，西汉前后大致经历九次曲折的演变，才最终确立五铢钱的体制［36］。

汉武帝废除一切旧币，铸造的五铢钱，史称“汉五铢”。这是继“秦半两”以来，中国出现的又一种重要的货币。与过去不修边幅的钱币相比，五铢钱呈现出一种规范之美，反映出大汉鼎盛时代精细严谨的作风和沉稳大方的气派。如果说秦始皇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中国古钱圆形方孔的形制，那么，可以说汉武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货币本身的标准化，开创了钱币体制的新阶段。“汉承秦制”，元狩五铢继承了“秦半两”的形制，确立圆形方孔、内外有廓，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始（公元前118 年）到唐武德四年（621 年），五铢钱流通了739 年，形成了中国货币史上的五铢钱形制时期。一枚五铢钱的重量约4 克，既不因体重价高而不易携带找零，又不因质轻价贱，而导致交易中货币需求量过大，这是与中国古代百姓日常消费能力相适应的，对中国古代货币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总之，“秦半两”最初是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的硬通货的法币符号之一。“秦半两”这种货币形式的出现，不仅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秦半两”所蕴含的素朴质真的审美观、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内方外圆的人生观，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表达、一种象征、一种沉淀，致使其圆形方孔的样式，成了中国古代货币的最基本的形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成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最久的货币形态。这不仅连接了中华民族历史链中的华夏民族和汉民族，还贯穿中华民族第二段历史链——汉民族。可见，从“秦半两”到“汉五铢”，蕴含着其钱币之外深刻的精神内涵，这也正是它为何具有强大的稳定力和生命力，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深层次原因，从经济“血脉”的畅通上保证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转化的历史连续性。

注释：

①“汉承秦制”，中国古史研究学界久有此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之后，“汉承秦制”屡次出现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在《后汉书·班彪传》中有记载：“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凡此等等，可知“汉承秦制”之说汉末已经通行，并沿用至今。也有学者不认同“汉承秦制”，认为是“汉承楚制”。详见朱永康.“汉承秦制说”质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7-17；
胡一华.“汉承秦制”质疑［J］.丽水师专学报，1992（3）：30-38。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县。《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均作四十四县。

③中国最早所谓的“皇帝”，是对“三皇五帝”的统称。“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传说中的三个古代帝王。“帝”原指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即天帝，后来许多国家混战，各自称帝，出现西帝、东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来到人间，成为超越“王”的人间尊号。详见刘俊男.原文化意义上的三皇五帝考论［J］.中国文化研究，2009（4）：172-182.

④详见《华阳国志·蜀志》。青衣，古羌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西部雅安地区，因青衣水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