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史料学构建初探——以《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为例

⊙周 琼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彰显出环境史学巨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环境史对环境中存在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关怀，对生物与非生物要素（个体、群体）发展历程及其相互影响关系史的关注，使其研究议题和研究内容充具着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特点。环境史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规律、特点及趋势的研究，对不同朝代环境保护及生态破坏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炼，对不同时期的环境思想、生态文化的探索和思考，既对现当代环境治理、生态恢复及其环境管理、生态制度建设颇具资鉴价值，也使这门既年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又古老（史料记载和环境思想等）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和话语权建构充满了魅力和挑战。史料是历史学存在的基础及保障。环境史史料学的建构、理论探讨和具体案例研究等，无疑是这门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被称为“显学”的人文学科在初建阶段必须要考虑和推进的工作。

近代环境史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最薄弱的时段，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与史料的繁杂、分散及其选择、分类与真伪考量等基础问题尚未明确有密切关系。因此，近代环境史史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基本内容、特点、规律等，不仅需要通过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来推进，更需要通过对纷繁复杂的史料进行分类、比对、考订，将最佳、最确切的环境史史料样本呈现出来，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展现近代环境史的状貌。整理影印的史料，不仅对初学者、入门者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也会令研究者获得众料在手的轻松愉悦感。本文拟在史料学视野下，以《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的编撰为切入点，对近代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冀望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环境史学发展成就的推动

近三十年来，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成就斐然，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推动着环境史史料学构建的前行步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国外环境史学及其成果的“中国化”对环境史史料学的推动

国外环境史和国际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在全球环境危机中拉开了新学科新征程的起点，引领并激发了中国环境史学的蓬勃兴起。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因环境危机促发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问世以及环保运动、环保思潮的兴起，使一个具有明确称谓的史学新学科——“环境史”在欧美横空出世并日益多元化地发展起来。八九十年代后，中国环境史在环境保护的旗号下起步，以中国台湾刘翠溶先生为首的学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名称明确的“环境史”概念。第一本环境史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①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年。的出版，把“环境史”的名称和概念嵌入到中国学界，学科由是发端。一批具有国际学术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环境史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内地学界开始出现了以译介海外学者的环境史名著为发端的成果。

首先，一批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环境史学者，纷纷出版著作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把国外环境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译介到中国。其中以侯文慧、高岱、曾华璧、包茂红、梅雪芹、付成双、高国荣、侯深、费晟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对西方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科归属、学科建设和学术理路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推介、研究和探讨，也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促动了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和发展。

其次，一些海外中国汉学研究者出版了中国环境史的专业性研究成果，促动了中国环境史学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马立博（Robertb.Mark）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China: An Environment History）和《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Rice,Silk,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穆盛博（Micah Muscolino）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Henan Province,the Yellow River,and Beyond,1938 -1950）和《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这些著作以不一样的视域及关注点，比如宏大叙事和长时段视角等，尤其是对中国环境史学体系以及人口、移民、物种、战争与环境等重点问题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环境史学的诞生、构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成果对于中国环境史学科而言，无疑是久旱之甘霖，一经问世，不仅引发了持久的关注和研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还把国外其他环境史名著，如《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尘暴：19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 年的生态扩张》《自然的财富：环境史和生态想像》《自然的概念》《自然之死》《自然的终结》《珍惜地球》《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什么是环境史》《哥伦布大交换——1492 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等，作为环境史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或讨论课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的环境史理念、思想主题和理论方法等，启发了国内环境史思想、视域和具体研究的开展，使之逐渐与中国传统环境变迁历史和思想交融，出现了“中国化”的现象，即国外学者关注的环境史叙事方式、研究主题、研究领域及其理论、方法、路径等，被借鉴到中国环境史学及其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推动了国内环境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促动了一批年轻且颇具新锐和跨学科理念的被称为“少壮派”环境史学者，纷纷投入到环境史研究之中。部分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中国学人书写中国环境史”的思想，他们呼唤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学术话语权的构建。

2.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与早期史料学基础

中国学者的环境史学研究，多从中国传统历史的本体论出发，具有浓厚的传统史学特色。

首先是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一是对环境史学构建的具体、基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如刘翠溶、王利华、夏明方、蓝勇、钞晓鸿、余新忠、景爱、王翼德和笔者等人，对中国环境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学术理路、学科内涵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学术话语构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区域环境史、断代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呈现日新月异的盛况，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多学科方法推出的成果，引领着中国环境史学的新问题、新领域。如王子今、尹绍亭、韩茂莉、王建革、赵珍、徐建平、张景平、韩昭庆、滕海建等学者，以断代、区域环境史为主题开展研究，对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的具体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他们在2005 年以后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可用“雨后春笋”一词来形容。三是2010 年以来环境史学者群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中，环境史作为历史学中实践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新兴分支学科表现出了强劲且旺盛的生命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覆盖了中国古代各个不同的时期、中国疆域内各个不同的区域，遍及区域环境史、断代环境史、环境思想史、环境制度史、战争环境史、环境保护史、海洋环境史、城市环境史、环境灾害史、环境疾病史、考古环境史和特殊物种的环境变迁史等领域，其中尤以王利华的《上古生态环境史研究与传世文献的利用》和钞晓鸿的《文献与环境史研究》①分别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5 期和《历史研究》2010 年第1 期。等为代表。

其次是环境史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伴随着环境史研究的蓬勃开展、成果的不断问世，一些高校和科研机单位相继建立了环境史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批环境史研究人才，不仅推动了中国环境史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推进了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及话语权的建构进程。随着高校环境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学术活动的展开，与之相配的人才培养体系也开始建立起来，②周琼：《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15 年第3 期。新型的环境史人才逐渐在学界崭露头角并渐成气候，其成果以新颖独到的视角、宏富开放的理论思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娴熟的专业技能在学界独领风骚。

环境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涉及论题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综合性。但也正因为如此，环境史研究一直面临学科属性、定位和面向界域模糊诸多争议。虽然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很多研究结论也极富启迪性，但在一定范畴内还是会被误认为无处不在的“环境”是一个包含一切问题和领域的“大箩筐”，环境史的很多研究主题也成为一个个交叉、根植乃至深入于各学科内部的命题，与此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就更显纷繁复杂。什么样的资料可以作为环境史史料，文字还是图像，文本还是实物，文献还是音像，抑或其他？对此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其研究思路和观点发人深思。因此，要解决诸多问题和疑虑，从源头深入无疑是最好的路径。搜集、整理、解读环境史史料，通过对环境史史料的梳理研究，反映环境变迁历史的原因、过程、结果、特点及趋势等，探究环境史学的对象、属性、目的及其与“环境”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明确环境史的要旨及内涵，就成为目前环境史学尤其是史料学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笔者自2010 年以来在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将“环境史史料专题”作为环境史方向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开始了环境史史料学的初步探索，并确定为2014 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①参见李明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初步展现了笔者对环境史史料学基本问题和脉络的思考与探讨。现在不少高校在环境史教育中极为注重史料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技能的培养，环境史学界由此增添了许多成果。

早在2002 年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笔者就关注到地方志中被闲置甚至被认为是无用的物产志和武备志的史料，意识到这些史料是地方和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历史最为重要的史据，于是小心翼翼地打开因无人翻阅而粘连在一起的抄本并完整地摘录下来，随后开始了对相关史料的关注和整理。笔者在对武备志中的环境史料进行分析之后，提取了其中的环境史信息，相继写成几篇论文；
②参见周琼系列著述：《一段未受关注的藏区环境史料》，《云南文史丛刊》2004 年第3 期；
《明清滇志体例类目与云南社会环境变迁初探》，《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7 期；
《一条应受关注的藏区环境史料述论》，《中国藏学》2006 年4期；
《清代滇川藏毗邻藏区民族生存环境及变迁状况管窥——从一条未受关注的滇川藏毗邻藏区的环境史料说起》，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6 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环境史史料学刍论——以民族区域环境史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 期；
《虚妄与存在：青铜图像与先秦环境史研究》，蓝勇主编：《中国图像史学》第1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创造”与书写：环境口述史料生成路径探微》，《云南社会科学》2020 年第1 期。同时，在环境史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中，向国内同行专家学习，举办了以环境史史料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③参见周琼主编：《传承与开拓：环境史史料研究与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2015 年后，随着研究视野转向当代环境史——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研究，笔者开始带领团队成员进行当代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出版，④参见周琼、杜香玉编著：《云南省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事件编年》第1—3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2018 年；
周琼、杜香玉编：《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一辑（1972—1999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年；
周琼、邓云霞、汪东红编：《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二辑（2000—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年；
周琼、邓云霞、汪东红编：《云南环境保护史料编年第三辑（2009—2016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年；
周琼、米善军编：《云南环境史志资料汇编第一辑（2004—201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年；
周琼、米善军编：《云南环境史志资料汇编第二辑（2011—2017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年；
周琼主编：《区域环境志：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在环境史史料学的建设中做一些基础性、起步性的积累工作。

虽然笔者在环境史史料学实践中所做的工作只是集中在云南，但对环境史史料的分类、选择、则例、考订和研究的基本问题都有了初步的思考和探讨，对其他区域和整体环境史史料学的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无疑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

（二）环境史史料学的使命及其对环境史学的支撑

随着当下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整合及其高水平建设目标的凸显，“新文科”备受瞩目。跨学科、交叉学科以更新的内涵和界域，再次冲击着学界的视窗。传统学科如何实现转型和发展，学者如何做出适应新时代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成为学界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方兴未艾的中国环境史学，既具有传统学科的优势和特点，又具有资鉴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暨承担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目标的史学新学科特点，无疑成为“新文科”建设和发展中的代表性试点领域。

随着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深入，一个严峻的问题出现在中国环境史学家面前：环境史史料学几乎无人问津——无论是史料的整理还是理论探讨的成果，与环境史研究成果相比可谓相形见绌，这与环境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和研究需求极不相称。

史料学构建作为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基础问题，其价值及作用已无需赘述。对于任何历史学分支学科而言，史料学的建设都是学科构建之初便亟待进行和发展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已成为支撑和推动环境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深入系统发展的根基，亟需对其进行理论上的研究。纵观环境史学界的研究和热点问题的讨论，似乎大家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仅没有环境史史料整理的成果，而且没有对环境史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论著。显然，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相比，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略显滞后。

环境史史料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发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基础性领域，成为环境史学科建设框架中必须要考虑和安置的问题。如何在中国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探索出一个既能表现交叉学科、跨学科特点，又能奠定新学科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的领域，真正展现“新文科”的内涵和特色，就成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建构和发展必须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正如笔者数年前所言：“以传统史料学为基础，兼顾环境史的学科特点、研究视域所赋予的要求，注重环境史发展变迁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环境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恰当把握及应用文献史料、考古资料、非文字资料、实地调查资料，在多学科交叉法的基础上发掘及应用更广泛、深入的跨学科史料，建立起完整、系统的环境史史料学，环境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可靠、可行的基础上，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的构建才能成为可能。”①周琼：《环境史史料学刍论——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 期。

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学科建设最基础问题的层域内，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及重视。关于环境史文献、环境史史料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也被提上研究日程，成果不断见诸论著。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内涵、整理、解读和运用，尤其是分类放置的问题，更是见仁见智。这在环境史学科话语建构的层面上，具备了开展环境史史料和文献收集整理的学理基础和实践价值。

因此，只有融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环境内涵，建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史料分类及其基本架构，真正将多学科视域中反映环境变迁价值的资料、数据、研究结论等纳入史料范畴，不同学科的史料相互补充、映证甚至纠谬，发挥多学科史料的价值，才能把环境史学的研究推向深入和系统，从而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各地环境发展变迁的脉络，展现环境史作为新文科最本质的特征——交叉性和跨学科性，使很多分散在不同学科、彼此间很难贯通、无法整合成完整知识的资料，在环境史的学科视域中整合、凝结起来。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史料对环境变迁不同层域和面向的支撑作用，形成对国家、地区环境变迁历史的全方位解读，更好地展现环境史综合研究的特点，即多学科参与并共同聚焦于某个环境变迁要素、群落和生态系统之上，相互补充、印证、融通与纠错，激发出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无法形成和超越的整体性、共通性的知识谱系，这就是新时代背景下环境史史料学作为“新文科”代表之一的价值所在。

区域或断代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是环境史史料学建设中最具有操作性和完成可能性的基础领域。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零星解读和运用（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范畴，出土文献中的环境史料也被提取、运用。其中，大部分史料既具有中国传统史料分散和文字记载简约的特点，即环境因人口增加和受工矿业、农业的影响而呈现单一、线性变迁的特点，又受限于古代文本史料记载的特点，无法量化和准确反映环境存在和变迁维度的复杂性，因此，中国古代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停滞不前。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被动地开埠及半殖民地发展格局的形成，亦即中国的被动近代化，促使近代环境变迁的动因和面向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近代科技的发展和研究，以及观测机构和站点的建立，使环境史料的记录开始改变传统文本记载的模糊、简约态势，逐步具有清晰、准确的数据性特点。如民国年间气象观测所（站）、植物和微生物调查所等机构和环境信息搜集点的建立，使近代环境史料的类型也由此变得多元、立体起来，部分近代科技支撑下形成的观测史料已经可以为量化史学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提供支撑。此期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史料的类型、载体也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尤其是近代印刷术的推进和影音技术的传入与发展，使史料的形象性、直观性、快捷性等特点凸显无遗。

（一）中国近代环境史料学的蹒跚起步

随着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史和新史学的迅猛发展，史料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不被作为史料的内容和记载，开始进入历史学研究者的视域；
一些不被传统史料记载者关注和看重的内容，开始被新史学推重和倡导。于是，一些有别于传统文献史料的回忆录（纪录片影音）、个人传记、气象交通等新科技资料，成为近代新型史料，开始进入历史学研究者的使用范畴。在中国传统的天地人观念中，环境和生态的内涵一直都在史家关注和思考的范畴内，近代边疆危机及其国际力量的介入背景，使环境史资料的搜集、记录和积累更加普遍。与传统时期相比，近代环境史史料也开始变得“海量”起来，为近代环境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无穷的魅力。

长期以来，近代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成果寥寥无几，更缺乏从理论上对近代环境史史料的价值、特点、范畴及其优劣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这与近代环境变迁史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历史面貌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不仅与近代环境变迁面向和维度的复杂性密切相关，更与近代繁芜的环境史料的“缺乏”有密切关系。比如，近代很多环境史料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史料边界极其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传统史学视野下经挑选、整理、精炼过的史料记载的类目和内容。某些具有环境要素的史料，大多只是因为考察、旅游等偶然需要或在地方志的物产篇中有零星记载，缺乏对某个环境要素的系统、延展性记载，使研究者无从下手，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深入推进，也制约着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本土化推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鉴于此，笔者在学界相关研究和个人学习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的支持下，申报了《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项目。该项目被作为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的专题史料整理试点项目获得立项，笔者由此开始了近代环境史史料选择、对象、分类等相关的推进工作，对中国近代环境史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搜集整理。但由于近代环境史史料的内容、类型等比较复杂，与传统的、被史家编订过的正史、笔记文集、政书、类书等标准、严谨的文献有极大的不同。在不同类型史料的搜集、选择、整理的过程中，笔者团队就资料的类型、篇目、凡例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乃至争论，多次推翻原有的分类及搜集标准，而每一次讨论调整都使近代环境史史料的分类标准有所推进；
虽然有的问题迄今也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却是近代环境史史料学分类的初步尝试。最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按近代环境史的不同领域选择史料，将近代环境史料分为气候环境史资料、农业环境史资料、矿业环境史资料、森林环境史资料、水域环境史资料、疾病环境史资料、灾害环境史资料、环境思想史资料、环境制度史资料、环境美学资料等几大类型，形成了册数不等的《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

目前付梓的《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第一篇，就是近代气候环境史资料的整理汇编影印稿，约73 册。后续各篇资料的册数将按照具体情况确定。从目前的资料情况来看，每类应不少于100 册左右。若后续资金和项目支持情况、版权情况允许，项目组还将搜集、整理国外文献中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并影印汇集成册（约250—300 册）。

《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的篇目和分类，按笔者团队对环境史史料学的初步思考和研究进行。虽然目前的理解和把握还有待提高，但却是大家在中国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教学讨论和研究，通过对环境史史料的分类、特点和内容等进行初步探讨、研究而确定下来的。①参见周琼：《史料与问题：环境史学科体系构建的两条腿》，《昆明学院学报》2020 年第1 期；
周琼：《环境史研究的史料、路径与案例》，《昆明学院学报》2019 年第1 期；
汪东红：《近五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综述》，《昆明学院学报》2020 年第1期；
袁晓仙：《辩证思维与时空场域:环境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再论》，《学术探索》2019 年第6 期；
李明奎：《在常见和稀见之间：中国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探析》，《中国地方志》2017 年第8 期；
李明奎：《近四十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鄱阳湖学刊》2017 年第4 期；
王彤：《〈岭外代答〉的环境史史料价值与特点》，《昆明学院学报》2016 年第4 期；
王彤：《先秦文献中环境史史料价值探析》，《保山学院学报》2015 年第3 期；
徐正蓉：《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综述》，《保山学院学报》2014 年第6 期；
吴寰：《中国环境史文献的分类问题初探》，《保山学院学报》2014 年第6 期；
聂选华：《中国环境史文献特点探析》，《保山学院学报》2014 年第6 期。笔者在此斗胆将这部丛刊的整理和面世，视作近代环境史史料学蹒跚起步的标志。

（二）中国近代环境史史料学的价值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奋争、自强的历史，是中国命运发生根本性逆转和发展的阶段，也是社会生产、生活和环境发生剧烈变迁的时期。近代科技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的历史发展态势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面貌，也改变了自然与环境演替、变迁的规律和状貌。近代环境史以迥异于传统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生态系统退化、环境资源压力胁迫社会转型、经济变革；
另一方面，资本、科技、工业、市场逐渐成为环境变迁的重要（甚至主要）社会驱动力，不断以新的方式、情态、规模和速率驱动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并且造成新的生态问题”。②王利华：《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2 期。

近代史是短暂的，这一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留存下来的环境史史料，其形式、类型和内容，既继承了传统环境史史料的特点，也具有全新的、对后代史料传承产生巨大影响的特点，在学术研究和现实运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近代环境史史料的记载和传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记载内容上看，近代环境史史料继承了中国传统史料所具有的气候、天文、地理、山川、河湖井泉、水利、气象灾异、农垦、物产（资源类型）、疾病等基本内容，同时也新增了公路铁路交通、经济物种引入、近代医疗卫生、实业等内容，当然还有民国政府主导的植树造林、水利工程改造修筑等方面的内容。从记载材质上看，近代环境史史料继承了传统的文本、曲艺、实物记载的方式，也新增了纪录片、幻灯片、电影乃至电视等影音记录和传承的方式，使得史料记录保存的内容以数百万倍的速度增长。从具体的内容来看，近代环境史史料既有区域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原因、结果，以及环境思想、环境制度、环境保护和修复措施等方面的内容，也有近代环境司法、环境灾害、荒漠化、作为资源的水及其环境、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近代环境史料类型繁多、内容庞杂，反映了近代环境变迁的复杂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撑近代环境变迁的多种面向，对学术研究起到积极作用。史料记载类型和载体日趋丰富，尤其是近代造纸和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史料的巨量记载提供了可能。人们亲见亲历的、新闻报道的各种信息都得到有效记载，成为区域性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为各个层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第三，繁复杂乱的近代环境史史料真伪难辨，成为近代环境史史料学产生和存在的前提。近代科技的引入和运用，除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推动并促使近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进步和变化之外，还让自然界和环境发生了史无前例甚至无法逆转的变化。无论是资源的开采、森林的破坏程度和速度，还是因海陆空交通运输线的延伸而带动的社会及生物或非生物资源的流动、物种的变化乃至灭绝的进程，都对世界各地的环境和生态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乃至毁灭性的影响。中国是近代化范围最广的后进国家，近代科技的输入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都极为巨大，这些变化都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在了不同载体、形式和类型的资料中。以文本、影音、艺术等物质或非物质形式留存下来的资料，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依据，当然也成为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选择、甄别和考订，使之成为对学术研究及教育教学可用的史料，就成为近代史料学、近代环境史史料学必须做的工作。

第四，近代环境史问题的史料对解决现实环境问题具有极大的资鉴作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往往能资鉴现实问题的解决。近代繁杂的环境史料中，有很多关于环境灾害的原因、过程和影响的详细记载，以及很多关于区域性环境史问题发生的自然、人为原因和具体解决方式的案例记载，人们可以从中找寻解决现实中类似环境问题的途径和经验，获得新思路和新启迪，从而避免重复走弯路。

第五，近代环境史料为编撰近代环境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史料的直接价值，就是作为历史书写的凭证，发挥其载入史册的价值。近代环境史料无疑是编修近代环境史的基础性史据，不仅有详细的区域性环境信息，也有宏观的、国家整体层面的环境决策和环境史变迁信息的统计、记录，为中国近代整体环境史、区域环境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的文献价值

《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旨在以专题资料搜集、整理的形式，通过对现存史料的全方位梳理来保存文献、促进科研，发现目前学界关注的不足之处，以史料引领和开拓新的关注点，体现笔者这个时代对近代环境史相关史料的整理、解读与利用。《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和出版，虽然只是近代环境史史料整理和分类的初步探讨，其中的思考还很粗疏，但作为第一部近代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影印本，将在学术和现实需要等方面，极大地推进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进展。

第一，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搜集民国时期环境史的文献，其中不少文献属第一次影印整理。笔者的编辑思路与环境史研究现状紧密结合：一方面力图以资料整理方式明确主题，推进目前近代环境史学界的研究视域；
另一方面以资料类目的形式，提出环境史研究中的新问题，力图以此推进环境史研究的新维度，以期能对中国近代环境史史料学研究发挥促进作用，对其他时代的环境史史料学研究起到推进作用，从而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和环境史学科的构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展现环境史多学科史料会通的特点。

第二，为了更加突出体现环境史学科的特点，笔者尝试对近代环境史史料进行较为完善的体系化编纂，即：在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视域内，将环境史史料按气候环境史资料、农业环境史资料、工矿业环境史资料、森林环境史资料、水域环境史资料、疾病环境史资料、灾害环境史资料、动植物环境史资料、交通环境史资料、城乡环境史资料、环境思想史资料等进行类目分割，按类目搜集整理编排的资料，在类目下再细分项目和条目，期望构建起既交叉立体又相对独立的环境史史料编纂的框架结构。这无疑对目前近代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导向不清、史料类型不明确和研究者对相关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把握不足等问题将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可从史料分类上为近代环境史和史料学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奠定基础，也为近代气候环境、农业矿业环境、森林环境、环境文化、环境思想和环境制度等新问题的研究准备权威可靠的原始文献。

第三，将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发挥较大的资鉴作用。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变迁和破坏，以及外来物种入侵并对中国本土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始于近代。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近代化，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交通、文化、通讯、卫生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全国各地推广运用。人类社会对环境的改造力、破坏力呈几何倍数增长，尤其是电力和交通运输业科技在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促使环境破坏的力度和速度大大超越了传统时代，环境灾害在不同地区纷纷出现，由此改写了中国环境变迁史的规律和方向，并一直延续到当代。其间中国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成败经验和教训，对当代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环境制度、环境教育和环境文化建设都具有极大的现实资鉴意义。

第四，将对断代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起到积极的作用。近代环境史史料主要辑录影印的是中国近代环境历史及其变迁的相关史料，史料范畴主要以近代中国的地理空间为主，在史料分类和选材上对其他历史时段的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将起到探路、草创或启发的作用。

《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各篇，与近代社会历史及环境历史变迁的面向相一致，呈现出类型多样的特点，形式和内容极为丰富。现姑且以第一篇气候环境史料的汇集作为案例进行说明。

考虑到环境史学肩负着“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的责任和使命当担，开篇的气候环境史料编，将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作为当今环境史学科发展的具体问题，凸显环境史学密切联系现实需要的特点。气候环境是影响环境变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成与可持续发展产生关键影响。在区域与全球、过去和现在不同空间与时间尺度上，气候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始终呈现立体多维的特点。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空间上，局地气候加速扩展到全球尺度；
时间上，呈现了过去40 万年所没有的气候变化速率；
影响上，气候变化影响的多样性更加突出，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风险更加常见。受区域自然条件和多维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揭示气候变化时空尺度的动态性特征时，还需揭示气候变化及其所影响的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敏感性和韧性等特征，涉及政治制度、农业生产、人口规模、土地利用、灾害文化、气候认知与评价等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而揭示气候变化时空尺度的动态性特征是开展上述研究的首步。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作为中国气候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对资料汇编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该文分析了五千年来中国的气候变化，奠基了使用史料重建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此后，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等机构多次整编出版了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气候记录，编著了《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等多部历史气候研究专著。重建历史气候的代用证据通常由历史文献析出条目和自然代用证据构成，析出条目通常来源于考古资料、气象史料、农业史料、灾害史料、物候史料及可以反演推理的文字证据，自然代用证据常用的主要有树轮、冰芯、沉积物、珊瑚、石笋等自然记录，通常面临指标类型多样、代用证据有效性与稳定性不一、可量化程度及其不确定性各异等问题，影响时间分辨率、空间代表性的精准度。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气候研究成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全球研究与合作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研究强调历史与现在、全球与区域、圈层与圈层，以及环境、气候与人类系统中多学科的关联与深度交叉，通常通过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和模式同化等方法深度结合区域尺度气候变化与全球系统变化，揭示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响应、适应与关联规律。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气候变化研究强调对证据特征参数进行定量推演和不确定性评估，采用“大数据统计分析-模拟诊断-实验解析-参数定量-社会系统关联”等闭环分析方法开展研究，取得大量学界认可的研究新成果。环境史视野下的气候变化研究鲜有扩大到历史上的水域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和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上，根本原因在于计量、统计、分析、生态、生物化学等属交叉学科，对环境史研究极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难以在具体研究中运用，由此造成环境史学远离现实的困境。从气候相关学科与环境史学科深度交叉的角度寻求突破，是环境史学继续深化和发展的生命力、推动力之一。

要全面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还需要将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作为一个有一定时间长度、连续的历史过程来考察，以便准确地把握气候、环境与人类系统问题发生的历史根据和演化脉络。同时，还应放眼世界，打通区域与全球的内外空间联系，寻绎中外气候变化历史辩证联系的事实依据。在此视域下，遵循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明辨气候环境的本源与边界，深层次揭示气候、政治、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内在的复杂历史联系，力求突破分科治史的套路，力避就气候言气候而割裂历史的继承性、延续性和整体性，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占有和贯通史料史事，再现气候变化发展演化的整体历史。其他专题领域的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及编纂方法，与气候环境史史料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传世文献的内容、形式、类型和体量，均大大超越了历代文献叠加的总和。在内容上，古今中西交错共生，人文与自然、农业与工程叠加，资料整理、考订、研究和解读的难度更大。在形式上，仅气候类图书就至少包括数字表格汇编、论文集、全集、选集、方志、年鉴、年刊、连续性出版物等。在类型上，不仅有文字史料，还有图像史料、影音史料和实物史料。在时间上，既有传统的按编年方式传承、留存的史料，也有采访的、实地调查的史料，还有此前不被作为史料的日记、曲艺、文学作品，以及电影、纪录片、幻灯片、宣传片等影音史料。这些史料丰富了梳理的内涵，扩大了史料的外延，也在更大范畴内保存了当时环境的真实状况和场域。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不等的期刊报纸和单篇学术论文、著作等，使近代环境史的不同信息和内容，以不同的面目保存在不同类型的史料中。

《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旨在展现近代中国环境变迁的概貌、特点及规律，尽可能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并整理国家图书馆所藏相关图书、报刊等各类资料，最大限度扩充环境史学所需要的资料。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内容、结构相对合理的近代环境史资料丛书，可为研究者、学习者和决策部门提供尽可能多的新史料、新信息和新线索。因此，笔者将将资料分为图书、期刊和单篇文章三大类：

一是图书类，包括全国气温、降水量、霜期和各省市公开发行的气候统计资料等。民国时期气候环境编著资料继承并延续了晚清西方近代气象科技实用性特点。在继续译介出版外国气候著作的基础上，中国研究机构和新型知识分子逐步成为中国气候研究的主力军，气候环境资料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多样。汇编的图书资料主要有三种：（1）以数据为主体的资料汇编。综合了全国各省市的气象观察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资料能够有效构建起民国时期中国气候数据库。（2）对气候的认识与评价的资料汇编。从气候与农作物、气候与动植物、气候与健康等方面积极探讨气候与生产、生活的关系，体现了这一时期知识精英对气候、气候灾害等的认识与评价，试图融会古今中西，构造新的气候认识形态的特点。（3）试验实践资料汇编。多省市倡导了声势浩大的造林运动，其口号、纲领及活动亦随时势、社会和政治变迁而不断变化，虽然其成效是否达到“年年植树，无日成林”仍有争议，但却使民众对森林生态意义的认识得到了加强，对制度章程、农林学校教育、科研试验，以及对技术人士的尊重、爱林护苗的社会风气的养成，均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传承了中国生态修复的传统。

二是期刊类，包括中央气象局、水利委员会南京二等气象测候所、天津测候所编等气象丛刊、月刊和报告15 种。民国时期公开出版发行的气象专业期刊约有90 余种，分年刊、季刊、月刊和不定期发行刊等。期刊类资料涵盖气象知识、气象通报、天气概况、气象科技、气象消息和通讯专栏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思想动态和舆论焦点。这些资料一方面宣传、报道和讨论气象科研教学实践活动，对研究理论、方法和课程设置等进行探讨；
另一方面对中国气象教育和气象知识进行普及和评论，“以期灌输气象常识于国人心目中，使对于此项事业，有相当之注意，以为发展之基础”。选编的期刊资料以数据和表格资料为主，补充完善了图书类气象数据资料在区域和时间上的不足。

三是单篇文章类，即气象学专家、评论员与知识精英等在图书之外发表的单篇文章，内容包括从中国历史气候沿革、现实气候研究发展、中国气象教育问题、气候认知与评价等角度，对气候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研究与评价。

《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的整理，使团队成员的环境史思维和视域得到了成长和锻炼，也推进了笔者对近代环境史史料存在形式、类型、内容等方面的认知。在资料的整理中，笔者更深刻地意识到，环境就存在于身边，环境要素存在于每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领域中。因此，资料整理要力避环境史是史学大箩筐的歧义，力图通过资料的整理、分类和具体治理内容的原貌呈现，使环境史的学科内涵和范畴进一步明晰、固化，呈现环境史学固有的独特视域和内涵。同时，笔者也发现，不仅环境各要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不能以不同领域完全绝对地划分开来。如环境与灾害之间，就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关系，就值得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笔者把灾害环境史料也一并纳入此次资料汇编的视域中，搜集灾害发生的环境原因以及灾后造成的环境影响等内容的资料，力图展现环境与灾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离开了史料，一切历史研究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环境史作为历史学领域最具生命力的分支学科，在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中，史料学是最重要、最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学建立于传统史学基础之上，却又在研究视域、方法、理论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框架和范式，具有既普遍又特殊的特点和视域。故环境史史料学在具备传统史料学特点的同时，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旨在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深入发展，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建构贡献一点力量，因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环境史学中一个最为基础的领域，亦是一个综合性和延展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笔者一直主张的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的环境史资料信息，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结果及数据，影音资料等环境数字史料等问题，均涉及多学科交叉和合作的领域，非一时一书一断代的史料汇编所能承担和完成的。但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和学科构建的层域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断代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冀望本资料汇编的出版，能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环境史学在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和具体研究实践中的深入、系统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使环境史尤其是区域环境史研究建立在切实可行、可靠的基础上。

因此，要做好环境史研究，应该熟悉和掌握不同历史阶段环境史史料的特点，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史籍中的环境史史料的不同特点，系统搜集、整理环境史史料，深入发掘并分析其中的环境史信息，从而构建起一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只有这样，环境史的研究才更具有客观、可信的基础，才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