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的重新思考——以米塞斯为例

郑 娟 梁 捷 王鹏翀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会计学院，上海 201620；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不断进步，理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乃至实验经济学方法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关于“经济学能否成为纯粹的理论科学”的争论从未停止。有些批评者认为，“视角偏狭和内视的理论经济学在解释、预测和控制复杂经济系统运行方面束手无措”(1)乌斯卡里·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同时，无论是经济学内部还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越来越强烈。(2)经济学界内部，如科斯(Coase)、克鲁格曼(Krugman)、罗默(Romer)等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纷纷提出了严厉批评；
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伦纳(Heilbroner)和米尔伯格(Milberg)等对经济学洞察力表露出了担忧。此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莱维诺维茨(Jay Levinovitzd)、傅凯德(Fourcade)等也从不同方面对现代经济学提出了批评。而所有这些对于经济学的批评都涉及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分歧。

经济学自诞生起就一直备受争议，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和争论由来已久。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与现代经济学相差甚远。1836年，密尔(John Stuart Mil)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中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采用演绎方法的抽象科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稳固的，不应因为理论在经验应用上的失败而受到责难”。(3)John Stuart Mill, “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 (4 October, 1836): 120-164.密尔的学生凯尔恩斯(Cairnes)进一步通过分辨“归纳-分类”和“假说-演绎”两类研究方法在科学发展阶段的使用区别，对古典方法论进行了总结。他断言说，经济学业已是一门较为成熟的科学，方法论上应坚持演绎推理方法；
而经验归纳方法仅在应对具体现实复杂性时，可以作为对理论前提的补充。(4)John Elliott Cairnes,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9世纪末，随着老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关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5)John Neville Keynes,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1999).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巨著《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密尔-凯尔恩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范式获得了广泛认可，但对它的批评也从未停止。历史学派就对它进行了反驳。施穆勒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演绎、假设的研究方法抹杀了个体行为的独特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不能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的规律。(6)Schmoller, Volkswirtschaft,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methode,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6 (1893): 527-63, reprinted in A. Skalweit (ed.) (1949), Die Volkswirtschaft,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ihre Method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围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关实验方法、理论模型等问题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随着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7)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受到了波普尔、托马斯·库恩、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等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关于归纳与演绎的分歧，在现代研究中发展为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分歧。(8)乌斯卡里·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页。逻辑实证主义渴望在物理主义的核心理念下统一整个科学世界观，而现代经济学的实在论则侧重于通过从客观世界得到的观测数据来验证理论。在主流方法论中，无论是萨缪尔森描述主义方法的证实主义，还是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色彩浓厚的证伪主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实在论。(9)弗里德曼的实在论立场是有争议的。他在处理经验与理论的方法上采用了工具主义的观点，即“理论乃是(合乎逻辑)产生最终被证明是真实的(或成功的)语言或结论的方便和有用的方法”。这种立场被萨缪尔森批评为“F-扭曲”，但弗里德曼方法论中对待经验归纳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一条鸿沟。

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进路来自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无论基于知识的社会结构还是基于各种经验证据，都无法对经济学理论加以证实。如麦克洛斯基(McCloskey)便将经济学理论视为一种修辞(Rhetoric)结构，对规范方法论追求的“科学真理性”进行了完全的解构，主张多元化的方法论。(10)乌斯卡里·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

在经济学方法论纷争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特别引人瞩目。米塞斯以主观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本立场构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独特的、完整的方法论框架，将其称为“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11)Praxeology，在有关米塞斯的中文文献及米塞斯著作的中译本中习惯将其译为“人类行为学”(《Human Action》的中译本即题为《人的行为》，夏道平译)，《简明英汉词典》也用此译法。Human action，也常被译为人的行为，但根据米塞斯的原意，明确指出行动(action)指的是有意识的行为(behavior)或有目的的活动，此译法较为不妥。本文将Praxeology采用“人类行动学”的译法。。米塞斯的方法论反思较主流经济学来看，其思路更富弹性。1940年，他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关于行动和交换的理论》(12)Mises, Nationalökonomie, 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Wirtschaftens (Editions Union Genf, 1940).，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于1949年发表了《人的行动》(13)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Fourth Revised Edition,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1996).。该书是一部关于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及系统性的巨著。在书中，米塞斯不仅阐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更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先验演绎的方法，一层一层详尽地展开了对市场、交换、利率、工资、生产要素、商业循环和政府干预主义等经济问题的分析，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在其后的岁月里，米塞斯又相继出版了《理论与历史》(14)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和《经济学的最后基础》(15)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62).两书，以其所处时代的流行错误观念为标靶，精炼而完整地进一步廓清了自己的方法论观点。

米塞斯的反思对于理解经济学方法论分歧具有重要意义。他关于方法论分歧的进一步思考也可以帮助学界更好地理解当前理论发展的新方向，有效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加深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把握。因此，本文从米塞斯的认识论背景入手，全面梳理了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框架，并以米塞斯为代表，从最基本层面审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讨论“真实世界”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

米塞斯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以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诸形态为主要批评对象。在其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著述中，米塞斯总是以较大的篇幅层层驳斥对手在认识论乃至本体论信念上的谬误。米塞斯在《经济学的最终基础》中曾强调，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并不是讨论哲学，而是为经济学理清思想工具和研究范围，“对知识理论的研究者们所应充分考虑的那些观念加以说明”。(16)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62) v.因此，米塞斯所有的方法论立场都植根在牢固的认识论立场之上，这种关注贯穿米塞斯研究的始终。

在世界如何所是的问题上，米塞斯抱有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至少迄今为止，普通人无法对宇宙里的一切现象作出可靠的一元论解释。即便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指引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规律有了一些较为准确的把握，但是对于人的心理和精神如何运作、对于身心之间的鸿沟如何跨越，尤其是对“外在事物——物理的、化学的及生理的——如何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17)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 2.，仍然一无所知。对于最后的本体，或者形而上学的构造来说，现在的争论是不必要的，不管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都没有办法成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真理。但为了寻求知识，至少在认识论立场上，米塞斯认为应该诚恳地坚持二元论。(18)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Fourth Revised Edition,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1996) 18.(全文引用此书均据此版本，以下注释版本略)

米塞斯所谓方法论的二元论(methodological dualism)，是指人类知识应该被划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外在事物的领域，一般也称之为自然；
另一则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领域。自然领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运用于它的研究方法可冠以经验的、归纳的方法，而人的行动领域却只能用先验的、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的行动科学之间的区别，是这两个领域里现象的规律性的本质区别。“从认识论来说，我们所称的自然，其显著标志是在现象的连续与次第相续中有着不可避免的规律。另一方面，我们所谓的人类的范围，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人类的行动的领域，其显著标志就是缺乏这种普遍的规律性。”(19)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 4.米塞斯强调，这并不是说人的行动没有规律可言，无法研究，而是在人的行动领域中所应采用的寻找规律和进行预测的方法，在逻辑上和认识论上，与用于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完全不同。

进一步的研究就需要回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何人的行动不存在如自然现象一样的规律；
第二个问题，如何才能把握人的行动领域的可靠知识。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米塞斯通过对“人的行动”这一核心概念的分析入手。米塞斯认为，“行动是见之于活动而变成一个动作的意志，是旨在达成某种目的的姿态，是自我对于外界环境的条件和刺激所做出的有意识的反应，是一个人为适应决定其生活的宇宙所做出的有意识的调整”。(20)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11.也就是说，“人的行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behavior)，不同于无意识、无目的的反射行为。而会行动，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的行动的先决条件有三点：一是对当前状况的不满足；
二是他能想象到更为满意的状况，他的行动便以实现这一状况为目的；
三是其行动能消除或至少足以减轻所感觉到的不满足。这三者是人的行动的一般条件，人就在这些条件下生活。如果人不进行任何行动，原因要么是他达到了满足的境界，要么他认为当前的不满足状态是必需的、无可改变的。在米塞斯看来，行动不仅是做，而且包括能做而不做。有时候一个人没有任何作为，但实际上他也是在行动的。(21)米塞斯认为：“凡是存在‘人可以干涉的情况’的地方，不管他干涉与否，他都是在行动。一个人忍耐他所能改变的而不去改变，其作为行动，并不异于另一个人为达成另一种情况而起来干涉。能够影响生理与本能因素的作用而不去影响它们的人，也是在行动。行动不仅是做，而且也包括能做而不做。”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13.如此一来，判断行动与否的标准，就不在于外在表现的动作，而只在于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目的、有意识的。(22)米塞斯强调：“虽然我们有时很难确认某一具体行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是，有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是显著无疑而可明白断定的。”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11.因此，米塞斯确信“人的行动”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现象不同，人的行动领域的经验与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使用的经验亦截然不同。

米塞斯解释说，“自然科学之为自然科学，其特征在于，它们是用事象连续中的严格规则性这个范畴来研究经验中的材料”。(23)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45.严格规律性范畴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研究立足于相信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变的联系，这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内生于自然科学对现象的处理方式。“自然科学赖以成功的经验是实验出来的，在试验中各个变动因素可以分隔地来观察，用这种方法积累出来的一些事实则可以用来归纳。”(24)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31.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找出现象联系中的规则，是因为它所处理的经验可以把各个组成部分分离开，因而能找出确定的原因和结果。所以，自然领域中的严格规律性来自于我们对过去现象的观察和归纳，对于未来可以观察到的一切现象也同样适用。但是，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是人的意志的表现，在人类行动领域的经验是复杂现象的经验——历史经验。在处理这类特殊的经验时，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隔离的试验的‘事实’”，无法得到人的行动与刺激其行动的原因之间确定无疑的联系。因此，人类行动领域的普遍性无法建立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之上，从过去的或者说既有的经验之中寻找其规律就是没有意义的。以经验为基础分析人类行动，能得出的只是历史学意义上的事例。它们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却不能确定地回答将来还会怎么样。

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米塞斯认为人类既缺乏如何跨越人的思想与外部世界的鸿沟的知识，也没有用人的行动进行实验的能力，但他确信人的行动领域内的可靠知识是可能获得的。他提出了对于人类的行动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构想”(conceive)，一是“理解”(understand，德语verstehen)。“构想”适用于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研究。具体指的是，从“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为”这一最基本的范畴出发，不考虑其目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研究其逻辑属性和范畴，通过演绎的分析来发现在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所蕴含的一切，并将它运用于可以设想到的不同类型的情形当中。通过“构想”的方法，可以获得关于行动性质的知识，但我们还需要理解人的行动的意义。这就有赖于历史学的工作。在理性已经穷尽所能，逻辑学、自然科学、人类行动学等其他一切方法都已经对某一历史事实进行解释之后，这一历史事实仍然保留着独特性(individuality)，这时我们只能“带着同情进入对象的内部，以确认它的独一无二因而也是难以言传之处”(25)米塞斯著，戴忠玉、刘亚平译：《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9页。，这种适用于历史学的方法就叫做“理解”。

在米塞斯看来，人的行动领域中，人类行动学是先验的，它从行动的先验范畴出发演绎出其蕴含的一切内容。人类行动学的认知是概念的认知，它涉及在人的行动中什么是必要的，是对人的行动所依赖之手段的研究。所以人类行动学属于全称命题的认知，属于范畴的认知，以“构想”作为自己的心智工具。(26)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41.人的行动领域的另一个分支是历史学，是“关于人的行动的全部经验的研究”。历史学的方法是“有安排的记录人的行动，也就是描述过去已经发生的人的行动的现象”，所以历史描述的方法“是不以规则性这个范畴来进行解释”。(27)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43.历史的认知涉及独特性，“理解”是历史学所独有的心智工具。“理解”的工作是确认人的行动中的目的、评估行动的后果及强度，并试图发现每一个行动中的相关因素，对这些“不能将其置于规律之下并用规律来说明的东西的精神上的把握”。(28)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因此，研究者综合“构想”和“理解”这两种研究方法，即可获得有关人的行动领域的可靠知识。

米塞斯将对于人类行动的研究称作“人类行动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该领域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分支：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29)值得指出的是，在现有的米塞斯著作版本和中文研究文献中，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与praxeology的译法常常被混淆，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如果没有正确区分开，很可能会造成对米塞斯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的误解。和历史学。“人类行动学”是一个相当生僻的术语，虽然不是米塞斯自己的发明(30)《人类行动》“绪论”，注释1：“praxeology这个字，是1890年Espinos第一次使用的，参见他的论文‘Leo Origines de la techonotogie’，刊于《Revue Philosophique》，xvth year，XXX，114-115，以及1897年他在巴黎以相同题目发表的那本书。”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4.，但几乎已经被后来的研究者归为米塞斯的标签。他之所以引入这一概念，目的是要为经济学奠定方法论基础。既然他要为经济学找到安身立命之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指出它的目的、划定它的界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到现在为止，人类行动学中已经发展到科学体系的唯一部分就是经济学”。(31)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42.人类行动学是一门区别于经验历史的先验学科，因而从性质上说，经济学也就是一门先验的、抽象演绎的科学。

对于经济学的范围，米塞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共识，即经济学“研究市场现象这个知识部门的工作，也即测定在市场上商讨的财货与劳务的相互交换率、交换率在人的行动中的根源以及它们对于后继行动的影响”。(32)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232.但米塞斯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描述性范围之定义，他认为“经济学主要在于分析‘市场上的财货和劳动的’货币价格的决定。但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就必须从人的行动理论开始”。(33)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234.这是因为，交换率或货币价格取决于人们对于任何财货或者劳务的评价，评价作为人的行动绝不仅仅涉及物质或者生理需求，在市场上发生的交互活动也绝不仅仅为了满足物欲，“交换学(34)米塞斯也将“交换学(catallactics)”作为经济学的同义词。的主题是一切市场现象，包括它们的一切根源、一切分支和一切后果”。(35)“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们，不只是想取得衣、食、住和性欲的享乐，而且也有多种多样的‘理想的’动机，这是个事实。行动人总是既关心‘物质的’东西，也关心‘理想的’东西。他在种种替换物之间做选择，不管这些替换物是物质的还是理想的。在他内心的价值等级中，物质的和理想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我们决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实际上没有一样食物只是就它的营养来评价的，也没有一件衣服或一幢房子，只是就它御寒或防风避雨的效用来评价的。我们不能否认会影响财货需求的有形而上的、宗教的和伦理的考虑，有审美观念、风俗习惯、偏见、传统、经常变幻的时尚及其它等等因素。”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233.

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所以能被米塞斯扩展到这样宽的维度，应该归功于主观价值论革命。古典经济学不能探讨使用价值的概念，更不知道使用价值如何可以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这种二元区分不仅无法解释价值悖论，也限制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直到19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还只是关于人的行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方面——的一门学科，即只与财富有关，只包含自利原则的学科。所以在古典经济学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实体形式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被认为是完全自私的、无所不知的，而且是以积累更多更多的财富为唯一目的。”(36)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75.正是这种假设为后来的经济学招来了诸多批评。

针对这样的批评，米塞斯强调了经济学从古典价值论转变至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主观价值论的重要性，这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它并不探究与实在的人完全不同的观念中的经济人，而是研究在社会分工合作之下所有人的选择”。(37)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76.从古典价值论到主观价值论的转变“决不止是以一个较满意的市场交易理论取代一个较不满意的理论”，而是将关于选择和偏好的经济学理论从单一的“为取得财货、为改善他的物质福利而作的努力”拓展到了人类的一切决策，在决策之中“所有的人类价值，都在供他选择”。(38)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3.正是借助了主观主义，经济学才变成了客观的科学。它不再对行动作出评价，而只是如其所是的那样去看待行动，“它寻求解释的交换并不是只在这样的假设下才存在：人们仅受一定的动机支配，而其它动机则没有影响(实际上这些其它动机也支配人们)。它要理解在市场上实际出现的交换率的形成”。(39)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178页。也就是说，直到主观价值论出现以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才得以真正厘清。凭借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扩展了其研究范围，将涉及经济的或交换的(catallactis)的问题都纳入其中，使经济学成为人类行动学的一部分。借助主观价值论，米塞斯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市场领域内的一切人类行动。

并且，在这样的框架下，经济学所处理的不仅是人的一切行动，也处理“实实在在的人、脆弱而会犯错的人，并不处理只有像神那样的合适而完善的理想中的存在”。(40)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97.这一点已经先验地包含在人的行动的定义中：人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他不满足，所以行动者不是全能的。因为人若是全知全能，就一定处于满足的状态。而另一方面，人之所以行动，也说明生活不是至善至美的，这才有变动的必要和可能，所以说世界是在变动的，未来不确定性的范畴蕴含于人的行动当中。而且，行动需要一步一步展开，这个过程必然要在时间中发生，即人的行动也包含了时间范畴。

至此，米塞斯就基本完成对经济学性质和研究范围的界定。但为了确定经济学研究边界，他认为还必须分清“人类行动学”和历史学的区别，也就是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关系。米塞斯对经济学方法论反思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就是历史主义，他也一直强烈反对历史主义把经济学和经济史混淆的做法。(41)米塞斯曾经反复强调，“在人的行动的科学的认识论阐释中，有许多谬见。但是，如果把所有谬见都归因于不应该采用实证主义的认识论，那也是不对的。因为除了实证主义之外，还有其它几派思想，比如历史主义，也在哲学层面上把‘人类行动学’和历史弄混淆了，其错误的程度比实证主义更为严重。”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vi.这个区分对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构建尤为重要。

米塞斯对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区别，舒茨(Alfred Schutz)曾精炼地将其归纳为：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行动者是绝对匿名的，是纯粹的、普遍的他者，因而经济学的推理具有绝对的有效性，既是“迄今为止如此”，也是“将来也会这样”。而经济史研究处理的是具体的经济行动者，是具体的你、我、他的行动，从这样独特的历史个人的经济行动中，无法提炼出具有普适的有效性的规则。(42)Alfred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9.即从行动主体来看，经济学的主体是绝对匿名的普遍他者，经济史的主体是具体的行动者。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经济学，或者说人类行动学，作为一门理论的、系统的科学，研究的是行动与选择的绝对本质。它“并不处理变动的行动‘内容’，只是处理行动的纯形式和范畴结构。关于人的行动中的偶然性和环境特征，则是历史所处理的问题。”(43)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47.米塞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观点：在经济学走到尽头的地方，才是经济史开始的地方。经济学用先验演绎的方法将人的行动还原到不可再分的公理：人，总是会有目的地行动。而其目的具体是什么、设定该目的的原因、行动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等，则可以由经济史通过理解的方法进行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形式上看，经济史中的资料可以由海量历史数据组成，特别是类似于自然科学所采用的经验数据，但两者有着本质差别。由于在人类行动的领域中，数量间没有恒定的关系，经济史中的统计数据也只是有历史价值，“它们能够告诉我们的还是一个特定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例中发生的事情”。(44)米塞斯著，戴忠玉、刘亚平译：《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第32页。我们不能在其基础上归纳出对于未来有预测价值的规律，使用这些数据，或者说使用经济史资料的唯一方式仍然是通过理解来加以解释。

米塞斯反复强调人类行动学是先验的科学，它的所有定理都是先验的行为范畴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去发现。经济学作为人类行动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关于人的行动的先验理论。经济学家不是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历史研究之上，而是建立在理论的思考之上，就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工作一样。然而人类行动学与数学的先验知识不同，“人类行动学的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必然地显现出来的自明的公理(即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45)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4.这里米塞斯对“先验”一词的使用，基本遵循康德主义者的用法。先验范畴是纯粹的前经验的概念，“人之所能思想、能经验，进而能获取知识，都是要靠它们。它们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同于经验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反驳，因为它们本身正是我们得以辨别真实或有效与否的工具”。(46)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 18.基于这样的界定，米塞斯认为这就可以回答从先验原则出发的纯粹逻辑演绎如何让我们认识现实的问题。因为人的行动只能拥有与思想相同的来源，人只有通过使用先验范畴的工具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以后，才能加以行动。

由于人类行动学的一切概念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动范畴当中，故在进行研究时，人类行动学必须从人的行动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出发，将行动的基本结构抽绎出来，一步一步地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展开。在确定了一些假设、行动的一般条件及特殊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较不普遍的条件之后，再建立一个概念系统，并导出一切逻辑推理的结论。(47)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64.同时，米塞斯也认为，“经济学论著并不把纯理论严格分离于对历史的政治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为了系统地呈现其研究结果，经济学的结构是由先验的理论以及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交织起来的”。(48)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66.其中，具体的历史现象或者经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确定在该项分析中具体应使用经济理论的哪一分支。经验并不会改变经济学的纯粹先验性质，只是限制了个别经济学家通常选择的工作范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廓清经济学的先验研究方法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米塞斯对经济学先验性质的严格规定。米塞斯承认，只有经验才能使我们以具体形式了解行动的特殊条件，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外部世界存在着什么具体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要实施确定的计划，也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但是，在既定条件下，对诸如行动、经济化、偏好、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这些人的行动基本范畴，以及由此构成人类行动体系的命题的了解，全都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推理。所以，我们要建立起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人类行动学，只需要运用推理方法，同时这也是我们唯一可能运用的方法。

当然，在这样的推理体系中所构想出来的行动类型，既可能是我们面对的实际世界中的行动类型，也可能是完全存在于想象中的行动类型。米塞斯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完全不存在任何间接交换的世界里，货币理论虽然没有实际意义，却仍然具有表达的真理性。我们研究科学固然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生活，但一方面，“为着纯粹的知识本身的缘故而渴望纯粹的知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49)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14页。。米塞斯承认，在现实中不存在的行动类型也可以作为研究现实中行动类型的辅助工具，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中静态均衡的构想。但这些也只可能是辅助工具。

基于米塞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阐释，我们可以自然地引出三个推论：

第一，对于上述的逻辑结论，只有两种态度：揭发这个结论的逻辑错误，或者承认它们的正确和有效，绝不存在用经验去证明或证伪它们的可能。米塞斯反复强调，对于经济学定理而言，经验验证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根源于经济学所处理的经验是复杂现象的经验，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实验一样分离地确定现象组成要素之间的确定关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既不基于经验，也不来源于经验，相反，经济学是经济学家以对于人类行动的洞见为材料而构建起来的事物图景。它可能具有现实的对应物，但即使找不到现实的对应物，也无损于它的工具效用，“即让我们有机会来设想，是什么使得构想不能实现，在哪些方面构想与现实有别”。(50)米塞斯著，戴忠玉、刘亚平译：《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第11页。进而言之，甚至在把经验放到一个可以证实或否定的前后关系中之前，我们就必须用理论来分析和解释经验。所以说，用经验作为实证或者否定一个理论的论据时，必然会陷入死胡同。诚然，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许多理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的地方，“但只要对理论的再思考没有暴露出我们思考中的错误，我们就没有权力怀疑其正确性”。(51)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28、3、31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根据米塞斯的方法论，目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相互印证是不可能的。

第二，人类行动学，或者说经济学，以“人是有目的行动”这一公理为基本出发点展开讨论，将其作为不可再分的最后依据。这也说明经济学这个学科并不是要分析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对于终极目的，经济学应该是存而不论的，因为这一点只有行动者个人才能知晓并进行判断。经济学承认目的的存在，然而只研究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且它不研究达到具体目的的具体技术，而只研究设定目的与运用手段的纯粹的原理，只研究行动的绝对的本质。虽然这个框架下的经济学也会将人的情感需求、审美需求等非物质需求考虑在内，但它们并不直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行动或者选择的动机的具体内容和来源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行动者确实在选择，而不在于他选择了什么。例如，人们想要丝绸的原因在于他们希望御寒，或者发现丝绸美感诱人，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对于丝绸价格的形成却没有实质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只是的确存在着对丝绸的某种程度的需求。

这一点也是米塞斯与门格尔等前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重要区别。门格尔和维塞尔都认为，心理学总是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存在于议题当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动机作为人的欲望，几乎就是心理学的事实。而米塞斯则与这种观点彻底地划清了界线：“人类行动科学的主体是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而心理学的对象是引起行动的心理事件。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结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52)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28、3、31页。据此，米塞斯使得主观价值论彻底摆脱了过去对欲望理论的依赖。他将人的偏好作为行动的最终源泉，并表明这些行动可以在合乎逻辑的手段与目的的框架之内找到位置，只需要手段与目的范畴就可以形成能满足我们理性要求的任何一种行动理论的基础。

第三，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入手，米塞斯还澄清了当时社会科学中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误解：“今天的流行观念，指责社会科学为纯理性的。经济学受到的普遍攻击，是说它忽视了实际生活的非理性，而且企图把无穷无尽的种种现象套入一些枯燥的理性计划和一些毫无生气的抽象概念。”(53)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21.这样的指责，即便到如今仍然存在。米塞斯以为，它们的错误之处在于将具体的目的当作衡量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但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动机纯粹是行动者的主观的价值判断，“行动的最后目的总是为了满足行动人的某些愿望。既然谁也不能够以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来代替行动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别人的目的和意志下判断，都是白费的”。(54)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p. 19.也就是说，在人类行动的领域使用“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并不妥当，人的行动作为有目的的行为，其对立面不是理性的行为，而是不由意志控制的被动反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再次指出，经济学绝不是只关注“理性行为”的空中楼阁，经济学研究的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或者“理性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人(homo agens)。他通常也是一个软弱的、愚蠢的、轻率的、受过拙劣教育的人。他的动机是高尚还是卑微无关紧要”(55)米塞斯著，戴忠玉、刘亚平译：《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第27页。。经济学并不主张人努力的唯一目标是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甚至经济学不应该过分关心这个问题。经济学的法则就价值的终极判断而言是中立的。

另一方面，就手段而言，米塞斯承认，人当然不是总在正确地行动。或是出于对因果关系的无知，或是由于对给定的形势的错误判断，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可能总是像拥有正确信息时那样行动，有的研究者将这类行动称为“非理性行动”。米塞斯拒绝这个命题。“如果我们要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行动，我们就不仅应该使自己成为我们同伴的价值标准的法官，而且还应该宣称自己的知识是惟一正确的、客观的知识标准。我们应该声称自己具有只有全知者才有力量占有的地位。”(56)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28、3、31页。显然，后者是无法成立的，所以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的“非理性行动”也是正当的。在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上，米塞斯从行动的范畴出发，严格地依据手段和目的的范畴进行演绎分析后认为，行动总是理性的。米塞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对于理性的理解，相当宽泛且富有弹性。他还本着一以贯之的审慎态度指出：“我们不应当说非理性在行动中起作用，而应该使自己习惯于仅仅说有一些人的目的和我的目的不同，而且有一些人所用的手段和我在他们那种情况下所用的手段不同。”(57)米塞斯著，梁小民译，左大培校：《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33页。

米塞斯构建的人类行动学方法论框架植根于牢固的认识论立场之上。对米塞斯而言，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事件与行动领域中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鸿沟没有因为自然科学的任何发现和成就而变得狭小和弥合。任何试图将自然和人的行动两个领域关联一致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依赖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即便是具有反形而上学特征的经验主义诸形式，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地位。因此，米塞斯主张在认识论上保持二元论立场，应该承认外在事物(即自然)和人的思想及行动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对它们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

基于认识论二元论的立场，米塞斯认为在人的行动领域，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归纳方法是无法获得可靠知识的。研究人类行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构想，一是理解。构想的方法属于人类行动学，理解的方法属于历史学。其中，人类行动学是一门先验的科学，它从行动的先验范畴出发演绎出其中蕴含的一切内容，它的认知是概念的认知，它涉及在人的行动中什么是必要的。而经济学正是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分支。经济学的研究是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寻找行动的普遍规则，本质上是先验的。虽然在现实中，经济学的结构是由先验的理论以及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交织起来的,但只有先验推理才能告诉我们行动的普遍规则，经验只能作为对行动的特殊条件的补充，帮助我们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经济学理论无法通过观测到的经验来证明或证伪，要指出它们的谬误，只能从思考中寻找它们的逻辑错误。

在明确了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和研究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米塞斯一直强调经济学不是一种定量的科学，而是定性的科学。而这对于反思当今主流经济学定量与预测的理性困境，以及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流行而造成的诸多困难有着重要启示。

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不是一种定量的科学，而是定性的科学。拒绝预测不仅是一个在智性品格维度值得尊敬的品质，而且从认识论层面，以经济数据和统计分析为基础预测未来严格来讲亦是不可能的。作为一种历史方法，统计只能够通过为我们对行动进行构想提供背景，从而间接地有助于对未来的判断。由于人类行动领域没有确定无疑的规则，经济学本身的预测能力就需要谨慎地界定。米塞斯对经济学的预测能力始终持有谨慎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对于未来无法采取行动。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对于未来的判断，尤其是企业家的判断，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的行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判断是个人的、投机的行为，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预测。而经济学在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绝不是直接的指导行动，而是为行动和对未来的判断提供背景资料。

在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上，米塞斯坚定地反对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的入侵。他的根本理由是：数学函数中所有的量是互为因果的，所有量的变化可以同时发生，它超越了时间，因而因果关系只是一个比喻关系。也就是说，在数学体系中，既没有因果范畴，也没有时间范畴；
但人的行动却是在时间中发生的，因果关系更是行动的基本范畴。所以，用共时性的数学函数来处理人的行动，从逻辑性质上来说是不适当的。而且，由于人的行动是离散的，微积分方法于此也不适用。数学归根到底只是一种研究手段。我们当然可以用数学术语对经济学的陈述加以进一步的精炼，但这种精炼是否有用还是取决于最初的非数学陈述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