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风格的词典学提要

丁 骏

(复旦大学 英语系，上海 200433)

作为跨文化交流以及汉语世界中的英语专业领域之一的英汉双语词典编纂，自近代入华传教士开荒拓土以来，经历了由西人编纂到本土学者编纂的转型，也经历了一个从“译编”到“独立研编”的转型。就后一方面而言，以陆谷孙(1940—2016)为代表的中国大陆新时期本土学者作出了可以堪比由梁实秋(1903—1987)主编、流传甚广甚久的《远东英汉大辞典》(1)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7年。另外有大陆版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的贡献。陆谷孙先自1970年参与编写《新英汉词典》(2)《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新英汉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5年。，后自1976年起参加《英汉大词典》(3)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 1 版(上卷)，1991年第1版(下卷)。第二版修订版于2007年出版。的筹备及编写、出版全过程，21世纪始投身主持《中华汉英大词典》(4)陆谷孙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下卷仍在编。的编纂，前后历时40余年。他历经大半生的词典编纂实践，不仅在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上有独树一帜的贡献，更是为其工作一生的复旦大学、乃至汉语世界留下了足以传世的经典辞书作品。

陆谷孙的英汉双语词典学首先是一种实践，他曾明确指出“尽管许多人主张辞书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其理论也可以与语言学一样复杂深奥，我仍认为辞书编纂，就其本质而论，首先是一项实践性的工作”(5)陆谷孙：《词典的继承与创新》，《辞书研究》1998年第1期。。陆谷孙以实践优先的方式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身体力行地传承了复旦大学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研究的学术薪火，为复旦大学学脉浇灌出一条生机勃勃的支脉。本文试图以陆谷孙近半个世纪的词典主编以及大学教研生涯为根底，对他的双语词典学思想予以梳理和探讨。

陆谷孙以《新英汉词典》为起点，于1970年伊始逐步进入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研究领域。当时而立之年的陆谷孙加入到由复旦英语系上一辈学者组建的团队中，这些早在1949年前便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老先生包括葛传椝(1906—1992)、林同济(1906—1980)、李振麟(1914—1993)、杨岂深(1905—1992)等，既是陆谷孙的同事，更是他的前辈师长。其中英语惯用法专家葛传椝先生更是被陆谷孙称为复旦外文系英汉辞书编写传统的开创者(6)陆谷孙：《〈英汉大词典补编〉小序》(1999年)，收入《余墨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126页。。葛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曾参与编写《英汉四用词典》；
1942年葛先生独立编写的《英文用法大字典》出版，在当时的英语学习界引起不小轰动，1963年更名为《英语惯用法词典》，由时代出版社再版，是复旦大学英语系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词典作品。葛传椝的研究生，和陆谷孙同时期留系任教的陆国强、黄关福等，也都参加了《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工作。2006年时任复旦外文学院院长的黄勇民编写《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葛先生英语惯用法词典编写衣钵的直接传承。而葛先生本人的这部复旦英语系词典之首，更是因其经典性于2012年以《葛传椝英语惯用法词典》之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修订推出，无愧为中国现代英语词典界的传奇之作。

《新英汉》启动时正值“文革”特殊的历史环境，陆谷孙始终以老先生们为榜样，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顽强良知对抗违反常识的谬论悖理，着眼于词典作为工具书的实用性和技术性特征，坚持尊重语言本身的客观属性。当时陆谷孙经常被上海市政府约译海外最新的时政文化资料，他便充分利用这一接触大量原版英文书刊的机会，有意识地深度挖掘语言信息，活用于《新英汉》的编纂，同时不断积累收集新词、新义、新用法。他曾在《文革“曲线救书”记》一文中将《新英汉》日后成为畅销工具书归功于词典编纂团队这种坚持做语言的“记录者”而不是规定者的科学研究精神：

……但一个语言研究者的本能或者说直觉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思维的“外衣”，语言的发展是不受政治约束的，它有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词典的本质只能是客观地反映语言，词典的社会功能只能表达为语言的忠实“记录者”。(7)陆谷孙：《文革“曲线救书”记》，《万象》1999年第1卷第3期。

1975年正式出版的《新英汉词典》销售量即逾百万，成为整个80年代英语学习者几乎人手一册的最重要的英语学习工具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英语系第一代学者集体贡献的第一部英汉词典，《新英汉》的成功编写为复旦大学的英汉词典编纂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新时期的双语词典学培养了一位重要传人——陆谷孙。《新英汉》出版后，词典组收到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和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先生寄来的《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海外刊物和法新社的关注报道，因其收入大量新词而称这部英汉词典为“跟上时代潮流的词典”。两位陈先生也鼓励陆谷孙等编者继续有意识地关注英语词汇的最新变化，使得这种对英语新词、新义、新用法的跟踪记录和整理翻译由自发变为自觉，并发展为陆谷孙之后主编《英汉大词典》遵循的主要原则之一。

《英汉大词典》的酝酿和筹划始于1975年，是当时中国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中规模最大的一本英汉双语词典。参与编纂的学者来自上海多所高等院校，包括复旦、上外、上师大、华师大、同济等等，也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人员的加入，但编写组的核心主力仍然是复旦英语系。主编人选则从最初的葛传椝改易为陆谷孙，主要是葛先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他也非常信任已经在《新英汉》工作组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的亦徒亦友的陆谷孙，正式将自己英汉词典编纂的衣钵传给了他。于1976年全面启动的《英汉大》编纂前后持续十数年，编写组致力于完成一本收词体量向《牛津英语词典》看齐的完整版(unabridged)英汉双语词典。在网络尚未出现、编写主要靠人工而非电脑的时代，《英汉大》的收词量之大、词汇和习惯表达查得率之高在英汉词典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也是《新英汉》注重收词全面性的编纂传统的发扬光大。在陆谷孙的主持之下，《英汉大》编写组紧跟国际词典学界的“描记主义(descriptivism)”趋势，侧重客观描述英语的实际使用，尽量避免早期“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流行时对词汇用法做各种主观评判和裁断的习惯方式。编写期间陆谷孙带领团队参考百余种英语词典和工具书，建成了第一手资料语库，是国内双语词典界的首创之举。也正是在自建语料库经验的基础之上，他大胆提出了区分于传统双语词典“编译”法的“独立研编”思想，作为编写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体现在从自建语料库资料中选取英语词头的例证，而不是照搬翻译原版英语词典中的例句。编者们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视角出发，选择最能有助于学习理解词汇语义、掌握词汇使用的生动例句，在翻译上也下了很大工夫，确保例句译文的准确、地道。同时编者们充分考虑在以书面表达为主的经典例证和以口语表达为主的实用例证之间保持收录平衡，最终使这部作为工具书的当代英汉双语词典达到了文学性和实用性兼顾的理想状态。《英汉大词典》第一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于1989年推出上册，1991年下册完成付梓，两年后即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并迅速占领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英汉词典市场，成为英汉词典界不二的权威之作。

《英汉大词典》竣工没多久，陆谷孙已经开始酝酿词典的补编，这仍然是《新英汉》编纂时期形成的对新词、新意、新用法敏猎奇与勤追踪传统的延续，以收录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英语新词等为主。1995年开始由纯手工劳动逐步转向电脑操作，1996年逐渐吸纳少壮学者加入，包括当时陆谷孙的在读博士生于海江、高永伟等。1999年《英汉大词典补编》(8)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补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序言中他表达了希望后辈新进发扬复旦外文系英汉辞书编写传统的愿望，把《英汉大》的工作继续下去(9)陆谷孙：《〈英汉大词典补编〉小序》(1999年)，收入《余墨集》，第124～126页。。2001年，《英汉大》出版十周年之际，他又带队开始了修订工作。新世纪的词典编纂已经全面电脑化，效率大幅提高，前后持续五年时间，2007年经过全面修订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顺利出版发行，并很快由译文出版社与卡西欧公司合作，推出了对应的掌上电子词典，在智能手机词典应用出现之前一度是最受欢迎的双语电子词典。时至今日，《英汉大》在现代英汉双语词典界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已经得到时间的有力证明，无愧为复旦大学双语词典编纂历史上的顶峰之作。

《英汉大词典》工程进行的同时，复旦英语系的中青年学者们也在陆谷孙的指导下，不断推进着《新英汉词典》的修订增补工作。1985年《新英汉》增补本问世，再次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中型英汉词典，截至20世纪末，累计印数已逾千万册。《世纪版新英汉词典》则于2000年问世，彼时他已让自己培养的新生代词典学者高永伟接过主持编写的重任。2009年高永伟主编的《新英汉词典》第4版出版，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第4版修订本。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正式合并之后，原医科大学英语教学部也并入复旦外文学院，陈维益老先生(1924—2010)主编的《英汉医学大词典》(10)陈维益主编：《英汉医学大词典》，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7年第2版。随之加入到复旦英汉词典队伍之中。之后陈先生的学生李定钧接任主编，在他主持下修订增补的第3、4版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出版。对于这部在坊间有极高口碑的英汉医学专科词典，陆谷孙亦高度重视，鼓励自己的学生丁骏加入其后续的修订工作，因后者从2012年起专注于网络英汉医学词库的建设，其不断积累的专科词典编纂经验和对词典网络电子化的研究都有助于《英汉医学大词典》在新时期的转型发展。

自2012年起，陆谷孙本人以72岁高龄仍夙夜匪懈，主持推动《英汉大词典》姐妹篇《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力图改变汉英词典质量长期不如人意的现状。他带领编纂团队承继《英汉大词典》的独立研编方针，在词目和例句的选择、编译方面进一步把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但他毕竟年事已高，身体不堪超负荷工作，词典上册付梓不久便不幸突发脑梗辞世，令人难免感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未完成的《汉英大》也终成其“天鹅绝唱”。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已是复旦外文学院新晋院长的高永伟在国内英汉双语词典学研究领域已颇有建树，同时接过了《中华汉英大词典(下)》的主编重任，复旦英汉辞书编纂的薪火仍在传续之中。

作为复旦大学解放后培养的第一代专家学者，陆谷孙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之路上做出了一位人文学者独特的探索。就复旦大学英语系的双语词典编纂传统而言，他真正成为上承下接的关键环节：在汉语世界中上承传统知识分子的国学素养与独立人格，下接现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科研训练和创新精神，以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开拓出现代意义上的英汉双语词典学学科(包括完整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以及根据现实经验形成的具有陆谷孙风格的词典编纂理论。

陆谷孙有关英汉双语词典编写的探讨充满真知灼见，散见于他的一些杂文类文章以及他为几部重要的双语词典所作的序言。2012年陆先生与他指导的博士后王馥芳共同撰写的《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11)陆谷孙、王馥芳：《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以〈英汉大词典〉编纂为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是其唯一的词典学专著，主要是系统建构阐释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各步骤的过程和要领。而本文是基于对陆先生散文、杂文中与编写词典相关的心得、反省、自我批判，甚至困惑等的搜集整理，总结出具有陆谷孙鲜明个人风格的双语词典学思想，分涉以下四个方面：词典文本的翻译技巧、从编译到研编的飞跃、词典研究和教学的结合，以及词典带来的英汉文化的交流互惠。

(一) 译之四意妙诀

双语词典编写工作离不开陆先生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学术童子功”，即翻译。他也反复告诫学生，不亲自做满一百万字翻译，不要轻言翻译技巧，更遑论翻译研究。陆谷孙曾提及法语译者同行从古人“译即易”一说衍化出“译即艺”、“译即异”、“译即怡”等妙诀(12)陆谷孙：《我与“译文”》(1997)，收入《余墨集》，第116～120页。，而他本人基于大量实践、闪烁着真知灼见之灵光的翻译思想也正可以用这四意妙诀来做概括。

所谓的“译即易”典出唐代贾公彦(618—907)的《周礼义疏》：“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是强调英汉翻译本质上是在两种互为异质文化的语言之间从事切换工作，最终目的则是令两种原本陌生的文化达到相互理解。

“译即艺”顾名思义，指翻译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艺术创作，陆谷孙称之为艺术上的“二度创作”，并把翻译家称为“穿紧身衣的作家”，他们与普通作家的区别在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发挥，故此“紧身衣”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

“译即异”强调翻译是两种异质语言之间的交流，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符号形式与文化内涵等各方面均存在或隐或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决定了翻译的必要性，也为翻译带来巨大的挑战。

而“译即怡”则是译者与读者内在的精神享受，也是陆先生最为欣赏的。他提出翻译的乐趣首先是一种创作者之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历到神思闪出(epiphany)的时刻，体验到无穷的创作之乐。其次，翻译也是一种探究者之乐，译者要“对原文予以穷原竟委的质疑、推敲与咀嚼”，这使得翻译过程体现出“人类全部智力活动的真谛”(13)陆谷孙：《我与“译文”》(1997)，收入《余墨集》，第116～120页。。

不过译者固然可以如同诗人灵感乍现般捕捉到互译的精妙之意，陆谷孙还是特别强调这种翻译上的“易”、“艺”、“异”、“怡”并非天马行空，也非自得其乐。在陆谷孙看来，英汉双语词典编纂中的翻译离不开源语言对目标语言的约束，这种约束也就是上文已引的“紧身衣”。陆谷孙明确反对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背离上述四大要素的“译即呓”、“译即臆”。“呓”与“臆”的危害在于译者要么追求满足自己的表达欲，不尊重源语言自身的规律，要么任意发挥汉语，用译本与原著竞赛，标榜自己创作出源语言并不存在的意义。总之，陆谷孙的翻译思想是其词典编纂思想的背景或底色，抛开翻译谈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在他看来是不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常年大量的翻译实践积累以及对形而上的翻译活动做自觉反思都是双语词典编纂者的基本素养。

(二) 独立研编说

陆谷孙的词典学在具体的实践探索中试图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即顺应20世纪60年代以降国际词典学重视客观描述的大趋势，实现从词典编译到独立研编的飞跃。英汉词典编纂中的编译实际上仅仅摘译与汇编不同源语言词典中的词条，然后在翻译的基础上编辑出一本为目标语言所使用的词典。这种方法与上述脱掉紧身衣的天马行空做法形成另外一个对立的极端，即亦步亦趋地追随源语言词典，运用剪贴或拼贴技巧组装出一本词典。这样的词典显然缺乏陆谷孙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所倡导的“五性”——“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

《英汉大词典》……在收词、释义、举例、词源说明等各方面都侧重客观描述各不同品种的英语以及英语在不同文体和语境中实际使用的状况，并如实记录词义及词形在源流动态中的递嬗变化，尽量避免作孰是孰非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

《英汉大词典》除词语条目外注意收录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注意收录历史事件、神话典故、宗教流派、文化群落、风俗模式、娱乐名目、技术门类、产品商标及自然科学的专名术语，力图容纳尽可能多的百科信息，在确保各方面和多层次实用性的同时，努力提高内容的稳定性和趣味性，即不使人事和时势的变迁影响词典的有效生命周期，不让陈腐的学究气窒息读者活泼的释疑解惑的求知欲。

质而言之，我们瞄准的是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

具备上述五性的词典编纂摆脱了词典编译的窠臼，形成一种在汉语世界中不仅尊重源语言，而且独立性强，注重将研究与编纂合一的词典风格。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新英汉词典》编写期间，这一独立研编的思想尚未被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已经开始在陆谷孙的词典编纂实践中逐渐成形，主要体现在大胆尝试收入新词、新义和新用法方面(见本文第一部分)。进入《英汉大词典》时期之后，陆谷孙在日以继夜编写词典的同时，继续深入思考如何在双语词典编纂中实现中国词典学者的独立性、原创性；
基于第一手经验的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日益成熟，之后便贯穿于陆谷孙主持编纂的各个英汉双语词典项目，并逐渐受到国内词典出版社、双语词典编者，以及中外词典学研究者的关注和近乎众口一词的高度认可。

(三) 教研合一论

从上述两点可以再度明确，陆谷孙的词典学尤为强调实践优先的原则——无论翻译，还是研编，都是以大量的实践为基础。与此同时，陆谷孙身为词典学家与大学教授，穷其大半生的生涯将专业性的词典学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中，词典学并非一种纯粹学者书斋中学术工匠所从事的理论研究，而是一种以教学带动研究、以研究推动教学的教研互动、美美与共的工作。

但是，自新世纪以来，国内大学普遍偏重科研轻视教学，割裂教研之间内在统一的关系。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陆谷孙一方面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词典编撰工作，深入研究词典学理论，追踪国际词典学前沿问题，并以此来丰富课堂教学。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教学对于科研的重要性，认为大学教师如果真正严肃认真地对待教学，则必然会认识到“教学”既有“教”，也有“学”，所谓“惟敩学半”是也(14)“惟敩学半”是引用《尚书·商书·说命下》中的名句，参见陆谷孙：《教，然后知困》，原载《中国外语》2007年第6期，收入《余墨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96页。。陆谷孙曾呼吁大陆高校教师“教，然后知困”，因为“知困”方能激发更大的求知求真的热情，在这种常困常知、教学相长的精神激励之下，教学带动与推进科研也便水到渠成。

就词典学而言，陆谷孙常年为研究生开设“双语词典学”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基本的词典学理论，也会参与词典编写实践。他总是鼓励学生在词典编写过程中详细记录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与老师交流讨论，同时也是在寻找探索论文研究的思路。而对于授课老师来说，学生提出的问题无疑可以为他本人的词典学研究提供极好的素材甚至灵感。在陆谷孙这一教研合一论思想的指导下，复旦大学英语系已经先后开设了面向研究生、本科生的“英语词典学”系列课程。一方面，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在词典课程方面的空白得到填补；
另一方面，事实证明，课堂教学也确实对教师本人科研工作有实际的促进作用，任课教师开始在国外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词典研究方面的英语论文。

2002年陆谷孙应复旦大学学生会邀请，做了一场关于英语学习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提出英语教师必备的二十六种素养，这也是他教研合一思想趋向成熟之后集大成的体现。二十六种素养归纳为二十六个英文词汇，按照字母顺序从A到Z排序，形式活泼，内容详尽，发人深思(15)详细内容请参见陆谷孙发表于《外语界》的《英语教师的各种素养》(2003)，收入《余墨集》，第145～156页。。这些要求主要涉及专业能力、人文素养和道德品性三方面，其中比较独特的是陆先生对英语教师汉语修养的强调，这也是他长期关注并深感忧虑的一个问题，即当代大学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汉语修养普遍走低(16)陆谷孙：《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漫谈汉语修养问题》，《余墨集》，第133～139页。。他为此曾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对自己的学生乃至中国高校英语圈确实也有振聋发聩之效。此外，第八条“幽默感”、第十八条“浪漫的现实主义”以及最后一条“满腔热情”，也都体现出陆先生独特的个人风格，因为这些正是他本人作为一名英语教师的个人魅力所在，是他始终深受学生欢迎爱戴的秘诀。

如果细读这二十六条教师素养，我们不难发现，陆先生常年对这些要求身体力行，形成了为学生所津津乐道的陆谷孙教学风格。而这一风格显而易见与上述词典编纂所要求的五性相一致，即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和趣味性。陆先生将词典编纂研究的心得与自己杏坛执鞭的经历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教研合一论”，这一双语词典学理论心得也颇值得中国高校各专业借鉴。

(四) 英汉互腴观

陆谷孙用二十六个英文词汇提炼概括二十六种教师素养，让后辈充分感受到他对英汉两种语言的精妙把握和娴熟运用。正是基于大半生自由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丰富经历，他又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所谓“英汉互腴”或“英汉互为滋补”思想(17)陆谷孙：《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漫谈汉语修养问题》，《余墨集》，第133～139页。。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正在迅速变小，不同族类间不断发生着大规模、大范围的交流和碰撞，异质语言与文化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就必须相互吸收理解，进而互益互利、互为滋养。

具体就英汉翻译而言，陆谷孙明确提出“要把英语译成自然、清通、优美的汉文，把汉语化作自然、清通、优美的英文”(18)陆谷孙：《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漫谈汉语修养问题》，《余墨集》，第133～139页。。从“英语”译成“汉文”，从“汉语”译成“英文”，这里“语”和“文”两个字的对位安排所强调的，是翻译活动中深刻的文化内涵之间的转换与相互成就。任何一个句子都可以被看作一堆词语的有序排列，在此意义上，这仅仅是一个表达了某些特定意义的英语句子或者汉语句子。但同样的句子经过译者反复品读咀嚼，一再深思熟虑之后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个过程中，译者本人的文化底蕴被输入进语词的选择、搭配、组合，一番“滋补”之后，便成为可供欣赏回味的“汉文”、“英文”了。英国19世纪人文大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将“文化”概括为“光”和“甜美”，而我们不妨这样说，正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翻译活动，以及最初由翻译需要而催生的双语词典编写，促成了不同文化以各自的“光”彼此照亮，以各自的“甜美”彼此滋润温暖。

陆谷孙的“英汉互腴”观旨在凸显同时培养两种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尤其考虑到在信息化时代词典学也面临着两种极端化错误的挑战。其一是文化保守主义，即固守本民族文化而自我封闭，认为一切都是中国的好(19)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又可以表现为四种极端化的危险：一是完全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对异质文化全盘否认与拒绝；
二是汉语优势论，将英语著作完全中国化，而忽略原文不可替代的文化差异性；
三是东方文化独领风骚论，认为东西方文化现在到了轮流坐庄的转折点，要占据主宰地位；
四是文化自大，将西方一切不同于汉语文化之处追根溯源，考据认定其起源于汉文化。参见陆谷孙著：《翻译与文化态度》(1998)，收入《余墨集》，第140～142页。。与上述相反的一种倾向则是文化失重，即文化自卑主义，也就是我们一般批评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针对这两种极端，陆谷孙长期主张对于英汉两种文化要采取相对均衡持平的态度。因此，他也反复强调，英汉双语词典编纂者及其教学工作从事者应当符合以下两个基本要求：对两种异质文化既要具备一定的双语技能，也要具备一定的人文修养。陆先生提倡的“人文修养”具体而言，包括“人格操守修养、知识和文化修养、母语修养、美学修养等”(20)陆谷孙：《关于英语教学的三点杂感》，《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7期。，亦即注重文化人格的培养。可以说，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英汉互腴观”也是陆谷孙先生词典编纂及大学教学生涯中一以贯之的信念。

陆谷孙在汉语世界的双语词典学领域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遗产，虽然他没有对自己有关英汉词典编纂的心得体会做过系统的理论化提炼，但经过本文的初步梳理，我们不难体悟这些基于陆先生半个世纪实践经验的宝贵观点具有高度鲜明的个人风格，而这种独特性不妨用他本人提出的“互腴”二字来做一个全面概括，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以“实践优先、实践与理论研究互腴”为基础。陆谷孙毕生从事英汉双语词典编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中国学界普遍忽视对词典学理论的研究与批评，可以说陆谷孙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词典编纂实践工作上。尽管如此，陆谷孙自主编《英汉大词典》始，就已明确意识到词典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深知完备的、以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实践为根底的词典学尚未完全成熟，而他与他的团队所从事的双语词典编写可以提供大量第一手的研究素材，推动国内词典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因此，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重点从莎士比亚文学转移到双语词典学，此后也只招收词典学博士研究生。他尤为注重培养学生形成词典理论意识，督促他们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前文曾提及陆谷孙与学生合著的词典学专著《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2012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外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其二是具体的“互腴”方法，包括传统译编与独立研编互腴、词典研究与词典教学互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互腴。当下的中国英语学界，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跨学科交流与课程建设均存在明显的不足，陆谷孙的“互腴”方法论则有助于引领中国的双语词典学研究早日走出目前的困境，为其注入活力和魅力。其词典学思想中的“独立研编说”无疑是陆谷孙对当代汉语世界中的双语词典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而其有关词典文本翻译、教研结合以及英汉文化互为滋养的思想也对当下中国高校重科研轻课堂教学，以及重外语技能轻英汉文化素养培养的现实具有深刻的警醒和指导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依据传统编纂法而形成的纸质词典已经逐步与依赖最新电脑网络技术、语料库技术而形成的电子/网络词典并进，且后者日益占据主流地位。《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目前的销售量远远落后于上个世纪同样由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系列词典，这显然不是因为前者在质量上与后者有什么本质差异，更多是时代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在这样的新时代大趋势下，陆先生已驾鹤西去，但他早在十余年前就已经认识到“随着电脑与手机的普及，静态的文字符号系统，变成即时的动态超文本”(21)陆谷孙：《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2005)，收入《余墨二集》，第77～93页。，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为词典编纂开辟了崭新的途径，引发了词典编纂工艺的一场革命”(22)于海江、陆谷孙：《从〈英汉大词典〉修订看我国双语词典编纂的现状》，《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词典编纂实践的转型必然带来词典编纂理论上的突破，这就呼唤新一代词典学者能够继往开来，从陆谷孙的词典学思想脉络中汲取可操作性的经验并将之付诸实践，进一步推进并完善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不断涌现的词典学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