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早期小说创作中的青年形象

闫亦凡

作为享誉文坛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以其不间断的创作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惊喜。她始终没有停留在某个流派、时代之中，而是不断地创新，有关其作品的研究也日趋兴盛。她在中长篇小说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等名作，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出版的《米尼》《桃之夭夭》等近作，都吸引了无数读者阅读、探讨。相比之下，她的早期创作似乎显得寂寂无名，近年来鲜少有人进行深入而有新意的研究。事实上，王安忆能够创作出这些名作，离不开几十年来在写作上的积累和创新。研究其早期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有助于我们对王安忆小说的整体理解，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创作的风格流变。

本文将王安忆从1978年到1984年的创作定义为“早期创作”。在这一阶段，她初步尝试写作，创作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与几个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在1985年发表《小鲍庄》之后，王安忆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转向，可看作中期文学创作的开端。

在王安忆创作早期阶段，其作品叙述手法平实、感情饱满，关注人物心理和社会现实，善于营造一种清新忧郁的诗意氛围，同时高度依赖自己的人生经历，多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取写作材料，以小见大，抒发个人情感。最初，她进行创作纯粹是因为脑中有想法，心里有感情，常常是两三个人物，熟悉的场景，直接的情感倾诉，就是一篇小说，因此她难以摆脱自我生活经历的束缚，小说中许多人物身上有着自己的影子。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直接的情感，没有矫揉造作，这便是王安忆带给文坛的初印象——清新秀丽。除此之外，王安忆的早期作品还表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她有意识地将目光聚焦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关照他们的日常生活，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普通大众的关爱。总的来说，王安忆的早期创作注重故事的情节完整和人物塑造，抒情氛围浓厚，虽稍显稚嫩，但已明显表现出不满足于写自己，想要写人民、写生活的写作意图。

陈思和在与王安忆的一次对话中曾经这样总结他们这一代人：“69届初中生，就是颠三倒四的一代人。”[1]在他们最应该风华正茂、肆意挥洒青春的年代，却一直被颠覆认知、践踏理想，而这些历史的错误，需要他们用今后的人生慢慢消化。“十年浩劫”留给那一代年轻人的是深刻的心灵烙印，因此当时不乏“愤慨悲歌”，这是内心的情感表达，自然无可厚非。即使处于这样的环境下，王安忆显然选择了与之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随着《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儿童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人们注意到了王安忆这个年轻而富有才华的作家。她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孩子们的角度出发，用看似幼稚平淡的故事触及时代矛盾，走进读者内心。《雨，沙沙沙》等作品问世以后，更多人被她笔下那个天真无邪、坚强善良的少女雯雯打动，也对这种有着强烈情绪感染、敏锐捕捉人物心理的独特写法产生兴趣。

王安忆的早期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写一位少女从城市到乡村当知青的故事的，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王安忆本身的经历。1970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怀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坚定信心毅然投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却让她迷惑不已。面对着广阔贫瘠的土地，并没有多少社会实践的她只能依靠与母亲通信获得暂时的安慰。8年知青生涯，可以算作王安忆最早面对的“外部世界”，她的所见所感就成了最初的写作素材。在早期作品中，人们经常能在“雯雯”们的身上看到王安忆年轻时的影子，可以说，王安忆选择了一种对自己而言最舒适的方式写作，也就是将自己投射进笔下的人物，想她所想，感她所感，用情绪带动情节。因此，这类作品虽不是第一人称，却有着其特有的亲切感。

有评论家批评王安忆的早期作品沉溺于“‘雯雯’式女知青主观情绪世界”[2]，或是“力度不够”，缺乏现实主义深度，但我们也要从中看出这类文章的可取可贵之处。王安忆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但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品流露出的简单粗暴的愤怒呼号，她的作品像是平静流淌的一池水，清澈见底，但仔细看确是容纳了细腻巧思与复杂现实的，颇有深度。

《幻影》讲述的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在投身知青生活前的一段经历，描述了她初步从梦幻走向现实的心灵震动。雯雯过早地被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经历了抄家、父亲和自己的房间被封、整日被锁在家里，这样的日子对于一个未成熟的处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每分每秒都是痛苦的煎熬。她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生活添些新花样，但都没有实际效果，这种无边无际的寂寞让她甚至在“盼望一个悲剧”。她想尽快逃离这样寂寞乏味、畏手畏脚的生活，羊羊的出现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

雯雯和羊羊最初是因为一本《大众电影》画报结缘的。在那个时代，在雯雯精神物资极度匮乏的世界里，这本画报是弥足珍贵的，而羊羊说的话更是令雯雯佩服不已——“被批判的本身不一定是错误的，有时候只是为了某一种需要。”[3]280羊羊接二连三送来画报，为她讲述外面的世界，迅速使雯雯对这个同样年轻稚嫩的少年充满信任和好感，甚至认为他是“勇敢和意志的化身”，是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偷火英雄”。当雯雯终于因为“沛沛事件”和“吊坠事件”开始用现实的眼光看待羊羊的时候，才发觉之前的羊羊只是自己头脑中的幻影，所谓的英雄事迹也化为虚无，而自己终于摆脱了梦幻，接触到现实。

这是关于两个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的故事。处于这个阶段的他们，尚未有明确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也无法对周遭的变故产生全面的理解。但对他们而言，“寂寞”是真实的，向往外部世界的心是真实的，一个陌生少年闯入自己的世界，产生的“动荡”是真实的。因为家庭环境也好，因为这段虚幻而深刻的“友谊”也罢，真正的“广阔天地”是什么样的，还需要决心下乡的雯雯自己体会。

如果说《幻影》是一部序曲，那么《广阔天地的一角》就是正式演出了。这两部作品中的雯雯一样，天真善良，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信心满满地走向未知的现实世界，全然不知迎接她的却是虚伪、欺骗、威胁等丑恶之事。看似玩世不恭、油腔滑调的荆国庆实际上是理想失落、内心善良的，而看似友善的张主任却思想龌龊、灵魂肮脏，这一切都让雯雯措手不及、恐慌不已——从幻想跌入现实。

荆国庆的日记中写到了许多那个特殊年代有的荒唐事，比如张主任让人们“锻炼说话”；
朱敏因为吃花生米吐皮而做检查；
为了大学名额想方设法送礼等，用荆国庆的话总结就是“反正都这么骗来骗去”。而王安忆并没有浮于表面地写现实生活的不理想如何让青年人失去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而是讲述了两个年轻人逐渐“心灵相通”并相互鼓励的故事，这就显示出作者的写作理念及思想深度了。小说用书信的形式来表现雯雯与荆国庆的心理观照。雯雯带着“我多么需要锻炼呀”的想法投入知青生活，这与几年前的荆国庆是一样的，“立志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两人在经历了现实世界的荒谬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荆国庆作为过来人，雯雯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像是历史重演一般，唤醒了这个看似麻木油滑的年轻人内心的善良，他开始帮助雯雯，或者说是在帮助那个原来被现实伤害过的自己——“我真愿意全力保护她的幻想，这些我有过却失去了的幻想。”[3]280

雯雯是幸运的，她与荆国庆不同，荆国庆在经历这些尔虞我诈、阿谀奉承时，没有人帮助他，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他只能被迫学会欺上瞒下，将原本那个一腔热血的自己隐藏起来。有了荆国庆的开导和帮助，雯雯才能在遭遇这一切后还能勇敢地直面现实，认为生活中“更多的是美丽的青山绿水，善良的乡亲”；
也因为雯雯的纯洁善良，让荆国庆的内心少了一些阴霾，多了一些希望，觉得自己“也许还能有点出息”。在经历了许多丑恶之后依然对美好有所期待和追求，这是“雯雯”们的共同点，也是王安忆的创作理念之体现。两个年轻的灵魂因为错位的年代相互吸引、相互取暖，最终成就更好的自己。

《绕公社一周》与《广阔天地的一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郑南南满怀政治热情参与“绕公社一周”的批判会，却在这中间逐渐对自己以前的认知产生怀疑。老知青们和群众根本不把批判会当一回事，而把它当戏看；
批判对象原来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自己的精神导师海志平原来是一个猥琐好色、收贿受贿之徒……事情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的。老五充当了荆国庆的角色，一直爱护着南南，让南南在经历了这一番后，依然相信“人情是真的”，只是世界上很多真的“被淹没了”。王安忆很注意写每个人物、每个事件的不同侧面，绝不停留于表面，而是要往深的挖掘，并且含蓄地表现出来。在那个错乱的年代，尽管有那么多“假”，但一定还有很多“真”等待人们发现。这种理想主义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而王安忆将它融会进笔下的人物中，让他们坚守崇高理想，始终向善向美。

除了知青生活，王安忆还常通过少女们的爱情与外部世界的碰撞来表达一些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思考。在《雨，沙沙沙》中，我们能感受到的其实远不止雯雯蒙胧的爱情，更令人深思的是那一片橙黄色的灯光梦境。雯雯是一位颇有主见、不流于俗、充满幻想、真诚善良的少女，她对于现存的一切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她不盲目追逐“孔雀式”的漂亮，不愿尝试那种有介绍人的恋爱，她认为爱情应该比白云红帆更美好。雯雯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却因为现实的生计问题变得不堪一击。哥哥总嘲笑她的爱情观，让她“现实点吧”，而现实对他实际上是残酷的，海洋生物系毕业的他却被分配到中学教音乐。

然而，在一个雨夜，一位热心送她回家的青年人点亮了雯雯心中的理想主义，“白云红帆”的妄想好像落到了现实。不仅如此，这位小伙子还给予了雯雯面对生活中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希望，让她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信任存在的，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也许某天也会实现。这也印证了王安忆的创作态度，即抓住那些美好的事物，让这个世界的橙黄色多一点儿、再多一点儿。

《命运》相较于《雨，沙沙沙》的蒙胧，现实主义意味强了许多，突出表现了雯雯与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雯雯一直生活在妈妈的庇佑下，衣食无忧，前程光明。但因为彭生考学失败，他们的未来瞬间变得渺茫起来，两个年轻人都不由得开始思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彭生偶然看到雯雯的母亲写的一首小诗，懂得了上一辈人革命的艰辛，也坚定信心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这让雯雯深受鼓舞，终于鼓起勇气脱离舒适圈，向充满荆棘的命运发起挑战，这是雯雯与外部世界的“和解”。

彭生在信中写到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太多“历史的误会”了。王安忆的早期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像彭生一样的年轻人，这个“错位”的年代导致他们的人生也“错位”了。《新来的教练》中的郑玉华本热爱学习，却因为个子高被弄到校队当教练，谷中是体育学院毕业，却需要想方设法走后门教排球；
《停车四分钟的地方》中的郁彬热爱文学却阴差阳错地顶替一个死人参加篮球队；
《雨，沙沙沙》中雯雯的哥哥大学毕业却被命运捉弄，被分配到中学教书……王安忆用这些人物的“错位”命运表达她对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象，为千千万万这样的青年人发声。

但面对命运的不公，王安忆笔下的“雯雯”们总是能在徘徊思虑后，怀着一颗热情勇敢的心苦苦追寻心中的理想。《雨，沙沙沙》中的雯雯面对世俗现实，坚持不被别人看好的遐想、勇敢做自己；
《命运》中的雯雯摆脱妈妈的庇佑，决心与彭生一起“向命运交战”；
《当长笛solo的时候》中的桑桑和《新来的教练》中的燕燕不畏世俗眼光、勇敢追逐爱情……王安忆笔下的爱情故事，绝不是单薄肤浅的，她善于挖掘人物内心的精神闪光点，着力突出她们对抗命运、对抗现实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她们身上看到革命先辈的革命热情和精神理想，这些爱情故事中的少女们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如出一辙，她们琐碎的心事也不仅属于自己，也是属于时代的，具有普遍性。许多评论家认为“雯雯”就是王安忆，但事实上，“雯雯”们表现的只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这里的“个人”不单指王安忆，指的是那个时代下的很多人。

王安忆还多次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小人物由衷地赞扬和欣赏，她总是带着一种关怀友爱的目光去关照这些认认真真生活的青年人，挖掘他们平庸表面下细碎却闪亮的心灵美。

《庸常之辈》描写了一群青年人的生活图景。何芬是一名平凡的工人，而且很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一直这样平凡下去，因此她要让她一生一次的婚礼万无一失。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姑娘们都把自己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上了，婚礼对于她们而言，更是一次“发表宣言”的机会。真真和丈夫都是大学生，两人的屋子虽乱，但趣味相投，过得有滋有味；
大毛头认真地准备考试；
佩佩不顾他人眼光，嫁给富人，得偿所愿……他们身上凝聚的是上海市民阶级的生活哲学，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在认真地生活着，为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本本分分地守住自己的位置，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这样的生活态度本身已经足够动人。

《野菊花，野菊花》中卖手工布娃娃的小伙子也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这份热爱带给我们的感动。他周内在工厂上班，周末卖自己精心改造的布娃娃。他敏感自卑，想靠手艺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活。但在内心深处，他想要的不仅于此，更是人们对他的劳动的肯定和认同，就像他自己心里偷偷想的：“娃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九块钱。”[4]终于，一位美丽的女子真心地赞美他的娃娃，肯定了他的劳动成果，这正是他所盼望的。小伙子这种不自觉的精神追求，是王安忆发现的闪光点，而这种精神追求，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人们对自身认同感的需求。

王安忆初入文坛时就表现出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波动、挖掘生活新意的特色，令人欣喜的是，在前进的路上，她依旧延续了这一风格，发现小人物心中的真善美，和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向上的力量，并打上时代的烙印，带给人们别样的感动。吕世民、贾红在一篇论文中说王安忆1981年之后的小说很有一种“钻透力”[5]，这是因为王安忆是认真潜入生活、用心观察生活的，因此总能觉悟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挖掘社会的本质、人生的真谛。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王安忆在表现日常生活时，常常只选取生活的片段，表现一种生活氛围。比如《话说老秉》就从给胶水掺水、把信封做小等生活小事凸显他的过于勤俭，而这也是上海人精打细算的夸张表达，体现了一种独特而有代表性的文化性格。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充满细节，作者用她独特敏感的眼光注视这种细微之处，透过生活表层探究时代下更广阔的社会内容。

王安忆的早期小说将焦点聚集在青年一代，用温柔、关怀的笔触向读者讲述那一代年轻人的困惑和遭遇。小说虽篇幅有限，但她还是努力从自己不甚丰富的个人经验中选取较有深度的话题，试图用它们去理解社会，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力求以小见大。她在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思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可能“力度”不够，但那份真诚，是十分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