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价值观——序《〈管子〉“神话历史”研究》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1989年6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参与该校新成立的跨专业的科研机构——中外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举办的一次颇有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时我国刚刚走出闭关锁国状态不久，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也还不熟悉“现代性”和“全球化”之类的国际学术话语。一种环太平洋的世界共同体，便是我们那时所能想象到的宏大叙事和国际化主题。会上，我特别邀请到在学界率先探讨上古时期环太平洋文化现象的萧兵先生，他当时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以多部厚重的《楚辞》研究著作闻名于学界。那次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中的模式构拟方法》，第一次正式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国策主张，从历史与现实对照的意义上，论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向西开放的必要性，以及重新打通纵贯欧亚大陆东西方全境的丝绸之路之重要意义。可惜当时国家新设立的13个经济特区，从大连到深圳、珠海、海南岛，全部在东南沿海一带，还根本没有考虑向西面开放的问题。拙文借用《文心雕龙》中的一句成语，把这种文化偏执现象，称为“东向而望，不见西墙”(1)叶舒宪：《文化研究中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文化研究方法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230页。。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得知萧兵先生即将完成百万字大著《楚辞的文化破译》，就共同策划给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书，题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该丛书自1991年出版第一部起，随后陆续出版对《诗经》《老子》《庄子》《说文解字》《史记》《中庸》和《山海经》等典籍的文化阐释研究，至2004年，13年间共出版7部专著。如何将文化人类学所引领的知识全球化格局和理论范式，特别是以聚焦“地方性知识”为主的田野作业的研究范式，运用到国学传统的改造升级方面，进而对先秦两汉经典得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学术追求。

自从21世纪初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起，我在研究生们的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总是鼓励选择一部先秦两汉经典做跨学科的专题研究，这样既能有效培育对中国古典学基础方面的素养，又便于尝试和体验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方法论的实际运用效果。多年下来，这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就成为一种惯例，跟着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带到四川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像《春秋》《穆天子传》《礼记》《仪礼》《周礼》《国语》《墨子》《吕氏春秋》《黄帝内经》《淮南子》《史记》《汉书》《后汉书》等，都先后让我的博士生(或博士后)做为选题。截至2020年，《三国志》《魏书》《南齐书》的神话历史研究也都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先后通过答辩，有待修订出版。《清史稿》的神话历史研究尚在推进之中。

公维军博士于2014年考入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他祖籍山东，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硕士学位。入校后的学习，明显偏爱上古时期山东的知识名人，于是就选择以齐国宰相命名的《管子》一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

文学人类学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学术大变局而形成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需要比常规的学习多出很多内容，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相关知识的自我补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人文学者的知识结构带来实质性的补益和整合，胜任跨学科研究这样具有自我挑战性的艰巨任务。萧兵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在这种自学和补学方面有着如饥似渴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学会的同仁们。公维军博士在校的四年里，出色完成了广泛而多样的学习任务。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管子〉“神话历史”研究》，就是他将所学新兴交叉学科知识与方法应用到中国古典学方面交出的答卷。

开题前后，我和他讨论较多的研究内容是如何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证据，对迄今仍处于众说纷纭状态的《管子》成书年代的考证，得出一些突破性认识。后来则意识到成书年代考据这个目标，对于初步介入古典时期研究的研究生来说，难度太大。随即调整了研究重心，按照文学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文本编码问题，集中探讨《管子》书中涉及的物质文化方面，将海盐、丝帛等作为国家治理的经济资源。这些通过物质文化的实证材料探讨先秦诸子著述的尝试，是我们称之为第四重证据发挥关键求证作用的鲜活案例，给公维军博士的《管子》研究带来学术新意和亮点。

我本人涉猎《管子》研究的契机，是在2011年开始撰写《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的过程中。当时感到有些惊讶的是，管仲作为齐国人，应该最熟悉胶东半岛的地方文化，但他的书中为什么会有较为详细的西域方面的国土资源知识呢？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华夏知识界整体上对西域的认知过程。

我国历史上最初发生的一次西学东渐，也许就是印度佛教传播中原国家的历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古代印度人直接传播到中原内地的，而是经历过某种“四级跳”过程：从印度本土先传至中亚诸国，其次到中国西域，再从西域至河西走廊，再从河西走廊至中原。第一跳是从印度本土先传播到希腊人统治下的中亚国家，如安息、大夏、罽宾、贵霜等。第二跳才是进入我国西域地区，如于阗、尼雅、米兰、楼兰等。早年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口，多为非华夏的族群，其中不乏属于印欧民族的族群。佛教是通过印欧民族的罽宾国的中介作用，才第三度启程，先到于阗国，再度东进，抵达玉门关和敦煌，随即进入河西走廊的。在佛教东传的途程中，起到关键中介作用的，有罽宾国、于阗国。后者是汉武帝派遣张骞打通西域的关键站点。遥远的于阗，给华夏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带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认为那里是祖国母亲河——黄河之源；
第二印象则是出产最优等级的玉料，即和田玉。《战国策》称之为“昆山之玉”，《管子·地数》篇则称之为“牛氏边山”，《管子·轻重》篇又称之为“禺氏边山”。为什么战国时期中原人普遍认为的玉出昆山，即古昆仑山的简称，而《管子》则对此另有别名呢？《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一书第十四章“从玉教到佛教”(2)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1-403页。，结合新发现的藏文古籍《于阗国授记》关于阗佛国的神牛崇拜和释迦摩尼莲花座为“牛角山”的叙事，尝试做出某种阐释，还就此得出“玉路—佛路—丝路”的文化传播因果链。不过，该书虽然在第十五章“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中，将第二节题为“《管子》‘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解”(3)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第410-414页。，希望按照史前西玉东输之路径主要为黄河水道的路线调研情况，说明西域的昆山之玉为什么被《管子》认为是来自北方的。不过，限于写作时的知识条件，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文明国家起源的历史，伴随着社会奢侈物的发生史，同时也是神话和信仰发展史。奢侈物之所以被抬升为社会统治阶层关注的对象，根本原因是神圣化和神话化的过程。

文明，始于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社会财富聚集效应。文明社会统治阶层的形成标志，是催生王宫经济崛起的奢侈物的出现。按照物以稀为贵的社会需求逻辑，特定社会所公认的奢侈物一般都不是唾手可得的、本地可供给的世俗性物资，像粮食和家畜、柴米油盐之类，而是极少数因为稀有而被神话化和神圣化的物质。此类崇拜物，一般都是依靠远距离贸易和运输得来的。而极个别的稀有物质，在各种外贸物资货品中脱颖而出，被社会筛选成为最高价值物，具有独一无二的王权象征意义，并且由此而奠定文明的价值观基础。

代表华夏文明的最高价值物，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打造的帝国唯一性权力标志物——传国玉玺——为尽人皆知的神圣标的，古往今来都毫无争议。为什么玉石能够在众多的社会奢侈品中独超众类，荣耀登基，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王权象征物呢？笔者针对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出土圣物情况，写成小文一篇《国宝中的国宝》(4)叶舒宪：《国宝中的国宝：三星堆文物观感》，《寻根》2021年第4期，第120-122页。，提示出一种答案。

若要从文明起源理论方面解答这个世界比较文明史所呈现出的特殊奥秘，有两部古书提供的线索至关重要：一部是《山海经》，只有它才从整体性的国土资源意义上记录下宝贵玉石的资源分布和出产情况；
另一部是《管子》，它不仅从国家经济治理的高度论说社会奢侈物及其原产地情况，而且还准确无误地提供出一个华夏文明奢侈物的价值谱系：珠玉为最高价值物，黄金为二等价值物，钱即货币(刀布)为三等价值物。中国民间百姓都能朗朗上口的一个市场价值说辞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个流行已久的惯用语，给《管子》奠定的文明价值谱做出有效的通俗性诠释，也鲜明体现出我国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价值观特色。

过去我们不大清楚，是什么因素导致《山海经》对天下一百多处的出产玉石的资源情况做出巨细无遗式的详尽笔录？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管子》笃定无疑地给出先珠玉后黄金的价值排序？

文学人类学派的跨学科研究自21世纪以来全面进军华夏文明的史前文化大传统探索，终于给以前根本无法说清的文化价值难题，理出一个清楚的解决方案。是孕育文明的文化基因在暗中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性作用，是文化大传统的深度要素奠定文化小传统的价值观。

从史前社会统治集团的宗教祭祀奢侈品，到文明国家管理所特别看重的战略性物资——非实用性的圣物资源，会对拉动经济贸易交流起到关键性作用。而这种跨越广袤地域的远距离贸易行为，正是催生文明国家及其都市的必要前提条件。

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古国，都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城市文明。农耕社会的组织形式以村落为单位，村落如何发展为市镇，进而再发展为城市和中心都市，就成为考察文明起源途径的一个具体窗口。以四川盆地史前都市遗址三星堆为例，从其新出土的六大祭祀坑文物中可以看出，当地统治者所掌控的国家战略性资源主要就这几类：金、铜、珠(黑曜石珠、绿松石珠)、玉、象牙(和虎牙)、海贝。所有这些祭祀用品，其所采用的原料，大体可归为三类：玉石类、金属类和生物类。对此，在特别强调掌控奢侈品物资和国家经济管理之类事宜的《管子》书中，皆有涉及。如《轻重甲》篇的一段对话：

(齐)桓公说：“四夷不向我们臣服，其叛逆行为会给我们造成不利影响，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四夷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吴国和越国不来朝贡，(中央王权)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国和朝鲜国不来朝贡，就用他们所产的兽皮和皮制品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人不来朝贡，就用他们所产的玉璧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人不来朝贡，就用他们所产的美玉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握在手中或含在口中看不见却能够价值千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人就可以来臣服朝贡。一张豹皮能够价值千金，以它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国和朝鲜国就可以来朝贡。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却能够价值千金的，是白玉，以它为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人就会来朝贡。能够生产出发笄和耳饰之类器物并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球琳琅玕类的玉材，以它们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人就会来朝贡。所以，对各地的物资若无人主管，也无人去联系和引进，四夷之人根本就不会来向中央王朝朝贡。”(5)对《管子》文本的试译，版本依据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够在史前中国各地满天星斗的地方社会集群中脱颖而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地理上的远距离贸易的辐辏优势，具有无与伦比的功效。管仲连续采用多个“八千里”措辞，是要表明四夷之人向中原国家输入奢侈物的等距离空间原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判定，这些足以被中原国家充当货币的奢侈物资的历史登场年代顺序：黄金在华夏传统中出现的年代最晚，即不超过3600年。象牙资历最深，40000年前的中原人就和大象打交道了，有河南新郑赵庄遗址新发现堆石祭坛上象头骨为证。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用象牙雕刻圣物图像(双鸟朝阳)。4500年前的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先民甚至用象牙制成权杖，并将羽冠人面形神徽雕刻在权杖表面上。20000年前的东北亚人类就开始佩玉和葬玉的文化传统，我国境内新发现的玉文化传统实物也有10000年之久。

2017年在黑龙江小南山遗址，2018年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先后发现一批距今9000—10000年的玉器存在。从其玉料来源看，是大大早于新疆南疆和田玉开采使用历史的贝加尔湖地方玉料，其中有优质透闪石白玉。从这些新发现的考古文物情况看，《管子》强调尧舜时代的玉料来自于华夏国家的北方，还将珍稀玉料称为“白璧”，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这其间是否包含着某些我们以往根本无从判断的史前大传统文化信息呢？

带着这样一种一万年乃至数万年的超长时段的文化大传统背景，再去阅读《管子》书中特有的国土资源叙事，自然会有心领神会一般的效果。借助于考古发现，有关文化大传统的新知识，将给出各类神圣物发生的历史年表，这就好比给出了居高临下审视文化源流的“底牌”。

(齐)桓公问管子：“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的是谁呢？”管子回答说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桓公又问此话怎讲？管子对答说：“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珠起于赤野之末光。这三地皆距离周王朝七千八百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多艰难险阻。周朝先王各用于其重，用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这就是文王武王完成的统治伟业。”(6)对《管子》文本的试译，版本依据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二十二子》，第182页。

《管子》给出的国家圣物信息十分明确，那就是以珍珠、美玉作为最高价值物，黄金和钱币则依次排在后面。由此价值等级谱系出发，再看西汉统治者特制的王权标志圣物，即唯有刘姓诸侯王级别才能在死后享用的葬礼奢侈物——金缕玉衣，我们不能不说《管子》提供的是理解华夏文明价值观由来的一种标准答案。由于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在华夏文明神话宇宙观中也占据首屈一指的神圣地位，所以玉文化方面的重要信息实际上同时奠定华夏的宇宙观和价值观。这将给未来的文化自觉之后的中国思想史写作，带来充分的启迪。

由华夏文明起源期形成的数千公里奢侈物资源供应链，充分表明这个文明国家有其不可或缺的宝物资源出自边缘地区，对此资源的消费需求却出自中原核心地区。这种资源依赖格局的当代变形版，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谓“西气东输”和“西棉东输”。周朝的文王武王是否真的如管仲所推崇的那样，利用远方供物的奢侈品价值的货币功能来调节国家经贸，给周王朝的八百年基业奠定物质基础呢？果真如此的话，那可称得上是“治大国若烹小鲜”(7)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4页。提到的智慧君主了。

以上所写是十年来偶读《管子》的点滴心得，愿与公维军博士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