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还是贫乏：世纪初的中国青年

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不同，当代中国青年生活在一个丰裕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和机会，他们理应是自由且昂扬的一代——这当然是事实的一部分。然而，在这一群体中，也有人陷入精神困顿和贫乏，他们虽然相信国家正在崛起，却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样矛盾的一代青年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并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将进一步对世界秩序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一个急迫的任务。

付宇、桂勇在《当丰裕一代遭遇资产社会》中指出，在当代青年的成长期，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前者让这一代青年表现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以及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
后者则让这群资产社会的后来者产生了沉重的无力感和底层感。在这样的成长背景和观念底色影响下，当代中国青年在社会心态和行动取向上表现出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 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圈层化生存这五大特征。本期封面选题其他几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身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一文中，李春玲从代际的角度观察到当代青年充满张力：他们虽有强烈的代际认同和代际共性，但内部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又非常明显。这种差异化和多样性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而推动分化的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分层等分割性的社会结构机制。李春玲提醒我们，促进青年群体均衡发展，在缩小青年代际内部社会经济差异的同时，保持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已是当务之急。在《颓败的“农二代”》中，董磊明、李建民将目光投向分化的当代青年中的底层——“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纷纷外出打工，导致农村家庭和社区的凝聚力下降。这一变化，先是让农村原有的“大传统”失去效力，使得驱动父辈为家庭拼命奋斗的“准宗教式情怀”及社区评价压力，在“农二代”身上不复存在；
进而让“农二代”极易被城市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大传统”所“俘获”，让他们开始有了自身能力无法企及的想象和欲望。双重影响下，“农二代”往往无奈地选择“躺平”，沦为“懒二代”。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李成的《中国千禧一代》一文，为认识当代中国青年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李成观察到，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千禧一代的特征与影响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关注。他指出，中国千禧一代的成长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成长为社会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空前增长的一代。这些特征既给中国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让当代中国青年的影响力有了超越中国边界的潜能。

《不必等待炬火》一文不同于本刊的一般文章，是一位当代中国青年的自述散文。作者曹丰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他看到了当前国际秩序的极端不公，因此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前往现代文明的“边疆”——非洲，成为一位中国企业驻外工程师，参与修建大坝和水电站，为非洲的现代化贡献一份虽然可能无穷小，但必定是个正数的力量。这或许能给身陷分化加剧之时代的中国青年启发：到海内外各种不发达的“边疆”去，推动这个国家和世界往更均衡的方向发展，或许是摆脱困顿与贫乏、重新寻回意义与自由的出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