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之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线索

李小云

18 世纪法国著名喜剧作家和文学家马里沃（Pierre Carlet de Marivaux）在他的《争议》一剧中有这样一段对白——

Mesrin：你从哪里来？

Azor：世界。

Mesrin：你说的是我的世界？

Azor：呵，这我倒不知，因为我有很多世界。[1]

马里沃的这段对白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世界的隐喻。

如果说法兰西是“另类现代性”思想摇篮的话，那么当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百余名儿童唱起主题歌《雪花》时，伴随着“千万你我，汇聚成一个家”的童声旋律，一个个雪花“国家”围拢成一朵人类共同的雪花的宏大景观，又何不可以看作是一个非西方国家进入自己的“现代化”的宣言？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是一场形体与自然交融的盛会，更是一个中国向世界讲述自己是谁、讲述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平台。在立春时的相聚，意味着应对疫情和世界不确定性的新起点，以及一起面向未来的政治愿景；
中国文明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黄河之水终要汇入大海，寓意着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势所趋；
开幕式没有以古装呈现，童声合唱是歌剧式的，雪花舞蹈是芭蕾式的，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最后各国入场的先后顺序既明示了中国遵行“国际惯例”的态度，也展现了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决心。如果说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更多是从“物质”角度展示中国五千年的宏大文明历史，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去；
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则让世界从更深层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以及中国走向未来的路径。可以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正在试图打开一个新的叙事空间：在新世界主义的语境下，依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的“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框架。所有这些都蕴含着中国的新世界主义想象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政治逻辑。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正在试图打开一个新的叙事空间：在新世界主义的语境下，依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的“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框架。

如果说，古代奥运的精神在于消除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带来的破坏，以便建构一个以古希腊文明为核心的世界，而在欧洲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之后的现代奥运，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条件下，希望通过奥运精神凝聚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主体，那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则寓意着中国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向往。中国人需要卸下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理智”与“情感”分离的沉重包袱，摒弃单纯从中国和西方历史实践中寻找思想资源的规范路径，立足实践主义，直面新的现实和未来，走出“特殊性”和“历史终结”的范式困境，建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主义的思想和知识体系。

如果说，马戛尔尼是第一个颠覆欧洲对中国印象之人的话，那么他传达给欧洲的“中国”新印象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这面镜子对照下的“中国”。

直到18 世纪，中国一直都是欧洲建构的学习“榜样”。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学生”，欧洲对中国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礼貌的一个民族。欧洲人基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实践得出的这一印象并没有错。如果说，马戛尔尼是第一个颠覆欧洲对中国印象之人的话，那么他传达给欧洲的“中国”新印象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这面镜子对照下的“中国”。这其实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面对欧洲资本主义扩张所出现的种种政治和社会文化纠结的背景。

17 世纪以来，中国还在封闭的环境中独享天朝的昌盛，欧洲则开始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依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推动了欧洲内部政治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变，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和对利润的追逐，产生了对原材料和海外市场不断增加的需求。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日趋强烈。实际上，直到明嘉靖年间，中国与欧洲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明嘉靖二年（1523年）严禁海运，废除泉州和宁波市舶司，只存广东司。清政府继承明末闭关政策，不允许外国商人在广东之外从事贸易。18 世纪中叶以来，国外商人“移市入浙”的趋势日渐增加，资本主义向中国内地的扩张趋势也日趋凸显。由于清政府局限在广州的通商政策不能满足大英帝国对华贸易的需要，英国国王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遣凯思·卡特为使臣，前往中国展开交涉。凯思·卡特在途中病故，未能完成使命。五年以后，大英帝国又派遣马戛尔尼出访中国，希望通过谈判，敦促清政府取消对外贸易中的各种限制和禁令，从而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但是，乾隆断然拒绝了大英帝国的请求。

在今天融入全球化的语境下审视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很容易得出大清王朝闭关自守、拒绝现代化的结论。马戛尔尼提出的建议，除了要求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任由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加限制这一明显具有殖民意图的建议以外，其他均属可以谈判的通商要求。因此，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被普遍看作是中国丧失了一次与工业文明接触的机会，也丧失了一次认识世界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机会。[2]然而，在当时中国还是欧洲“榜样”，以及清王朝整体上还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3]的语境下，清王朝似乎更多地感受到大英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及对大清王朝统治的威胁。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认为马戛尔尼之行让大清王朝直接感受到了英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实际上，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掌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孟加拉邦统治权的信息，意识到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外的威胁。[4]因此，马戛尔尼离开北京以后，乾隆签署一系列文件，指示各地严守口岸，提前备战，防止英国的侵略。同时，乾隆要求各地税务官员不准收税敲诈，不许对英国商船提高关税，防止英国寻找借口发动侵略。[5]

北京冬奥会蕴含着中国的新世界主义想象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政治逻辑

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语境出发，将大清王朝统治者的“私利”和由其所产生的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结果适当剥离。

很显然，从乾隆为接见马戛尔尼准备英国相关资料时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一事，可见大清王朝的封闭，加上乾隆年事已高的客观现实，大清王朝并无认识世界、与欧洲接触的迫切需要。相反，乾隆优先考虑的是维护大清江山稳定，防止外部侵略。但是，以中国失去与欧洲现代化相交的机会，保护中国不被殖民的策略，最终也没能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这一格局还留下了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一个完整的中国政治文化体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当然，乾隆的遗产除了对世界无知的妄自尊大、维护大清江山的“私利”以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信”。为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语境出发，将大清王朝统治者的“私利”和由其所产生的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结果适当剥离。这一剥离有助于我们在寻找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资源的努力中，获得更为客观的线索。

源于草原民族的大清统治者，依靠他们的长矛利剑和火绳引爆的枪炮不仅征服了中原，也抵制了沙俄。但是在马戛尔尼离开北京的半个世纪之后，大清王朝的长矛利剑终究没能抵御住大英帝国的连发枪，中国出现“落后”和“先进”之争，有了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在这个过程中，像郭嵩焘这样从制度层面直面中国落后状况的少数精英，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开明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均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器物”的不发达。1872年，李鸿章操办了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轮船招商局；
1886年，方举赞和孙英德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发昌机器厂。如果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面对“现代”，那么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则可视为中国开始“被动现代化”的开端。这种“现代化”的被动性发育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奠定了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应对策略。“中体西用”的主张，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大冲击下的韧性，另一方面也是面对强大西方的某种无奈。这一思想在实践上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中国被动进入“现代”在物质和思想两个方面的生产能力的储备缺失。

如果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面对“现代”，那么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则可视为中国开始“被动现代化”的开端。这种“现代化”的被动性发育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从当代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的角度看，固守“传统”、匆忙应对现代挑战的策略，必然会导致如王国维所讲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种“心智”和“天理”的裂痕。[6]尽管我们可以天真地假设“中学为体”并非全是服务于稳固大清王朝统治的思想产品，而是也接受了“器物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依然不能否定这一范式的本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推动现代化，而是一种处于守势的功利性应对策略。这也就注定了即使拥有了“先进”的“器物”（如北洋舰队），中国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这一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戛尔尼之行让大清王朝直接感受到了英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威胁

清末以“中体西用”被动性应对危机，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后果。首先是“理智”和“情感”的分离。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中国人经历了从无奈到逐渐适应、接受，继而主动追求的过程——这中间又不免承受数典忘祖的道德责难。慈禧曾训斥光绪帝骑自行车是“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其次是政治与文化逻辑的分离。资本主义冲击下的应对策略通过“本”和“用”的功利主义逻辑，使面对现代化时需要的政治和文化的一致性发生了断裂，力图挽救统治者视角的“政体”和“传统”。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动摇了导致这些断裂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五四运动把“新”的国民生活叙事投放到中国人的价值中，选择现代不再是无奈，而是一种内化的精神。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新文化运动。五四所倡导的文化既是“传统”的，又不是过去的“传统”，而是“新文化”。五四运动是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语境下发生的启蒙运动，其发生的背景和激发的思想资源决定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五四运动在理论上完成了中国人进入现代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政治与文化的一致性的建构。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之前的“被动现代化”，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积极现代化”的阶段，推动了中国进入属于自己的“现代化”。

当然，五四运动虽然从思想上打通了精神和物质、政治和文化、集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但是这都是观念性的想象，并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与近代欧洲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进入近代后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中体西用”无法拯救中国，中国需要在高度压缩的时空中展开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建设，这对文化和政治的贯通和统一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7]从而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异常的艰难。

“中体西用”无法拯救中国，中国需要在高度压缩的时空中展开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建设，这对文化和政治的贯通和统一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遗产，是推动知识精英们达成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统合成一个一致整体的共识。但是，这个一致性的实践形态在五四之后出现了两条道路的分野，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虽然都接受了五四反帝和反封建的遗产，但是两者却接受了不同的“西方”思想。五四运动发生的同一年，孙中山将他写的中国的国际发展项目的建议寄给美国商务部长瑞德菲尔德，他在致瑞德菲尔德的信中说，“威尔逊总统建议建立国联结束战争，我建议通过与中国发展的合作和互助结束贸易战”。[8]孙中山没有得到预期的支持。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极大启发，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爱国和反帝的主战场，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忽视了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权益，其革命主张和实践无法体现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基本诉求，因此最终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其革命主张，推动中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造成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基于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并以此推动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的现代化的过程。客观地讲，这个过程并没有完全解决困扰着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一致性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一个建设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致性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主义的问题。

如果说，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生存性应对，到被动的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的新的现代化，都主要聚焦“中国”的话；
那么，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将不得不考虑“世界的中国”。“世界的中国”，面临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在理论上，中国已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但在实践层面，如何超越西方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教义下的普世主义，仍然困难重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平等，虽然通过脱贫攻坚有很大的缓解；
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发展国有经济和规范资本的过度扩张，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个体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发展与技术创新，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面临的新挑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一个建设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致性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主义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艰难。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否定“传统”与延续中国的文明，否定西方中心主义与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以及“中国特色”与西方普世主义等复杂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必然二元对立，但是必须承认存在张力。中国式现代化依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其关键是如何建立起各种要素协调一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这将是一个复杂的、高难度的系统工程。中国的政治实践只能靠探索，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则需要据此重构相应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这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智慧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注释：

[1]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 页。

[2]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谷炘、夏春丽、钮静籁、薛建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 页。

[3] 蔡伟杰：《新清史视角下的乾隆皇帝》，腾讯网，2014年6月23日。

[4]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崔莹：《牛津教授：乾隆已经意识到英国可能侵华》，腾讯文化，2015年1月19日。

[6] 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 页。

[7] 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 页。

[8] Stephen J. Macekura and Erez Manela, The Development Century: A Glob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