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以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为视角

张东锋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中的重要历史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索之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历史和现实的关照过程中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使中华民族与中国历史从至暗时刻走向光明，而且使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方大地上盛开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是一次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诚如辛向阳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一系列科学的创新机制，这些创新机制为理论创新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与载体。(1)辛向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机制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这些机制背后蕴含着理论创新在内容方面的本质规律。本文试图厘清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原则进行科学阐释。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优良的品质之一。中国共产党天然具有理论创新的基因，“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理论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有坚实的实践根基。在马克思那里，理论和实践从来不是割裂的，而是内在统一的。(3)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方式》，《哲学研究》2021年第12期。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强调的改变世界并不是在头脑中完成变革任务，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现状。简言之，改变世界不仅需要实践，还需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所以，如果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内在要求使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创新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理论背后的实践基础是不停地变化着的，而实践活动的运动变化是因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各种实践不断变化。理论为了适应运动着的世界，为了与实践活动保持一致，也必须随着实践变化而变化。有了理论创新的需求，但也可能缺少理论创新的能力，而获得理论创新的能力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不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理论创新能力，而是在经过一大段弯路、经历惨痛教训之后才意识到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的。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必须要正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又不能迷信它，要立足实际，切实将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可是当时党内缺少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与能力，照搬照抄苏联共产党的实践与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创新经验是以血的教训换来的。虽然马克思的“本本”上已经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实践优先于理论”“理论应该来源于实践”等原理，但有些人却依然用脱离实践的“本本”去指导实践。对于当时的本本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来说，他们只看到指月的手指，而没有看到手指所指向的月亮。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推进理论创新，这一点虽然马克思早已阐明清楚，但中国共产党也是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检验才认识清楚并接受下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这种经验已经渗透在党的自觉意识里，成为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十大历史经验之一。

当然，理论创新的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如果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理论就会跟不上实践的步伐，甚至会遮蔽、阻碍新的实践的产生。“苏东剧变”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理论创新是致命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使大家充分认识到了立足现实并“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大部分西方学者并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勇于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过时僵化，中国共产党早晚会步苏联共产党后尘。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却认为：“这类观点无疑是大错特错，相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才是真正僵化。”“与苏联共产党相比，这一点(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尤为突出。苏共完全没能做到这一点，当其意识到问题时为时已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这也从侧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非凡之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意义被西方大大低估。中国未像某些西方人预期的那样西化，因此他们现在将中国视作主要威胁。”(6)马丁·雅克：《西方大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及其意义》，《当代世界》2021年第6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理论创新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足够强大，以至于开创了异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此前，西方人一贯相信西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必然的，更是唯一的，尤其是苏联模式的覆灭更使他们坚信了这种看法。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用无比坚硬的事实打破了这一看法，开辟了新的世界历史路径。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意识并有能力地自觉进行理论创新？不得不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留给我们党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实践论》中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意涵。《实践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中国共产党十七年艰难探索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为基础，十分明确地向全党郑重宣告，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危害，必须把理论创新置于实践基础之上。《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品质奠定了理论底色与发展路径。因此，可以把《实践论》所开创的实践之风、创新之风看作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革命与建设进程中能够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基因密码。理论创新不是一锤定音、一举而定的，而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循环往复的一系列过程：真理源于实践，实践验明真理，在真理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辩证运动中，深化真理认识和推进实践活动。理论创新的过程性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外在结合关系，而是复杂的、螺旋式上升的互嵌关系。从而，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否具有真理性，也不是像融贯论中理论自身是否自洽的关系，而在于理论创新与实践是否符合的关系。

实践是检验理论创新的唯一标准。如果说，理论创新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过程，而且理论创新的真理性也存在于与这个实践的互动过程中，理论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统一关系，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在实践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理论创新指导下取得的，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经验具有不可辩驳的真理性，这也是我们必须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指导、理论创新与理论自信的底气。与《实践论》指明的方向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严重脱离了实践，或者把实践纳入自己既定的理论轨道之中，他们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批判或纯粹的学术活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关键在于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互动与统一。“不断创新”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理论之林”得以“长青”的关键。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展理论、创新理论的任务，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利用鲜活而又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表明，理论创新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遵循，还要在理论认识过程中切实认清“中国实际”究竟是怎样的。理论创新的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所以首先要弄清现实问题是什么。认清社会现实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坚持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但是，现实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从理论上真正地把握现实并非一件易事，而是一件比较复杂的理论活动，那么通过什么样的理论活动才能把握现实？即理论如何穿透社会现实？理论创新从探究现实开始，而探究现实从发现问题开始。“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理论创新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回应问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识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提供的答案。凡是问题提得正确，找对了路，答案也就容易找到；
凡是问题找错了或没找对路，答案就不会正确，就会走弯路。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1页。时代所出之卷就是社会现实问题，通过理论创新给出现实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仅要符合实际，还必须获得人民的认可。这句话说明了社会现实与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特征——时代性与价值性，也可以概括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或者“求真”与“求善”。“求真”就是一切理论创新都要从当下的社会情况出发，以科学方法求得真相；
“求善”就是理论创新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理论创新的规律性与目的性、客观性与主观性、求真与求善，究竟是对立还是统一？实证主义认为这二者是对立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二者是统一的。

有人认为，所谓“现实”就是经验的一系列具体的确定性事实。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各个经验性的事实都是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而现实则是把这些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整体。经验事实只是构成现实的出发点，只是现实的一个环节，经验性事实都是个别的、特殊的，而现实的把握则需要对各种事实进行选择取舍，并经过抽象概括从个别与特殊上升到普遍与全局。假如说事实是数字时代的基础数据，那么“现实”则是大数据，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现实”用大数据根本无法表示出来。因为事实总是已经过去了的确定性的，而“现实”所包含的维度中不仅有“过去”，还包含着“当下”与“未来”。(10)参见刘森林：《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念的三个向度》，《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例如，“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诊断，(11)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并不存在于任何单纯的事实或数据之中，而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必然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再经过实践与理论上的探索或摸索，才最终得出这个总括性的关于“现实”的诊断。有了这个诊断之后，当下中国社会历史的最根本性的现实才被人所知悉。

“现实”比单纯的“事实”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把握，因为“现实”在对“事实”进行思维加工过程中还会涉及观察事实与选取事实的视角问题。不同的视角出发，看到的事实是不同的，而且抽象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即使从同样的事实出发把握到的现实也可能是不同的。观察选取经验事实的视角往往与主体的目的和价值观相关联，事实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这个主体性的目的。事实本身不会提出问题，而现实的把握则来自于主体的问题导向，正是问题导向才能发现社会现实，推动理论创新。“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中妥善回应了时代之问。

现实性的两个方面也并不是对立的，价值性以真实性为基础与前提，价值性则是事实性在实践领域的必然表现。例如，如果说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客观现实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以及对未来的规划都应理所当然地以此为“客观基点”。因为“现实性”首先是以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性”为前提的，只有真实的，才可能是现实的。同时，“现实”也是从行动、行动的效果角度而言的，反映的是实践行动的立足点、目标、步骤与方案，具有坚实的基础、可靠的前提等特质。否定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实证主义以事实性反对价值性，宗教形而上学则以价值性反对真实性，这都是错误的。西方一些实证主义以“价值中立”标榜自己，实则把求善抛诸脑后，最后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与宗教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既从经验事实的真实性出发以求真，又以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最终价值目标以求善。

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灵魂，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以中国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初级价值目标，理论创新也始终是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让社会财富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用，以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目标作为至善追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实问题从根本上进行了最深入最彻底最普遍的研究，并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实际出发，发展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拯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引领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作为反例，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则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是他们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之一。要避免这种致命的失败，就必须下大力气研究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守着我们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就难以前进。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12)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任何理论创新都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理论创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关键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求真方法上最主要的差别。西方实证主义只承认个体性的、经验性的原子“事实”存在，而不承认从“事实”到“现实”、从“个体”到“超个体”(比如阶级与社会)的过渡，认为这种“过渡”和“全体”完全超越了经验的范围，因而是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思维完全有能力穿透个体经验事实的藩篱，超出具体特殊性的限制，达到具体的普遍性的境域，所谓具体的普遍性就是把特殊性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整体之中的普遍性，就是特殊性经过辩证运动上升到普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通过否定之否定达到了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辩证方法，并不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而是实践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因为现实完全是人自己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所以这种实践辩证法完全可以切中“现实”。实践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理论辩证法则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与实践、实践辩证法与理论辩证法是动态的、具体的、统一的，因此理论完全可以把握到真正的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认为纯粹理论在逻辑上先于经验实践，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不能把握到真正的现实问题。理论能否穿透或切中现实的问题，仅仅是唯心主义立场提出的假问题，不会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历史中的事实，必须放在历史过程中把握，历史中的个体特殊性就表现为时代性，因而任何社会现实都是某个时代的现实，随着时代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社会现实既具有超越经验事实的普遍性维度，又具有时代性，或者说历史局限性，这样的社会现实才是理论创新求真的出发点。所以，理论创新所求之“真”不是那种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历史性的时代之“真实”，这种“真实”是与时俱进的，“求真”就是在“实事”中“求是”。实事求是在于“务实”，而“务实”的目的则在于“求善”。用历史辩证法研究社会现实，那么社会现实就不会固定不变，而会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创新也要随之而推进，所以社会现实的变化要求理论创新首先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然后才能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矛盾论》提出的矛盾分析方法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通过研究社会现实中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中国共产党认识现实推进理论创新的水平提高到最高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矛盾论》的辩证思维方式，并用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视矛盾，继而分析和化解矛盾，辩证处理好了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关系。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矛盾论，才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这个最根本最普遍的现实问题。

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就是那个时代最根本最普遍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实现理论创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在实事求是过程中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时代特征的最深刻之处，洞察并捕捉到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本质(中国社会现实)的最恰当的结合点。理论创新就是以思想的方式把握到并表达了自己时代的最根本的中心问题，并提供了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答案，新发展出来的理论因此也就成为反映那个时代本质特征的时代精神。马丁·雅克认为：“毛泽东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继而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总是着眼全局、高屋建瓴，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理论并非抽象空洞之物，亦非用以粉饰门面，而是源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果不开拓创新，则会陷入困局，甚至出现倒退。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分别带来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13)马丁·雅克：《西方大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及其意义》，《当代世界》2021年第6期。

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并不像马丁·雅克如此清醒而客观，他们在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研究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实证主义、先验主义、实用主义等，这些违反唯物辩证法的研究结论大部分是片面的、教条的、表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并不能穿透真正的中国社会现实，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做法与思想倾向，要充分汲取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智慧来分析和处理问题。西方总是从中国现实的外在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他们不能从根本上、不能从实践的唯物辩证法的深处认清中国的现实，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缺少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正确把握，理论创新将成为无根之木，就不会成功。一百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无数政党或政治集团都失败了，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提出适合中国社会现实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理论，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把坚持理论创新骄傲地写入百年历史经验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必须面对的最根本的现实。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就是扩张性的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是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前现代社会，反帝反封建就是要把中国从农业社会推进到现代工业社会，以现代文明社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受欺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最根本的社会条件。所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一个按照现代化组织方式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党，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来证明自己的现代性，必须证明自己相对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因而，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课题。要完成这个课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那个时代给中国共产党出的难题。

追求现代化是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寻求经济解放的必然要求，但是经济解放必须以政治解放为前提条件，中国的政治解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和立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继而开创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对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考验，党的百年历史决议再次确认这一点。理论创新的第一次飞跃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初步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基础。

理论创新的第一次飞跃也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量。自从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坚持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了理论创新的规律之后，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互动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形成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也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一步步地向前。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中国政治制度首先实现了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后进行的中国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打开了无限的上升空间。政治解放为经济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经济解放的局面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创的。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首次系统回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富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理论创新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时保住的政治现代化成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且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初步现代化，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了。中国从地方性经济融进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而且变成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华民族复兴又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经济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个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更加明确地显现出来。经过长期不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包含三层重要含义：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雏形初成，中华儿女迎来了“强起来”的时代；
第二，中国已经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开始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代化，而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现代化。吴晓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这种新时代有可能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当今中国的发展之所以显露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15)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也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定向。同时，这一道路也是在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继承更新的基础上而不断延展开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1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6，62、72、63页。这一指导思想必将在接下来的第二个百年中极大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回望1921年，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那个课题，即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时至今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也具有了更大的“志气、骨气、底气”。我们已然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状况，中华民族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中华民族以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1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6，62、72、63页。

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从理论创新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视角上来说，基本的经验就是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索之路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党的百年理论创新的巨大成就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雄辩证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与经验向世人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还“深刻改变了中国”，我们的各项行动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这是保证我们的行动不变质、不偏航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

第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统一中持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长足发展。实践发展、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非一日之功，它们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20)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停顿，首先要求它在理论和指导思想上不能中止，需要以实践为基础并在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过程中完善理论并 推进理论创新。最终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理论的精进和实践的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中，我们始终要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互动的辩证统一，以期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创新必须认真研究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坚持一切从本阶段本土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倡带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作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就要对新时代展开广泛的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在不断调查过程中掌握翔实而有效的资料，继而通过逻辑方法来完成对相关材料的梳理与提炼，最终形成科学的政策或方案。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真正的现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本质所决定的优秀品质。

以上三条基本原则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后果，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都遵循了这三条基本原则，所以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反之，在理论创新方面基本的历史教训也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违背。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灵魂与旗帜，理论创新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如果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脱节，僵化的理论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些理论创新严重超前于实践，出现“大跃进”运动。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理论创新太慢，严重滞后于实践，出现农村改革被压制的现象。如果理论创新没有正确判断本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就会导致错误。

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始终坚持正确的基本原则，遵循客观规律，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改革和创新的实际与实践，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当代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抓住机遇，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着力点，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辩证张力中凸显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