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集外诗》伪书说新证——兼谈文献辨伪的思路和方法问题

耿传友

《随园集外诗》收诗三百八十余首，作为袁枚的佚作得到学界认可，被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已有学者将该书作为研究袁枚生平、思想与诗学成就的新文献。拙作《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对《随园集外诗》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论文发表后在同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应，相关研究者虽认为拙作的若干具体质疑或不无道理，但仍强调《随园集外诗》是有助于更全面研究袁枚的极有价值的诗集，在编纂《袁枚全集新编》时将《随园集外诗》作为袁枚的著作收入。近来笔者发现了《随园集外诗》作伪的新证据，可以断定《随园集外诗》系书贾伪造，最大的怀疑对象为王文濡。《随园集外诗》造伪手法较为复杂，探讨其具体情形，对古书辨伪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行。

《随园集外诗》卷3开头有《读王次回〈疑云集〉二律》，实际上《疑云集》乃托名王次回所作的伪书，主要据清末俞廷瑛《琼华诗集》《琼花词集》捏造而成。近来笔者再次将《疑云集》与俞廷瑛《琼华诗集》《琼花词集》对照阅读，并将二者雷同的篇目列为一个对照表，可以确定《疑云集》中有193首诗出自《琼华诗集》，《疑云集》中的102阕词全部见于《琼华词集》。同时惊奇地发现，《随园集外诗》中的《湖上》《咏蚶二十韵》《读今人诗四首》(包括《吴梅村》《朱竹垞》《王渔洋》和《查初白》)等六首诗，竟也见于俞廷瑛《琼华诗集》。具体情形如下：

1.《随园集外诗》卷1《湖上》：“十数青蚨一叶舟，好从湖上暂勾留。鲜花浥露红于染，芳草凝烟翠欲浮。古洞合呼猿出语，空亭只许鹤同游。半年小别山依旧，难道春来胜似秋？”俞廷瑛《琼华诗集》卷4《湖上》为：“十数青蚨一叶舟，且来湖上暂勾留。鲜花浥露红于染，芳草凝烟翠欲浮。古洞好呼猿出语，空亭只许鹤同游。不知三十年前客，尚有山僧认得不？”两诗尾联不同，但颔联完全一致，首联相差两字，颈联只有一字不同。

2.《随园集外诗》卷2《咏蚶二十韵》：“有物产海涂，其名列水族。似蛤扁而椭，似蛏短而局。似蚌具体微，似蚬刚棱簇。《岭表》志空慈，《尔雅》释魁陆。行炙重天脔，象形呼瓦屋。厥味甘且咸，厥性平无毒。吻随潮翕张，胎应月盈缩。紫类石蛣葩，嫩并车螯肉。或如羊可种，讵比虾堪曝。入市诧时新，御冬谋旨蓄。试凿混沌窍，藉果食饕腹。先将泥汁洗，继用井华漉。指秃擘始开，血流吮亦速。遂空杜蛎房，任弃江兆壳。为我越酒侑，胜彼《汉书》读。小鲜不待烹，饱啖何嫌数。所虑过戕贼，颇思节嗜欲。蟹付门生议，鱼听校人畜。专车赋漫夸，加恩簿乃录。贤哉唐孔戣，罢贡登奏牍。”此诗与俞廷瑛《琼华诗集》卷4《咏蚶二十韵》完全一致，一字不差。

3.《随园集外诗》卷4《读近人诗四首》之《吴梅村》：“麦秀歌成涕泪潸，北堂有母鬓毛斑。辞官早作陶元亮，避地难为庾子山。公论可怜青史在，初心只乞白衣还。新诗读罢增长叹，有客西田自闭关。”此诗与俞廷瑛《琼华诗集》卷3《题吴梅村诗集》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4. 《随园集外诗》卷4《读近人诗四首》之《朱竹垞》：“制科当日试鸿词，朱十才名海内知。银烛夜燃修史早，玉堂春冷出都迟。从容岁月凭诗卷，落拓江湖付酒卮。闻道青箱传世业，鹤书征召又孙枝。”俞廷瑛《琼华诗集》卷3《题朱竹垞诗集》前三联与《朱竹垞》完全相同，只是尾联为“自有青箱传世业，鹤书征召又孙枝”，仅相差两字。

5. 《随园集外诗》卷4《读近人诗四首》之《王渔洋》：“尚书门第旧山东，盛世文章珥笔工。玉语从天褒大著，金声掷地振英风。千秋轶事搜罗尽，一代才名赞美同。为问商邱宋开府，中原旗鼓孰称雄。”俞廷瑛《琼华诗集》卷3《题王渔洋诗集》的首句和尾联与《王渔洋》相同，而中间几句为“文采风流迥不同。入蜀诗堪齐杜老，归田录早著欧公。盛名一代揄扬遍，轶事千秋捃摭工”，差别稍大。

6．《随园集外诗》卷4《读近人诗四首》之《查初白》：“玉堂人艳翰林呼，天语偏闻唤钓徒。佳话只今传馆阁，盛名早已播江湖。才逢敌手吟尤健，语杂仙心味自腴。可是白描高手笔，龙眠而后替人无？”俞廷瑛《琼华诗集》卷3《题查初白诗集》与《查初白》首联、颈联和尾联完全一致，只是颔联为“佳话只今传馆阁，盛名已早播江湖”,仅两字次序颠倒。

《随园集外诗》所收《湖上》《咏蚶二十韵》《读今人诗四首》与俞廷瑛《琼华诗集》中的诗如此相近，绝非偶然巧合，其存在两种可能：要么俞廷瑛《琼华诗集》误收袁枚佚诗《湖上》《咏蚶二十韵》《读今人诗四首》等诗；
要么是作伪者抄袭、改窜俞廷瑛这六首诗，将其编入《随园集外诗》。到底哪种可能符合实际呢？这不能不先对《随园集外诗》和《琼华诗集》的可靠性作以考察。

《随园集外诗》最初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于1920年，在此之前未见任何记载。该书卷首署名蒋敦复的《序》提供了其来历的唯一说法。拙作《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共举出五条证据证明所谓蒋敦复序当属伪撰：一是这篇序文不见于蒋敦复《啸古堂文集》；
二是同治三年春蒋敦复并没有应“敏斋方伯之招”入其幕中；
三是序中称应宝时为“方伯”与多处史料的记载不符；
四是袁祖志《随园琐记》所记袁枚著作甚详，他若知有《随园集外诗》存在不会不提；
五是序中提到的《随园轶事》也不可靠。笔者另撰有《〈随园轶事〉真伪考》一文，认为《随园轶事》出现了蒋敦复身后的史实，明显违背情理，该书实为伪书，主要是杂抄袁枚《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尺牍》《子不语》和袁祖志《随园琐记》等著作而成。确定了署名蒋敦复的《序》是伪托的，而其又是《随园集外诗》为袁枚早年诗稿的唯一依据，那么，在袁枚去世一百多年后突然出现的《随园集外诗》，其从何而来就成了问题。

俞廷瑛《琼华诗集》共四卷，书前《自序》云：

予于咸丰乙卯编次所作古今体诗八卷，名之曰《琼华集》。庚申之变，罹于兵火。厥后，流离迁徙，转入戎幕，飞书弛檄，日昃不遑，风雅之途，几若冰炭。同治癸亥，以署鄞县丞事由衢州至宁波，阅十有三年，始迁杭州，其间存诗无几。迨光绪丁丑，同人招要入诗社，东涂西抹，作三五少年伎俩。然仕宦不进，才亦浸退，视昔所编次者，有不及无过之矣。乃复珍而惜之，录而存之，不啻以千金视敝帚者，殆孟氏所谓失其本心者欤！光绪九年冬十一月吴县俞廷瑛自识于杭州。

俞廷瑛，字小甫，一字筱甫，江苏吴县人。《琼华诗集》为编年诗集，最早可推定创作时间的为《邀边云航沦慈饮即送其之官大梁》，作于同治壬申(1872)，最后一首为《己丑仲冬二日许星台方伯招赏晚菊》，作于光绪己丑(1889)，《读今人诗四首》编次于光绪己卯(1879)，《湖上》《咏蚶二十韵》均编次于光绪乙酉(1885)。该书所收各题，可与上面序文相印证，所涉年代事迹，亦与相关文献相吻合。上海图书馆藏《琼华诗集》卷1首行下有“徐珂读”印，知为徐珂藏书。徐珂(1869—1928)字仲玉，别署中可、仲玉。浙江杭州人。徐珂很早就与俞廷瑛交往，并师事俞廷瑛，《琼华诗集》卷4收有《赠徐仲玉珂》，该诗编次于光绪丙戌(1886)。可见，俞廷瑛《琼华诗集》来历清楚，值得相信。

总之，署名袁枚的《随园集外诗》来历不明，不足为信，而俞廷瑛《琼华诗集》文献足征，可以相信，《随园集外诗》所收《湖上》《咏蚶二十韵》《读今人诗四首》当为作伪者抄袭、窜改俞廷瑛《琼华诗集》中的《湖上》《咏蚶二十韵》《题吴梅村诗集》《题朱竹垞诗集》《题王渔洋诗集》和《题查初白诗集》而成。

《随园集外诗》出现于什么时候？若为伪书，作伪者是谁？接下来对此略做考察，以便对《随园集外诗》的性质有更清楚的理解。

《随园集外诗》卷3开头为《读王次回〈疑云集〉二律》，紧接着为《又三绝即次集首〈游仙〉诗韵》：

苗条小史为抄成，买得鲛绡幅幅轻。错杂琳琅经一读，声声朗若玉山行。

漫作寻常诗卷看，词人笔底足笙鸾。金坛坛上春风暖，老去嫦娥怨广寒。

袅袅娉娉白玉墙，微波妃子水中央。鬼诗仙咒知多少，拾取香奁手亦香。

这三首诗显系次托名王次回《疑云集》卷首《游仙》诗韵，只要确定了《疑云集》出现的时间，《随园集外诗》出现的时间上限就可确定。上文已指出，《疑云集》有193首诗出自《琼华诗集》，如《疑云集》卷首《游仙》三首即抄袭《琼华诗集》卷1《游仙》，一字未改，《疑云集》卷3《戊寅仲冬二日云客招赏菊花》实为窜改《琼华诗集》卷4《己丑仲冬二日许星台方伯招赏晚菊》。许星台名应鑅，广东番禺人。据俞樾《清诰授荣禄大夫护理浙江巡抚浙江布政许公墓碣铭》，许应鑅生于嘉庆庚辰(1820)十一月十一日，卒于光绪辛卯(1891)五月四日，俞廷瑛《己丑仲冬二日许星台方伯招赏晚菊》诗中小注“是月十一日为公七旬大庆”亦可为证。由此可知，《疑云集》成书不可能早于光绪己丑(1889)。既然《随园集外诗》提到《疑云集》，那么《随园集外诗》出现的时间当在光绪己丑(1889)后。

更进一步看，《随园集外诗》卷首所谓“蒋敦复”序提到他编撰有《随园轶事》，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随园轶事》最早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刊印于民国元年(1912)，在此之前，未见有任何记录。那么，《随园集外诗》的出现应不早于民国元年(1912)。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随园集外诗》当伪造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九年(1920)之间，此时距袁枚离世已逾百年。

虽说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确定伪造《随园集外诗》者是谁，但仍然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清理出一些线索，而相关的线索都指向时为大东书局的编辑王文濡。

《随园轶事》书前也有署名蒋敦复的《序》，滕固《蒋剑人先生年谱》指出其为王文濡伪托：

二月为王昙批本《金屋梦》(即《金瓶梅》)说部撰序，记购得此书之由来。(按书为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民国十五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出版之《金瓶梅》，亦载此序。)四月序自撰《随园轶事》。(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

按《金屋梦》序文暨《随园轶事》系书贾所伪托。闻此等文章，皆为吴兴王文濡所造，王谙熟先生遗事，故可乱真也。《宝山县再续志》编者，竟以《随园轶事》一书，列入艺文书目，陋矣。。

王文濡(1867—1935)，原名王承治，字均卿，别号学界闲民、天壤王郎、新旧废物等。祖籍安徽广德人，其先祖迁籍于浙江吴兴南浔镇。王文濡是晚清民国出版界十分活跃的人物，他曾组织编撰《说库》《笔记小说大观》《香艳丛书》等大型图书，与沈知方等组织上海国学扶轮社，与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合资创办大东书局，《随园集外诗》即由大东书局出版。滕固所说的“民国十五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出版之《金瓶梅》”即《古本金瓶梅》，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艮剑人”的序，该公司冒称“从藏书家蒋剑人后人以重金得此抄本”，其实《古本金瓶梅》及其所谓蒋敦复的序是王文濡辈伪造的，黄霖先生对此有具体考证。若认真清理《疑云集》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其伪造也与王文濡有非常微妙的关系。

在现存《疑云集》的众多版本中，“补拙斋藏版”本出现最早，该版本上海图书馆有藏，卷首有两篇小序，前一篇说明《疑云集》的来历：

(王次回)所撰《疑云》《疑雨》两集：《疑雨》已刻于梁溪侯氏，万本万遍，脍炙人口；
唯《疑云》则尚在若存若亡间。今春晤江右易肯构君，云有家藏抄本，系其先人以百金，沽诸先生后裔名嗣原者。索阅一过，为之狂喜。易君为江右大贾，豪于资，发潜阐幽，当所乐为。他日得付剞劂，海内人士必有先睹为快者，因作此以贻之。泰兴李定识。

后一篇则力陈《疑云集》可信：

《疑雨集》为于氏所搜辑，刻于梁溪侯氏。此则易氏藏本，而友人陈履之君借以转抄者也。鲁鱼亥豕，讹夺颇多。校勘一过，年代事迹，无不吻合。李序云，易氏得之先生后人。《葆簃光杂志》有《疑云集》“赠阿招”诗两首，检查此集，只差一字，当非赝本。因集资付梓，以广流传云。黄山程文远识。

作伪者欲盖弥彰，造假手法非常拙劣。易肯构——一定肯购买，嗣原——嗣承原作，李定——理定，这些人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向壁虚构，琢磨一下他们的意思或谐音就可知道；
《葆簃光杂志》从未见别人提及，也当是随意杜撰的。这两篇序所涉及的人物和书名(或刊名)纯属子虚乌有，皆无从查验，由此入手难以寻绎作伪者的有效线索。1918年，上海国学维持社重刊《疑云集》，书后附有王文濡跋，透漏出《疑云集》来源的信息：

弱冠时应试菰城，见旧书摊上有王氏《疑雨集》，以四百文市之。反复展诵，心以为《国风》好色之遗，而无香奁家骈花俪叶、涂附堆砌之习。及读《研削斋日记》，知王氏尚有《疑云集》未梓。清光绪间，办学至苏，与昭文黄摩西交，亦以曾闻《疑云集》尚有抄本，在江西易氏之说。转辗访闻，迄不可得。嗣创国学扶轮社于海上。一日晨起，忽有某君来访，手携此篇，余不觉惊喜过望。当以扶轮所出书，约二百金易之；
即黄山程氏刊本也。计共诗三卷、词一卷。简帙破碎，剥蚀漫漶处，颇为不少。冥心苦索，点勘三月。其有可意会者，则填补之；
不可意会者，则姑阙之。囊时仓促付梓，印以洋纸，友人辈啧有烦言。今特重写一过，用中纸石印，以广流传，而贻永久，亦犹程氏之志也。夏正戊午六月吴兴王文濡识。

跋文将《疑云集》的来龙去脉说得头头是道，但手携《疑云集》忽然来访的“某君”实在蹊跷。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九年(1920)出版的《随园集外诗》书后刊载有一则《疑云集》的广告，可与前引王文濡跋相对照：

王次回《疑云集》，全二册，定价大洋六角。此为江右易氏抄本，光绪初得诸王氏裔孙，乃经挚友商诸易氏，以二百金之书籍易之。翻纸一过，讹夺繁多，穷十昼之功，始得校正就绪。爰付精印，以供同好。

广告内容与王文濡跋文所述并不一致，足以启人疑窦。第一，王跋中所谓《研削斋日记》不见于任何公私书目，也从未见别人征引，似是随意杜撰的书名。第二，由广告透出的信息看，王文濡以二百金所易之书为“江右易氏抄本”，而根据跋文，难以确定王文濡以二百金所易之书是“易氏抄本”，还是黄山程氏刊本(即“补拙斋藏版”本)，似乎指后者可能性更大，可根据程文远序，程氏刊本系其友人陈履之转抄自易氏藏本。《疑云集》究竟从何而来，似暗藏玄机。第三，据黄钧达《黄人年谱》，王文濡光绪丁酉(1897)在苏州办学，与黄人(字摩西)订“忘形交”，宣统三年(1911)，二人在上海创办创国学扶轮社，这与王文濡跋文所述相符。不过，跋文中手携《疑云集》来访的是“某君”，而在广告中却换成 “乃经挚友商诸易氏”，出入比较奥妙，“某君”究竟有无其人还是一个谜。可见，王文濡《疑云集跋》真伪杂糅，语词闪烁，似有难言之隐。考虑到《疑云集》是以俞廷瑛《琼华诗集》《琼华词集》为基础伪造的，而李定序、程文远序纯属伪托，所谓易肯构、嗣原等人皆为杜撰，《研削斋日记》未见他人提及，王文濡跋文与广告又有莫名其妙的出入，可以推断，《疑云集》极有可能也是王文濡辈伪造的。

综上所述，《随园集外诗》与《随园轶事》《疑云集》《古本金瓶梅》 等当为同一拨书贾伪造，最大的怀疑对象为王文濡，至少他是个积极参与者。

《随园集外诗》是怎样作伪的？何以使一些在袁枚研究上用功甚深的学者都受其欺诳，相信所收三百八十多首诗绝大多数系袁枚佚作？下面对《随园集外诗》作伪的具体情形做一些考察分析，以揭穿其作伪的伎俩。

1.捏造事实，造成《随园集外诗》来自袁枚孙子的假象。为欺人耳目，王文濡辈煞费苦心地假造了一篇序，托名蒋敦复，以证明《随园集外诗》有可靠来源。为便于讨论，引录于下：

自与随园先生文孙又村明府交，每乐闻明府道先德，随笔录之，标曰《轶事》，亦以志私淑所在也。一日，明府谓余曰:“先祖有早年诗稿一束，丹黄涂之，字迹麻沙，谛视一过，知大半为髫年之作未刊入集中者。困于簿书，未皇董理，子能为我编次而序之以行世乎？”余应曰:“诺！”乃未及事事，土匪小金子之乱作，明府殉焉。余亦同在危城中，几不免。乱平，时时以此稿存亡为念。岁在甲子，余应敏斋方伯之招，乃得与明府弟翔甫相见于幕中，重拾坠欢，枨触前事，知先生诗稿故无恙。出以见示，重以故人之托为之手录一通，盖皆先生当日所吐弃者。今日读之，乃觉字字珠玉，有欲沉埋湮郁而不得者。爰竭一月之力，补缀成篇，厘为四卷。卷首《童戏》诗“裳”字、“来”字韵，曾闻明府言之，余已录为先生《轶事》。卷三之“家”韵、“高”韵，先生曾载入《诗话》，昔但聆其断章，今皆获其全璧矣。卷末去溧水任一首，《诗话》亦云忘载入集，今亦于此中得之。闻诸方伯，力任剞劂，行世有日矣！明府在天之灵或可以稍慰乎？同治三年春宝山后学蒋敦复谨识。

上述序文中，袁祖德(又村)、袁祖志(翔甫)为袁枚之孙，袁祖德与蒋敦复交好，咸丰癸丑(1853)署上海知县的袁祖德遇匪乱殉难，蒋敦复作《袁君死事本末》，不久他自己也被困城中，但侥幸得脱。“敏斋方伯”即应宝时，他与蒋敦复为多年诗友，同治四年(1865)，蒋敦复为应宝时幕宾。序文首叙与袁枚文孙袁祖德的交往，次述袁祖德之托，复次介绍获得、编次《随园集外诗》的经过，造成蒋敦复受袁枚孙子袁祖德之托编撰《随园集外诗》的假象，看过此序，对相关背景有点了解的文人士子，自然而然地认为《随园集外诗》来自袁祖德，受到欺骗。但弄巧成拙，序文出现了多处破绽，最终还是暴露了作伪的痕迹。拙作《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对此有具体的论述，可参看。

2.以假证假，欺世售伪。伪托蒋敦复《序》所说的 “卷首《童戏》诗‘裳’字、‘来’字韵，曾闻明府言之，余已录为先生《轶事》”，《随园轶事》的确有内容与之相呼应，该书“翻筋斗捉迷藏诗句”条云：

凡人一生事业，有于童时流露出之者，特未至其时，不能知也。先生八九岁时，即喜作韵语，读书之暇，辄以小诗自娱。晚年犹记其《翻筋斗》等诗，每为人诵之，以为语虽不佳，未始非后来入词林、作县令之先兆。如《翻筋斗》云：“倘若腾身入霄汉，应闻仙乐奏《霓裳》。”《捉迷藏》云：“巨奸小丑搜擒尽，莫笑暗中摸索来！”只以游戏之作，故未编入《诗集》及《诗话》中。

实际上，《随园轶事》主要是杂抄袁枚《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尺牍》《子不语》和袁祖志《随园琐记》等著作而成的伪书。如果相信《随园轶事》同为蒋敦复所编，不知道其也是伪撰，看到“翻筋斗捉迷藏诗句”条，就会认为《随园集外诗》言之有据，对其确信不疑了。《随园集外诗》卷三中的《读王次回〈疑云集〉二律》《又三绝即次集首〈游仙〉诗韵》亦复如是。袁枚极为青睐王次回诗，曾因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集》未录王次回《疑雨集》而专门去信责问，并在《随园诗话》中说“香奁诗，至本朝王次回，可称绝调”。若不知《疑云集》乃托名王次回的伪书，谁会怀疑《读王次回〈疑云集〉二律》等不是袁枚所写的呢？然而，一旦明确《随园轶事》《疑云集》为伪书，《随园集外诗》作伪之迹就昭然若揭了。

3.随事造文，牵合袁枚行迹。翻检《随园集外诗》，不难发现，所涉及的很多人、事和地方，都在袁枚的著述里出现过，表面上看也与袁枚27岁之前的行迹相吻合，其作伪的痕迹，并不能被一眼识破。如《随园集外诗》卷3《中丞席上言志叠前韵》云：

崔述《考信录提要》云：“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有过辨伪实践的学者可能都有体会，“平心考核”谈何容易！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与学界讨论：

一是如果确定一部诗集所收的部分作品为伪撰，能否确定该诗集为伪书？从理论上说，辨伪的最佳境界是刨根问底，一一找出伪源，因为古人诗集中误收他人作品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能认为集中有伪诗就一定是伪书。但在实际的辨伪过程中，很难做到这一点，有些伪作乃凭空杜撰，本无来源可言。如上文提到的《疑云集》所收诗共531首，我也只能为其中的193首诗找到伪源，其实这已经很幸运了！其中有一部分诗歌明显是据王次回的游迹朋好随意捏造的，或许根本不可能找到出处。好在结合其他证据，还是有把握说《疑云集》为伪书，这样的看法已为学界所认可。就《随园集外诗》而言，有学者指出，拙作《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所质疑的不过涉及十来首诗(实际二十余首)，即使蒋敦复序是书商伪托的，也不能否定《随园集外诗》所收绝大多数系袁枚之作，只不过是编者另有其人而已。这样的看法能否成立？其实，赞成蒋敦复序是书商伪托的，意味着《随园集外诗》来源不明，而承认其中有“十来首诗”与袁枚的行事存在矛盾，可以断定不是袁枚所作，那么，核以常情，至少存有三种可能性：一、除已断定为伪作的外，该书中的其他诗歌仍系袁枚之作；
二、除已断定为伪作的外，还误收了一些作品，但该书仍有一部分作品系袁枚之作；
三、该书全伪，是假造的。拙作《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共举出十多条证据证明《随园集外诗》所收部分诗歌绝非袁枚所作，包括袁枚的老师史中临终时曾解衣袋中的《哭母诗》递给袁枚，让袁枚据此给自己立传，在袁枚“举京兆”时史中已去世四年，而《随园集外诗》卷4竟有《举京兆后寄史师》；
与袁枚同案入学的张敬哉要比袁枚大很多，至少相差十一岁，而《随园集外诗》卷1《戏赠张敬哉同学》中却有“随肩问讯年相若，尊重三龄老大哥”这样的诗句；
袁枚乾隆元年(1736)五月四日抵达桂林，八月离开广西赴京，他陪中丞金鉷、叔父袁鸿游龙壁山只能发生在这段时间，而《随园集外诗》卷3《陪金中丞登龙壁山同健磐叔父作》所描绘的显然是春天的景象，等等。《随园集外诗》所收的这些诗歌伪造痕迹极为明显，有的简直荒谬绝伦，绝不可能是误收，那么，是该相信《随园集外诗》绝大多数系袁枚的佚作呢，还是该承认其是伪书呢？我想问题并不难回答。

二是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确证的前提下，能否以《随园集外诗》与袁枚的生平、思想、艺术风格相符合来判断其真？我注意到，相关的研究者也注意到《随园集外诗》个别可疑之处。如《随园集外诗》卷4的《离溧水任车中感成》云：“敢矜才学种甘棠，不料民情如许长。一路壶浆擎父老，万家儿女绣衣裳。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然而，该诗却有这样的小注：“此诗先生全集中所无，从《诗话补遗》中录出。《诗话》云：‘余二十七岁，权知溧水，离任时，吏民泣送，有以万民衣披我身者，金字辉煌，合县人姓名也。车中感成一律云云。’”这段画蛇添足的诗注令人疑惑，《离溧水任车中感成》到底是录自袁枚早年诗稿，还是录自《随园诗话补遗》？有的学者实已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但由于认为所谓蒋敦复《〈随园集外诗〉序》是可信的，又觉得《随园集外诗》内容与袁枚行状基本符合，风格亦是性灵诗，便曲为解释，将这首诗看作例外，认为其他皆抄录袁枚诗稿，将作伪者露出的马脚很轻易地忽略了。换言之，一些学者的研究思路是千方百计地解释和说明《随园集外诗》与袁枚27岁之前的人生踪迹相吻合，从而证明《随园集外诗》为袁枚早年佚作。实际上，伪托作品与被伪托者行状、思想相符，史不乏例，一个对袁枚生平及创作很熟悉的文人，他编造出一些与袁枚的生平、思想和艺术风格相符的诗歌，又有何难？概言之，倘若《随园集外诗》中的人和事与袁枚原作情理不符,与袁枚的行迹不合，那么，这些相关作品定非袁枚的作品；
而即使证明了《随园集外诗》中的人和事与袁枚原作相符，我们最多只能说《随园集外诗》可能是袁枚的作品，也可能不是袁枚的作品，并未证明其为袁枚的佚作。

三是拙作《关于〈随园集外诗〉的真伪问题》在论证《随园集外诗》中的一些诗歌不可能为袁枚所作时，使用了包括《随园诗话》在内的袁枚著作的相关记载作为依据，而袁枚在记人记事记时方面存在不少错误，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专门有“随园记事之诬”。《随园集外诗》与袁枚著作之间的相矛盾之处，会不会是袁枚著作本身的错误引起的？《随园集外诗》中的作品，在某些时间上的抵牾，会不会像袁枚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失误那样，属于编年排序错误的问题，而不涉及真伪？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袁枚的著作如《随园诗话》虽然是我怀疑《随园集外诗》作伪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依据，作为辨伪的核心证据，是在《随园集外诗》中有不少诗歌明显违背事实，绝非袁枚所作，在此前提下，《随园集外诗》与袁枚《随园诗话》等著作的矛盾自然就很值得重视。同时，我所使用的袁枚著作中的材料，没有一条被人指出过存在记人记事记时方面的问题。换言之，袁枚的著作如《随园诗话》虽然存在一些错误，但仍然是研究袁枚生平、交游和思想的基础依据之一，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其记载有误，因为要在一部中国古代著作——哪怕很杰出的著作——中找出一些细节记载的错误，并不困难，如果因此便否定整部著作的可靠性，恐怕并不合适，只要在使用《随园诗话》这类著作作为立论依据时，保持适当的警惕就行了。《随园集外诗》中的作品在某些时间上的抵牾与袁枚其他著作中编年排序的错误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一方面，《随园集外诗》分4卷，首篇《童戏四咏》自注云“八岁作”，末篇《离溧水任车中感成》作于二十七岁，中间具有时间线索的诗歌大体以时间顺序排列。另一方面，我们判断《随园集外诗》不足为信的作品，有的既涉及时间上的抵牾，同时又明显违背事实，如《随园集外诗》卷1的《戏赠张敬哉同学》、卷3的《陪金中丞登龙壁山同健磐叔父作》、卷4的《举京兆寄史师》，或自注，或诗句，或标题，都清楚地表明写作的时间，明显不合情理，均不是编排顺序错误所能解释的，可证绝非袁枚的佚作。若仔细辨析《随园集外诗》一些诗歌的时间线索，我们还可以发现，作伪者弄错了袁枚的生年，误以为袁枚的生年是康熙乙未(1715)。例如，《随园集外诗》卷2的《万松书院》注云：“壬子余年十八岁，受知浙督程元章，咨送入院肄业。”袁枚生于康熙丙申(1716)三月二日，雍正壬子(1732)他只有十七岁，而非十八岁。作伪者本想利用袁枚行迹自掩其伪，却暴露了对袁枚生年的错误认识，即将袁枚的出生时间提前了一年。《随园集外诗》卷2《甲寅元旦上年韵》“弱冠年龄谁道稚，太平时代况逢春”亦是如此，袁枚雍正甲寅(1734)其实只有十九岁，乙卯(1735)才至 “弱冠”。

《随园集外诗》既然系书贾伪造，那么，其所提供的袁枚其他著作未及或未加详述的材料，当然对把握青年袁枚入仕前后的生活状态与心态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随园集外诗》毫无价值，因为这个文学现象虽然荒谬，但它不仅是研究袁枚接受的特殊资料，也反映着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和学术风气，仍然不应被摒弃于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要讨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