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30年主旋律电影音乐的创作及艺术表达

万书亮 王瀚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业更显示出勃勃生机。结束了长年战争侵扰的电影工作者创作热情高涨，积极投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49—1978年间创作的电影大都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语境，在题材上以红色经典为主导，表现革命战争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风格上以歌颂为主调，讴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及丰功伟业，讴歌领袖、讴歌为革命牺牲的战士们的英雄主义精神、讴歌在新中国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民群众。电影歌曲的创作不仅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自觉承担起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任务。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电影以“主旋律电影”为主流，好多影片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为红色经典。其他形式的电影并不多。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更顺应了革命的和时代的潮流，成为红色主旋律。

（一）“十七年”电影音乐的创作趋向

“十七年”是指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本阶段国内电影产业深受政治因素影响，热衷于创作革命历史或革命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电影音乐也获得了繁荣发展。受影片取材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在内容上主要为革命军事题材、和现实题材两大类，像《东方红》、《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等。《冰山上的来客》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等依然流唱至今，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总体来说，在“十七年”间，电影音乐表现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趋向，文艺工作者不仅继承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了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歌曲，还创新使用了全新的创作手段，提升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首先，十七年期间的电影音乐挖掘少数民族题材，充分地发扬我国音乐的民族特色。在一些音乐电影中，将少数民族的地域风俗与地理特征融入音乐创作之中，使电影音乐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我国的地理资源较为丰富，只有在音乐创作中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民族地域元素，才能使电影音乐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其次，十七年的电影音乐创作致力于东西方音乐艺术的融合，借鉴了俄罗斯音乐艺术的优秀成果，以突破格式化的创作，并使电影音乐朝世界化方向发展。在电影音乐的创作过程中，文艺工作者主张将欧洲歌剧中的主题贯穿的方式与中国戏曲的板腔、戏曲曲调以及民歌等结合起来，发展中国新的民族歌剧，不仅使音乐歌曲富有民族性，还有利于在戏剧冲突中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在电影歌曲宣传政治任务的同时巧妙地融入西洋元素，西洋乐器加入音乐伴奏之中，使电影歌曲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此外，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注重音乐与舞蹈相结合、音响与音乐相结合以及音乐内容与情感相统一。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中，其中的电影音乐在创作时加入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民族舞蹈进行配合，不仅使音乐表达更加贴切，也丰富了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
在音响与音乐的关系上，文艺工作者也有了全新的突破，在音乐电影中扩大了音乐材料使用的范围，除了民间音乐、古典音乐之外，还将各种环境的音效合成在电影音乐中，进一步加强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
在影片内容、情感与音乐的融合上也得到了提升，适当的情节选用与电影主题与情感相匹配的电影歌曲，能够进一步突出电影的情感表达倾向，增强观众的情感体验，以达到电影情感的共鸣。

（二）“十七年”电影与电影音乐的多样风格探索

“十七年”的电影及电影音乐创作明显受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经典，表现出了那个时期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歌颂了革命将士英勇抗战的民族气概与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如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中哥哥作为最后一个幸存者为坚守阵地甘愿英勇献身，主题曲《英雄赞歌》作曲刘炽，是由独唱和合唱组成的并列单二部曲式（见谱例1）。第一部分为女声独唱，速度稍慢，五声调式，从小节正拍开始，旋律优美亲切，唱出了对战士们英雄气概的赞扬，歌声悠扬抒情又充满力量，给听众以极强的现场振奋感。第二部分与主歌部分形成鲜明对比，由合唱形式展开，4/4 拍，速度稍快，大调色彩，赋予旋律广阔壮丽、大气磅礴的生命力，将歌曲升华为雄壮的英雄颂歌，表达出对牺牲者崇高的敬意。虽然两个AB主题从情绪、演唱形式、节奏等诸多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但对比中又有共性。同时，作者心中对祖国美好的依恋与向往之情贯穿始终，将优美与壮美两个部分自然和谐地连接在一起。

谱例1

又如“十七年”最经典的战争片之一《上甘岭》，电影取材于上甘岭战役这一真实历史事件，具体讲述了在这一战役中，连长张忠发率领志愿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故事。其主题曲《英雄颂》气势宏大，调子铿锵有力，配合电影中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战争画面，带给观众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体验，整首乐曲采用了男女混声大合唱的形式，展现出了中华儿女奋不顾身的勇气和坚强不屈的品质。比起主题曲，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则显得舒缓轻松，这首被大众广为流唱的歌曲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整首乐曲以大幅度跳进的方式逐渐推进，郭兰英用饱含抒情的嗓音缓缓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电影镜头徐徐拉开，展示了处于和平年代的祖国家乡的美丽景色。在乐曲后半部分则采用了男女混声合唱的形式，唱出了中华儿女坚定、自信的底气，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江山和英雄儿女不惧敌人的豪迈气概。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使观众心潮澎湃，涌现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观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其次，电影的题材、形态及电影音乐的风格还朝着多样化道路发展，除了以战争题材为主的主旋律电影之外，很多导演将目光投向经典小说的改编上，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电影市场，也相应地促进了电影音乐的多样化发展。经典影片《青春之歌》是由杨沫小说的《青春之歌》改编而来，体现出了“十七年”电影的另一种风格。《青春之歌》本是作家杨沫所作的一篇成长小说，其中将主人公林道静的爱情与革命相结合，并在革命中孕育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观。影片将这部颇有争议的小说进行改编后搬上了银幕，讲述了一位进步女性青年林道静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从接受革命理想到走上抗日救亡革命道路的曲折经历。本片中较为经典的电影配乐是插曲《五月的鲜花》，这首电影歌曲不同于当时慷慨激昂的主旋律歌曲，音乐风格随着歌词的情绪变化呈现一种“倒抛物线状”变化，歌曲在林道静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革命友人郑瑾决心牺牲时通过大合唱的方式悲壮缓慢地响起：“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曲调压抑低沉，随着歌词“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响起，演唱者情绪悲愤交加，曲子最后“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曲调变为激昂有力，情绪达到高潮，塑造出革命者郑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形象，也正是林道静思想成长、坚定革命理想的真实写照，给观众留下深切地感受。

另外，由于这一时期文艺大众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等要求的提出，电影音乐朝着本土化、民族化方向发展，在演奏中大量使用本土特有的乐器，像笛子、二胡、琵琶等等。如电影《芦笙恋歌》的主题曲《婚誓》中使用的拉祜族传统吹奏乐器葫芦笙；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使用了塔吉克族的传统乐器鹰笛；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使用了优美婉转的琵琶作为主要的演奏乐器等等。之外，作曲家在创作中还吸收了民间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形成了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

如电影《五朵金花》主题曲《蝴蝶泉边》便体现出了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在创作中借鉴了白族的传统民歌的独特曲调，呈现出浓郁的白族风情。首先，男女主人公的唱段选择串联了富有特色的民族调式：女主人公金花的部分主要以大理当地的剑川白族调为基础，乐曲在创作上遵循了其归属的五声羽调式，以“la”声为主音，音域跨度较广。而男主人公阿鹏的部分则主要以洱源地区的西山白族调为基础，这一调式相对简单且自由。乐曲在两个唱段的衔接上采用了常见的移宫转调的技法，由C宫A羽调转至F宫D羽调，明确地展现了演唱角色的转换（见谱例2）；
其次，歌曲的歌词在创作中也遵循了洱源西山调的特有格律，洱源西山调对歌词格律的要求十分严谨，每一句唱词的字数都有着严格的限制，常见的表现形式为三种：“七（字句）三五，七七七五”“七七五，七七七五”。《蝴蝶泉边》使用的“七七七五，七七七五”。整首歌曲反复三遍，同时，歌词中也使用了传统民歌中常用的语气叹词，塑造了大胆和质朴的少数民族主人公形象；
之外，《蝴蝶泉边》在节拍的选择上也保留了民族特色，歌曲在创作中保留了剑川白族调与洱源西山调的节拍，混用四分之二拍与四分之三拍。整首歌曲每分钟设置了六十拍，速度较为和缓，符合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山歌对唱的特色。同时节奏方面虽速度略缓但并不沉重，前半拍八分音符、后半拍十六分音符的节奏使用让歌曲更具有轻盈活泼之感，也展现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甜蜜爱情；
最后，在演唱形式上，作曲家雷振邦采用了少数民族常用的男女对唱形式。对唱中，男女主人公一唱一和，人物之间的默契、悄然而生的情愫和爱情初来临时的甜蜜都极为立体地传递给了观众。

谱例2

从以上所举的影片案例来看，这一时期的电影风格多样，且给电影音乐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电影音乐不仅应与电影画面、人物情绪相同步，还应时刻以表现电影主题为目的。通过电影配乐，使观众不仅能够正确掌握电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还应深入体会背后的深刻意蕴，实现影片思想的飞跃与升华。

（一）“文革”时期的电影音乐特点

“文革”期间，电影音乐创作曾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一度停滞，存留的作品基本上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像革命样板戏以及红色经典音乐等。“此时期的电影将音乐的‘可阐释性’发展成为‘确定性’或者说‘唯一性’，音乐符号化的处理强行规定了音乐含义”，这一评价极为恰当。从艺术欣赏角度来说，这些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品也并非毫无艺术性，它是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有学者称之为“带着枷锁歌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文革”期间民众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精神面貌与艺术审美倾向，是属于那一代人的独特记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被国家充分认可的主旋律歌曲被运用到红色电影的创作之中，不仅大大提高了歌曲的传播率，同时也达到了宣传主流、主导的政治思想的目的。相比而言，无论是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还是其中的电影音乐，在表达内容及情感上的要求都比“十七年”更为苛刻，对主旋律的追求更加严格。如电影《红灯记》在表现铁路工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剧情时插入了改编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并作为主题曲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对塑造李玉和为代表的英雄形象，深化电影的革命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革命样板戏”为创作素材的电影音乐，1970年开始将样板戏搬上电影银幕，至1972年为止，八个样板戏已经全部被拍为样板戏电影，将样板戏改编为电影中人物的主要唱段，巧妙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情感变化；
样板戏在原有京剧唱腔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艺术加工和经典化处理，使之更具革命性和艺术色彩。虽然也有些程式化和模式化，但却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第二类是为电影专门创作而成的电影音乐，由于电影有着宣传政治思想的功能，在电影音乐的创作中依然坚持了“三突出”原则，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基本遵循了“主题先行”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准则，被研究者称为“倒倾性音乐现象”。第三类是使用已有的音乐片段作为电影音乐，使用较多的通常是被广泛认可的歌曲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由于这一时期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理念和模式固定甚至僵化，在许多电影中反复使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形式化、符号化、单一化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这十年的音乐成果，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电影音乐也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的电影音乐在电影中的结构相对完整，通常情况下，电影音乐为电影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服务，需要被划分为不同的音乐片段后选用，电影音乐无法保证其结构的绝对完整性，但在这一期间的电影音乐特别是样板戏电影中，由样板戏改编的电影音乐基本上贯穿整部电影，实现了电影音乐结构的相对完整；
其次，“文革”期间的电影音乐创作被严格约束在政治主旋律要求之内，革命主题极为鲜明。并且，为了更好地表现革命气势，这一期间的电影音乐体裁以进行曲为主。文革”十年内电影音乐的整体情感基调是昂扬向上的，表现出了积极光明的精神面貌，乐曲多采用明亮而广阔的大调式，使音乐的旋律充满了力量感。在电影音乐歌词创作上也注重选取通俗易懂的音乐语汇，调性和音域上也较为简单；
最后，在节拍的使用上，基本上沿用了上一时期电影音乐使用的四分之二拍和四分之四拍，这样的节拍比较简单通俗，易于普通大众接受，易于传唱和普及，并且，这一时期着重通过节拍的强弱变化来突出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二）“文革”时期电影及电影音乐作品典范

“文革”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电影的创作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创新色彩的影片屈指可数，那么代表性的电影音乐更是少之又少。其中，著名作曲家施万春为影片《青松岭》的电影音乐《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向前方》从普及率和歌曲本身的表现力上都可称之为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的典范。从乐曲的歌词来看，这首主题曲塑造出了走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形象。在表现手法上，施万春将唐山皮影戏的传统元素与现代技巧相结合，在旋律中加入大幅度跳跃的音符，并借鉴了皮影戏中滑奏、拨奏的演奏方式，使乐曲整体上呈现活泼灵动的风格。同时在乐曲创作中加入抒情风格，表现了河北人民在平凡中铸就伟大事业的进取精神，奠定了整首乐曲的革命基调。这首配乐的曲谱中也具有独特特点，曲子中装饰音的使用为全曲营造出生动的特点，并且在男女对唱中多使用了“哎”“呀”类似号子的拟声词（见谱例3），配合了电影镜头中人们在赶路和劳作时的动作、神情的画面，显示出浓重的民间气息。可见，施万春所作的电影配乐与电影的画面形成了极强的对应性，有利于对电影人物情感与精神的表现。

谱例3

作曲家傅庚辰或许在当代民众中较为陌生，但提及他的音乐作品《红星歌》《映山红》却几乎是无人不知，至今仍经久不息地被人们传唱，有学者认为“作曲家傅庚辰创作的电影音乐做到了用音乐来诠释画面”，这可谓是极高的评价。《红星歌》《映山红》这两首代表作是傅庚辰在1974年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所作的电影音乐。其中，《红星歌》最突出的特点则是在演唱方式上使用了童声合唱的形式，这样清脆的天籁之音唱出了一位儿童在闪闪的红星和党的光辉照耀下转变为红军战士的历程，这首主题曲表现出民众乃至儿童对中国共产党由衷地赞美之情。不难发现，这首歌曲在旋律上鲜明地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段“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到“党的光辉照万代”，与军歌的创作模式相似，歌词两句对仗整齐，且每一句中的附点节奏相同，演唱时极具节奏感。五六句歌词重复，进一步深化了电影主题，但在演唱时的旋律需要逐句递进，音乐气势激昂豪迈，将革命情感推向整首歌曲的高潮。后半段的歌词则不同于之前那般整齐，描述了种种艰难境况中党提供的指导性作用，因此在演唱节奏上也一变为舒缓抒情旋律。

此外，电影插曲《映山红》在表现电影主题上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首歌曲讲述了人们对于红军战士日日期盼，待红军战士归来之时，要用漫山遍野开放的映山红来为他们接风，“岭上开遍哟，映山红”一句在歌曲结尾重复出现三次，每次演唱的旋律均有所不同，却极具表现力，表达出民众对红军的无限崇敬之情。《映山红》作为插曲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且两次所传达出的音乐情绪截然不同。歌曲第一次响起时的情节为冬子妈期盼红军回来的画面，用女声独唱的形式表现出共产党员冬子妈对红军战士们还乡殷切的期盼之情；
而第二次却是在电影的高潮——冬子妈英勇就义时响起，采用了独唱与合唱相结合的演唱方式，如果说第一次出现的目的是深情地抒情，那么第二次则是为了表现冬子妈就义的悲壮之感，在电影音画的配合上极为恰当，塑造出了一位坚贞勇敢的农村女共产党员形象。总体而言，傅庚辰的电影配乐均是在革命主题下创作而成的，却比单纯的“政治传声”富有新意，使人耳目一新，是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的典范之作。

另外，电影《白毛女》对歌剧《白毛女》进行改编，电影音乐设计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电影中的音乐在创作中改变了以往单线条的旋律发展，在继承民间小调、民歌和戏曲的基础上借鉴了国外歌剧中的一些创作技巧，使用纵向的和声，使音乐表现更富感染力。可以说，电影《白毛女》中的音乐初步实现了东西方音乐的交融。首先，电影音乐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加入了民间小调，但在突出角色心理时，采用了西方歌剧中注重人物内心的表现手法；
其次，在乐器的演奏上，也将东西方乐器配合使用，在电影歌曲《太阳出来了》中，民族乐器再辅以部分西洋乐器，使歌曲表现更加富有气势，鲜明地传达出人物内心情感。唱腔也在民族唱法基础上吸收了西洋唱法，演唱形式也更加多样，包括独唱、合唱、对唱等等，增强了电影音乐的表现力。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6年至1978年是当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电影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处于巨变前的酝酿和徘徊期。一方面，艺术家们在新时代的感召下，努力的求新求变，力图创作出最好的作品融入世界潮流；
另一方面是历史的惯性与观念仍然在拉扯着呈反向运动，产生负面的作用和影响，短期内文艺创作仍无法完全脱离旧有的轨道，而新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仍在探索之中。随着国内政治政策的宽松和国民经济的复苏，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在吸取民族元素的基础上借鉴外国音乐的创作技法，电影音乐创作也进入对多样艺术风格探索的萌芽期，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已经为电影音乐的多元与转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一些以“四人帮”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影、一些反映公安人员与阶级敌人斗争以及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主题的电影被创作出来，电影音乐的内容、技巧也在发生转变。伴随着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大量引入，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进入音乐人的视野，改变着他们的创作观念。

总体来看，此时的大部分电影创作取材依然延续了“文革”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如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歌剧电影《江姐》，便是取材于地下共产党员为革命胜利不惜牺牲自我的真实事件，影片主人公江姐被捕后宁死不屈，歌颂了共产党员坚贞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的精神。电影音乐亦是如此，体现出“文革”期间的主旋律音乐的风格。《绣红旗》是该影片中经典插曲之一，是江姐得知自己即将牺牲后，以大局为重，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鼓励民众坚持战斗的一个经典唱段。在旋律中，长笛乐器吹出“5 tr”轻快明亮的颤音时，神似一道阳光从监狱窗口直射进来，照亮了江姐绣的红旗。表现了在战争面前，江姐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带领人民在黑暗的牢笼里与敌人做斗争，为前方的同志们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在内容上，仍以革命叙事为热点，在表现形式上与“文革”十年相比没有质的改变，只是做了一些曲式、体裁的改变、大调式依然是表现电影激昂情感的首要选择。如电影《大河奔流》中由著名声乐家李谷一老师配唱的插曲《新编九一八小调》歌曲采用了民间小调，歌词质朴简单，旋律激情澎湃，表达出对日本侵华暴行的愤怒和义勇军英勇救国的赞美之情。

谢晋导演在1977年拍摄的电影《青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影片讲述了亚妹在老红军向晖的指导与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为革命奉献青春的崇高理想。这部电影的配乐由原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创作了许多经典音乐作品的著名作曲家葛炎所作，其主题曲《向着北京飞翔》完全契合了电影的主题，洋溢着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时代音调，全曲为进行曲体裁，调式为具有明朗色彩的大调式，乐曲使用四分之二节拍（见谱例4），节奏清晰，旋律豪迈有力，配合影片中红卫兵渴望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画面，抒情性极强，可见电影音乐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意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主题上依然明显带有“文革”时期的烙印。随着红卫小兵“我们去见毛主席，向着北京飞翔”的合唱歌声响起，观众能够感受到人们对毛主席崇高的敬意和崭新的时代精神与面貌。

谱例4

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在揭示电影主题、传达人物情绪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电影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1949至1978年间，主旋律电影作为整个阶段的主流其特色更加鲜明。作为电影的表现手段之一，本阶段的电影音乐不仅为革命经典电影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也以独特的形式宣传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功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