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敌人

▶ 指 尖

我已经七岁，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却依旧被大人时刻小心看管，仿佛从货郎担子里买回的玻璃球，透明、清澈、干净、完整、好看，不是最金贵却也算稀罕物，被呵护，被夸赞。

每天上午，祖母踮着小脚摇摇摆摆来学校，将手帕一层层打开，把一块刚出锅的玉米面饼子递到我嘴边；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母亲在清浅的河水中挖一个沙坑，一边洗衣服，一边紧盯着蹲在水坑边玩耍的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深怕稍有不慎，危险从天而降；
秋天，金黄的谷秸堆得老高，我总会效仿那些男孩子，笨拙地爬上去，再鼓起勇气跳下来，而不被大人发觉。更多时候，我们只能盯着花墙上那些粉色黄色紫色的花朵，用手去触碰，却不敢采摘。或者捏着嗓子在街巷穿行，相互躲闪追赶，悄悄地笑，低头弹掉鞋上沾染的黄尘，抬眼时，拿着木棒的男孩叫喊着旋风一样刮过。

玻璃球里的红花蓝花白花统共有几瓣，开成什么形状，蕊心里有几种颜色，甚至藏匿了几片绿叶子，大人总能一眼看穿。作为粉连纸般薄脆的早期生命拥有者，我对生活的波诡云谲并未先知先觉。那个下午，母亲以不容置否的口吻，说出要购买的物件，之后将小卷的钱塞到我上衣口袋里，严厉地吩咐千万不要弄丢。我生命中第一次接收到一股巨大的蛮力，一股冲破堤坝的洪流，一阵掀翻茅屋的狂风，比扁担压在肩膀、石头压在胸口的力量还要大，还要强，还要令人张皇失措。随着母亲轻轻将我推出房门，这股蛮力变得无法抗拒也无法逃避。

恍如在柔软似羊毛的云里穿行，又像跋涉在厚厚的雪地，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穿过花墙，在梨树下停下来，直到一只喜鹊从树枝上尖叫着飞走，我才磨磨蹭蹭走出街门。祖母和两个老婆婆们正在树影下抽烟，她们盘腿坐在手编的草垫子上，两只小脚害羞似地缩在腿下。当祖母听说我要去南村供销社的时候，整张脸突然泛起亮光，不无骄傲地抿嘴一笑，“小闺女长大了。”她的话让我有一丝失望，要知道虽然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南村的房屋，毕竟那是外村。但她语气里释放出的赞许和肯定，又助长了我的虚荣和勇气。

南村是周边最大的村庄，不仅有供销社，卫生院，还有中学和戏台。我有多次随母亲去南村供销社的经验，只要沿着宽敞的大道，拐个弯，就能看到南村的阁洞。唯一让我感觉害怕的是，南村有条很长很长的街，街两边坐满了闲人。

走出我们村低矮的阁洞，不久就到了菜园子边，湿漉漉的菜地里，卷心菜们一层层紧裹着自己，带着些许警惕和怯懦。我回头张望，幻想有人会沿着我走过的路前来，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顾忌南村街上那些人的目光、暧昧不明的搭讪或者逗趣。但除去地边摇曳的黑缠梢，视野里一无所获。对于一个初次单人匹马去外村的小孩来说，这段路程显然危机重重，传说中的狼群和出没的鬼魂，在每一个可疑的岔路口都可能出现，虽然所有的岔路都通向茂密的庄稼地，但谁能保证，这些高耸的玉米秆中，会不会突然跑出一头狼。在胡乱猜想和各种纠结中，南村已近在咫尺，鸡鸣声从某户人家传来，变电站里发出嗡嗡的机器声，看不见的电流通过耳膜抵达心脏，眼前南村的长街，更像一条逼仄陡峭、怪石嶙峋的山径。

我第一次感受到我之中另“我”的存在，一个勇敢的、无所不能的或者说毫不羞耻的“我”，不是从身体之中生长出来的新的皮囊和机体，而是借助我现有的皮囊，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新我。长街两边，依旧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那是些多话且依仗年纪获取到一定尊严的老人。第一堆人里，有人问，你是邻村的吧，谁家孩子呀？这种反问让我觉得自己就像小偷，心跳瞬息停止，大脑一片空白，灌铅的双腿战战兢兢，脸像被火烤般烧得厉害，眼里腾起一层雾气。一个小小的，细细的，却足以让我听得明明白白的声音突然响起：好好走路，不要理会他们。魔法启动开关，一面镜子骤然从天而降，我看见那些人张着黑洞洞的嘴在笑，还有人用手指着我的背，我看见自己羞赧万分，手足无措。另一堆人群中，有人准确喊出我父亲的名字，但这次我显然稍稍有了底气，变得不再那么局促慌张。当下一堆人又喊出我母亲的名字时，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已拥有极其熟练的经验，乃至还朝他们那边偷偷瞥了一眼。

供销社里，半边高高的水泥台子上坐着两个抽旱烟的男人，正跟售货员聊得热火朝天。一块小石子的倏然出现，打破水面的平稳，他们有些惊讶，但这又是不能的，因为供销社本来就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短暂的噤声后，售货员又开始重提话题试图将气氛延续下去，一边将眼神探向我。

我缩着脖子，听见“我”的声音从后脑勺发出来：我要买盐和线。

几斤？

一斤。

那两个人带着意兴阑珊的表情从水泥台子上跳下来，脚尖使命拧着扔到地上的烟头，灰渣地面凸凹不平，有个人脚下老在冒烟。

秤盘里的盐粒像一只只发青的小石头，从我的布袋口鱼贯而入。

我又转向玻璃柜台前，仔细挑拣母亲需要的白色棉线和蓝色缝纫机线，后脑勺的声音大而响亮：这线有几种？面前抽走的镜子重又降下，我目光低垂，紧闭双唇，同时也看见我的嘴唇翕动，目光坦荡，直盯售货员扁平的脸。

我一直在试图离去，却一直被“我”拉着，颇为镇定地浏览着对面货架上排列整齐的各种花色的布匹，又低头寻索了一遍花手绢、塑料头绳、铅笔和本子们，扫过那些黑色的带绊平绒女鞋和笨重的散发着塑料味道的雨靴，目光最终聚集在黄澄澄的橘子糖上。当售货员找出几个硬币递到我手心时，“我”挑出一个二分的硬币，我听见“我”说，再买两块糖。我惊悚地睁大眼睛。要知道，迄今为止，七岁的我，从未自行决定过一件事，而现在，“我”竟然直接将一块糖放进嘴里，像故意打破既定的秩序，这种略带讽刺的挑衅，让我心里既享受又惶恐。

是一块水果糖还是“我”赋予了我勇气？当我在南村街道飞奔，从无数目光的针尖中逃出来，重又回到菜园子边上时，我试图跟“我”说句话，自责，内疚或者肯定，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把买回的东西以及找回来的硬币上交母亲，也把另一块糖递了过去，并没有臆想中的责骂，她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之后推给我。我站在那里，四顾茫然。

我开始忧心“我”的存在会打破平静的生活节奏。夜里，甚至怕我睡着之后，那个“我”会偷偷溜出来，从祖母衣襟上解下钥匙，打开柜子，偷吃冰糖。或者推门出去，到母亲屋里，掀翻她摞在炕头的书，去闻那里散发出来的好味道。我甚至担忧那个“我”会去往最好的伙伴家里，喊醒她，说穿我怪异的秘密。但似乎“我”具有极其强大的隐藏功能，很长时间都销声匿迹。

秋天，村庄上空弥漫着成熟的玉米和谷子的味道，每个人的脸上都涂着一抹喜悦的笑意。大场上，人们不停地摇动着扇谷机的手柄，站在扇谷机上的那个男人，从头到脚都蒙上一层厚厚的黄沫，那是谷糠、尘土、沙子、秸秆、草叶们以及日光和夜露的化身，他被它们用力黏附着，看起来极其享受。只有歇息的时候，他张开嘴，露出牙齿，才发觉他虽然接纳着这些黄沫，但从未受制于它们，不久，他会挣脱这些黄沫。

跟我同岁的海海一路小跑，站到扇谷机下，双手圈成小喇叭，嘴里朝他大声喊。木制的扇谷机吱吱呀呀，加上裹着头巾的妇人们毫无节奏抖动簸箕的声响，交织成一块厚厚的毛毡，海海的声音不是一根银针，根本插不进去。海海焦急万分，一把抓住了摇手柄的那条胳膊。于是，所有人都知道，海海的母亲替他同时生下了弟弟和妹妹。站在扇谷机上的男人跳下来，拉着海海朝家里跑去，身后遗落一路零零碎碎的黄沫。

这事发生在我九岁那年。来年，我们学校从粮仓搬到了庙院，放学回来，海海和母亲怀里各抱着一个婴孩坐在街门前，这是村里的第一对双胞胎，还是稀见的龙凤胎。祖母跟邻居老婆婆在花墙边闲聊，说龙凤胎是最难养的，因为他们前世是一对夫妻，所以这一世一定也得结成夫妻，不然就活不长久。这话听起来让人心惊，我突然想起那个“我”，莫非我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那么，她在哪里？

学校加了早晚自习。早自习是练踢腿，每天迷迷瞪瞪从五道庙一直踢到庙院，然后再从庙院踢回五道庙。祖母总是将饭晾出来，等我踢完腿回家进门就能吃上。晚自习是晚饭后自己带着煤油灯去学校做作业背课文。当年是个怀孕的女老师教课，她家住在南村，所以晚自习很少来。我们是复式班，低年级的学生就由高年级的学生管教。我们极其潦草地做完作业后，开始说天道地，男同学喜欢炫耀，表情生动，手势到位，说自己一个人去了杨树沟割草，割完要回家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白影子一闪一闪的，走近一看，原来是“这么大”的一只狐狸，他和狐狸都很镇定，两下里并不躲避，乃至还对视了好长时间，最后狐狸败下阵，逃到茅草深处。另一个男同学手指戳了一下他，你就编吧，小心嘴烂掉。那边女同学掏出叠得整齐的手绢，比较手绢上的图案，争辩小碎花和小兔子那个更好看。也有人在攀比自制的煤油灯，有人用药瓶，更多人用墨水瓶，也有人用一个锡制的酒盅。但都在笑话“借光”的盘子灯，他在破盘子里放上用棉花捻成的火捻子，倒一底子的煤油，摇摇晃晃来到教室。也不知是油少，还是盘子大，那盏盘子灯总是很快灯枯油尽，如果他没做完作业，就得借别人的光。所以每次他都要哀求这个，恐吓那个，做鬼脸，或者装可怜，借光借光，于是大家就用这个诨号替代了他的大名。

在油灯点点昏黄暗淡的教室里，乱糟糟的叫嚷中，“我”爬出我的身体，之前毫无预兆。那天晚自习，大家依旧延续着那种特别的兴奋，仿佛鸟雀，又像羊群，寒风在教室外呼啸，教室内大家都在打闹，争辩，玩笑，一个说借光借光，一个说不借不借，一个跑出课桌，绕着讲台咚咚地跑，一个铅笔掉了，正钻在桌子下四下里摸索寻找，一个用脚踩住了他的手，引得他在下面大声叫骂。屋角取暖的铁炉子早已熄灭，但每个人身上都热烘烘的，男同学的脑门上隐约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海海过去掀开炉盖朝里探望，又用手摸摸炉身，确认炉火真的灭掉并没有被烫伤的危险后，就大声咳嗽清嗓子，招呼大家安静安静。他个子小，人瘦，声音也细，所以并没有人理会他，于是他跑上讲台，拿起黑板擦用力在桌上敲打，那声音刺耳尖锐，一时吓得我们都静下来。见此情形，他极其自得，笑嘻嘻站在那里说，我学扮个人，你们猜猜是谁，猜不出来弹脑壳。重开锣鼓另开张，大家便起哄全部响应。但见海海挺直脊背，双手叉腰，脑袋向上扬，用眼角看着我们，左腿缓慢而凝重地从讲台上移下来，右腿像短了半截一样，从后面拉下来，走了两步，一条腿伸直，努起肚子，右手从腰间缓慢地放下，伸向身后的炉子，然后极其艰难地挪动，半个屁股蹭坐在炉子上，左手还从腰间放到肚子上护着。我们面前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海海，乃至他脸上一贯的畏缩被睥睨大众的神情替代，这是海海身体中的“海海”的一次偶然呈现。我蜷着右臂，用力压着心口，它跳得太厉害了。鸡蛋打开，里面并非是蛋清和蛋黄这一种结果，有一次，我亲眼目睹母亲从母鸡身下掏出一颗鸡蛋，里面居然是一只湿漉漉的小鸡，张着与它身体完全不相称的鹅黄色的大嘴。大家哄堂大笑，无法忍受的燥热袭来，那一刻，我为海海捏了一把汗，欣慰又恐惧。身边的人都说傻子也能猜出了你装扮的是谁？海海就问，谁？大家只是在笑，也不敢说老师的名字。海海见此，气焰逐升，量你们也猜不出，这样，谁敢说出名字，我就给他两根石笔。大家依旧在笑，没人应承。五根。于是，一个低低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李某某。老师的名字终于被说出来，又一阵大笑潮水般涌来，仿佛奄奄一息的灯苗被重新挑亮，有人把课桌当鞍马跳来跳去，有人干脆站在桌子上走来走去。我昏昏然站起来，试图从课桌间走出去。一道闪电倏忽而过，暗淡的镜子里，“我”看见我正在倒下，向着旁边的青砖墙，一点一点，毫无招架地倒下。现实的脚底突然踏空，小腿消失了支撑的力道，之后整个身体开始朝右倾倒，像一个装满粮食的麻袋，超越承受能力的重量让我本能地伸出双臂，但双臂突然被什么东西撑住了，根本无法抓到身边的课桌和同学的衣角，或者地面和墙面，我只能乖乖地交出自己的头和脸，墙壁极其欣然地接住我，甚至没有疼痛，没有任何不适，然后很快站起来。整个过程，似乎很短，又似乎很长，站起来的我，虽然依旧头脑发懵，但却在傻笑着，仿佛胜利者。“我”看见了血，正从我的左眉骨蜿蜒地流出来，沿着眼角，然后左脸，下巴，脖子，而我只感觉到一条凉凉的虫子，缓慢地蠕动。惊叫声打碎了幻化的镜子，海海原本细细的声线，竟然穿透哗啦啦碎裂的声音，血，血，他苍白的脸上重又蒙上了旧有的畏缩。有人在撕本子上的纸，有人递过小手绢摁住伤口，有人飞也似地跑出去，把我母亲喊来。当母亲牵着我去找医生包扎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说，咱们今晚闹得太厉害了，这是惊扰了隔壁的神仙，作为惩罚，它让我们中的人流血疼痛。另一个人说，要不，我们出去求神仙保佑保佑吧。

那天我没有拿回煤油灯，也不知道谁会吹灭它，或者他们也会任其灯油耗尽，自行熄灭。我用手绢捂着左眼走出庙院，回头时，看见庙院里，十几颗头都磕在地上了。那一刻，我听到笑声，那是喉咙深处被压抑的低沉而诡谲的笑声，一种带着嘲讽和得意的笑声，惊悚极了。

“我”并不会通过我消散，成为空气微粒，或者风、云、雨、雪，去我之外的任何地方，更多时候，“我”盛放在我之中，像一枚定时炸弹。我不知道“我”在何时出现，又会迫使我经受怎样的意外。怀着无法驱散的恐惧和好奇，我一天天长大。当然，“我”偶尔还是会突然出现，比如那次，母亲用一个中午的时间，为我做了一件红色半袖套头衫，穿上的那一刻，惊恐地发现胸前的隆起，我知道“我”来了，但这一次，“我”成了身体本身，这事令我万分羞愧，于是我用一件宽松的外衣，把“我”紧紧地勒在里面。我要去公社联校参加剑术比赛，为了让自己的木剑看起来更像真的，要用红缨穗装扮一下。我已经提前在村里摸排一遍，只有新媳妇家有两面带着红缨穗的镜子，但显然我没有勇气推开新媳妇的门，一来她刚嫁过来一个多月，我们不熟；
二来我也没胆量开口，万一她不借给呢，难道我要哭着回来吗。这一次，是我主动召唤“我”——那个看起来比我胆大，能说会道、做事从容的“我”的出现，我用一中午的时间，坐在街门外的槐树下，哀求过、恐吓过、咒骂过，最终，我看见“我”站起来，满脸通红地朝新媳妇家跑去。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强大或者完美，庆幸的是，新媳妇一听说我要去参加比赛，马上从镜子上小心地摘下一串红缨穗，她身上散发的好闻味道安抚了“我”，从她家出门的那一瞬，“我”隐身了。

初二那年我在青地住校，宿舍是大通铺，三尺宽的褥子折起来，就是每个人睡觉的面积。有人在褥子中间掖了两块钱，那个年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并没有替她保管好这两块钱，第二天她蹲在地上抹泪的时候，另一个跟她同村的同学突然像疯了似地，将所有人的褥子都掀翻在地。虽然我们晚上好不容易才重新铺好了褥子，有人的被子还弄脏了，为此那位同学不得不在此后的一个月里，不脱衣服睡觉，但我们并没有记恨谁。那个失去一星期伙食费的人和那个偷钱的人，仿佛她们原本就是一个人。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她自己一个，她可能是那个学习很用功的那个，也可能是悄悄将雪花膏搽在头发上的那个，她还是给隔壁班男生写情书的那个，她也是喜欢喊别人名字最后一个字的那个，当然，她也是将宿舍二十几张褥子和被子扔到地上的那个，那时，她撅着屁股，气鼓鼓地那么用力，脸涨得通红，头发乱蓬蓬的。

春天，学校组织学生去十里外的山上植树，每个人都带了干粮，走了差不多一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下午返回时，一个个有气无力。同村的芳跟我不是一个班，她偷空悄悄透露，他们班是要乘汽车回去的，一会让我等她。总是在一些关键而毫不设防的时刻“我”就会出现，就像这次坐车事件。我跟他们班的同学一起爬上了汽车马槽，以为所有人都可以上来，也忘记坐在汽车上的都不是同班同学，更忽略了个子太高这个因素，傻傻地矗在人群中，很快就让车下这个班的班主任看见了，他用手指着我，你下来。我脸一红，想着要不要下去。熟悉的那个声音响起，不，你不能下去。于是，我看见“我”冲出我的躯体，将我的身体扭过去。于是，我身后那个咆哮的男声跟汽车发动机混杂的声音，春风凛冽地吹拂着我们的头发，那个咆哮的男声渐渐被风吸进去，越来越弱，汽车启动了。那是一个红脸男老师，咆哮的时候，整张脸红中带紫，咧开的嘴里，那只金牙让他看起来很狰狞。那天晚自习，他罕见地走进我们教室，除了我，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进来。要知道，他一直在教导他们班的同学，要努力学习，一定要超过隔壁班。而现在，他迈进隔壁班的门，只是为了找我。我低着头，看到他沾着泥巴的布鞋出现在我的课桌前，伸出手来撕我的课本。我用力摁着课本，用十几岁少年的力量，去抵触这双伸来的不公之手。你叫什么名字？他气急败坏地问。我看见“我”抬起头，极为鄙视地看着他黑红的脸膛，前额一缕头发耷拉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务。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转过脸对着后面的同学，你说，她叫什么名字？又向前走了几步，用同样的问题逼问另一位同学。没有人回答他。教室门被轻轻推开了，我们的班主任出现在那里，看到这位红脸老师，他惊讶地问，赵老师？啊，我没事，进你们班来参观参观，取取经。红脸老师边说边走，乃至在讲台前跟我们老师碰面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头缩回去的同时，伸手在脸上摸了一下，碎片纷纷掉落，“他”回到了他里面。

毕业在即，下午第四节课后，我们几个女生牺牲了吃饭时间，去青地照相馆拍照，而后在供销社买了几块小手绢，回来用油笔在上面写上一些诸如“莫愁前路无知己”之类的励志语言，赠给最好的朋友，我们将那些手绢小心地放在书包里。相片被青地的同学捎回学校，不止单人照，包括那张合影，我们都不满意。但我们不得不将这样的自己送给朋友，同桌为此自告奋勇，说她哥哥会洗照片，免费给我洗几张。我在犹疑之中，还是同意了。我记得洗回来的相片中，大小不一，有一张跟书本一样大，被放大的那张脸上，眼睛鼻子嘴巴看起很诡异，我终于第一次正视“我”的样子，陌生的表情，姿态，甚至陌生的眼神。我用手抚摸过“我”的脸，冰冷的，带着光泽的，一个被挽留在过去时间中呆板又极其享受的“我”。

我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又慢慢一天天变老，变得世故，在无数场合，我呈现无数不同的自己，应对各种不同的所遇。有时我会感谢“我”，让我成为勇敢而隐忍的人，一些时候甚至很出众，接收着世俗的讥讽和排斥，却依旧顽强地站在那里，像一面旗帜。有时我也幻想，“我”能从我中抽离出来，以另外的面貌出现在人群之中，而“我”无需跟随我去嗅那些难闻的体味，注视那些谄媚或阴险的笑，或者去聆听一些违心的话，我只需要当看客，在一个清冷的桌旁，看着“我”的一切可笑而可敬的展示。就像黑色堆叠气息中纷纷剥落的泥炭，在经历过抵牾、纠结，和无数共同苦厄之后，我和“我”最终握手言和，接纳彼此，成为完美的敌人。不是我在容纳“我”，而是“我”对我毫不厌弃的陪伴和承受，是“我”给了我存在和坚持的理由，也是“我”在我中发现和顿悟到生命个体所要呈现的完整性，一个包纳着多面之“我”的生命全貌，只有拥有这个我“我”，才能掌握跟无常命运抵御的能力，适应时间的重复和凋敝，应付生活的八面玲珑，和残暴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