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意识及其辩证功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

谢 刚 赵佳佳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中的认同意识，大致经历了由阶级认同到族群认同再到多元认同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体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必然带有主流意识形态倾向，承担建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使命和社会功能。阶级斗争作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强力介入文学创作及批评，阶级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题中之义。少数民族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内含着对社会主义和国家民族的双重认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主要采用阶级分析法解读文本，是否写出普遍的阶级斗争是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对比玛拉沁夫的初版《在茫茫的草原上》与修改版《茫茫的草原》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作者取消了原有版本的题词“献给察哈尔草原的牧民们”，并将“一支内蒙古革命队伍”改成了“一只草原骑兵部队”。由“内蒙古”扩大到“草原”，弱化了族群间的差异性，作家在无意中流露的族群认同显然不能作为重点突出。在初版中，汉族革命者洪涛向蒙古族群众普及“人猿进化论”这一情节在修改版中被删除，这样便回避了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族群矛盾，并用阶级性强化了各族人民团结斗争的一致性。此外，当时还出现了用阶级分析方法改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文艺改造”现象。比如刘三姐、阿诗玛等民间故事的改造。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转化为阶级差异，实现了阶级认同对族群认同的重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风格、主题等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大体相似。总体来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揭示少数民族文学的族群主体性为核心任务。当然，不论后世论者们如何批评“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族群主体性的缺失，都不可否认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存续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一时期与主流文学发展同步、与时代思潮合拍共振，才为后来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强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走上了一条建构族群主体性的道路。他们从族群经验中找寻灵魂的栖息地，少数民族文学的族群主体性得到空前强化。“文化热”的兴起打破了以往的文学范式，族群文化书写的回归标志着少数民族作家族群主体性的建立。对族群文化的挖掘与反思、对族群精神及信仰的表现，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族群认同倾向。同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使全球文化面临同质化危机。发展中国家文化主体性建构受到威胁，这直接引发族群认同的忧思。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面临双重同质化风险。如何在这种风险中彰显自身价值，成为少数民族创作群体必须思考的问题。这无疑会强化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直接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族群文化回归。换句话说，正是这种边缘之边缘的文化地位激发了少数民族文学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

1985年之后，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影响，寻根作家们纷纷转向民间和少数民族等地方文化形态中汲取写作营养。一批汉族作家跨界书写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和族群特征的文学作品。比如王蒙、杨炼、马原等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发掘与讲述。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先天在场优势的少数民族作家自然不甘落后，他们更有书写和表现本民族的激情。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文化寻根成为寻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跨度上看，寻根文学主潮仅仅持续了几年，而少数民族寻根及类寻根文学却持续至今。毋庸置疑，寻根思潮直接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寻根意识与族群认同意识。

如果说90年代以前，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多服从于国家或族群等集体性认同，相关文学写作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么90年代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则更多倾向于个人化写作。多元文化认同初露端倪。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形态呈现三种发展态势：一是沿着新时期探索的道路，进一步巩固族群认同。作家通过重述历史、民族志式书写，以及母语写作等多种写作策略强化族群认同。二是从国家认同收缩为族群认同之后，进一步缩减为个体认同，关注个体化经验与内心世界。“苗族血红”“红娘子”“土家族fresh果果”“侗族南无袈裟理科佛”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纷纷出现，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这些作者以多样化的个性写作追求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三是一些作家突破本民族的思维视野，追求世界性的开放视野。他们不仅以世界性的眼光观照本土，更以本土化创作与世界接轨，力图在个性中找寻共性，实现人类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从阿来的作品中就可看出，族群、国家与世界已达成一致，作家的认同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族群，而是具有某种普适性。

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趋向多元，引起了一部分评论者的担忧和质疑：少数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与主流文学无异，那其存在的合法性何在？显然，这种担忧和质疑是多余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包含典型文本与非典型文本。典型文本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地域风貌与精神特征为表现对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非典型文本的内容已经溢出了族群特征。不具有鲜明的族群地域色彩，作家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自由选择书写题材与内容，思想意识和审美视野更加开放多元。非典型民族文学文本虽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认知有一定距离，但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问题。越来越多的论者倾向于以作家的族属身份来判断其作品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诚然，这样的界定并不完美，但在全球化时代却最适合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向度。在多元化时代，这种方案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多重可能性，而诉诸“少数民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的判别标准，则必然会框限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以是否反映少数民族精神风貌与文化民俗作为判定准则，无疑会固化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新性发展。这些非典型写作并不意味着作家丧失了族群认同，它们只是暂时处于沉潜状态。鼓励作家形成多元创作取向，引导各民族文学差异共存、和谐共进，不刻意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身份认同，才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壮大。

认同观念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系的完善，也对创作形成某种潜在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开始重点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客观上鼓励了少数民族自我表达的意愿。这促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替族群代言。另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及时调整创作理念，在自我认同的流变中转变美学风格。新时期之后，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逐渐由潜隐走向显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致力于在作品中建构族群认同，一时间“寻传统之根为当下立命”成为普遍选择。随着作家族群认同意识的深化，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小说这种虚构性的审美实践，转而以非虚构文本建构族群历史与传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风貌与风土民情。比如乌热尔图在90年代完成《丛林幽幽》之后，转向了非虚构写作。

乌热尔图的创作初心是对母族书写的坚守，作家将自己定位为族群代言人，他对鄂温克族有着非常自觉的认同。如果说80年代初他的鄂温克族书写只是以异质性地域文化充实中国文学，整体未脱主流文学的表现方式，那么随着族群主体意识的增强，其创作呈现出更为鲜明的鄂温克族文化特质与艺术特性。90年代之后，他多次强调少数民族的自我阐释权问题，他转向非虚构写作，表明这种认同已经由自发走向自觉。这从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丛林幽幽》中已经显露端倪。小说引入大量民俗史料，介绍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由此可见作者弘扬族群文化的决心。随着族群认同意识不断深化，虚构性的文本难以承载作者日益强烈的族群认同诉求。乌热尔图探索更为恰切的非虚构表述方式，用《鄂温克族历史词语》《鄂温克史稿》等准纪实文本重塑族群文化记忆与认同，而《沉默的播种者》《述说鄂温克》《呼伦贝尔笔记》等散文随笔则利于族群情感的直接抒发。

不言而喻，群族认同观念丰富了文学的审美维度，为创作注入新的血液。出于建构族群身份认同的自觉，作家会突破既有的审美格局，选择合适的叙述策略，形成与文本思想主题相契合的美学特质。随着少数民族作家族群主体性增强，他们一反此前的主流文学追随者角色，开始思考如何以文学形式重拾族群自信心与认同感。少数民族文化便成为改善既有文学审美的源头活水，边缘异质审美元素不断被挖掘与书写，发展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审美范式，有利于构建多民族文学审美共存互融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

从地理空间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分布于草原、高原和山脉丘陵地区。与汉族的农耕文明不同，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渔猎文明。这种差异性形诸文学便呈现出不同的美学形态。野性之美与宗教美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带给中国文学的两大审美向度。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地处边远的各少数民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少。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野性之美，不仅表现为作品中原始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体现在豪迈粗犷的精神气质上。这种野性之美明显区别于汉族的儒雅与节制，而是一种恣意和张扬，类似酒神的狂欢精神。汉族文化的儒雅节制与少数民族的野性之美构成双生互补关系，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少数民族文化保留了相对稳定的信仰体系，地方传说与神话思维形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审美特质。信仰观念是作家表达族群认同无法规避的因素。信仰因素在创作中的大量存在，传达出作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对此不应该简单以现代理性进行科学祛魅，更应该看到其对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一些论者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地方传说，认为这是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二者确实具有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简单借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命名，不能准确揭示这些创作中的族群特性和信仰色彩。

文化批评拓宽了文学研究视域，但也限制了文学阐释的多向度开展，特别是对文学审美阐释的悬置与疏离，饱受世人诟病。作为文化批评的一种类型，认同批评带来的阐释功能也是辩证的，可谓是“照亮”与“遮蔽”、“洞见”与“盲视”并存共在。在认同批评扩大化地滥用时，其缺陷充分体现了文化批评与生俱来的“盲视”“斜视”。这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批评中也可见一斑。

首先，认同批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性关注不足。当下少数民族文学认同批评存在一个误区，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文化批评，把少数民族文学当作揭示作家族群身份建构的例证，致使文学的审美特征经常处于缺席状态。对文本内部诸种审美元素的关注，只是作为认同阐释和佐证认同理论的工具。与主流文学相比，评论者对待少数民族文学的态度更为宽容和温和，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认同倾向得到评论者的格外珍视，由此而选择性地忽略作品表现力与审美性不足。“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建构要求。新时期以来日渐增强的族群认同迎合了主流学界对少数民族的异域想象。即使这些创作的审美价值与主流文学差距较大，但其内含的文化价值足以使批评家宽容以待。在这种批评理念下，即使是一些较为出色的作品，其丰富的思想和审美内涵也得不到充分阐释。以《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一书为例，论者系统分析了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文本，也关注到语言、文体、形象等审美元素，但这些元素只是辨识族群认同的符号，文学审美特性未能得到充分阐发。

其次，认同批评往往有“强制阐释”之嫌。文学文本的丰富内涵需要批评家挖掘，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现实情况却是，批评家前置性地将作家的身份认同放在阐释首位，并从族群文化的角度去预设或框定作家作品，使得认同批评有“强制阐释”之弊。“强制阐释”是一种理论先行的批评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指导，阐释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文本意义，而是验证理论的普适性。这往往导致文本内容遭到某种程度的歪曲，从而背离作家的写作意图。

观察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一些论者习惯将认同理论作为预设性前提，以认同理论肢解作家作品，却很少关注作家自身的创作感受，也罔顾文本意义的多重向度。典型的例子是对仫佬族作家鬼子的批评。鬼子认为评论界将自己归为少数民族作家是一种刻意误读。但评论界仍旧不遗余力地在鬼子作品中找寻蛛丝马迹来印证作者的族群认同。有论者认为他的苦难书写来自仫佬族的文化传统，但苦难显然并不是仫佬族的文化专属。作品中流露的苦难意识更多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相关。所以，这种基于族群认同意识的批评难免有些牵强。笔者并不否认文学批评的能动性作用，批评家可以更深入地解读文本，甚至发掘作家未曾意识到的内涵。但这需要充分尊重作家及其文本，否则就会影响文学批评的说服力。换句话说，如果想要探查鬼子的族群认同倾向，还需找到更为可靠的文本证据。事实上，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包括阿来、吉狄马加、郭雪波等，都曾反对生硬的认同批评。评论者过于关注民族文学的认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多角度阐释作家创作的空间。在认同批评模式下，作家复杂多元的写作属性被掩盖或悬置了。以藏族作家阿来为例，汉藏混血的身份使评论界对阿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很感兴趣。论者以认同意识进入阿来的创作世界，却未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视野中去理解。作家对历史、人性、独特审美品质的探讨，恰恰是认同批评所忽略的。生搬硬套式的认同批评不仅限制了论者的批评格局，也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

作家的主体认同是流动的、变化的，在社会发展中通过与他者的互动，主体的岩层不断沉积、加厚。作家的身份认同应该是多元复杂的，面对不同的时空场域会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倾向，甚至多种认同混杂在一起。同样，作家的创作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文本中的认同表征因此更为驳杂。就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批评来看，很多论者将认同窄化为族群认同，探讨作家创作对族群认同建构的意义，却没有关注作家认同意识的流变，以及各种认同在作家主体内部的交错纠缠。这无疑应当反思。

再次，认同批评对作家创作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时常宣称某位作家是某个民族的“代言人”。批评界习惯用“代言人”的族属身份定位来读解少数民族作家，却忽视了他们的作家身份。应该认识到，少数民族作家至少具有“少数民族”和“作家”双重身份，而“代言人”将作家的族群身份放在首位，以族群“代言人”取代“作家”。这种预设的批评理念势必强化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认同。将认同问题本质化不仅限制了文学批评的多维度展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走向。这种认同批评潮流给很多不成熟的少数民族作家造成一种错觉，即要想获得文坛认可就要写本民族作品，彰显族群认同是获得文学场域重要位置不可或缺的象征资本。这种倾向导致一些作家丧失理性意识和批判立场，对族群文化、传统文化不假思索地全盘认同。他们一味地对族群传统文化进行诗意化书写，却忽视了其中的文化糟粕。相关作品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对族群传统的迷恋。为了迎合他者的猎奇心理，一些作家沉浸在异域风情的表述中，不惜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刻意制造陌生化效果。这种写作直接导致真实的族群形象被掩盖。相关作品的另一个明显缺陷是重情感宣泄而缺乏理性审美。融入必要而适当的民俗风情、神话传说，能够展示少数民族文本的审美异质，但过犹不及。很多作家没有很好地做到族群文化元素的审美转化，也没有把控类民族志书写与文体的界限。在很多民族志写作中，作者过多地罗列族群历史、文化与民俗，而文学通常要求的审美属性在民族志写作中被湮没或放逐。不得不说，作家对认同的执着追求与刻意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和思想深度的呈现。

最后，认同批评过度聚焦创作主体与对象的族群身份而忽视其生存境遇。当认同批评具化为族群身份认同时，需要思考的是，族群身份认同是否真正是少数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生存与发展是关乎各族人民命运的重大命题，对大部分少数民族个体来说，族群认同当然是一个问题，但也许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当物质和精神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族群层面的认同问题才会凸显出来。少数民族的主体认同问题被凸显甚至被放大，或许只是知识分子基于既定理念的自我想象。所谓认同的焦虑也许只是知识分子对族群文化传统一厢情愿的凭吊。如果作家们能够适当调整创作姿态，那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水准将会得到更大提升。同样，批评家也需要调整批评姿态，走出认同理念的主观预设，对作品做出切实、公允且更有洞见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