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沈阳工业生产中的工人动员

马鲁宁

工业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实现国家的工业腾飞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目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工人阶级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中共在工业生产中进行工人动员能够在行业内传递党的主流意识与价值理念，重构社会秩序，增强工人群体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激发工人群体的劳动热情，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中共工人动员的研究成果颇多，文章涉及工人动员的理论基础、动员机制、动员策略及动员成效，从空间维度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从时间维度上看则侧重于国共合作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以“东方鲁尔”沈阳为代表的东北工业城市的相关研究甚少。基于此，笔者以解放初期的沈阳工人为研究对象，以工业生产为研究视角，对中共动员工人恢复工业生产、建立新生产秩序的原因和方法进行考察，以期丰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近代工人史的研究。

(一)动员工人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根本要求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中共控制的城市越来越多，生产建设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工作。1947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就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前方的任务就是继续提高战斗力，大量歼灭敌人，后方的任务是继续生长力量，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这一方针贯穿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工业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一环，实现国家的工业腾飞和工业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愿望和追求目标。然而从老工业基地沈阳解放初期的情形来看，打赢这场政治和经济战役并非易事。沈阳解放前的那几年因为东北政局的复杂性直接导致其工业生产能力丧失殆尽。首先，抗战末期苏军出兵东北导致日本关东军溃败后，中国政府和苏联之间围绕东北主权接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斗，苏军频繁干扰中国政府对东北的主权接收，苏联大量技术工人进入到沈阳的工厂内拆卸机器设备，运回苏联国内，导致工厂房屋遭到破坏，对沈阳恢复工业生产影响很大。其次，国民党所谓的工厂接收政策仅是简单清点和记录，部分国民党官员趁兵荒马乱之际倒卖机器设备谋取私利。而随后的国共军事较量持续多年，战火硝烟使得沈阳的工业生产陷入停滞。因此，沈阳解放初期，工人失业，机器损坏，工厂停摆，“据粗略统计，重工业大约比战前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1948年6月，日伪沈阳工厂能维持开工的只有40个左右，即便开工生产，其生产效力也极为低下。以机械工业为例，几经合并后，沈阳机车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于1946年6月局部开工，有工人1618人，平均每月制造机车近1.5辆、货车30辆。中国共产党要想管理好、建设好沈阳，焕发沈阳工业生产活力，开展生产动员工作势在必行。

(二)动员工人是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思想方针的必然要求

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党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倘若没有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会有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所发表的社论中指出：“放在我们眼前的、将有从乡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的转变，将有从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必须依靠工人及其他广大城市人民的援助。”这一时期党作出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判断，是基于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景，亦是党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形成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历史必然。没有工人的支持，没有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无法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无法打牢新中国的根基。

沈阳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产业工人力量雄厚。党中央对沈阳的工业生产及产业工人寄予厚望。但由于沈阳的工人长时间备受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阶级意识尚未觉醒。他们对工人阶级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及新形势下工人阶级应当通过何种表现来拥护人民政权的认识十分模糊。有工人说：“我知道我现在是工人阶级，就是背上个黑包袱，不知道怎样好？”部分工人轻信了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诽谤诬陷，对人民政府缺乏清醒的认知，也不了解党进城后的方针政策，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沈阳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建设。为了使工人阶级树立起积极劳动的态度，成长为党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坚实力量，党需要对工人进行自上而下的生产动员。

(三)动员工人是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客观要求

雄厚的工业实力和强劲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条件，如果在武器装备上存在代差，就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早在1947年12月召开的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上，中共就充分肯定了兵工生产的重要作用，“兵工生产尤其光荣使命和重大成绩，我们的军火供应，虽然是取之敌人，但今天的兵工生产，仍是战争胜利决定因素之一。”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但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所用的武器装备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逊色于国民党军队。首先，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数量不足，大部分依靠战场缴获，少量依靠解放区兵工厂自主供应和苏联转交的其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其次，中共领导的兵工厂生产枪弹产品的质量低下，军工企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并且不具备技术研发的条件。尽管沈阳大量工厂遭到严重破坏，但其优越的工业条件和丰富的工业生产经验仍是毛泽东和东北局看重的最重要的军事工业生产基地。中共急需发动工人积极生产，提高制造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数量，这样沈阳才能承担起支援解放全国的重任。

(一)建立工会组织，搭建党群联系桥梁

工会介于国家与工人之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承担了动员和改造工人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接管沈阳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全国总工会领导人陈云对沈阳的工会建设和工运态势极为关切，市军管会迅速着手建立起沈阳市工会系统。1948年11月16日，沈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在沈阳市委领导下建立，随后又建立了8个区职工办事处，国营、公营系统按照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后确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相应的工会组织，以领导其所属基层国营、公营企业工会。1949年10月5日，沈阳市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沈阳市总工会章程》，正式成立沈阳市总工会。

如何将散漫的工人组织起来成为新政权的依靠力量？工会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新政权建立之初，工厂里鱼龙混杂，百废待兴，工会名义上是工人自愿集合的群众团体，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独立性质。“我们党历来的观点都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必须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成为党联系工人阶级群众的引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工会逐渐成长为党委领导下，团结工人，贯彻党的政策的群众组织。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共对工会的权威领导，紧密党群联系，沈阳总工会开展了打击投机分子、剔除封建把头等活动，在沈阳各工厂通过群众举报、组织“反党团”登记、历史审查、群众诉苦等方法，得到工人群众的积极响应。如五三工厂，“原有四个科长洗刷了三个，共登记坏分子50名，经上级批准清洗了18名(系国民党的县区政委、大官的副官、县长、接收大员之类)。群众说：‘他们该下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会初步将工人阶级团结在党的周围，清除了工人队伍中与新政权对抗的异类分子，这也有助于工会进一步履行民主管理、组织劳动竞赛和生产革命的职责。

(二)开展宣传教育，构筑工人思想堡垒

宣传教育动员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理论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动员对象能够正确掌握中国共产党的相关理论政策。军管会在接管沈阳工业时，把宣传教育重点放在党的方针政策、当前的形势任务与技术教育培训方面，让工人与旧社会划清界限，帮助工人确立新的劳动观念和阶级意识，进而建立起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首先，解放军代表进厂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当前的形势任务，耐心解答职工群众关心的问题，化解其内心焦虑，使其增强对中共的了解。例如，沈阳化工厂党总支在接收工厂后，军代表杨浚及时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用工厂被敌机轰炸的客观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告知职工伴随着一座座城市的解放，共产党需要用自己的货币去换国民党的货币，而造币需要烧碱、漂白粉、氯气等产品，这是化工厂当前最要紧的生产任务和政治任务。杨浚还在会上对职工关心的切实问题详细解答，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动大家献器材，鼓干劲，抓紧搞生产。

其次，解放军进厂后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生产效率。伪满时期，沈阳各工厂的主要技术岗位全被日本人占据，但凡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便不许中国工人过多询问。要想迅速恢复生产，克服技术工人短缺、生产技术落后难题是必由之路。为此，党制定了团结、改造工人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一方面鼓励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加强联系，在车间合力分配二者数量，力争实现实践经验与技术理论的完美结合。例如，沈阳纺织厂老工人与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在生产第一线连续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另一方面大胆任用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技术人员，加强对其思想改造，聘请苏联、日本的技术专家，组织职工技能培训。例如，沈阳兵工厂何长工部长亲自设宴挽留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技术工人，希望他们放下过往和包袱，留厂安心工作，与共产党一道为工厂生产的恢复和新中国工业建设做出贡献。

(三)强化物质激励，提高工人生活水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生产动员工作主要以精神鼓舞和物质激励为抓手展开的。党充分认识到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不仅关系到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劳动态度，而物质激励是一种最直接的动员方式，对推动工人积极参与生产的作用是其他动员方法不可比拟的。因此，尽管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党仍然积极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提高工人福利待遇，以期改善工人极端困苦的生活现状，拉近党和工人的距离。

首先，接管沈阳之初，沈阳军管会改革了不合理的工资等级制度，在全市推行八级工资制，按照技术等级标准定级工资。期间，通过试点并采取逐步推广的办法，改造了旧计件，推广了新计件，把计件只有单价没有定额，改变为既有单价又有定额的新的计件工资。以五三工厂为例，接管之初，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所得较为不满，他们认为：“你说共产党好，讲民主，将自由，讲道理，可是我们现在的工资就不合理，看你管不管？”因此，党立即进行了个别工资的调整，并提出了“消灭工资不合理”的口号。全厂职工即分发10万元补助金，并规定11月份工资照发。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五三工厂的工人工资逐月递增，工人认识到，“还是共产党好，真正为了穷人做事，给穷人做主”，对党产生了新的认知，启发了工人爱护工厂的情绪，提高了生产效率。

其次，为了进一步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党在工厂内大量发放救济金和生活物品。如军委会在接管沈阳工厂后，给每名职工发放10万元救济金和衣物。沈阳造纸厂厂长徐明在召回职工后陆续发放救济金、高粱米、玉米面、土豆及油盐等食物，接着还发放了棉衣棉鞋，让回厂职工吃饱穿暖，然后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复工生产中。职工也不负所托，每天从早七点工作至晚七点，周末也自愿加班加点，工作热情极高，大大缩短了恢复生产的时间。

最后，党对不同生产运动的奖励原则和奖励金额做了明确规定，各行业工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厂的奖励机制。总的来看，在沈工厂主要实行条件单一，名目繁多的单项奖，这是一种“以一项生产指标作为计奖条件，其他有关指标为辅助条件的单项奖励制度。”沈阳市最早建立生产奖励制度的企业是沈阳第三机器厂，该厂在1949年试行《生产公约超额奖励办法》，规定全厂完成月生产任务，由厂方出东北币4000万元做厂集体奖金；
超产部分，整机每台按定额工时100%的工资发给奖金；
未装配的零件按工时定额折成整机，折半发给奖金。工厂试行这种奖励办法后，化解了工人心中“共产党花样多，今天‘诉苦’，明天立功，后天献纳器材，什么企业化、新纪录，反正就是揪咱工人干活”的错误思想，工人生产干劲十足，原计划月生产30台机床，经各车间努力，超计划50%完成任务。

(四)举办劳动竞赛，激发工人劳动智慧

为全面激发工人群众的潜在劳动智慧，动员工人积极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沈阳市军管会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群众性劳动竞赛，颇具代表性的有献纳器材运动、创造新纪录运动。

1948年12月16日，沈阳机器厂工人唐广安参加了市职工总会筹委会举办的职工训练班，提高了政治觉悟，自动带头献出自己珍藏的尺架子和划线盘等生产器材，支援企业恢复生产。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主人翁精神，当即受到该厂领导的称赞与表扬。于是，许多职工纷纷效法，在全厂形成了一个献纳器材的群众生产运动。沈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高度评价这一活动，1949年1月19日在公营企业职工代表会议上，号召全市工厂企业职工开展献纳器材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在恢复生产步入正轨后，沈阳各工厂开展了群众性的创造新纪录运动，目的在于号召全体制造工开动脑筋想办法，找窍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运动还涌现出一批生产能手。沈阳第一机器厂的赵国有，首创140分钟车一个塔轮的新纪录，这个效率比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减少了160分钟，提高产量1倍多。沈阳第一机械厂工人赵富有通过改造工具，创造了3小时9分钟制作一个丝杠的新纪录。沈阳第四机器厂的工人陈济民通过改造锅炉创造了节约焦子和劳动力的新纪录。据对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工业局所属的第一机器厂、第三机器厂、第五机器厂、汽车总厂等8家企业统计，同年11月共有3980名职工创造新纪录2473件，其中，增加产量、提高劳动效率的765件，提高质量，减少废品的47件，改进操作办法和业务技术的67件，节省原材料的32件，发明创造、改进工具的85件。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决定》，称这项运动为“劳动竞赛的萌芽”和“东北经济建设高潮的起点”，把它由沈阳推向东北各地。

(五)表彰劳动模范，释放榜样示范效能

“劳动模范是人民授予生产建设中先进人物的一种崇高称号，以表彰劳动中有显著成绩或重大奉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表彰劳动模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者劳动价值和奉献精神的肯定，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尊重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风尚，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1949年3月15日，东北职工总会颁布了《东北职工总会关于组织生产竞赛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此次运动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发现与培养劳动模范，加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教育、发挥全体职工新的劳动态度与创造精神”。沈阳市军管会随即在各个行业深入动员，开展生产竞赛运动，从个人到小组纷纷制定生产竞赛的计划，掀起了生产竞赛立功高潮，在此过程中涌现了马恒昌、赵国有、初鸿义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模范人物。

马恒昌是沈阳第五机器厂的模范工人，对发动青年参与生产发挥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反轰炸的斗争中，发着高烧的马恒昌带领组员们冒着敌机轰炸的风险，昼夜不停地加班生产，提前五天完成了闭锁机这个高射炮关键部位的加工任务，有效地抵御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破坏。1950年4月12日，东北总工会做出关于推广马恒昌小组经验的指示，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了学习推广马恒昌小组经验的热潮。4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和东北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日报》发表了多篇介绍马恒昌小组先进事迹和生产经验的文章。1950年，在全国工农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模范班代表马恒昌和创新纪录的沈阳劳模赵国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9月30日国宴上马恒昌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向毛泽东主席敬酒。

模范的树立不仅在于对先进生产者进行表扬宣传，更重要的是借此激励落后同志，以此带动落后者努力追赶先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先进劳动者不仅可以获得物质利益与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且可以使自己十分有面子，相反就感觉没有面子。国家通过表彰先进模范，潜移默化地将国家主流价值理念传递给工人，落后分子在此刺激下，努力向先进看齐，使自己得到广泛的肯定，进而提高了国家社会动员政治整合能力。

沈阳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工人阶级开展的动员实践在中共接管城市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中共中央、沈阳市军管会的英明领导，以及各工厂工会、工人的积极配合，各项动员工作开展顺利，成效显著。在沈国营工厂通过工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强化物质激励，举办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唤醒了工人阶级参与生产劳动的思想觉悟，在整个社会营造了积极生产、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
加深了工人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强化了工人阶级对党的政治认同；
为前线战场提供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生活物资，加速了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进程；
奠定了沈阳市乃至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坚实基础。正所谓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此番实践还为新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及健康的劳动价值观的培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①党的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3月)，03号卷宗-36号永久卷，辽沈工业集团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