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写作的超越与创新——杨华方长篇传记《红色第一家》读后

章罗生 文锋

以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红色传记创作，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突出文化现象之一。在这方面，不但涌现了无以计数的文学作品，而且涌现了众多影响广泛、特色鲜明的传记作者，如刘白羽、魏巍、叶永烈、权延赤、陈廷一、王树增、金一南等。而在毛泽东同志的家乡湖南，作者更多，其创作也更集中、突出：除早年的萧三、周立波等外，还有朱仲丽、贺捷生、张步真、赵志超、龙剑宇等。杨华方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毛泽东在1925》之外，他最近出版的长篇传记《红色第一家——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是又一部值得关注的力作。

在有关毛泽东同志的以往创作中，除毛泽东本人的众多正传外，以其家庭、亲属与乡亲等为题材的合传也有不少，那么，杨华方再来写毛泽东一家，如何避免重复而有新的突破与超越？对作者来说，这确是其面临的严峻挑战。可喜的是，作者不但经受了挑战和考验，而且展开了新的成功探索，有了新的超越与创新。

在选材与立意上，不同于以往书写毛泽东同志的作品，《红色第一家》以毛家为革命牺牲的六位亲人为重点，立足当下，强调红色，突出家风，通过再现毛泽东同志与他们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即一方面血肉情深、关怀备至；
另一方面又严格要求、倾心培养——着重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立党为公、权为民用的伟大胸怀与崇高境界。在作品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不但舍小家为大家，将六位亲人全部带上了革命道路，而且时常教育他们，要谨记毛氏家训，继承优良家风。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人们在关键时刻，总是以爱情服从事业，以家庭服从革命，以个人服从国家。这一点，在毛泽东同志对待妻儿杨开慧与毛岸英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他明知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不但生活艰难，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但他义无反顾，毅然抛妻别子，坚持走上了“井冈山道路”；
他明知枪炮无情、战场危险，仍不顾众人苦劝，坚决支持新婚不久的儿子奔赴朝鲜前线。与此同时，作品也细腻地揭示出，毛泽东同志非但不是铁石心肠，而且崇情尚义、知恩图报，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重家国伦理与人间大爱。因此，每当亲人牺牲，他都心灵震撼、悲痛难抑，以致回韶山时在父母坟前忏悔“带全家出去，只一人回来”等。同时，他念念不忘在人生路上给他以帮助的亲朋如表兄文运昌、堂弟毛泽连与妻兄杨开智等，因而不但派儿子看望，而且耐心说明不能安排他们当官的道理，等等。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与影响下，他的亲人们不但志向高远、严于律己、深明大义，而且在家国冲突与生死考验的大是大非面前，能义无反顾，舍小家为大家，舍爱情为事业，舍自我为民族。如二弟毛泽民在上海、新疆等地从事党的地下财经等工作时，不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而且无条件服从革命大局——先是忍痛抛妻别子，后又舍命献身事业。三弟毛泽覃为了“朱毛会师”的千秋大业，不但几次来回奔波、冒险苦战，而且不因私废公，在被错误批判、处理的情况下，他不但忍辱负重，以个人服从革命，而且仍身先士卒、顽强奋战，以致浴血疆场。堂妹毛泽建与杨开慧一样，即使在被抓进监狱，面临骨肉分离与生死考验的紧要时刻，仍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而始终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坚持理想信念，以生命抒写家国大爱。毛岸英虽从小因父母而饱受牢狱之灾与流浪之苦，但他继承红色基因，志存高远，自觉磨练，不但没有半点架子或享受任何特权，而且比一般青年的命运都更残酷。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回韶山老家时的以步代车与睡门板、吃粗茶淡饭，以及对长辈与乡亲们的恭敬、礼让等方面，更表现在他主动争取去朝鲜前线等事件上。虽然毛岸英当时刚刚结婚，但他态度坚决、义无反顾，毅然抛妻别父、直面生死，以致埋骨异邦、令人扼腕！试问古往今来，何曾有过这样的“红色第一家”？

总之，作品将人物置于20 世纪中国红色革命的典型环境中，在情与理、家与国的内在冲突中，不但凸显了有血有肉、伟大而平凡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而且再现了以他为首、名副其实的“红色第一家”，以及在传统文化与红色家风影响下形成的世所罕见的“满门忠烈”！

在文体与形式上，作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以小说形式，为革命领袖与红色题材传记创作开辟了新的生路。

关于纪实小说与传记小说等，以往曾有过讨论和争议。其中有人认为，小说是虚构的，怎么能与纪实和传记连在一块？实际上，这种疑问是多余的，其错误在于将虚构与纪实相对立。因为，文学史上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已经证明，文学中的“虚”与“实”不是对立而是和谐统一的，所谓“虚”与“实”只是相对而言。即一般来说，“虚”大于“实”者称为小说或戏剧，“实”大于“虚”或基本为“实”者称为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正是因为其“虚”“实”成分在创作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作品体裁的认定上产生分歧就不足为奇，而且可以尝试多元共存。如《保卫延安》《红岩》《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是否可称为纪实小说？柯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魂归京都——关露传》与《清末名妓——赛金花传》等，是否可称为传记小说？这些都有其存在理由，也都有其研讨空间和价值。然而，与一般创作不同，因其对象的特殊，毛泽东同志是不能轻易虚构或想象的。因为，一是他太严肃；
二是描写他的作品数量太多，人们对他太熟悉，稍有不实即能发现。正因如此，人们在写此类作品时，都须在资料考证方面下扎实功夫，最多只是吸收小说的某些手法而已。而杨华方的《红色第一家》，如同他此前的《毛泽东在1925》一样，不只是吸收了小说手法，而完全是小说体式，且能为人所喜爱，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杨华方之所以能以小说形式写好毛泽东这一伟大公众人物，主要是扬长避短，较好地处理了“虚”与“实”的关系。这一点，概而言之，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具体来说，则是不以资料考证见长，不求内容的全面系统，而以真实的人、事为本，发挥合理想象，组织故事情节，还原典型人物。如在《毛泽东在1925》中，毛泽东与杨开慧于1925 年回韶山办农民夜校、建中共支部、组织平粜斗争等，都贯穿着与以团防局长成胥生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矛盾冲突，这是不能虚构的历史大事。但在如何斗争的细节与过程等方面，却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组织故事、还原历史。而作品正是通过“替叫化子收尸”发动群众、“调虎离山”阻运大米、“金蝉脱壳”逃脱追捕等与成胥生斗智斗勇的故事，鲜明地再现了毛泽东等人物的思想个性。

《红色第一家》也是这样。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大事，不能想象，但烈士们牺牲前后的情况如何，表现怎样，有何故事，毛泽东同志与他们关系如何，他一人回韶山后如何向去世的父母交代，等等，这些历史细节却不但大可挖掘，而且应该具体还原。作者一方面继续深入发掘史料，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小说善于组织情节、想象细节、还原情景与心理描写之长，戴着真实镣铐与虚构共舞，从而绘就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人物群雕——“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

如在正面描写毛泽东本人方面，作者将发掘与想象相融合，讲述了如下故事：在组织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时，毛泽东以《湖南新宪法》为“尚方宝剑”，“以子之矛攻子之剑”，迫使省长赵恒惕尴尬退让；
侦探要抓毛泽东却不知道究竟谁是毛泽东，毛泽东本人为之带路，至开会地点时冲李维汉大喊“找毛泽东”，李维汉会意，几人将侦探当小偷扭打一团，从而使毛泽东与参会者得以脱身；
毛泽东在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时，国民党右翼顽固分子谢持不配合党员重新登记，结果反被带进“笼子”，乖乖就范；
在浏阳被团丁抓住时，毛泽东假装崴脚而落到后面，又假装不小心而将银元散落路旁并趁机逃跑躲藏，当捡拾银元的团丁发现毛泽东躲在水里时，大叫“有蛇”而吓退了其他欲往前行的搜寻者。而发生在保姆陈玉英身上的故事则更幽默、有趣——陈玉英因未告知而洗了毛泽东的衬衫，使其无衣出门，她正因此忐忑不安之时，毛泽东却交给她一块写有“陈玉英家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的白布条，告诉不识字的陈玉英，如果出门万一走错路不知道回家，“就把这宝贝掏出来给大家看”。这一典型细节，有力地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虑事周全与平易亲民。

当然，作品不只有幽默，更有沉痛与悲壮。这一点，在最后一章《一个人的回家》中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该章写毛泽东同志1959年回韶山后，重回故居时回忆其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
而写到他至父母坟前祭奠时，则以虚拟手法打破时空与生死界限，让父母与其进行心灵对话，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其中写到父亲严厉责问：“怎么只你一个人回来？泽民、泽覃呢？菊妹子（毛泽建）呢？还有你老婆、儿子呢？……我那两个孙子……你怎么不带他们回来？”他第一次在这个农民父亲面前笨嘴结舌，满脸愧疚，默默忏悔。当知道他们已埋骨他乡时，“父亲怒目圆睁，从门板子后面操起一根踩田棍，劈头向他打来”，后经母亲以佛理劝解才慢慢息怒。这一结尾，一箭三雕、意味深长：一是再现了毛泽东父母的形象，尤其是突出了其不同的思想性格；
二是从家庭伦理与世俗人情方面，说明毛泽东同志既是少有的历史伟人，又是平凡的农民儿子；
三是总结全篇，深化主题，再次启示人们从情、理等方面认识“红色第一家”的伟大奉献与深刻意义。也正因如此，该章于2014 年在《湖南文学》单独发表后，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被人认为是全书的“诗眼”。

写毛泽东本人如此，写他的六位亲人也是这样。作品一方面挖掘史料，另一方面通过虚实结合、情理融通等手法，既还原了真实历史，又塑造了鲜明形象。如对毛泽民，作品除写他对党忠诚、服从安排，能双手打算盘，是难得的财经人才等外，还通过他在处理婚姻问题时的严谨等，表现了其高尚人格与美好心灵。即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书刊印刷工作时，因地下工作的需要，他不但要有“老板”派头，而且须有夫人陪伴。因而组织上安排年轻漂亮的钱希钧作为他的“夫人”。他一方面坚持要韶山的原配王淑兰来上海；
另一方面，在“假戏”必须“真做”时，也坚持同室不同床（睡在地上）。后来，其与警察局的斗争更为曲折、惊险，富有戏剧性，突出表现了毛泽民的机智勇敢与沉着坚定。

写毛泽覃时，除有关婚姻家庭以及与毛泽东同志的交往外，作品重点描写南昌起义后他随朱德在湘南的活动，尤其是在“朱毛会师”中的艰难经历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写到在去井冈山的途中，毛泽覃在桂东被捕，他在狱中结识县妇救会主任胡玉珍与赤卫队吴队长后，与他们组织越狱。他逃脱后到酃县时，又被游击队误解，被蒙眼押送至井冈山。毛泽东派他率特务连接朱德部队上山，并将参加湘南起义的泽建游击队一并带上，但叮嘱须“以大局为重”。因战情危急，毛泽建未能随朱德部队上山。对于毛泽覃之死，作品也有详细描叙。其中写到他被王明错误路线打击而被撤职、批判，不准他参加长征而留守地方，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与国民党部队的激战中英勇无畏、身先士卒，最后浴血疆场。

在毛家牺牲的六位亲人中，相对来说，毛泽建是被文学作品写得较少的——尽管“革命样板戏”之一《杜鹃山》的主角柯湘以她为原型（毛泽建的化名为毛达湘），但人们对她的事迹还是知之不多。因而，《红色第一家》对她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还原与想象，尤其是重点写了她驱逐反动校长和英勇起义等事件。作品描述了毛泽建在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其校长不但克扣、贪污学生伙食费，而且思想顽固、反动，让和尚给学生讲授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之类。作为学生领袖的毛泽建，组织学生，联络工友，公布假账内幕，上街游行示威，不但赶走和尚，而且迫使校长下台。在湘南起义中，以毛泽建夫妇为首的衡山游击队被打散，她丈夫陈芬战死，她本人被俘。朱德派人劫狱、营救，被敌人发现后与之激战。因毛泽建怀孕临产，她让战友们撤退，自己去夏娭毑家生产，后因婴儿啼哭声引来敌人，又被赵南八（赵恒惕之叔）抓捕。作品虚拟了在监狱与审讯期间，毛泽建与儿子艰生的独白，还原了她与赵南八的对话与斗争，尤其写到赵南八针对母子连心的软肋，企图通过折磨婴儿来逼毛泽建就范。毛泽建不为所动，反倒骂他“禽兽不如”，以致婴儿被残忍踢死。毛泽建用沾血的布条在监狱墙上写下“誓死为党”，并对乡亲们坦言：“只要革命成功了，我毛泽建万死不憾！”而赵南八在施奸计摆脱劫法场的朱德人马之后，慌忙将毛泽建杀害。作品发挥想象，细腻模拟了毛泽建牺牲后，毛泽东、毛泽覃兄弟的内心波澜与私密对话：

毛泽覃泪水盈盈，似乎看见嘟着嘴的菊妹子。以前菊妹子只要听到他喊她钝钉子，便嗔怒地打他。他便躲到毛泽东身后，菊妹子追到毛泽东身后，他便绕到毛泽东身前，两人似在玩捉羊的游戏。毛泽东被他俩弄得成为一堵屏障，不时哈哈大笑，那是多么地开心……如今，菊妹子没了，小外甥也没有了，他喊钝钉子也不会有人掐他了。

毛泽东看着毛泽覃，想起昔日弟妹两个在他身边亲昵打闹的场景，不由又悲伤起来。他是这个家的老大，菊妹子是在他手上失去的，不是因为衰老有病，风华正茂就这么牺牲了。母亲交代过，要他好好照顾菊妹子，他以后怎么去见父母，怎么向母亲交代？

的确，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窥见作品的鲜明特色，而且可以再次看出作者超越自我的创新之处：《红色第一家》不但大胆采取小说形式，而且放开运用想象、虚拟与对话、心理描写等手法；
不但只强调红色之“红”，而且也注重亲人之“亲”；
不但只再现国之大殇，而且也揭示家之大痛。而正是在这种世俗人伦与家国大爱的水乳交融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人物的崇高与伟大，而且感到了英雄的平凡与亲近；
不但领略了牺牲与奉献的悲壮，而且感到了心灵与情感的震撼。这一点，从作品中对杨开慧、毛岸英与毛楚雄等其他亲人的描写中同样可以看到。如周陈轩带着毛楚雄到狱中探望杨开慧母子时，不让楚雄吃糕点而要他留给岸英哥哥，杨开慧则要周陈轩带楚雄到韶山长住；
楚雄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时，带去大伯最爱吃的红辣椒和火焙鱼，但后来他在与胡宗南谈判时被害，给大伯的东西只得由王震转交；
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拿斯大林赠他的手枪向毛泽东炫耀，毛泽东则告诫他“做人不要守在以前的荣誉和成就上睡觉，更不要躺在先辈的光环下享受”，要谨记毛氏家规，等等。

作品不但突出了毛泽东同志用《毛氏家训》对亲人们的教育，强调他们要廉洁奉公，而且还巧用误会等法，使作品跌宕起伏，人物真实生动。例如，作品描写到当毛泽民变卖韶山家当，为秋收起义筹集军费，并组织纠察队准备攻打长沙时，却迟迟不见毛泽东率起义部队过来。他听到传言，说毛泽东擅自改变中央和省委决定，“临阵脱逃，胆小怕死”，不打长沙而“躲进山里当山大王去了”。对此，不仅毛泽民疑惑，钱希钧、周文楠也深感难受，说“他做绿林好汉，除非鬼迷心窍了”，因而要毛泽民将大哥劝下山。后经省委同意，毛泽民带人上井冈山，才弄清真相。再如，毛泽东在吉安考察时，遇见战士押着两个被捆绑的老乡，一问，说是他们“不愿参军，反对扩红”。当知道是毛泽覃任政委的五师所为，毛泽东怒气冲天，斥骂毛泽覃“是军阀作风”，并举手要打他。毛泽覃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说“这不是在家里，也不是在毛氏祠堂，这是在红军的队伍里”，并委屈地哭了。后弄清确是自己部下所犯的错误，毛泽覃立即严肃处理，并表示“我也有责任”，应“一起去向老乡道歉”，毛泽东则承认自己也“差点犯了家长作风”，等等。

还须指出，作品不但语言简洁、流畅，对话生动、有表现力，而且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方言土语的选择运用，如夹杂在人物对话和故事叙述中的“妹子”“堂客”“反水”“钝钉子”“带笼子”“踩田棍”“山大王”与“脑壳被门板夹了”等湘方言；
二是毛氏铭训在毛泽东教育亲人时的反复出现，如“孝悌家庭顺，清忠国祚昌。礼恭交四海，仁义振三纲。富贵由勤俭，贫穷守本良。言行防错过，恩德应酬偿……一生惟谨慎，百世有馨香”等；
三是对地方特产与乡土风情的介绍，如毛泽东在浏阳遇险时与团丁的闲聊：湘潭的好东西有“龙牌酱油灯芯糕，砣砣妹子随你挑”“吴元泰的龙牌酱油、仔油姜、仔油萝卜，是湘潭酱食中的三绝”，以及毛泽东祭扫祖坟时对儿时采摘各种野果情景的回忆等。如此，再加上毛泽东的所谓“尚方宝剑”“宝贝”等幽默语言，就使作品既接地气又通民情，既悲壮、崇高又灵动、鲜活。

总之，《红色第一家》主要描写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六位亲人，人物形象完整、个性鲜明。不但注重情节、对话与细节、心理描写，而且在组织结构与整体布局上，将人物置于中国现代红色革命的典型环境中，既凸显人物与革命之关系及其历史贡献，又揭示人物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提高的内在关联；
既有史料挖掘与史实补充，又有合理想象与情景还原；
与红色革命的发展同步，其人物既穿插描写又齐头并进，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因此，尽管作品也存在某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在材料的取舍上，如何更好地处理红色与一家的关系；
在方法与形式的多样化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人物的理性分析与历史批判，等等。但就整体而言，它的确在红色题材创作，尤其是在如何将史料发掘与合理想象有机融合，使伟人故事既生动又好读——具体而言，即以纪实小说描写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英模先烈方面——进行了多方开拓与探索，并积累了较丰富的成功经验，因而是一具有创新与超越意义的重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