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代奥利集中营受难者谢其瑞、万永喜口述史

徐燕琳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11月，印度政府悍然抓捕三千名左右华侨平民， 关押到印度中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小城代奥利的一个集中营（Deoli Camp）。其中相当部分为广东客家人。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受难侨胞。经过艰辛努力，1963年4月至7月，中国政府三次派船接回部分受难者，第四次却被印度政府无理阻挠。许多侨胞被拘禁时间长达二至五年。

当时年轻的谢其瑞、万永喜，与家人共同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无辜被囚的苦难经历，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下为笔者2021年采访记录，已经其本人审核校订并授权发表。文字及图片版权所有，引用请注明出处。

谢其瑞（1944-）的爷爷谢子眉先生，家乡在梅县丙村。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孩。当时是清朝末年，社会不安定，生活困难，就到印度加尔各答谋生。印度那时是英国殖民地，相对稳定。爷爷在当地找了工作，生活安定以后，奶奶带着大女儿去了印度，之后生了四个男孩、三个女孩，一共八个孩子。后来第二个儿子到了香港工作，三个女儿也回了中国。

谢其瑞先生说：

爷爷奶奶工作很努力，买了一家皮鞋店，主要由爷爷和大伯经营，生意很好，在家乡买了田地，盖了两层楼的大房子，水泥做的，院子很大，有二十多个房间。

我父亲谢谊康，于1918年至1920年之间出生，也很能干。他先是帮爷爷经营皮鞋店，后来，二十多岁时，就在加尔各答中国城开了一个餐馆，名为“天然饭店”。饭店规模很大，能够同时接待七八十名顾客，生意很好。这样，家里有鞋店，有餐馆，生活富足。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1943、1944、1945年，先后生了三个兄弟，我排第二。生弟弟时，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工作很忙，不能照顾孩子，1946年，爷爷奶奶带着三兄弟一起回中国。我在梅县丙村读了三年小学。学校也是讲客家话。1955年，大陆土改，土地没有了，爷爷奶奶又带着三兄弟回到加尔各答经营皮鞋店。

回到加尔各答，我入读梅光小学。当时加尔各答有四所学校，中国政府开的中国小学、新华中学；
台湾开的梅光小学、建国小学。梅光小学上课都是使用客家话，包括读书也用客家话读，老师学生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也有一小部分湖北学生，他们也跟老师同学学会了讲客家话。他们父母在家讲湖北话，但是因为加尔各答地区95%是客家人，所以他们也听得懂客家话。湖北学生在学校就一起讲客家话。学校生活很热闹，大家经常唱客家话的歌。也有国语老师教国语。

我在梅光小学读到六年级。之后读加尔各答的英文学校，在天主教教会学校Don Bosco School读了3年。第四年，1961年1月，转到西隆的Don Bosco School寄宿读书，因为父亲在距离西隆200至300公里的Digboi又开了一个餐馆。

11月19日，我17岁，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早餐时，意大利籍的神父校长走近，让我和其他七八个中国学生，包括后母的儿子一起到校长办公室。到了办公室，看到有两个警察在等着我们。校长对我们说：政府要“保护”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时带上全部物品和书籍，以便在外出期间学习。校长是一个神父，很好的人。他不好明说，但是告诉大家带上所有的东西，暗示回不来了。

西隆是一个山城。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同胞，一个后母所生），以及七八个中国同学被从学校带到了西隆监狱，关了三四天。然后又被带到了山下，关进Gauhabi的监狱，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中国人。过了四五天，监狱警察将我们带到火车站，等火车来了，押上火车，经过一个星期，运到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代奥利集中营。

后母生的妹妹当时9岁，正在西隆的女子学校读英文，也被抓了。我在西隆监狱里见到她。上了火车后，又在火车上见到父亲和后母，他们从上阿萨姆被抓。一家人以这样的形式团聚，不知是悲还是喜，不知前面等着的是什么。

到集中营的时间是早上七八点。各种手续拖了一天，晚上六七点才进去监仓。我家分到第四区，一家人6人合住。集中营吃的不好，没有自由，只能在草丛里走一走，像犯人一样。每天早上8点钟，狱卒到房间点名，看看人在不在。集中营分五个区，每个区晚上8点关闭，直到早上七八点才打开，才允许去另一个区。

四年时间很长。我的读书被荒废了，集中营里的小孩子也没有书读。有三个中国人义务把孩子组织起来教学，其中有的放出去了，管事的人找到我问：你能不能教小学生？这样我就变成了老师，从Don Bosco School带出去的课本成了大家的教材。两年以后，义务教的小孩总数还有50到60个，年龄从五六岁到十四五岁。我教数学。当时勉强有石板、粉笔，也有纸。

因为我英文好，于是承担了在办公室为中国人做翻译的工作，还为其他难友写英文信。原因是，如果写到集中营之外的信函是中文的，要先发到中央进行调查，耗时很久，所以大家都写英文信。我帮着给德里、加尔各答、阿萨姆等各地都写过信。

很多老人不会讲英文，所以我经常带他们去看医生。流感之类的小病可以治得好，大病治不好，很多人死在集中营。仅我看到的，就有几十个人死了，埋在集中营里面。六七十岁的老人为多。因为医疗条件差，一些小孩一出生就死了，我知道的就有六七个。

我和家人被关在代奥利集中营里面四年。1966年9月，终于有了中央的释放命令。我进去时是一个学生，出来都是22岁的成人了。火车将我们送到了阿萨姆Digboi。回去一看，什么都没有了。餐馆被人占去了。房子里住的是别人，东西都不见了。家没有了，我家只好在朋友那里借住了三个月。因为后母有个妹妹在加尔各答，哥哥也在，于是全家回到了加尔各答。

因为集中营的折磨、打击，两年后，1968年，父亲不幸去世。

我的哥哥当时在加尔各答，未被逮捕。他后来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计算机，到IBM工作。他1970年申请移民到了加拿大，我留着照顾后母的弟弟妹妹。他们在英文高中读到毕业，都很不错。我1971在加尔各答结婚，太太是梅光小学的同学，祖籍梅县金盘堡。婚后生了一个儿子。经过哥哥担保，我申请亲属移民，一家三口于1973年10月到了多伦多。当时我持英联邦护照，儿子用的印度护照。

到了多伦多，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总部在美国的公司Cudler Hammer。公司主要经营电子，生产天线等，规模很大，加拿大分公司有两百人多。我勤勤恳恳，工作卓著，被聘为supervisor（管工），一直工作了31年，荣誉退休。

我和太太在1974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在两个孩子。孩子很用功很争气，读书成绩很好，都读了硕士。女儿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读商科，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现在CIBC（帝国商业银行）总行工作。儿子在滑铁卢大学读会计，后来成为BMO（蒙特利尔银行）的会计师。孩子们也都结婚生子，家里很兴旺。

（谢其瑞先生伉俪）

（谢其瑞先生的大家庭）

后母的弟弟妹妹于1975、1976年也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工作也很好，妹妹的两个儿子是医生，后母生的弟弟的儿子目前在英国伦敦工作。

我另有一个同胞的弟弟。1963年，中国政府派船到集中营接侨，同胞弟弟要求去中国。他回去后，先是到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后来文化大革命，作为知青被分到了东北黑龙江乌苏里江那边。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与他有联络后，我邀请他来加拿大，1975年冬天，一家三口来到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一个儿子是物理治疗师，自己开诊所；
另一个做电器方面工作，大家生活都很好。

1973年移民后，生活很自由。我很感谢老特鲁多总理1972、1973年开放亲属移民。如果我们还在印度继续待下去，不会有这么好的生活。

因为在代奥利集中营的经历，我组织了AIDCI（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 Deoli Camp Internees），联络集中营难友，给予新来者帮助。目前协会有一两百人，一年一次聚会，大家的子女也一起参加。理事会两三个月开一次会。

万永喜（1945-）的父亲万富贵先生是四川成都人，生长在农村，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十几岁时，因为日本侵略，从四川、云南的陆路，经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逃难到印度，进入阿萨姆邦（Assam），到了西隆，在餐馆当厨师。做了两三年，到西孟加拉国邦（West Bengal）靠近印中边界的噶伦堡（Kalimpong），开杂货店为生。母亲曹春霞女士是广东四邑人，在缅甸生长，经朋友介绍，1938年从缅甸来到印度与万富贵结婚。1939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1941年大女儿出生，1942年二儿子出生，1945年三儿子，也就是万永喜出生。他的后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在1961年出生，属牛。

万先生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后来移居台湾。现在中间的弟弟在台湾做医生；
小弟弟曾经移民加拿大，但因为他的妻子是台湾人，后来回到台湾帮家里照顾生意，所以再后来弟弟也回台湾了。万永喜和两个哥哥目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附近居住，大弟弟在阿尔伯塔省。

万永喜回忆早年在印度的生活说：

我家住在噶伦堡，是一个小城市，当地中国人有三百左右，有很多广东人，包括广府、潮州、客家人。客家人有几十个，三分之二的客家人从事鞋业，做皮鞋、卖皮鞋。还有很多其他省份的人，比如家里往来的朋友有两家湖北人、三家四川人、五家云南人、两家新疆人、三家客家人。云南因为靠近印度，所以很多云南人来印度。

父亲在当地是备受尊敬的商人。他很有能力，交游广阔，事业很成功。到1960年代初，家里有店铺、有仓库。房子虽然是租的，但装饰漂亮，孩子们的生活也很快乐。

（万永喜（前排左一）与父母和哥哥姐姐及大弟弟，1948年5月）

我8岁入学，入读当地一间中文学校，叫中国小学校。这所学校从幼稚班到初中都有，学生达到两三百人。中国小学校用的书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校还有住宿。周围乡村和边远地方的中国人将孩子送到噶伦堡读书，住在学校的宿舍，一面吃住，一面上学。当时气氛很宽松，学校讲中国故事，过中国节日，庆祝春节、中秋节。每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学校组织学生唱歌跳舞、表演节目，邀请噶伦堡的有名望的人来观看，有中国人有印度人，大家都很高兴。元宵节，学生们一起在教室里学做花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后来又有了第二所中文学校，是台湾政府帮助开办的。我在中国小学校读到6年级毕业，进入英文学校Dr. Grahams Hone School，读到8年级。

1960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我知道的在噶伦堡有超过四五家华人在1960至1961年被抓走，押送到中印边境，驱赶回中国。有一家，父亲叫李志扬，1954年开始在噶伦堡开照相馆，最小的儿子叫李朱桃，与我大哥是同学，一家人安分守己，却在1961年被抓，运到边界的北边，驱离印度。又有一家姓马的云南人，家里是三层楼的黑色水泥房子，富丽堂皇，大家称为“color building”。还有一家夫妻是中国小学校的老师，丈夫也姓马，妻子姓杨，也被抓走，送到中国边境。杨老师现在住在多伦多。

1962年11月19日半夜，我家人都在睡觉，忽然听到门外很重的敲门声。来了三四个警察，一两个带着手枪。当中有一个与家里有来往， 在Centr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印度中央情报局，CID）工作。因为他认识全家人，所以还跟大家打招呼，比较客气，表情有些不好意思。他们说，边境有战争，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把我们带走、保护我们。他们让家人带上基本的日用品，几件衣服，少量食物，跟我们说过几天能够回来。家里还带上了一些钱。

当时是半夜一两点，警察押着全家十一口人，送到噶伦堡警察局，与其他人被装进一辆深绿色的军用大卡车。五六点时，卡车到了大吉岭，把大家放进一个监牢里。当晚被抓走的中国人家庭差不多有七到九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事后想，也许因为与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母亲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但是在印度银行借不到钱，就到大城市加尔各答，向中国银行借过钱。1962年战争发生之前，印度把加尔各答中国银行财产、账户全部没收。或许这样，他们查到了来往记录。

10月19日半夜被抓走时，父母匆匆带了2万多卢比。入大吉岭监牢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把钱登记或交给什么人。警察来搜查家里带的东西，发现了钱，立即没收。后来离开监狱时，父母到监狱办公室向警察要回自己的积蓄，被拒绝，说我们违反了规定，没有在入狱时办理托管。他们声称钱已经上交政府。但奇怪的是，钱被没收后几日，四五个狱卒忽然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警察穿的是制服，没有看到什么明显变化。

十多天后，我家和其他人，又从大吉岭监狱，被装进大卡车，运到西里古里（Siliguri）。这是一个有火车站的小城市。上了火车，等了两三个小时，发现有另一辆火车，从阿萨姆来，里面关的都是住在边境的中国人。警察将他们押上等在那里的火车。火车沿途停在不同的站，接上已经在等待的、被抓捕的中国人。车上的人不允许随便出来。

本来中国人与当地人相处都很好，但是，经过印度政客的煽动，当地人不知道真相，印度政府说什么他们就相信，非常仇视中国人。他们看到有大队中国人被拘禁在火车站等火车，就骂。火车来了，更骂。如果没有警察管理，就会打过来。这样，经过两三天漫长的旅途，到达斋浦尔（Jaipur，拉贾斯坦邦首府，位于印度北部）的火车站。再把人押上军用卡车，一车二十多个人，开了几个小时，送到一个小城市，代奥利（Deoli）。再到集中营，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了。

代奥利集中营里的中国人，来自印度各地。我记得，有从印度南边马德拉斯（Madras，今名Chennai，即金奈，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抓的一家；
有在孟买抓的两家，还有在班加罗尔（Bangalor,今名Bengaluru,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抓的中国人。

不幸中的万幸，我家住的是代奥利集中营里条件稍好的一个区域，Wing 1，有20个独立房间。其中19个住家，20号是一个办公室。据说印度独立之前，最早的首相尼赫鲁曾经被关押在这里。其他人，有的二三十家挤在一个大房间。但是我们也住得很辛苦。监仓墙是石头，屋顶也是石头，冬冷夏热。冬天被子不够，沙漠里寒风刺骨。夏天太热，家里只好将水洒在抹布，挂在窗户上。里面很简陋，床是麻绳做的。很多人没有床，就睡在地上。好在自己带了被子，但家里人多，还是不够。集中营里没有什么吃的，早上，印度政府派的工人发一些干面包，煮米饭。用木柴烧火，很大的锅，水煮开，米袋子打开，把米倒进去，就这么囫囵煮，半生半熟拿给人吃。还有水煮小扁豆（Lentil），放一点盐、加一点咖喱调味。

集中营的日子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是个头。铁丝网高高耸立，约10呎，顶端向内弯，阻止人往外爬。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岗，有警卫随时看守。警察带着枪，戒备森严。外面是荒漠，跑也不知道往哪跑。我当时血气方刚，一身力气没地方使，就和一群年轻人每天锻炼身体，举石头，请小店铺的人找来旧单车车胎，裁细，利用这一点弹性做成弹弓，练习打鸽子。经过锻炼，竟然在集中营里，打到了三四只鸽子，让全家吃了一顿难得的美味。

在集中营里，我们曾经收到了四五个国家的捐助。收到过加拿大政府寄来的短袖衬衣，料子很好，红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大纸箱装着，上面写了加拿大寄来，里面透明塑料袋单独包装，衣服上也写了：Made in Canada。我领到了一件黄色的衬衣，很是喜欢，出去以后还经常不舍得穿，一直带到了加拿大。

在四五个国家寄来的包裹里，中国大陆寄来的最好。家里11个人，父母亲和9个小孩，领到六七个纸箱，尺寸为12*18*12吋。大约在1963年夏天收到，里面的东西都很实用，有笔、纸、药水药品，包括头痛药、拉肚子药等等，还有一小袋一小袋的饼干，鞋子、毛巾，牙膏牙刷，男女小孩衣服、大人衣服。还有一个黄色的搪瓷杯。感觉到祖国的关心和焦虑，大家都很高兴，很感动。

后来听说，台湾政府给集中营华人的是现金，交给印度的侨领叶干中转交。但是，没有任何难友看到或收到这笔钱。

1962年10月抓捕中国人时，大哥在加尔各答英国人开的黄麻厂（Jute Mill）工作，逃过一劫。有时大哥从加尔各答寄进来各种东西，聊以帮补。

1964年9月，突然通知我家要被释放了。过了两三天，十几家人先是被火车运到加尔各答，再装上卡车到了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命令我们下车，卡车就扬长而去。后来听说，这第一批有一百多人，是第一组。到加尔各答是晚上，本地的中国人听说有人放出来，就出来看。看到大家没有地方住，人生地不熟，有人就带着我们到一个殡仪馆睡觉。当时是半夜，都以为是一个庙。一大早，大约五六点，有人催大人小孩起来，说有人要来做丧事，马上将家里的棉被等物件放到路边。没办法，又有好心人帮忙找到一个地方，这回真是一个很大的庙。但这个中国庙，同时也是一个中文学校，里面有三四个房间，做成教室，有桌子椅子。在教室里住了三四家难友。白天学生上课；
到三四点，学生下课，大家就可以用，晚上就在课堂里睡觉，一早起来收拾东西，又成了一个教室。这样住了半个多月，父母在唐人街找到了地方，才安顿下来。

后来才知道，第一批释放的人到加尔各答时，父亲的朋友谢其沛等人到加尔各答火车站来接我们。但是，加尔各答火车站附近有一座桥（Howrah Bridge），去火车站要申请许可才行。警察盘问他们有没有许可，他们就被抓走了，后来才释放。

（万永喜全家照，1964年12月）

全家很想回噶伦堡的家和店铺、收回财产，但是印度政府不让我们回到噶伦堡，只准许两个人回去，而且只允许我和父亲去，禁止大哥二哥去。

好容易回到了曾经的家。门锁着，但是家徒四壁，所有东西已经被洗劫一空。衣柜还在，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存钱罐，里面也是空空如也。商店里的东西已经统统被搬走。住家附近还有一个仓库，存放酱油、粉丝等食品，也是一样都不见了，不知是被偷走还是没收。

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已毁，愤怒、伤心也是无济于事。于是考虑移民。

首先要办理护照。父亲当年从四川来印度的时候，只有民国护照。我和弟妹们拿不到印度护照，也拿不到英联邦护照，就一起办了台湾护照。大哥1939年生，二哥1941年生，当时印度还没独立，就到英国大使馆办理了英联邦护照。大约是1965-1966年申请，过了几个月到一年多拿到护照。

我和大哥想移民加拿大。为了符合加拿大技术移民条件，我学习了一年烧焊。大哥本来就在工厂修理机器，擅长车床、电线、电脑、木工等工作。

当时申请移民到加拿大，需要到新德里的加拿大大使馆办，还会问到加拿大有没有地方可以住。我毕业的英文学校Dr. Grahams Hone School是英国人办的学校，有英、美、加拿大赞助。董事长很同情我们家庭的情况，说愿意帮忙。这样，加拿大的赞助人为大哥移民到加拿大提供担保。大哥移民以后，我移民也容易了。

这样，1966年，二哥离开印度去香港；
大哥1966年向加拿大大使馆申请，1967年获批，离开印度，移民加拿大。随后，1967年12月31日，父母带着三个小妹和两个小的弟弟从印度去了台湾。大弟弟在1972或1973年，也移民加拿大。

万永喜（后排右二）的父母及弟妹们离开印度前往台湾前家庭合影（1967年12月29日）

我1967年向加拿大大使馆申请技术移民，1969年获批。我拿着移民身份证（Immigration Identification Card）也离开了印度。先到台湾看望父母家人，住了两个星期，再从台湾飞到加拿大温哥华入境。

万永喜先生（1968年7月）

万永喜的护照和移民身份证（出生年在办台湾护照时写作1949年）

我到达加拿大以后，找到烧焊工作。后来又学车床，学了四年。第三个工作在生产麦片、米片、玉米片等早餐食品的家乐氏（Kelloggs）公司，负责维护机器。我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6年退休。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结婚。儿子在滑铁卢大学学经济和化学工程，现在在深圳教英文。女儿本科毕业以后，又读了西门菲沙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硕士，现在大温地区政府部门工作。她今年5月当上了妈妈，我也抱孙了，现在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