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思想而立——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求学的日子

冯 莉

2021 年秋，全国首个非遗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天津大学设立。2022 年，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冯研院”）即将迎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的7 名硕士研究生入学。疫情反复，我不能前去母校祝贺，但内心的喜悦却萦绕心中数月。我知道，这是冯先生和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者们二十余年的愿望。

回望与冯骥才先生相处的几段经历，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学生，竟是早已注定之事。

2004 年夏末，我硕士毕业进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下简称“民协”）工作，当时冯先生是民协主席。此时，由他倡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我很荣幸地成为这个工程办公室的第一个兵。与冯先生共事期间，我更多的是执行他和单位领导们委派的工作任务。在入职3 个月后的一次工作中，我第一次深刻感知到这位当代文学大家的灵魂深度和思想高度。

2004 年11 月，冯先生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一场“公益画展”。当时我的工作是迎接嘉宾采录登记信息。冯先生为什么要卖画？起初我只是从同事零星的谈话中得知，抢救工程启动后，各地提出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他要用卖画筹得的资金成立民间文化基金会。我很纳闷，为了抢救工程，他一直奔忙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忙着在各种会议和讲座中发言讲话，在全国两会上交提案，在各种媒体上撰文呼吁，他这么忙碌，哪来的时间画画？多年后，我在先生的《旋涡里》一书中读 到：

艺术的原动力来自内心深重的压抑与承受。那半年多时间，尤其是整个夏天，挥汗如雨，常常画到夜深人静，已然不知是苦是乐。待画过这些画，我才感到这些年种种经受与磨砺都已经融入笔墨中了。

我的书架存有当年公益画展的画册《民间，民间……》和请柬。画册的扉页写道：“谨以本集全部作品支持正在中华各地艰辛而执著地抢救民间文化的仁人志士。”在当年的公益画展中，有数幅作品是冯先生不可复制的顶级之作，对他而言，卖画如同卖血，那是一腔为捍卫民族民间文化不遗余力的热血。

当时有记者问，你用这种方式能救得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吗？你这不是精卫填海吗？先生道：“精卫填不了海，但是精卫是一种精 神。”

虽然现实世界常常有人被这种近乎痴迷的执着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他偏偏选择为理想的纯粹而战，因为这理想在他的心里能够熠熠发光。

个体命运的转折是受时代激流推动的。2009 年7 月6 日，我收到了天津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淡绿色的通知书上印着校训“实事求是”几个字。当时，我仅仅意识到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却不知接下来的并不是预想中在象牙塔里的学习。

2009 年9 月，我带着行李走入天津大学，置身于这座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所大学。天津大学原名北洋学堂，已有百余年历史。1935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是我国最早开办研究生教育的院校。它是革命先驱张太雷、经济学家马寅初、著名诗人徐志摩、桥梁专家茅以升、教育家赵天麟的母校。我将走入他们成长的世界。

冯研院坐落于天津大学北部清丽幽静的青年湖畔，它虽然占地面积不大，却给古老的大学注入了人文的浪漫与诗性气质。冯先生希望把学院建成天津大学的人文绿地，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人才，提供学术支撑。

报到后，我的身份是建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需要学满公共必修课程。每周坐在上百人的阶梯大教室里上课，重新回归学生时代的感觉很新奇。几个月的公共课让我非常享受坐在课堂上听着上下课铃声响起、老师的声音回荡在教室的空间、同学们记笔记发出沙沙声的氛围。窗外的阳光洒满教室，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的思想在不断地成长。

此间与冯先生见面次数不多，他正忙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木版年画二十余卷剩余几卷的收尾工作，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整理和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也相继启动。先生虽很忙，但是仍在每周五下午安排一个多小时与我见面交流。每当我走进学院时，门卫的大爷总是笑着告诉我说，冯先生在四楼院长办公室。那时我不仅没有见导师的紧张心情，反而有一种倦鸟归巢、回到家里的感觉。

先生办公室的窗口朝西，抬眼便可眺望青年湖全景。周五下午四点左右，夕阳的余晖正好照射进来。每周这个时段是先生处理完所有的院内外事务，给自己留出的宝贵时间。先生已步入古稀之年，血糖高，需要在晚饭之前补充营养。在先生的办公室，他会将工作人员带来的牛奶、小包子、小面包等食物分给我，让我和他一起享用，然后一边吃，一边听我讲述一周的课业和读书情况。我生性外向，喜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他总是慈爱地听我讲完各种课堂的趣闻，嘱咐我好好听课、读书。那是充满着金色柔光和淡淡茶香的时光。此时我的工作关系在民协，先生与我交流更多的还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先生经常会在讨论一个具体事情之后问我：“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如果让你来做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来实现目标？”刚开始我觉得这些内容涉及工作，交流的时候会有上下级的顾忌，但在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下，我渐渐地开始学会用更加宏观的视野来思考问题。

在冯研院的日子，我修习的专业课主要有三门，文化遗产田野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方法。

当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层面的保护虽已经搭建了框架，代表作清单和传承人名录已经公布，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尚未形成系统。学院邀请在非遗保护研究理论前沿的专家向云驹老师担任我的副导师。向老师已出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本非遗的理论著作。他不仅是中国最早写作非遗理论的专家，也是冯先生倡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执行者。他有多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实践经验，他的思考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方法课就是由他讲授的。这门课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起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识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
非遗定义、定性以及分类问题、与其他遗产学研究的关系、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关系等。

开放式讲座是学院内一种更加自由的学习形式，听众更加广泛，互动频繁、交流深入。冯先生和硕士研究生、博士及学院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都会参加。先进行讲座，之后互动环节就会有很多问题一起交流，冯先生也会加入，并且对讲座和交流进行评议。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关于“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及学术方法”的讲座。专家提出，“田野工作是做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前期要经过田野的训练，越有眼光越能在田野里发现东西，后面要有专题性的研究对接。我们要既能开展深入的田野研究工作，又能研究有价值的理论，形成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冯先生说：“视野很重要，你的视野有多大宽度，就可以产生出多少东西。我指的视野不单单是眼睛看到的东西，更多的是思想的视野。除了视野，我们的理论思考不能离开现实，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活态的，它是一种生活形态，它本身是在民间文化之中的，不是在民间文化之外。”他接着又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提法，并不是学界的提法。一旦政府有提法，非遗就要项目化，因为政府主要是为了保护，但是项目化其实又肢解了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本身又是整体的，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解 决。”

总结时，冯先生特别强调，像这样问题式的交谈比较好，探讨式的、挖掘式的、深入地交谈，而不是灌输式的。想成为好的学者，就需要不断地提出疑问、反驳、争辩，这样学院才有一个良好的学术风气。

在学院求学的日子里，学生最受磨炼的课程是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也就是冯先生倡导的“把书桌搬到田野”的学习方式。

进入博士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学院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参与本院木版年画研究基地的科研项目。田野调查和成果报告撰写属于学院课程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科研过程和项目成果。

2010 年1 月，我作为学院“木版年画口述史”云南小组的调查人员，和一位老师赴云南进行甲马的田野调查。进入田野之前，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进行了细读。云南甲马是当地民俗生活中的一种普遍使用的祭祀用品，功能与用以祈福和寄托希望的年画张贴有所不同。甲马多在特定的节俗和日常生活的禳灾习俗中使用，比起年画它的种类更加繁杂。大的普查工作已经由大理州完成，我们的调查任务是在“云南甲马卷”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已登记过的传承人进行深入的口述史访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与已登记的传承人联系时才得知，很多登记在册的传承人在几年时间中都已相继离世了。我们必须再次对该区域进行小规模的普查，寻找并确定传承人进行访谈。由于该区域民族杂居，文化多样，而甲马的使用是建立在当地民众本主信仰生活中的，不仅如此，在大的信仰系统中还有各地的小传统，这类发散性的传承给我们的普查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幸好，我们得到了州文化馆干部的热情帮助，他们协助我们追寻线索，最终确定在三个县市进行调查。在近两周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大理州喜洲镇、下关村，巍山县南召镇、大仓镇，洱源县凤羽镇，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涉及三个县市的五个乡镇、九个村庄。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与甲马相关的大型仪式和一次节俗活动，并进行了拍摄、记录和访谈。

甲马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的信仰系统，精通当地民俗的老人、从事民俗仪式的祭司，他们提供了地方性知识的背景信息，帮助我们梳理甲马习俗与民众世界观、宇宙观的联系。虽然我们带着出发前根据十几个年画产地情况制定的统一调查提纲，但是面对民族地区的信仰类文化遗产传承语境，这些提纲基本上不适合。后来我们采取了灵活的方法，根据访谈人的身份和掌握甲马文化使用的范畴对访谈提纲的内容进行“量身改制”。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甲马传承主体是雕版、售卖者以及使用它的民众，其传承具有群体性和地域性特征。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遇到问题随时请教冯先生。根据他电话中的建议，我们一改以往做口述史卷本只选择一两位访谈对象的方式，采取普查和重点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4 种类型的群体共14 人进行了访谈，获取到了更加广泛的一手资料：（1）掌握地方区域文化和习俗者；
（2）制作和销售者。（3）了解种类和用法者；
（4）相关知情者。重点访谈其中6 位传承人，对他们从业的家族史、个人生活史、传承史，甲马的雕版、印刷、分类、销售以及在民俗活动中使用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访谈。对传承人手中的祖传老版进行记录、拍照，并制作成表格，这些资料成果进入了学院的“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

通过这次田野调查，我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化远远超出想象，田野调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在提交学院的成果报告中，我对云南田野调查总结了四点体 会：

第一，云南甲马有着很强的地域特性，对传承人的地方性知识要求很高。甲马既有共同的“水木之神”“田公地母”“观音菩萨”“喜神”等日常生活神，在不同的地区又有着不同的本主和土主以及地方神。其使用时间、地点和方式都有区别。用艺人的话来讲“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神仙”。

第二，云南甲马是牢牢扎根于当地民众生活的活态遗产。它的传承必须依靠民众。在喜洲周城村田野调查中，我们现场观察了“祭山神”“祭木神”“上梁”等仪式中甲马的使用现状，足以证明甲马至今在民众生活中仍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第三，当代云南甲马制作和功能正发生变迁，对甲马艺人的传统传承方式有很大改变。电脑雕版及其印刷的甲马大行于市，还出现橡胶雕版，大量甲马雕刻的艺人开始从事雕版创作和售卖，并逐步进入文化产业链。其中有些人正渐渐脱离村镇销售、印刻、和摆地摊的角色，已经进入成规模印刷、批发和专门定制阶段。售卖对象从村民开始向收藏者、学者扩展。

第四，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全国的落实，木版年画艺人已经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们的关注，一些艺人被命名为省级或县级传承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传承文化的自觉意识。

现在看来，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中信仰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在民众生活中所占比重巨大，它们不仅有着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逻辑和解释，在不同的地域更存在着自己的“小传统”。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大传统”，各民族有自己的小传统，而在民族的不同区域或分支还有着相对的“小小传统”。我想，我们的工作就是既要摸清“大传统”的整体文化阐释，更要尊重“小传统”的多样存在，而保护和研究文化多样性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初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在冯先生身边学习，运用最多的是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

2010 年2 月，我从云南回到天津，一直在整理甲马传承人口述史的文本，一个多月后我将初稿上交给学院。我认为，整理口述史应该是比调查简单的活儿，就是把文字按照录音整理好，将相关的内容“归堆儿”。

一周后，冯先生召集我们开会，在会上他提到了口述史的整理问题。他说，口述史的整理是一门“学问”，并不简单，有人整理的稿子，没有达到我所希望的文本效果。此刻我心中开始有些紧张，感觉不妙。3 月24 日，我接到学院老师的通知，说冯先生让你到工作室。我来到工作室才知道先生要给我上口述史整理的专题课。

开场，先生讲了做口述史的目的。他讲道：人类学的口述史反映了一种科学精神。它尊重客观事实，关注每一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让事实本身说话。接下来，他梳理了20 世纪80 年代口述史在中国的运用。“从中国来讲，口述史的运用首先是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就是我们那代作家……当时我们受了美国一本很有名的书《美国梦》的影响。后来中国就有了两本书：张辛欣的《北京人》，写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人；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写文革时期的中国人，用回忆的方式，讲自己的心灵历程。”随后，他话锋一转说：“我们现在把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是一个新思维……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里面，一个是大脑的记忆，一个是技术和艺术……口述史是档案式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我顿时明白了先生的用意，他希望把文学口述史的方法运用到非遗传承人口述史上。

他强调说，口述史记录有本身的原则和规律，必须遵守。第一点，忠实记录。这是最重要的原则。口述者说的信息不能改变，决不能由于调查者的主观行为而改变口述中的不同点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记录必须要忠实口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第二点，保证记录信息的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记录必须要包括它的历史、由来、过程，还有个人历史和家族的历史；
文化环境：村庄、民俗；
它的艺术传承及其特点；
它在民俗中或者在生活中应用的方式（包括文化、艺术跟人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它的种类、表演或制作的过程及其技艺。在哪里销售、表演，以及相关民间故事和传说等。第三点，细节是关键。他说，重要的信息是在细节里，真实是靠细节表现出来的。“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加以定义的时候，当时主要是指现实主义的文学，他提了两条：第一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第二是细节的真实性。”当时怕我听不明白，他又列举了两个文学家描写细节的例子。“鲁迅在写祥林嫂最后手里拿着竹竿的时候，一般人说就看见祥林嫂远远地在雪地里拄着一根竹竿过来，就完了。但是鲁迅在写的时候，加了两句话：‘祥林嫂拄一根比她还高的竹竿”，这个细节是个特别好的画面，它不高就没有画面了；
然后又加了一个细节，说‘下端开了裂’，就是说她太穷了，她不可能有很好的竹竿，说不定那根竿子用了很久了，她的沧桑都在下端开了裂这个细节里面。托尔斯泰写《复活》，马斯洛娃形象写得很美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她一只眼是斜视’，使马斯洛娃这个人物形象的魅力全部都出来了。这些都是伟大的作家才会想到的细 节。”

之后，冯先生谈了他的口述史整理方法，这恰是我治学最薄弱的。我集中了全部精神，生怕漏听一个字，那情景仿佛是在听武林高手传授功法秘籍。他告诉我：第一步，整理访谈录音时，原始记录要保留。第二步，要根据逻辑“摘取”句子，如家族史、民俗、制作的过程等内容各自集中。第三步，要用第一人称“我”的语气来讲一遍。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讲述的原话，原话一般来讲是只能删减不能增加，只能把他多余的话，“是吧、啊”去掉，增加一点连接词，“虽然、因此、所有、其实”“而、也”，但是不能加话。之所以要加那些虚词，或者这些连接词，是为了口气的顺畅、流畅，不能随便加情绪，或者是加一些你主观认为他应该那么说的内容。原话是语言，整理出来的是文字。因为文本有文本的规矩，有的时候语言听起来很好，把它变成文字以后就变成了病句，不符合逻辑了。

听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理解的整理口述史竟是那样的浅薄。

此时，冯先生对我说道：“我看了你做的关于甲马运用那部分，李先生是文化局的什么人，那些文字不能往里加，跟口述史没有关系。在文本上，你做一个资料，怎么应用，比如说是土神，然后土神是什么意思，一行一行地把它写出来。将来做成文本，把这段全部变成楷体字，它就区别开了，就表示这段是一个文本整理的方 式。”

“田野调查把材料记下来就行了，口述史你去调查这个人，你得把这个人写活了。他是人，不是物，是有性格的。另外，口述史又包括了文字的问题，如果你的文字不讲究，是用写论文的方式，就写不了口述史。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语变成文本语言，这个特别需要文字的功 力。”

听到这里，虽然是冬天，我的鼻尖和双手都出了汗。一方面是羞愧没有完成好任务，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要达到老师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讲课结束后，冯先生告诉我：“我让你参加口述史工作，目的不是让帮忙干活，是让你必须要经过这一课，这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特点。你必须要把这课完成，而且要做得好、做得漂亮。所以你要把这课弄好了，这个文本无论如何得写好，得通过，得能达到出版的水平，而且它必须得出 版。”

时隔十几年，再度回忆在冯研院求学的日子，我愈发感到的确与我当初想象的在象牙塔里的学习情境大相径庭。我想，如果是坐而论道式的教育，就不会有今天先生倡导的非遗学学科的确立。记得在2018 年的一次访谈时，冯先生谈到研究生教育时说：“我对研究生的最高要求不只是优等的论文，而是视野、思想能力、操作力、对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我认为，这是受用一生的学问，是“授人以渔”的启发性教育。先生认为，教师就像一只大鸟，他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小鸟如何使用自己的翅膀，这样小鸟才能勇敢地自由飞翔。

此刻我想到了他的另一句话，“我追求有生命的思想，即在思想里听得到现实的脉搏”。它成为我谨记的箴言，愿一生为思想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