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共同富裕要准确把握三个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

马艳玲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根本要求，站在新阶段的历史新起点，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应准确把握三个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促使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优化，两极分化差距逐渐缩小，从而拉动消费需求上升，保障经济增长健康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系统概括，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十个明确”的内容体系，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并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1]。

当前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我国当前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正是收入分配问题。第一，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初级阶段所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项，收入分配领域便是其中之一。第二，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较低，低收入群体比例较大。虽然我们摆脱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还有相对贫困这个时代问题需要长期努力去解决。第三，从我国国情看，共同富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党中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再次重申共同富裕有着特殊的针对性和当前的紧迫性。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此，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要明确三次分配作为系统工程的总体指导方针是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准确把握三个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2]。在百年新征途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实干兴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

准确把握三次分配的性质

三次分配在时间上是共同存在的，但在逻辑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首先要有初次分配，然后是再分配，最后才是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首先考虑如何做大蛋糕，什么样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哪个生产领域，如何形成一个生产要素组合，达到什么样的生产率，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实现的价值又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得到合理的分配。初次分配关注的是合理配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励和效率是初次分配的侧重，否则不能实现合理的配置。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各收入主体的初次分配即要素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的过程，体现了政府对收入进行调节、促进公平分配的意图。加大再分配力度，也就意味着在共享生产率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是现实之需，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从社会层面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为保证地方政府可持续地推进共同富裕，在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上，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公共服务从数量均等化转向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质量均等化[3]。

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以及机制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慈善捐赠，形式可以呈现出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富裕人群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4]。作为助力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第三次分配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客观上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作用。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起来，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更不能搞“逼捐”，因为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充分认识三次分配的功能作用

首先，初次分配要体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共同富裕首先应在初次分配领域配置资源，每个市场主体通过共同努力，提高生产率。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初次分配领域能够把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把激励和分享相统一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变革。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农村劳动力虽然还将大规模转移，但是速度会大大减慢，必然对生产率的贡献会相应降低。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过去在一、二、三产业間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同一个行业中的企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企业有进有退，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

其次，更好发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是中国特色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家已经颁布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最新标准，做出了相应服务的标准要求，确认了政府职责和财政支出的保障范围。政府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提供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方面，直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等，创造均等的机会，促进社会流动性。政府再分配力度越大，政府社会保护力度越大，贫富差距也就越低，这也具有一般性的规律。再分配不仅仅是重新进行分配，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也与提高生产率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必然有优胜劣汰，有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对产能都可以创造性破坏，但对劳动力，不能破坏其基本生活，永远要予以保障。政府再分配的主导作用应界定在社会层面，而不涉及竞争层面，不涉及企业层面。

最后，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必要补充。第三次分配可以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两个维度发挥积极作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维度来看，第三次分配是广大社会主体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实现收入和财富向弱势人群、地区、行业以及教育、环保、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合理分配，推動先富帮后富，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促进城乡、区域、行业平衡充分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助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维度而言，第三次分配的推动力量主要是道德、文化、习惯等因素。树立公益意识、发展公益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最终将提升全社会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5]。因此，第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再分配是有益的、必要的补充，通过发挥三次分配对收入和财富的共同调节作用，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个分配领域有各自的功能和独特作用，同时也服务于共同目标。核心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的，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能够促使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渐缩小两极分化差距，同时随着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的增加，带动消费需求上升，激发经济增长动能的增加，这也是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6]。

[1]从历史高度确认共同富裕目标[J].张占斌.民生周刊.2021（12）

[2]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习近平.求是.2021（10）

[3]推进共同富裕需注意的几个问题[N].钟晓敏.中国财经报.2021（8）

[4]客观认识第三次分配[J].苏京春.金融博览.2021（11）

[5].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E].耿中元.人民网.2021（9）.http：//theory.people.com.cn/nl/2021/0916/cl48980-32228697.html

[6].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习近平.求是.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