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文学研究的厚重之作——读《壮族文学二十年》

沈 闪

著名评论家容本镇和张淑云长期扎根在高等教育一线，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因其自身专业和地域优势，自然比其他人更关心、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尤其是壮族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新世纪后，容、张两位学者自发组建团队，带领侯建军、楚玮娜、张啸、张娟、陈浩等众人进行壮族文学的作品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积极申报壮族文学研究相关课题。2013年该团队以“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申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获批重点课题。2018年初，课题研究成果通过评委专家组评审，鉴定级别为优秀，获得高度赞扬，顺利结题。又经过三年的写作、修改和打磨，集大成之作——《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以下简称《壮族文学二十年》），于2021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发行面世。这是新时代一部关于壮族文学研究的厚重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自古以来，文学就与地理密不可分。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过程中，文学与地理曾一度被割裂开来，分而论之。但近年来，随着跨界、跨领域研究热潮的兴盛，“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代表，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和喜爱。这主要是因为 “文学地理学”能够巧妙地将文学与地理的优势结合起来。容本镇、张淑云等人的《壮族文学二十年》，便是以“文学地理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典范之作，它综合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关注壮族文学作家的地理分布，还重视广西地理景观对壮族文学的影响，又关注多民族人口地理与壮族文学的多样化，更关注新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与发展等诸多问题。《壮族文学二十年》将壮族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版图中，从关注壮族文学的地理版图开始，并试图寻求壮族文学在其间的独特地位。众所周知，广西偏居南方一隅，四周多被耸立山脉和高原环绕，丘陵密布、山岭峡谷相间，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壮族人民特殊的民间文化与风土习俗。而上述自然环境和由此蕴含的人文环境在壮族文学的渗透与浸润，最早可追溯到远古创世英雄史诗、叙事长诗、山歌、嘹歌、寓言、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壮族文学二十年》通过对壮族民间文学的扫描和定位，强调自然环境和风土民情在早期壮族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壮族文学二十年》在运用“文学地理学”方法时，不仅从横向上考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壮族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还从纵向的历时角度梳理不同年代的壮族文学概况，辨析地理这一质素在不同时期壮族文学作品中的印记和痕迹。本书先是按时间顺序将二十世纪壮族文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民族振兴时期。继而，从壮族作家现代意识觉醒和壮族文学兴盛发展这两个维度，动态剖析二十世纪壮族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衍变趋势。在此基础上，围绕“转型”和“突破”两个关键词，顺利过渡到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新世纪壮族文学研究。其中，“地理空间的扩大”是新世纪壮族文学的典型特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交通的便捷和地理空间流通的畅通无阻，给壮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营造非常良好的客观环境。这使得曾经位处边缘地带不受重视的壮族文学作家自觉走出当地，走向祖国的天南海北和世界各地。因此，2000年以来壮族作家的活动足迹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描摹世间百态、众生百相。比如钟日胜《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卢旺达往事》等描写从壮乡大地走向非洲小城的非洲题材作品，蒙飞《节日》《侗人歌谣》等从壮文母语创作到东盟文化的多元化创作、冯艺《桂海苍茫》《逝水留痕》等从书写本民族红土地的深情厚谊到呈现生动鲜活的国外游历体验和感受，如此丰富多样的文本都在《壮族文学二十年》中有所体现和分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壮族文学作家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紧贴壮族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尽可能地反映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水平。与此同时，积极响应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一文艺政策的要求和倡导。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壮族文学中展露出一大批将人民生活与壮族特有的自然人文相结合的文学作品。在众多此类相关的作家作品中，黄佩华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自走上创作道路以来，黄佩华三十多年始终如一地在探索中突破和创新，这种精神不能不让人感叹、敬佩。他对桂西北高地、对自己的出生地西林县尤为关注，其作品由此产生的高地情节和河流书写让人瞩目。《生生长流》《公务员》等文本的创作灵感来自红水河畔，着重叙写人与自然、人和人之间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复杂关联。代表作《杀牛坪》能够站在可持续发展、造福后代子孙的视角，深入反思当代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诉说传统小农经济文明和现代社会经济难以协调的尖锐冲突。在过度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的当今时代，这种发自内心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忧患意识尤其难能可贵。除黄佩华外，严风华《一座山，两个人》对心灵生态的重视和净化，石一宁《履痕心绪》对人居环境的窥察和感怀，牙韩彰《屈指家山》对八桂山水的记录和感悟等，都是以“文学地理学”为视角和方法写就的优秀文学作品范例。

“在文学研究中引入地理学理论，从地理学的视野讨论文学，既可以彰显文学活动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差异性，又可以弥补过去仅仅从时间维度开展的研究中对边地和民族活动的忽视，有利于‘重写’整体的文学史。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性集团和家族性集团受到关注，文学与地域景观、地域习俗、地域审美研究得到重视，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正如《壮族文学二十年》绪论所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使得这本书视野开阔、内涵丰富，具有文学和地理等多重维度的研究和阐发空间。

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外，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相结合是《壮族文学二十年》的第二个显著特质。正如本书目录所展示的那样，绪论、正文和后记作为本书的三大主体部分，在它们的共同构筑下，整本书结构清晰，详略得当，逻辑层次分明。具体说来，宏观把握主要集中在《壮族文学二十年》的绪论部分。“文学与地理的交融共生”强调广西的自然人文环境作为承载壮族文学作品空间容器的重要意义，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相呼应，此部分内容主要分布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城市与乡村的对望自审”从新世纪壮族文学的“乡村”和“城市”两大主题出发，重在辨析城市文明体系和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与内在关联，“在城市中还原故乡风景，在故乡回望中反思城市喧嚣”。“人文与生态的心灵感悟”侧重考量自然生命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不仅关注故事中人物命运的走向，展现其独特的文学魅力，还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立足于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揭露现代生态文明所暗藏的诸多问题，如蓝阳春、韦俊海等人的文学创作。上述绪论中的三个关键内容统领全文，串联起整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而，对二十一世纪二十年各种题材和体裁的壮族文学创作进行总体性、全局性观照，论述2000年至2020年壮族文学发展研究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在此基础上谋篇布局，宏观把握写作思路，建构起整本书的框架、脉络。

如果将宏观把握比喻为《壮族文学二十年》必不可少的线条，那么，微观透视则如线条上的珍珠般均匀地散落在正文章节中。从整本书的内容设置看，第二章“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壮族文学研究”承上启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过渡作用。一方面，第二章承接第一章“文学地理学：时空交融的研究范式”而来。另一方面，第二章结尾部分明确指出二十年来壮族文学转型的四大表现，即“主体身份的转换”“审美精神的嬗变”“地理空间的扩大”和“创作体裁的拓展”。而上述几个表现则分别在第三章“主体身份的转换”、第四章“审美精神的嬗变”、第五章“地理空间的扩大”、第六章“创作体裁的拓展”中得到积极回应和充分辨析，顺利开启二十一世纪壮族文学二十年转型研究。

《壮族文学二十年》的微观透视还具体表现在容本镇等人对重点壮族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上。在谈到“主体身份转换”时，较为详尽地介绍从公务员、记者、警察、医生、工程师等各行各业走向作家的周龙、冯艺、石才夫、李荣军等人及其相关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作家迅速崛起值得投以关注的目光，为新世纪壮族文学的发展增添一抹亮丽的颜色，绘制独具魅力的风景线。以陶丽群《回家的路亮堂堂》、李明媚《烟雨江南》、潘小楼《女孩们在那年夏天干了什么》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黄芳《是蓝，是一切》、许雪萍《河水倒流的声音》、韦静波《长大的世界》等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以罗小莹《生命如河流过森林》、透透《闹鱼》、梁志玲《阳光盛大》等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都是壮族女性文学在新世纪的新突破和新成就。在阐述“审美精神的嬗变”时，既通过韦俊海、庞俭克、大朵的创作分析壮族文学从民族审美到人性表达的转变，又通过黄神彪“花山”系列、黄少崇《在母语中死去》、王云高《复活》反思生存现状和社会文化的内在关系，还从李约热作品的荒诞性与孤独感、潘莹宇的先锋意识与另类视角、陶丽群和黄土路的悲悯情怀与底层书写去寻找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性特征。在诠释“地理空间的扩大”时，不仅通过凡一平、罗南、周龙的创作关注城乡双重空间，还着重分析严风华、石一宁、牙韩彰、黄芳等人在山水间的心灵行走。最后，在论述“创作体裁的拓展”时，着重分析石才夫、覃展龙、李甜芬、黄鹏等人的散文诗歌创作，以及李荣军、谢树强、荣斌、林超俊等人的报告文学及影视创作。上述众多代表性作家作品集体构成壮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壮族文学二十年》详细地梳理和深入地剖析。

《壮族文学二十年》从宏观把握到微观透视，由点到线、由线绘面、点线面结合。在探索二十一世纪壮族文学二十年的转型变化中，作者从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对壮族文学二十一世纪风貌进行多维度的描绘；
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展现2000年到2020年的壮族文学是如何成功实现转型的。更进一步说，在写作《壮族文学二十年》的过程中，作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层面，而是对二十一世纪壮族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较为独到的思考和见解。比如，对二十一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壮族文学二十年》分析道：“创作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突破，可以说是壮族作家‘文学当随时代’的结果。他们从传统少数民族题材，转向底层叙事与边缘关注，尤其是关切城镇化时代的农村命运、不同文化碰撞时的心理与情感，交织着感伤与希望、残酷与温情、失落与憧憬。壮族作家们表现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带有明显的转型指向。”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读者对二十一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发展有了更为深刻、更加全面的体会、认识和反思。

现在的学术研究日渐表露出如下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即学院内部的自我徘徊、自我循环。简单来讲，这具体是指学术研究严重脱离于当今现实社会，并不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研究被大众指摘高高在上、脱“实”向“虚”，难以发挥其真实的效益。显而易见，容本镇、张淑云等人在进行壮族文学研究之初，便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以容本镇为首的研究团队不仅注重论著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价值，更重视其对壮族文学未来发展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壮族文学二十年》中，则主要为本书的终结篇——第七章“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发展的启示和思考”。中国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壮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或许可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就作家创作本身而言，《壮族文学二十年》给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首先，热爱故乡故土、根植民族文化，即重视民族身份的认知、坚持乡土题材的写作、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深入挖掘和呈现民族特质。特殊的民族身份是壮族作家鲜明的标志，“民族性”是作家们与广阔文学世界相连接的一条重要通道。直言之，“民族性”并非束缚作家创作的一道枷锁门闩。而作家也只有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家乡，才能达到向外宣扬民族个性和民族特色的最终目的。这就要求相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应仅仅停留于表面、做面子工程，而应该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只有这样，壮族等少数民族作家才能走出题材同质化、模式化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困境。其次，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文学创作与作者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需要严格遵循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的基本原则，把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的跳动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写作者既要敏锐把握生活、积极锤炼文学技法，又要立足本土展开大时代的个性化书写，还要打开文学视野，扩大写作格局，持续不断地学习当代优秀作家创作和经典著作，主动接受和探索最新的、能够与时代相贴合的文学表达形式。最后，深厚积累人生阅历。毋庸置疑，文学来源于生活但远远高于生活。社会生活的根基深厚与否，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道路能否走得长远。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壮族文学作家的转型离不开深厚的人生社会阅历积累，主要包括文学创作基础的生活积累，作家认知水平和技能的知识素养积累，文学作品生命力源泉的情感积累。

就壮族文学的未来发展而言，《壮族文学二十年》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认为必须在坚守中才能实现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逐渐实现质的飞跃，社会环境长期稳定和平，非常有利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突破。但令人较为担忧的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也面临如何凸显个性的冲击与挑战。正因此故，壮族文学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都需要找到自己在新世纪前进的方向和路径。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大量研读壮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壮族文学二十年》给出“五个坚守”“五个创新”的建议。一言以蔽之，坚守壮乡故土，创新文学品格；
坚守民族特质，创新表现内容；
坚守人文精神，创新表现形式；
坚守现实生活，创新写作观念；
坚守资源优势，创新文学机制。上述发展建议将“坚守”与“创新”密切结合，在“坚守”阵地中实现壮族文学更进一步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而《壮族文学二十年》秉承文艺政策的指引，立足于壮族文学的发展，理论探讨与现实应用相交叉。“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研究”课题结项等级为“优秀”，研究成果受到自治区社科规划办的肯定和重视。而且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对策建议被以送阅件的形式，呈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参考和审阅，以使此项课题研究真正地服务于壮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来获取真正的现实意义。

自2000年以来，尽管“文学已死”的唱衰之音不绝于耳，但文坛学界确实产生了诸多新思潮与新现象，比如底层写作、非虚构写作、科幻文学写作，等等。其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容忽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自然贡献了不少让人称道的文学作品，如冯艺、黄佩华、凡一平、韦俊海、石才夫、蒙飞、石一宁、李约热、黄鹏、李明媚、大朵等作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探索。如此众多的作家及其作品值得研究者投以注视的目光，但学界对此研究分散、有限，缺乏统领性、整体性、全局性的观照和建构。而容本镇和张淑云等人合作撰写的《壮族文学研究二十年》，便恰逢其时地出现填补壮族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在国家日渐重视少数民族及其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更突显了《壮族文学二十年》宝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