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外来妹》：南粤之风暖神州

邢静

30多年前，广州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只有十集的电视剧——《外来妹》，作为1992年春节后的首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时间，《外来妹》的主题曲红遍全国，“外来妹”也成了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成为那个时代的热词。

今天回头看，《外来妹》之所以能在当时取得如此广泛的共鸣，其原因在于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农民工”题材电视剧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当代电视剧史上，它是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也是第一部聘请香港演员加盟的（内地）电视剧。

“农民工”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词汇。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富余劳动力开始走出故乡山村，涌向东南沿海。《外来妹》的主角正是这样一群从北方山村（赵家坳）来到广东的“打工妹”。这时候的广东已经成为一片投资的乐土，《外来妹》故事的主要舞台，就是两家由香港商人独资经营的儿童玩具厂。

这正是当时广东社会的真实写照。香港地区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与“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繁荣使得劳动力成本迅速增加，不少香港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为了利用内地投资成本低和人力成本低的优势，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希望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内地，以寻求效益最大化。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的同一天（1978年12月18日），“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即后来的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在上屋大队落户，这是全国第一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25名女工就此成为第一批给香港老板做工的“打工妹”。

在《外来妹》里，以主人公赵小云（陈小艺饰）为首的年轻女性们工作的玩具工厂，代表了当时珠江三角洲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典型面貌：数以百计的女工、长长的生产线、简朴的工人宿舍……通过在内地投资办厂，香港成功实现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并与内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分工关系。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的首要外资来源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内地50%以上的外资来自香港，有些年份一度高达70%左右。

广东毗邻香港，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1980年至1985年的5年时间里，仅深圳实际利用外资就达12.8亿元，香港商人纷纷涌进珠三角。这些港商之所以会来到内地办厂，就像电视剧里那位名叫江生的厂长（汤镇宗饰）所说的，“如果这里不赚钱，我就不会来到这里”。与此同时，工人们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电视剧里有这样的细节，一位名叫凤珍的“打工妹”购买了一个由干电池驱动的电动剃发刀回老家，送给自己的未婚夫。未婚夫又惊又喜，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一礼物——在他看来，这件礼物的价格太高。由此也可看出，相对于老家的乡亲而言，“外来妹”们“富裕”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港商所办的工厂会向当地乡政府缴纳税收、交地租、购买电力，向当地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带来了生产工具、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结果，乡政府也逐渐“富裕”了起来，最终利用这笔积累的资金收购了另一家外资儿童玩具厂，而赵小云这一批拥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外来妹”，就成了这家新办乡镇企业的骨干。

中国广大乡镇取得了迈向工业化的“第一桶金”，那些资金、技术、资讯和人才从哪里来？《外来妹》提供了一种答案。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202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资和外资企业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外资企业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推动者之一。

在《外来妹》里，出现了这样一组反差强烈的镜头：赵小云等人在祠堂中辞别家乡父老，周围是黄土漫天、荒草丛生；
而来到珠三角后，则是满眼的高楼大厦、柏油马路。这种内陆农村与东南沿海都市景观的鲜明对比，暗示了主人公即将迎来的巨大身份转变。

的确，这些“外来妹”文化程度不高，又远离家乡，然而，她们勤奋而顽强，力图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改变命运，赵小云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在各种挫折中成长起来，学会了技术、管理和经营，最后成了新办工厂的生产主管。

这其中可能有影视作品的夸张成分。当时的观众的确很难相信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凭着个人经历与文化素养，一跃成为影响企业生产、左右企业兴衰的出色管理人才。但无独有偶，2022年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奇迹·笨小孩》也讲述了一个底层人物“逆袭”的故事，故事背景同样选在了珠江三角洲。

这绝不是巧合。改革开放后的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宛如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大批的外来农民工在这里受到商品经济的熏陶，不仅掌握了现代工业所需的技能，也更新了传统观念，开阔了走向未来的眼界。无论是《外来妹》里的赵小云，抑或是《奇迹·笨小孩》中的景浩，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身为异乡人，却在广东取得了事业成功。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广东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机会，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踏实肯干，在这里立足，实现人生价值，广东文化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历史上看，开放包容一直是岭南文化的特征。在古代，唐代中叶之后，陆路丝绸古道日渐衰颓，“海上丝绸之路”却形成了以广州为起点的全球大循环。广州也一时成为东西方商品往来的中转站。在其对海外文化的接受上，特别是到了近代的西学东渐时期，岭南也是率先开放的地区。

到了现代，为人不盛气凌人，说话不故弄玄虚，衣着打扮实用舒适而不刻意追求奢华，是广东人的显著特色。由于广东人崇尚平和务实，因而比较容易接受不同意见，兼容不同人群，所谓“欢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一起赚”是广东人的经营信条。改革开放后涌入广东的异乡人，也不曾受到广东人的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已融入广东社会中，不少人还成为所在行业、部门的骨干。

说起广东文化的开放包容，人们习惯提到深圳的那句著名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此外，中国电视史上播出时间最久（2000年至今）、播出集数最多（超过4000集）的電视系列情景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部以粤语为表演语言的电视剧以广州老城西关一户康姓人家的家庭生活为背景，为了营造戏剧冲突，编剧安排这个“老广州”家庭的4个儿子各自娶了“新广州人”儿媳。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康家及街坊邻里趣事不断，这一方面不断推动剧情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东开放兼容精神的平民化、生活化。

开放包容的广东文化，使得“近者悦，远者来”。改革开放前夕（1978），广东全省（当时包括海南）的常住人口不到56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足6%，排在四川、山东、河南、江苏、河北五省之后。而在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广东人口已经超过1.26亿，自2007年以来，广东人口规模一直居于全国之首，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到了接近9%。

之所以会有如此惊人的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湖四海的省外人口持续移入广东。根据“七普”的统计，广东的外省流入人口高达近3000万，这还没有将落户的人口计算在内。由于众多移民的到来，如广州这样的城市，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在数量上已经持平，而在深圳、珠海等城市，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已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尤其是深圳，在1978年时其人口不过30万左右，到“七普”时已上升到1756万人，可以想见，原来的“本地人”如今只是占了很小的比例。假若广东文化缺少包容性，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面，广东文化包容了从他乡前来打拼的移民，另一方面，移民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东文化的面貌。

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移民带来了各自的本土文化因素。还以《外来媳妇本地郎》为例。在剧中，康家的4个儿媳里，只有二儿媳（潮汕人）尚属广东本省人。此外，大儿媳是河南人，代表着传统中原文化，前后两个三儿媳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四川人，代表着长江流域一带的文化，四儿媳是美国人，代表舶来的西方文化。作为一部情景喜剧，《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最大特色就是以不同地区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作为戏剧冲突的起始点，而这些外来儿媳在嫁入“老广州”康家后，便开始转化成“土著”身份，外来文化与传统的岭南文化最终和谐共存在康家。

这样一来，已很难称如今的广东文化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类型。传统的粤语、粤菜当然仍旧是广东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已不能完全代表当代的广东文化。比如在广东常住人口居第二位的深圳市是个讲普通话为主的城市；
“老广州”不吃辣，但湘菜馆、川菜馆遍布广州街巷。

吸引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移民前来广东的动机主要是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寻求发展是现代广东移民的动机。而移民文化因素的大规模介入，使得广东文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进取精神。因此，当代广东文化的影响力已不限于岭南一隅，而在向全国扩散。比如，作为广东文化全国化的一个象征是，在21世纪初期逐渐出现的“一线城市”概念里，广东一省以广州和深圳独占其二，它们与北京、上海一道，构成了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中国的城市化浪潮。

回首再看，30年前《外来妹》在全国引发的收视热潮正是其中的先声之一。可以说，广东拍摄电视剧《外来妹》，同时也是一次对全国范围的文化激越，全国观众从中看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动态。“外来妹”这一称谓也走出了广东，成了全国通用的词汇，后来它逐渐被隐去地域特征的“打工仔/妹”替代，这个称谓也同样来自广东。这恰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外来妹”的人生为广东所改变，而她们也成为了广东的一部分，她们改变了的人生与生活方式，又春风般散布到神州大地上。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