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小说中的上海书写

一、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穆时英小说当中的上海书写。对穆时英的研究状况做出一定层面的总结和概括。然后从空间构型上切入，探究穆时英小说当中存在的不同空间结构，其中包含现代空间、消费空间和欲望空间。穆时英小说当中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本文将其归纳为两类形象，分别是孤独寥落的浪游者和两极化的摩登女郎。本文还将探讨20世纪30年代电影艺术对穆时英小说的深刻影响。

二、穆时英小说研究概述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上海被人们称为“东方巴黎”，商场、舞厅、跑马场等一系列专属于城市的符号共同构造了独特的城市景观。消费主义所产生的文化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描写都市生活和都市人的叙事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都市书写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其中以对于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研究占据主流。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就善于描写都市生活，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他将都市当中的一些元素作为独立的空间，既展示了人物的生存环境，也交代了故事情节发生的特殊背景，刺激性和冲击性也是对他书写特点的总结，蒙太奇电影的画面切换手法被他出色地运用在写作当中，使人读来目眩神迷。

（二）研究意义

城乡社会与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透过城市化的进程表现出来。城市的书写无疑是解读现当代社会现象的关键符码。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现代文学的全面恢复发展，对穆时英作品的深入研究再次提上日程。基本完成了由意识形态层面向文艺本身，由外在形式向内在研究转变，并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与进步。穆时英学术的几度沉浮，对其小说的切入视角及其评判尺度，在相当意义上体现出中国理论批评界的思想、认识过程及成长历史，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出现的许多问题，对整个现代文学的领域也有着一般性的警示意义，这也成为这一问题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三）研究内容

学界对穆时英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创作初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后又走向沉寂;新时期以来又被重新纳入研究范畴内。总结对于穆时英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穆时英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不过仍然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本文主要聚焦于穆时英小说写作当中的上海书写，通过空间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对其都市写作进行分析，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串联起穆时英小说写作当中蕴藏的电影视听语言。本文主要聚焦于穆时英的作品，以作品去洞悉作家，将当时的上海与现在的都市生活彼此关联，了解都市生活空间下，都市人内心的变化过程。

三、摩登空间的构型

（一）消费空间

茅盾曾指出上海是“娱乐的、消费的上海”，他用消费和享乐两个词汇概括了“都市文学的主要色调”。周作人也曾针对上海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上海“以财色为中心”，同时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飘浮着“饱满颓废的空气”;同时他也说，上海的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这样的文化缺少了很多“理性和风致”。消费文化是上海都市书写当中难以绕过的关键部分，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它的经济周期与物质消费观念已经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穆时英笔下的人物，总是以一种踽踽独行的姿态展开故事，在都市的灯光中迷惘、徘徊。在他的叙述当中，消费空间不仅作为都市的大背景存在着，同时也贯穿于人物的行为当中。穆时英经常使用的一种小说结构方式，就是孤独寂寥的青年男子，在诸如舞厅、跑马场等场所邂逅一位貌美的女郎，伴随着一番具有挑逗性的对话，他们就会迅速建立一段亲密关系。区别于以往的爱情故事，都市消费空间为背景的相遇告别了传统故事中的缠绵悱恻、含蓄蕴藉，然而如同烟花绽放的开端，必将很快迎来燃尽后的寂静。穆时英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不同的消费空间串联到一起。

较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红色的女猎神》，“我”和她相遇在赛狗场，她是一位拥有芙蓉花般娇媚面孔、深色肌肤的美好胴体、身着一袭红衣的美丽女郎。为博红颜一笑，“我”不惜压了两次同号的狗，然而这心照不宣的一切早早地就被她察觉了。就这样，一场爱恋就迅速地在都市的夜空中发酵。“如果我说‘让我们到酒排里去，让我们从红色的葡萄酒的香味里，对红色的女猎神诉说我的心脏的愿望吧。’那你将怎样呢？”“那我将问你：‘也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在你的旁边吗？’那也是巧合吗？”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游戏，随后的时间里，“我”和她穿梭夜晚的街道，辗转舞场、酒吧，跳着热烈的探戈，品尝着醇美的酒香。然而就在深夜来临，两个人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我”被她裹挟进了一场非法交易当中，氤氲在我们二人之间的性爱游戏就这样蒙上了一层惊险的迷雾，戛然而止。

穆时英笔下的人物大都是被消费主义影响，将瞬间的感官不断放大，不懈追逐着短时间内的满足。都市的浮华悲欢渐渐冲淡了他们的梦想和追求，逐渐沉迷于消费空间当中。

（二）现代空间

穆時英小说对于都市的书写，首先通过光怪陆离、充满烟火气息的消费生活折射出来。觥筹交错的舞厅，人声鼎沸的跑马场，人来人往的百货公司，这些场景共同交织出了都市生活的典型空间。以《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为例，其对夜总会声色犬马的场景进行了描绘：“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和白的一堆：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狂乱中“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突然感到好像“深夜在森林里，没一点火，没一个人，想找些东西来依靠，那么的又害怕又寂寞的心情侵袭着他们”。这种黑色、白色之间的鲜明对比，更能刺激和放大读者的感受器官，使人顿感肃穆、沉重。将夜总会的热闹非凡与人物的迷茫无措进行了对比，使得迷狂和无措相互交织，这种情绪上的对冲通过颜色对照，得到了更好的表现，借此将现代空间巧妙地展现出来。

同样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现代空间中较为典型的场景还有舞厅，同样以《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为例，他们是“从生活跌下来的人”，有的丢掉了工作，有的失去了恋人，有的亏损了金钱，他们各有各的失败，各有各的困难。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夜晚走进歌舞厅，用精神的迷醉、肢体的舞动来冲淡内心的痛苦。此时的舞厅充当的是一个虚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可以暂时忘却苦难，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走出舞厅后强烈的反差，这种像麻醉剂一样的逃避终究是暂时的，等待他们的仍然是生活的重击，就像胡均益，他就在晨光熹微走出舞厅之时选择了了却生命。舞厅除了是都市男女逃避生活的场所，也是舞女们的生存空间，比如《黑牡丹》当中的舞女，不知疲倦地舞动着身体。黑牡丹虽然美丽，受到一众男人的追捧，却也充满了无奈。

这样热闹非凡的现代空间共同催化了繁华复杂的都市生活，然而这样的声色场虽然人声鼎沸，却是在掩藏人心中的空洞，婉转嘈杂的音乐可以暂时让人逃避掉内心的拷问，关于意义和精神的追问，但是人总是无可逃避地走向现实，精神上的流离失所很难在诸如舞厅、夜总会这样的场所安定下来，只是一个暂时的精神庇护所。

（三）欲望空间

在都市书写当中，作者构建了声色犬马、种类繁复的场所和情境。自然景观被人造场景代替，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盘根错节的公路和干道，陈列着琳琅满目商品的商场橱窗，像一种罕见的心理疾病一般，使人难以自抑地出现晕眩和幻觉，城市化就是用这种人造的宏大情景改变了人们早已習惯的思维模式。这样的氛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经常会被自己的种种欲望所支配，这种欲望包括对自己的放纵和享乐。

以穆时英《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为例，小说用象征手法阐述了两个主人公代表的不同观念，是欲望与克制之间的博弈。小说中男主人公抽骆驼牌香烟，是因为它有着区别于其他香烟的苦涩风味，这是一个隐喻，指的是尼采所说的人的心灵必将经历的三种转换。“我们要做人，我们就是抽骆牌，因为沙色的骆驼的苦汁能使灵魂强健，使脏腑残忍，使器官麻木。”而尼采主义的反面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这个男人想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去改变她，使她接受自己的骆驼精神，并想要以此来批判她的享乐主义。但是故事走向却发生了突然的转折，短短一餐饭的时间内，面前的女人，教给他28种咖啡，5000种葡萄酒，373种香烟的不同类别。男人在车上时感觉到“一阵原始的热情从下部涌上来”，在嘲弄尼采的同时，扑向了诱惑人的女体。

文章结尾对尼采思想的来源做出了推测：尼采这是来自他的生理性缺陷。不难看出在这篇小说当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被解构，他们既有自己思想上的坚守，克制自己不向污秽仄歪，但是生活在欲望空间之内，消费主义思想不断影响和侵蚀着他们，使得知识分子对自己本来坚信不疑的东西产生了动摇，而多年以来的思想熏陶使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心理的矛盾，最终无可避免地沉溺其中。穆时英把尼采的比喻：“背负沉重的灵魂”的骆驼，转换成了小说中的“骆驼牌香烟”。我们不难发现，在追求精神与肉体上快乐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在这背后也昭示着精英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对垒，人们逐渐沉醉于消费主义带来的物质图景当中，不再想去寻找高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对于真理的追求也就此搁浅。

四、都市人物的刻绘

（一）孤独寂寥的浪游者

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谈到了他写作《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小说的灵感来源：“当时的目的只是想表现一些从生活上跌下来的，一些没落的pierrot。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地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 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

穆时英注意到了大时代都市背景下这类人群的孤独和彷徨，他们将自己的哀伤掩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快乐的面具。这类人物我们可以概括为浪游者，这类角色包括《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夜》等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一群被边缘化的城市居民形象，被快速发展的都市生活远远甩在了后面。从他们身上，流露出了一种寂寞和失望的感觉，不约而同地都处于漂泊中，找不到精神上的归依，这种苦闷与西方的世纪病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此暗合。

浪游者的一个特点是失意落寞的生活状态，比如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频繁出现快要爆裂的气球的意象，通篇多次出现，暗示着人物的生存状况，在多方压力之下濒临倒塌的情形。就是通过这个意象将不同的人物境遇串联在一起，并且也暗指了都市生活下的人群的无奈，不断膨胀的欲望就像是填充气球的气体，膨胀得越快也就越危险。形象地突出了都市使得人不断异化，不断挤压，进而以一种渺小微茫的姿态继续生活在大城市当中。

浪游者的另一个特点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他们总是暗自彷徨、无措，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例如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就有着如此具有象征性的一幕：一个醉酒的人正在寻找自己的鼻子，看似荒诞的情形，却有其他的含义。鼻子这一特殊意象暗示了城市人的自我迷失，贯穿于整个作品始终的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失去了精神家园后的无措和彷徨感。穆时英小说作品的普遍母题便是诉说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无奈与悲哀，而为了摆脱这种悲哀，穆时英安排这些主人公转而追求感官刺激与享受，从而“使自己忘了这寂寞”。他们有的选择烟酒麻醉自己，或者沉溺在肉体欲望的海洋里，看似获得了快乐的体验，但是这种快感易得却难以持续，宛如落水的人拼命挣扎，却只能握住手边的浮萍，难以摆脱沉溺汪洋的命运。小说通过水手们漂泊流浪的生活，来比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路上。他们的人生如同冬季的荒原，没有尽头，缺少温暖的慰藉，有的只是漫长的孤独寂寥，这种心灵上的无家可归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纪末情绪。

（二）两极化的摩登女郎

在穆时英小说创作中，美丽却带有狡黠和放荡的都市女郎形象，区别于旧时代依附于男权和丈夫的温柔贤惠的女性形象，摩登女郎妖冶美丽，把男人当作玩物;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告别了枷锁和束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生活，摩登女郎们沉湎于消费主义的浪潮当中，颓废堕落。这些摩登女郎产生于都市，同时也是结构城市文化的重要符码之一。她们拥有最精致无瑕的面孔和袅娜的身姿，内部却有着如同烂熟的苹果一般馥郁又腐坏的灵魂，昭示着都市文明堕落的一面。

穆时英在刻画摩登女郎的形象时，更多地受到了“唯美—颓废”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波德莱尔。在穆时英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多与动物形象相融合，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比喻，就是把女性比作猫或者是蛇，借此来表明女性的两面性：既美好，同时也具有兽性。例如，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忧郁和理想》篇章当中有三首咏猫的诗，均以《猫》为题，将女人喻为猫。穆时英沿用了这种比喻，以《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为例，男主人公第一次见到蓉子，就察觉到了她身上携带的危险气息，“她有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在这场与小兽的博弈当中，男人输得心甘情愿，成为蓉子的裙下之臣，并且甘之如饴。当他发现蓉子移情别恋，另投他人怀抱时，他看到了“白云中间现出了一颗猫的脑袋，一张笑着的温柔的脸”。小说中类似这样的比喻还有多处，比如描写将蓉子搂在怀里的感觉是“像抱着只猫，那种Touch”。描写女人的身体也使用着这种比喻：“她猫似的蜷伏着。”作品将蓉子和猫的性格特征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比如娇憨，一丝丝危险的气息，擅长谎言。

同样的，在“Craven‘A’”中，余慧娴就以“黑猫是带着邪气的”警告男人，“Craven‘A’”是一种香烟的品牌，而这种香烟的红色外包装上就印有黑猫的图案，作者将其作为题目、女人的代号，贯穿在整篇小说的行文脉络当中，有深刻的内蕴，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对待女性时复杂的感情，女人就像猫，是一种温柔而危险的生物。

五、穆时英上海书写的叙事特征

（一）空间的蒙太奇

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新感觉派作品进入大众视野的同时，电影“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穆时英创作深受电影艺术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蒙太奇艺术。蒙太奇艺术是一种摄影机不断迁移变幻，使得空间结构发生挤压和变化。同时，受电影影响，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的创作当中，小说的空间结构几近破碎。电影镜头是跳跃性的，场景和画面可以进行跳转，借此表达影片的内容。穆时英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这种创作技巧，场景描写充满了迁移和变幻。

以《上海的狐步舞》为例，里面就有一段典型的舞会场景的描写：“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鸣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这样的书写方式，告别了传统小说的行文习惯，将片段不断切分成数个细小的画面，与电影艺术不谋而合，构造出一个斗转星移、变幻无穷的场景，仿佛有许多台摄影机从不同的角度记录着这一切。穆时英在《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的聚散起来，播摇起来。在笔下就露出了收在这本集子里边的，八篇没有统一的风格的作品。”

空间上的蒙太奇，让穆时英的小说写作区别于传统的叙事内容，场景和空间是不断变化的，让文字的叙述更加趋近于画面的表现。电影与文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交互，不断地相互影响借鉴。20世纪的学者爱德华·茂莱就曾经提出过“电影化的想象”这一概念，在其著作当中，他这样说道：“1992年而后的小说史，即《尤里西斯》问世后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的历史，是小说家常常怀着既爱又恨的心情努力掌握20世纪的‘最生动的艺术’的历史。”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是却凸显了作家受到电影艺术的显著影响。在针对穆时英小说的研究时，也有学者对其影像化叙事方式做出了阐释。这种视觉化呈现，使得小说拥有了电影画面一样的魅力和代入感，向读者展示了上海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群的生活，同时也刻画出了独特的城市生活景观。

（二）镜头语言的借用

穆时英小说当中有许多出色的场景描写，极具画面感，还原了电影当中的镜头语言，他仿佛是在用笔触书写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是由这一幕幕画面构型而成。景别、构图、角度等要素是穆时英在小说中格外注意的几个方面，也是电影语言的基础元素。

穆时英对于都市场景的刻画是最显著的，也是最典型的，他通过对文本和文字出色的驾驭能力，运用多视点的方式描摹出了一幅车水马龙、变幻不断的都市图景。以《红色的女猎神》为例：“在远处，无数的灯火在都市的上空荡漾着。”此处运用到的镜头语言是超远摄和仰角;“街上接连着从戏院和舞场里面回来的，哈什蚂似的车辆。”这里用到的是远摄，随后又转向了中景，“街上稀落的行人”又运用了俯角，“全像倒竖在地上……在一百多尺下面的地上的店铺。”从此处我们就可以分析穆时英的镜头语言，首先在描写都市的灯光时运用了超远摄和仰角，然后摇动镜头，一个长焦镜头展示了“爬行”在街上的汽车，街道像“狭巷似的”拥挤在两边的高楼中。镜头继续向下，从斜角的角度看，行人就像是“直立的”，而商店就在“一百多尺”的下方，这是因为摄像机的位置和角度发生了变化。结尾处，穆时英还特意强调了，在这样的视角当中街景也变得“可爱”起来了，可见，他也如同小说当中的人物一般，既希冀逃离出消费主义、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同时也情难自已地沉醉其中，陷入两难的处境之中。

与此处相类似的街景描写还出现在《上海的季节梦》当中，“街上泛滥着霓虹灯的幻异的光，七色的光;爵士乐队不知在哪里放送着……Saxophone的颤抖的韵律……”此处应用了远景摄影，配合准特写，“掠过的汽车遗留了贵妇人的钻石的流光……缥缈的香气……”随后转向了近景摄影“工人们……和店员们……”衔接了一个全景“小市民们……”，最后以一个特写镜头结束：“摆着很满足于生活的脸色，向次等戏院走去。”

悠扬的爵士乐伴随着流光溢彩的灯光飞驰在车水马龙的都市上空，交错的道路呈网格状，贵妇人的钻石发出耀目的光彩，似乎在与灯光呼应。穿着蓝布衣裤的工人和黑棉布旧袍的店员站在霓虹灯当中，仰视着广告牌上的文字，仿佛局外人一般参观都市生活。小市民们拖家带口，走向了下等戏院。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都市生活写真，那色彩斑斓的繁荣景象再一次跟随着移动镜头铺展开来。

（三）色彩与光影

除了空间上的变幻和出色的镜头语言之外，穆时英还擅长通过光影和色彩的结构与运用来呈现声色场所的各种景象。在影视作品当中，色彩是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能够表现出创作者的思想深度。

以前文提到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那段典型黑白色彩对比的描写为例，在初次阅读时，读者会以为黑白之间存在着一条绝对的界线，而黑白的喜怒哀乐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黑白是密不可分的。侍者黝黑的肌肤下穿着一身白色的長袍，白色的长裤上绣着一条黑线，两位公主的白皙长腿也是用黑色的丝绸包裹着，这两种颜色并不是黑白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而是一种黑白相间的颜色。斯拉夫的“没落的”公主们，在舞池里享受着快乐，但在现实中，她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梦。这一经典的黑白反差，无疑反映了十里洋场的虚幻，即幸福是短暂的，悲伤是永久的。

除了对色彩的运用之外，光影变幻在穆时英的小说当中也十分普遍。雷蒙·威廉斯曾说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光影的流动，以及可能性、偶遇和移动的相互联系，这些都是他的都市观念中永恒的要素。夜晚不同于白天，这段时间仅仅属于自己，那些光和影共同缔结了夜晚的生活，衍生出了都市夜文化，以《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为例，其中不乏对舞场的描绘：“蔚蓝的黄昏笼着全场，一只大喇叭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鸣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荡的裙子，……酒味，香水和汗珠的气味，烟味，英腿蛋的气味，黑咖啡的刺激味……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

这一片段将光、色、声三种元素巧妙地、立体地交织在一起，反映了夜晚上海的无尽奢华。穆时英通过对场景的切换，声色和光影的运用，不断用电影的艺术手法完善着、书写着他自己的都市想象图景。司马长风给予了穆时英小说极高的评价，他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称之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穆时英在小说创作中，使用了视觉化呈现的方式，将电影艺术和文学内容相互交织，这也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正是由于他过人的文字组织能力，才使得20世纪30年代，用一种影音式的姿态被人铭记，上海的浮华世相，都被他悉数记录，同时在都市生活的人们内心的空洞、精神上的飘零都被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展现着。

六、穆时英上海书写的文化意蕴

（一）现代性的追求

城市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是海派文学中的重要流派，这个作家群表现出来的创作特征也与上海都市文明的发展密不可分。

上海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始终走在最前列，潮流动向、风气变化等一系列信息都能最快被感知。这也赋予了上海特有的商业属性，西方的最新产物和先进的文化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这座东方都市，与之同步而来的还有大量的移民，他们除了带动经济和消费的增长之外，也带去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上的各种因素，催生了海派文学的蓬勃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蓬勃时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既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现代化的便利，同时也将他们抛掷于焦虑和矛盾的情绪之中，他们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复杂起来。“新感觉”这一名词，包含了个人对于现代都市的感受。许多研究者在对穆时英进行评述时，都将他与现代主义关联，穆时英作为都市生活中的一员，自然与其笔下的人物有許多相通之处，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都市生活的颓废、孤独与迷茫。在他的作品当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消费主义盛行的都市生活表现出了厌倦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又会像作品当中人物一样，既嫌恶却又无法挣脱。

在穆时英的作品当中，贯穿始终的就是自怜和批判两种情感，这种矛盾情感围绕着他。在塑造舞女形象时，作家对待她们的情感态度是复杂的，既包括了都市生活现代性对人性冲击的批判，对舞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也展露出了对自己生活的失意落寞之感。

穆时英同新感觉派作家一道，针对现代性对传统人性的改变做出了反思和批判。穆时英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戴着面具去应对即将被压扁的状态，这其中渗透出来的是对都市人孤立无援的生存状态的探讨，这种精神状态同时也是作者的心理，现代生活不断迫使他去反思自己，不断去思考都市现代性的意义。穆时英受到了都市的改造和恩惠，所以对现代性都市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批判又交织着依恋的独特、病态的审美趣味。在批判之余，穆时英又沉醉于都市生活，正是因为他的都市生活经历，使他更能从普通人的视角对都市生活下的人物内心进行塑造，区别于单一的批判，穆时英更展现了他们变化的过程，背后的原因成为更重要的焦点。穆时英笔下的人物大多在麻木苦闷的生活中找不到出路，舞厅、夜总会、跑马场像是缝隙一样，为他们提供了短暂的麻醉和逃避，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这是人经受了过分的压抑之后的逃避机制，他们的堕落是有迹可循的，是能够令人共鸣并且深感同情的。

（二）精神危机

在类比早期的海派作家和新感觉派作家时不难发现，早期海派作家更偏好于描摹都市的景观，对人物内心和精神的描写仍然呈现的是浮光掠影的旧式书写方式;新感觉派作家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相较于景观，他们更加关注隐匿于景观之后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的角度聚焦于人，关注都市人的心理变化和精神上的贫乏。

穆时英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在经受着精神危机，他们孤独、颓废、迷茫。城市中的男女似乎已经拥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在舞厅、夜总会等欲望空间之内，可以将肉体和精神暂时分割，进而沉湎于肉欲之中。这样不加克制的情绪流淌注定了他们必将失去精神的家园，灵魂和身体的割裂使人在城市里悬浮，处在无根的漂泊状态，这种精神上的孤立无援，使得他们迫切地寻找到一个归依之所，但往往是越寻找就越是痛苦。

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危机同时也与作者的精神危机相关联，穆时英在他后期作品当中显示出，所有的规则、标准都模糊了起来，这与左翼文学批评界对他的猛烈抨击密不可分，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

当代的都市与新感觉派作家所刻画的场景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市中的一些男男女女埋头前行，精神上也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种新的危机里。这与20世纪30年代穆时英笔下的人物面临着相同的境遇。

七、结语

穆时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备受追捧的作家，掀起了一股新的阅读浪潮。左翼文学家对他的评价和论断也经历了颇具戏剧性的转折，现在的学界对穆时英已经有了更辩证的评价，这也构成了本课题的行文基础。

穆时英作品中的空间布局手法新颖而巧妙，依据它们在小说中的不同作用和类型，可以划分为消费空间、现代空间和欲望空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划分为摩登女郎和孤独寂寞的丑角两类形象。穆时英在小说叙事当中，运用了别致的创作手法，吸收了电影艺术的手法，使得小说在呈现给读者的时候，能产生视觉化呈现的效果。镜头语言的借鉴，光影、声音和色彩的出色运用在其小说当中也十分普遍，这些元素共同作用，使得他的都市书写更加逼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生活在这样的都市环境下，穆时英受到前所未有的都市体验，展现出了其现代性的追求，但是他经常处在游移的状态下，这也使得他作品中批判和留恋这对矛盾时常出现。小说当中人物的精神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本人的危机。左翼作家的批判、生活的压力等因素使得他无法将自己视作上海的一部分，无法真正地理解上海，进而跳脱出来看问题。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周作人.上海气[J].语丝，1927.

[3]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4]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 第1卷 小说卷1[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5]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 第3卷 散文 理论与评论 译文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6]穆时英.圣处女的感情[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58.

[7]穆时英.穆时英精品文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143.

[8]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4：538.

[9]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扉页.

[10]杨迎平.论穆时英小说的电影化想象[J].文艺研究，2015（03）：68-77.

[11]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 第2卷 小说卷2[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12]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134.

[1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85.

（作者简介：张衍，女，本科，江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