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论述提出的历史考察

康彦新　南洋

摘要：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了“两个务必”论述。这是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共产党28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以历史眼光和思维进行思考与判断后的思想精髓。追溯考察“两个务必”论述萌生、形成的历史，解析“两个务必”论述内容的思想内涵，更加深刻理解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论述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两个务必”;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22）02-0011-08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十部分中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毛泽东同志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针对中国共产党即将面临执政及长期执政考验提出的思想警示。

一、“两个务必”的思想萌生于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忍饥挨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革命干到底，提出了“永久奋斗”思想[1]189;随后，处于国民党严酷经济封锁下的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困难。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面对胜利党内可能会出现的骄傲思想，为避免骄傲吃亏的事件发生，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2]349，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继承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困难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作风，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继承和发扬的精神作风。延安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扛起民族救亡的大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3]“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员‘吃树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1]193-194“永久奋斗”思想的提出丰富发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革命不止，奋斗不止。

延安时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全党上下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9月，毛泽东到“陕北江南”南泥湾视察时，看到王震率领359旅开荒生产的奋斗成就，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4]209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征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赢得了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胜利时“防止骄傲”思想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的形成

全民族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战争胜利的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这时避免出现胜利时骄傲的毛病是全党应该重视和关心的问题。此时，毛泽东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大的骄傲，都吃了大亏，遭到了重大损失。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对于党的历史上这四次骄傲应当引为鉴戒，并指示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全党整风文件看待，避免因胜利而产生骄傲心理。唯有以“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2]227这样谨慎小心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才会取得革命胜利。针对在延安时有很大功劳、取得一定成绩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毛泽东在肯定他们长处和功劳的同时，叮嘱他们要切记不能因此而引起骄傲思想。[5]1014这对当时全党干部同志也是一种思想警示教育，在取得成绩和功劳的时候要防止骄傲和不虚心的毛病出现。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致开幕词时，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6]1027。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谦虚谨慎”与“戒骄戒躁”作为同时平列的词语提出来。随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2]349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最后部分向党内同志指出：“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堅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5]1097中国共产党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持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更进一步阐述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2]445谦虚谨慎一词意思就是形容人虚心礼让，小心谨慎;不骄不躁一词意思是做好了不骄傲，未处理好的事情不急躁，用于形容人态度谦逊，工作谨慎踏实。因此，从两组词语解释中可以看出，“谦虚谨慎”与“不骄不躁”强调的意思相同，将这两组词语平列出现意味着既要谦虚谨慎，同时要注意去掉自身存在的骄傲和急躁毛病，这样才是真正的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

二、“两个务必”论述的形成过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领导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总结经验，提炼出“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两个务必”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研读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提倡的“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贯穿于解放战争历史进程中，并于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形成“两个务必”的内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B56C44C-D198-4055-B319-0D04E336F1A3

（一）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争取革命胜利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国共两党之间关于两种命运前途的抗争，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对党内的通知中就明确要求：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6]1154这也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较量中坚持的态度和一以贯之的作风。

1.谦虚。当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平山后，朱德视察冀中时在冀中军区干部会上发表了《关于干部问题》讲话，针对老干部中摆老资格、骄傲自满的不良现象，告诫这些同志要牢记“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是在不停地进步的，所以还是要切记毛主席‘戒骄戒躁的指示，要谦虚谨慎。”[7]18

1948年5月，党中央、毛主席到达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始终以谦虚的工作态度指挥解放战争、领导人民革命。1948年，为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组织大批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为筹备新政协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准备。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主人士虚怀若谷、非常尊重，相互纵谈国家大局，商议建国方略，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前来的各位民主人士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解放事业。当时平津战役激战正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虚心采纳了符定一的“先武攻天津卫，后文取北平城”的建议。当毛泽东接到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的捷报时，不顾多日指挥作战的疲劳，兴奋地对警卫员说：“走，咱们到李家庄去。”“咱们看符定一先生去”。符定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激动地说：“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做出了伟大的奇迹。”临别时，毛泽东注意到符定一的住处连一个好椅子都没有，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坐硬椅子会腰酸背痛的。第二天便派警卫员将自己办公室里最好的一个软沙发送到了符定一的住处[8]。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问题时也非常谦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马恩列斯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甘做学生”[9]。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善于倾听下面党员干部的意见，更善于虚心向下级请教学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事业中谦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与拥护，赢得了民心，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石。

2.谨慎。谨慎一词最早出自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一文，主要含义是指对外界事物或自己的言行密切注意，以免发生不利或不幸的事情。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谨慎之一表现在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对于革命任务的制定方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作了详细解释，其中“大约”“左右”“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7]432在关于公开宣传方面要讲究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时局形势基础上，多倾向于讲一些困难，这样会激励人民更沉着、更努力去奋斗。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战争第三年的歼敌任务的指示》中对于九月会议上规定的总任务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必须争取大约五年（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建军五百万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7]472。这个任务的提出，是根據过去两年经验，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是有实现的充分可能性的。这一任务可向党内宣布。随后，周恩来在中央妇女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讲到，在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局势发展的估计是全面的、慎重的，既充分考虑了各种困难，又看到光明的前途。这样不仅不会在前进的道路上摔跤，还能达到胜利的目的[10]481。

中国共产党谨慎的处事方略还体现在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执行上。当时，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道路上，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面对革命新形势，毛泽东从全局着眼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对于东北局未按规定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情况，毛泽东给予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东北局领导做深刻检讨和认真的自我批评。[11]只有认真检讨，才能认识到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只有执行了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全党全军才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才能克服地方领导下的各部门各党委中同样存在着的此种不良现象。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才能从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向大规模全国性的正规战争过渡，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九月会议上讲到加强纪律性这一条时，特别强调这一条关系着许多条是否顺畅。针对当前党内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已经到达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必须以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力争在战争第三年克服全党全军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九月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党内执行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使党中央权力得到有效地集中统一，增强了全党全军的纪律性，让全党全军在方针、政策、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便于团结全国人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的谨慎估计与准确分析，使得全党全军既看到了前进路上的光明，又对革命路上的曲折困难有着清醒地认识，更加坚定了革命胜利的理想信念;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则是在全力解决党内军内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使得全党全军能够在加强纪律性前提下步调一致地进行解放战争，实现全国解放事业。3B56C44C-D198-4055-B319-0D04E336F1A3

3.不骄。不骄是指革命事业中取得胜利时能做到不骄傲。骄傲心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大敌”。做到不骄傲，首要的就是时刻提防胜利时出现骄傲心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献中，中国共产党人许多次强调要防止胜利后的骄傲出现。194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晋察冀野战军准备配合东北作战的指示》中指出“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7]131-132随后，1948年党中央在土改和整党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毛泽东就向全党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提出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6]1309随着战略决战的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取得解放战争最终胜利更有了把握，此时，朱德同志更多地提醒同志们在胜利面前要有清醒的头脑。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中多次强调：“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指导解放全中国。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7]408

做到不骄傲，就是要摒弃轻敌的观念，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每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党内军内都有可能产生骄傲轻敌心理，作为战役中的领导干部首要防止自己出现这种心理。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取得济南战役的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随后在中国共产党部署淮海战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济南大捷后，干部中可能发生轻敌心理，如果不克服此种心理，则可能影响此次作战。”[10]587正是战争前对于党内军内领导干部心理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才能克服轻敌心理，取得了战役胜利。当三大战役接近胜利尾声之时，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12]430虽然将要取得革命胜利任务，但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铲地基时期，面临许多新的任务，一旦骄傲就会停止前进。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6]1424中国共产党摒弃轻敌心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同国民党斗争到底，争取了胜利。

做到不骄傲，就要力戒骄傲，保持团结。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最后一条强调：“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6]1443领导者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有助于团结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良好党群关系，才能有效开展工作。

4.不躁。不躁是指从事革命工作要按计划步骤进行，不能有急躁心理，不急于求成，不急躁冒进。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周密的计划、脚踏实地地进行，克服急躁冒进心理。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进行战略防御、战略反攻及战略决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同样也认识到了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对于战争秉持“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有正视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更有破解革命工作困难的智慧和方法。在淮海战役中，当时国共双方兵力比是80万对60万，而且国民党军队主要以美式机械化装备为主，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人民解放军的装备都弱于国民党军队。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强大军事实力所吓倒，看到了国民党部署计划中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战线长、运兵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我军发挥各个歼灭的战法。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的薄弱环节出发，制定首先殲灭黄百韬兵团的军事计划，进而对实力较强的黄维兵团和杜聿明兵团的分别包围随之歼灭。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55.5万人，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困难、不急不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克服困难的智慧与勇气。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历史重任。关于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把握时局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1948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出：“本年内，我们还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6]1299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还不具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条件时，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到不可急躁，要待时机成熟方可筹备计划。到1948年九月会议时，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同时准备在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一月会议时，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国民党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九四九年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12]430在筹备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急躁冒进，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筹备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开创革命新局面

艰苦奋斗是党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继承了延安抗战时期面临艰苦斗争环境而厉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赢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1.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艰苦奋斗精神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抗战胜利后，为了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当时我党在东北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6]1181随后，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必须做持久作战打算，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指出：“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须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11883B56C44C-D198-4055-B319-0D04E336F1A3

2.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红军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解放战争中克敌制胜。1947年6月10日，朱德在《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中讲到：“大家要把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恢复起来。任何人都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今天当旅长，明天也可以当团长。大家提倡艰苦奋斗，没饭时、财政困难时大家拿出来，借出来，就能在贫困的境地保持团结，克服困难，打胜敌人。”“在战略上我们是轻视敌人的，决心要完全消灭掉它。但在战役战术上必须慎重，不可轻敌。要经常调查研究各个敌人的特点，研究出消灭它的方法，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千篇一律。”[7]13-171948年是解放战争中具有战略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中指出：“这两年来，你们三个纵队与其他纵队及华东野战军全部，学会了大兵团作战，学会了使用新式武器，学会了如何打击敌人的强大的机械化部队，战绩很大，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主力红军的传统，特别是继承了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传统，值得表扬。你们对中国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值得称赞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7]242

3.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与建设城市中依然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接管与建设城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历史考验。石家庄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解放后，中共中央就开始关注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中的具体方针。1948年12月9日，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在市委会议上提出要把石家庄建设成为近代化工业中心城市，确定目前的三项任务之一是发展生产、恢复工厂生产和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石家庄很快从国民党统治下濒临破产的状态转为了生产城市。1948年2月19日，刘少奇《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中指出：“石庄是人民的石庄，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到石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庄。”[7]202接管与建设城市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在城市工作相对于农村地区环境条件好了很多，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环境的改变而放松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更清醒地认识到了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作风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接管建设城市中避免了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等不良风气，逐渐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三、“两个务必”论述逻辑体系形成的内在统一性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正式提出“两个务必”论述：“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论述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革命斗争历史的经验总结和集体智慧结晶。从延安时期“两个务必”论述的萌生开始到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论述发展至最终形成，置于历史中考察和解析“两个务必”的内容，“两个务必”论述逻辑体系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

（一）“两个务必”论述统一于“知行合一”的执政哲学思想

“两个务必”论述最终形成于西柏坡时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论述包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层面的内容。“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一层面不仅要从思想认识上警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形成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还要在即将面临执政赶考和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树立这样的思想认识。“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层面主要是告诫全党同志从实践上要注重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斗争中的艰苦奋斗精神，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依然要艰苦奋斗，实干兴邦。“两个务必”论述的两个层面内容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重要哲学命题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集认识论与方法论于一体、内在统一的执政思想哲学体系。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特别是对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首次提出的“知行合一”观更是深入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十分注重“知行合一”，坚持以经典理论武装头脑，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去检验理论，升华认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经典理论文章《实践论》就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题。这是毛泽东针对中国哲学史上“知和行”关系的长期争论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解释，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揭示了其核心就是实践。在实践中坚持知行合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论述包含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层面的内容，它们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具有“知行合一”和“实践与认识”的内在哲学逻辑性，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形成的思想精髓。“两个务必”论述既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方向指引，也引导了未来的具体实践。

（二）“两个务必”论述统一于党的执政赶考

“两个务必”论述中包含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两个层面及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准备的内在联系来阐述“两个务必”形成的统一逻辑体系，提高对“两个务必”思想认识的深度。

“两个务必”论述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的执政赶考紧密相连。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十部分中首先讲到了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这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大背景。在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会经受怎样的考验，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预见到党内因为胜利可能会出现的四种不良情绪，面对胜利要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特别是党内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更应该警惕预防这种情况。为了让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比喻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的路程還很漫长，现在的胜利并不值得骄傲。中国革命的路程还很漫长，以后的工作会更伟大，更艰苦。以展望中国革命漫长路程的前瞻思维来审视当时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3B56C44C-D198-4055-B319-0D04E336F1A3

在“兩个务必”论述提出后的第18天，即1949年3月23日，在党中央即将离开西柏坡进北平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段对话中将中国共产党这次进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12]469，中国共产党也即将走向执政之路。“两个务必”论述中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内容相互统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进京执政的关键时刻，指引着共产党人该如何去面临执政考验、怎样做才能在执政考试中交出满意答卷。“两个务必”论述和“进京赶考”命题的提出一脉相承，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为即将到来的执政考试做准备。

“两个务必”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务必”思想，继续地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全国解放，筹建新中国。1949年4月，党中央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6]1451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同时，筹备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顺利召开，当前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和心声。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6]1480-1481这篇文献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筹建新中国要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政体性质的论述和思考，为新中国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务必”思想，完成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两大历史任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了执政的考场，在西柏坡时期形成提出的“两个务必”论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征程中的思想指南。

四、结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务必”论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彰显出强大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两个务必”的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西柏坡中央旧址参观调研时讲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13]习近平总书记以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深邃的历史思维将“两个务必”置于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及党的根本宗旨等四个方面，全方位解读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内涵，是目前学术界关于“两个务必”内涵最为深刻的解读，为深入研究“两个务必”提供了思想指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4-185.

[4]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第一卷）[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

[8]阎长林.我的警卫笔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255-257.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30.

[10]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第二卷）[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48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2-423.

[12]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5.

责任编辑：李金霞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Musts" in Xibaipo Period

Kang Yanxin， Nan Yang

（Research Department of Xibaipo Memorial Hall， Hebei Shijiazhuang 050411， China）

Abstract：When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Liberation was about to win，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exposition of the "two musts" in Xibaipo. This is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Mao Zedong"s thinking and judgment with historical vision and thinking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s 28-year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Tracing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the "two musts" discourse and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two musts" discours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musts" discourse.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ao Zedong; the "two must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3B56C44C-D198-4055-B319-0D04E336F1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