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身后风流不止陌上花

张锐强

一

那些年里无比迷恋杭州。走在城内尤其是西湖边的每一步简直都有点小心翼翼，因为不知道会踩中哪个典故。无法忘记西湖边的繁华喧嚣，以及从灵隐寺到虎跑那一段路的幽静有致。今天的我自己都很难想象，当年居然能在奔波半日后再贾余勇，从西湖边经九溪走到六和塔。这段路有多长？在高德地图上搜搜，至少十公里。那时还在读大学，体力很好，但兜里没几张钞票，故而这段旅程谈不上浪漫，只是硬着头皮走，越走头皮越硬。暴雨后的九溪水流浑黄，六和塔远看颇为亲切，走到跟前便露出几丝破败，远不如此后数年漫步葛岭偶遇牛皋墓时的惊喜与悲凉，以及骑着自行车从拱桥上冲下、飞蛾扑火一般扑向湖边盛开的桃花时那放纵般的快感。将浓密的长发瞬间拉成缕缕横丝的，不止春风，还有青春。

又过了好多年，头发还能飘，但已变白。在西湖边随意行走，忽然见到了钱王祠。很难说吸引我走进去的究竟是钱镠这个人物，还是正在举办的菊展。详细看过陈列资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杭州的认识其实非常浅薄。迷恋二十年的杭州，远不止苏东坡白乐天岳飞于谦。若论对今日杭州的贡献影响，钱镠远远超过他们——当然这种对比有欠公允，毕竟彼此掌握的行政资源大不相同——菊花灿烂，新奇美艳程度超乎想象。徜徉其中，我便有了写钱镠的心。写一个历史人物的终极目的并非仅仅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深入了解他，尽最大可能还原一段历史。

通俗而言，就是学习，或曰借鉴。

然而真正着手，却有点骑虎难下。因此公的行为事迹有悖于大众趣味。作为武将，他没有经典战例，也没多少奇思妙计;作为国王，他既没有展现纵横捭阖的权谋，也不荒淫暴虐，正反两面都不好说。一句话，作战不如关云长、用计不如诸葛亮、谋略不如曹孟德。这样的文章，哪里符合《三国演义》塑造出来的国人的历史审美情趣？国史对于国人缺乏带入能力，国人对于国史便只有看客心态，不会有以己推人以人推己的感同身受。他们很难理解，这正是钱镠对于浙江对于杭州对于时人的价值所在。富庶的苏杭全在他的掌握之下，连同今天的福州。他完全可以披龙袍坐龙椅，过几天皇帝瘾，但却没有。始终尊奉中原为主，避免了战乱，为国民开创了将近百年的安定生活。

然而安定便意味着平稳，平稳便意味着缺乏矛盾冲突传奇色彩，无法匹配看客趣味。因此缘故，话题还是只能从苏轼开始。

北宋的杭州城自然就是钱镠的杭州城。城西有一座九仙山，据说葛洪曾在山上的无量院炼丹。熙宁年间，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期间来此游览，为当地儿童传唱的《陌上花》所吸引，便细问究竟。当地百姓说，当初吴越王的王妃每年春天都要回临安老家。某年春天，吴越王想念妃子，便写信给她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苏轼闻听感慨万千。用他的原话，是这歌听起来“含思宛转，听之凄然”，但又觉得“其词鄙野”，于是便写成《陌上花》三首作为替代。第三首如下：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千百年后，已无法确知打动苏轼的是不是那个“归”字。被贬而来的他正值壮年，对政治必然还有无尽的期许，故而不惜移花接木：纳土归宋而“迟迟去鲁”的吴越王是钱俶，写信请妃子“缓缓归”的吴越王却是其祖钱镠。

苏轼越是大文豪，我们越不能被他误导：钱镠最令人感佩的绝非陌上花开这个被点化的典故，而恰恰在其反面：英雄气概。

二

钱镠展现英雄气概的第一个舞台，是临安郊区的山野。崎岖不平，草木茂密，原本不适合演出，而他身边又不过二十名土团即乡兵，对头却是自号冲天大将军的黄巢席卷全国的队伍，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说不紧张那是假的。然而二十五岁的钱镠努力表现着镇静。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仲秋的临安气温还很高，热烘烘的花草气息上冲，加速着趴在山坡上的钱镠的心跳。他伸手压倒眼前的荒草，眼睛紧盯着前方，终于有所发现：敌兵已隐约出现，限于地形，果然是一字长蛇阵。

錢镠立即转身示意弩手，令他瞄准带队的敌将。弩手仔细瞄准然后施放，敌将应声倒地。又一阵箭雨过去，射翻不少人马。钱镠猛地跃起，大喝一声，挥舞着腰刀便杀向敌阵。部下扔掉弓弩，抄起长枪短刀，也跟着杀了过去。刀光剑影，血气淋漓，几番厮杀，这支尖兵终于被消灭。

这是两个盐贩子之间的较量。或者说，是盐贩子黄巢成就了盐贩子钱镠。出身于杭州临安县一个普通田渔之家的钱镠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只能习武，结果箭法出奇，一杆槊（即长枪）使得出神入化。手中有了本事，心里自然也就有了想法。他不肯老老实实地种田打鱼，便开始贩盐。乾符二年（875），盐贩子王仙芝和黄巢先后举兵，二十四岁的盐贩子钱镠也投到临安石镜都镇将董昌的帐前，当了一名乡兵。

石镜都与杭州八都是钱镠发家的本钱，得详细说说。

当时不仅临安县组建了石镜都，杭州下辖的其余七县也分别建有一都，总共八都。唐初实行府兵制，基本战术单元本来是校尉统领的团（也叫营），共二百人。但当时制度紊乱，至少在江南，以“都”作为编制单位已约定俗成。除了杭州八都，管辖杭州的镇海节度使周宝以勤王为名组建了后楼都，迷信仙术的淮南节度使高骈则以莫邪都作为亲卫部队。而究其本源，“都”本为井田制中最大的行政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王安石变法后，“都”作为跟乡里近似的基层行政单位广泛出现，宋代禁军中也以都作为最小的编制单位，每都百人，步兵长官为都头，马军长官为兵马使。

没有凭空而来的制度。这应该跟杭州八都这样的团练组织有关。

对于英雄而言，这自然是个精彩的亮相。当时黄巢大军已经攻陷杭州，烧毁文书没收府库，甚至连白居易的俸钱基金都未能幸免。这位大诗人刺杭期间曾出俸钱建立公务基金，规定后任可以动用应急，但须详细记账，且在公款下达后及时归还。这笔公务基金稳定运营了六十多年，从此彻底消失。财物都是小事，眼看黄巢大军就要抵达临安，而董昌手下不过三百人。大家都很紧张，钱镠却胸有成竹。他对董昌道：“贼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出奇兵邀之。”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

这个“邀”，可不是邀请。古书中常用它取代“腰”，就是拦腰一击。获准后钱镠率领二十名劲卒，在草莽中设好埋伏。因地形限制，黄巢的尖兵只能单骑前进，无法展现兵力优势，最终被钱镠全歼。

得手之后的钱镠并不得意。他没有乘胜追击，反倒迅速退兵。途中吩咐一个老太太道：“后有问者，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矣。”

“里”是乡村基层组织，故而这个八百里其实是地名，但后续敌兵却被成功误导，以为是连营八百里。即便有所夸张，连营八里也很可观，毕竟他们几十人就那么凶悍能战。最终黄巢经浙西入闽南下广州，杭州再度平安。

记载钱镠事迹的史书极多，但用计只此一例。与此相对应的是，时间越靠近现在，被国人津津乐道的计谋在作战中的痕迹就越少。像韩信背水一战那样的例子，几乎绝迹。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全都脑洞大开、不好忽悠了吗？恐怕不是。更大的可能，还是时间越早、史书中的夸张成分越多。以背水一战为例，如果记载属实，韩信真可谓赌博：把全军三万士卒的性命押在两千上山奇袭赵军大营的精兵身上。计划固然巧妙，但万一不能如愿呢？计谋越巧，涉及的环节就会越多。就像串联电路，任何一处故障都会致命。所以曾国藩对类似的例子嗤之以鼻，一生贯彻“结硬寨、打呆仗”的原则，直到剿灭太平军。

无论如何，钱镠引起了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诸道兵马都统、晚唐名将高骈的注意。高骈号称“落雕侍御”，以收复安南（治交趾，今越南河内）、击退南诏而闻名。他在静海军节度使任上修筑的大罗城，可以视为今天越南首都河内的奠基之作。不仅能武，而且能文，多少有点同样出于渤海高氏的大诗人高适的影子，作品“雅有奇藻”，《全唐诗》中存作品一卷，以这首《山亭夏日》最为著名：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接受召见时，钱镠应对得体，言语雄壮，高骈很是高兴，对他赞誉有加，直言他的功业会后来居上。镇压黄巢初期，高骈功劳苦劳兼有，只是不幸地中了诈降计。他刚刚请求撤退诸道援兵，黄巢立即翻脸，且将其骁将张璘阵斩。此后高骈坐镇扬州不敢轻动，也没有积极出兵勤王，且在唐僖宗奔逃入蜀后短暂地接受过襄王李煴的伪号，遂被《新唐书》列入《叛臣传》。故而《十国春秋》记载这段历史时，说是董昌和钱镠见高骈没有平贼的意思，便离开扬州打道回府。这恐怕有美化传主的嫌疑。对于尚未出道的他们来说，保境安民肯定比平定天下更为现实。

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谁保住的地盘就是谁的。朝廷本来已派人接任杭州刺史，但董昌率军挡驾，镇海节度使周宝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上表推荐董昌为杭州刺史，钱镠为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

三

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英雄钱镠的第二个舞台，便是苏轼笔下的西兴渡口，只不过当时还叫西陵。

那已是四年之后。獵猎江风吹动着钱镠的盔缨与战袍。他双眉紧锁，表情肃穆，仔细观察着对面的敌军阵营。而今他身边不再只有可怜的二十人，八都兵的精锐几乎全在帐下，但对手也是阵势浩大。小规模袭击跟大兵团作战肯定不同。这一仗可怎么打呢？

那时钱镠或曰董昌的对手是刘汉宏。刘汉宏跟钱镠一样少时无赖，后来成为兖州小吏。随军讨伐王仙芝时裹挟辎重背叛朝廷，最终又在攻击下归顺，摇身一变就成了浙东观察使，盘踞越州（今浙江绍兴）。地盘的扩大导致野心的扩大。刘汉宏经常对人说：“天下方乱，卯金刀非吾尚谁哉？”官署中的一棵大树上有乌鸦栖居，聒噪不已，他听着心烦，便下令砍树。面对“巨木不可伐”的反对意见，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吾能斩白蛇，何畏一木！”

只因姓刘，便这样直接以汉高祖自命。成了是美谈，不成便只能是笑谈。

一个槽拴不下俩驴。两股相邻的势力同时坐大，必然会产生矛盾。中和二年（882），刘汉宏命其弟刘汉宥率军进驻西陵。西陵当时归越州，而今则属于萧山区，是沟通杭越的浙东运河上的重要交通节点，在钱塘江南岸，过江便是杭州南星桥。重兵驻扎于此，意图再明显不过。董昌针锋相对，立即令钱镠出击。

钱镠没有沿江对峙，直接率军进入越州地盘。等在西陵扎好大营，便登高观察敌阵，直到日暮时分，也还没有想好对策。入夜之后，营帐隐入黑暗，星星点点的灯火升起，营垒纪律肃然，偶有击吊斗报时的军卒经过，都必须跟警卫相互通报军号即夜间通行口令。沙场秋点兵，夜深千帐灯。这阔大的场面突然给了钱镠灵感。他立即派人潜向刘军大营，偷听他们的军号。等探听明白，便指挥精兵悄悄接近，用其军号混过外围警戒，然后全军发力，呐喊冲锋。

精心准备打击猝不及防，局面可以想象。他们冲毁营垒，扑入敌营，刀砍枪刺赤身裸体的敌兵。沉闷的搏斗声中，温热的敌血溅在脸上，激起更加强烈的杀机。刘汉宥彻底落败。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理，敌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吃同一个亏。刘伯承元帅用兵如神，违背兵法常理，在七亘村两次伏击日军成功，从某种意义而言，钱镠实为先行。当刘汉宏再度派兵溯江而上时，人人都以为刘军会加强夜间戒备，刘军也认为钱镠不会再走老路，而钱镠偏偏故伎重施，再度获胜。

以汉高祖自命的刘汉宏哪里受得了这个屈辱。他既惭且怒，倾巢而出，全军主力再度于西陵列阵。事不过三。这次钱镠选择了正面作战。全军已经建立必胜信心，他便挥师猛攻，果然再度大胜。刘汉宏的弟弟刘汉容与大将何肃、辛约全部阵亡。刘汉宏无奈，改装易服，手持一柄屠刀逃跑，被抓获后谎称是军中的屠夫，这才捡了一条命。因为在此连续获胜，此后钱镠以“陵”字不吉，代之以“兴”。

这是典型的军阀混战。钱镠越打越精，越打心眼越多。打到光启二年（886），鉴于唐僖宗早已奔逃入蜀、江汉战火熊熊，而镇海军内部牙将张郁作乱、节度使周宝焦头烂额，谁都顾不上遥远的杭越二州，早已摸清对手实力的钱镠力主将刘汉宏一举攻灭。他主动请缨，对董昌道：“除恶务去根本，不尔当为后患。请以全师讨之。”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

下级工作态度积极，领导总是高兴的。董昌答应了钱镠的请求，并向他郑重许诺：“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今天杭州的地位远高于绍兴，但当时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南朝末年，杭州方才有郡级建制。隋代运河开通后，杭州虽日渐繁荣，但从未做过江南东道或浙西道的治所。“杭州在唐，繁华不及姑苏（苏州）、会稽（绍兴）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这是历史定论。姑苏、会稽二城分别是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国都，文化积淀和经济基础自然远非杭州所能比肩，最直观的差别，就是等级。

唐代的县分十等，州的等级更加复杂。除五十七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州分别设置大、中、下都督府和都护府，其余二百余州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等。苏州时为紧州，越州更是都督府所在，而杭州只是普通的上州。故而若能拿下越州，董昌是一定要亲自坐镇的。如此一来，就空出了杭州。这应该是钱镠主动请缨的最大动力。

这话正是钱镠想听的。他立即指挥兵马从诸暨直指今天由绍兴直辖的平水镇，沿途凿山开道，抵达绍兴东南约四十里的曹娥埭后收降浙东将领鲍君福。不战而胜，先声夺人，此后更是所向披靡。刘汉宏无力抵挡，撇下老母妻子，率领死党六百多人逃到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杜雄见大势已去，将他诱捕后投降，正好有了投名状。

当此时刻，刘汉宏依然嘴硬，以“自古岂有不亡国邪”自我宽慰。董昌下令将他绑赴闹市斩首，他大喊道：“吾节度使，非庸人可杀。我尝梦持金杀我者，必钱镠也。”

闻听此言，董昌转身看了看钱镠。钱镠冷冷一笑，随即举起屠刀。三十五岁的他不知当时是怎么想的。大概率是“情绪稳定”。这些年来东征西杀，他手头早已沾满鲜血。只要这一刀能换来杭州，他肯定不会有心理障碍。

四

钱镠一刀下去，砍出来个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杭州是上州，刺史是从三品的高官。这个田渔之家出身的盐贩子一定没有想到今天，红得发紫的今天：唐代五品官以上为“通贵”，三品以上为“贵”，是标准的高官，可以服紫。

某日，身穿紫袍的钱镠端坐府衙，忽然接到一卷投献的诗文，署名是杭州新城县（今属富阳区）的罗隐。开创事业需要广招人才，钱镠对文人格外重视，诗人皮日休的儿子皮光业已在重用中。尽管皮日休被黄巢裹挟、当了他的翰林学士、不知所终，但其子却有个美好的结局，皮光业最终跻身吴越国相。

花香自有蝶来。而每当有人投献诗文，钱镠也都会亲自阅读，以免遗珠。结果那天翻开诗卷，第一首便令他皱眉：

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慢英雄……

你担心不被重视可以理解，自抬身价也可以理解，但怎么能把我比喻成黄祖呢？那家伙的下场如此难堪。

钱镠赶紧询问幕僚：这家伙究竟是谁呀，口气比脚气还大？

罗隐本名横，字昭谏，与同族的罗虬、罗邺并称“三罗”。才华不及温庭钧，但相貌丑陋却又过之。唐代诗坛群星璀璨，他在其中并不显眼，但雖无名篇，却有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都出自他的笔下。很可惜诗句虽被宰相郑畋之女激赏不已，外貌却又让人家望而却步，最终连续多年铩羽于进士科考，史称“十不第”。《唐才子传》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罗）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言辞自我调侃，但语意颇为沉痛。面对这样连续不断的打击，再横的人也横不起来，罗横随即成了罗隐，与罗邺、杜荀鹤等人隐居九华山躲避兵乱，此前曾先后依附高骈和周宝，而今又回到家乡投奔钱镠。

从横行天下到隐居江湖，文学梦想的艺术照无奈地回归生活照。美颜去掉，一地鸡毛。钱镠闻听会心一笑，立即决定任用。主将的态度当然会决定幕僚回信的温度。当罗隐看到“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这样的字句时，内心的温暖可知。他没有想到，钱镠竟然会如此给面子，拿自己跟王粲和孔子作比。

时局混乱对百姓和文人不利，却是枭雄武夫天然的舞台，而少壮派的崛起必然会伴随着元老派的失落。这说的是淮南节度使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是人都难免老糊涂。周宝和高骈无不如此，也都遇到了麻烦。高骈迷信仙术，最终被从黄巢那里收编过来的降将毕师铎囚杀。周宝募集精兵组建后楼都交给儿子周玙，但周玙驾驭乖方，导致“部伍横肆”;周宝信任善于击球的张郁，张郁却发动了叛乱;事情尚未彻底平息，大将刘浩又兴兵继起。刚刚睡下的周宝被厮杀和火光惊醒，赶紧起身经青阳门逃出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抵达常州。

危机危机，彼之危险，他之机遇。消息传到杭州，钱镠眼睛一亮。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即以迎周宝的名义派兵北上，最终拿下常州。

光启三年（887）十月，杭州东郊仪仗严整，场面宏大。浓郁的桂花香气中，刺史钱镠身负櫜鞬亦即弓箭，恭恭敬敬地拜迎周宝。这是军礼，迎接节度使的最高礼节。钱镠官位的每一次提升都得益于周宝的表奏，他此举是为报恩吗？表面看似如此，他肯定也希望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但真实原因要深刻得多。拿下常州不仅可以夺取地盘和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将周宝迎来杭州，是曹操迎汉献的微缩版。镇海节度使下辖五个州，那时钱镠在诸位刺史中的资历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钱镠将周宝安置在樟亭。樟亭是观潮胜地，官方在此设有驿站，因而常见于诗句，李白、孟浩然、白居易、许浑、张祜和郑谷都有相关作品流传至今。其中白居易的这首《宿樟亭驿》应当最切合周宝此后的境遇：

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

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

当时周宝的心情其实比白居易还要失落，还要迷惘。十月后的杭州，连白茫茫的潮水都不多见。这个北方人，两个月后便落寞地死于此处，享年七十有四。《新唐书》本传说是钱镠所杀，《新五代史》则记载为病亡。毫无疑问，钱镠愿意营造他是自然死亡的印象，攻下润州后，因叛乱主谋刘浩已渡江投降杨行密，他将另一主谋薛朗剖腹取心，作为对周宝的祭品。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

什么意思？为父母养老送终并吹吹打打大作法事的孝子，继承遗产才顺理成章。政治遗产与之同理。

五

起自草莽的英雄钱镠，终于登上了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舞台，那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杭州。那一定是个惠风和畅的春天，他带领一干幕僚将佐登高览胜。爬上灵隐山顶，四望皆是无边春色，山下的州城房屋鳞次栉比，街巷星罗棋布，在浩渺如烟的西湖春水点缀下，生意盎然，令人心眼皆舒。如此盛景，岂能无诗。幕僚们纷纷吟咏，争奇斗胜，但幕主钱镠全都没有听进去，紧锁的双眉始终未曾舒展。

为什么？文人看到的是奇山佳水，大将看到的却是防御纵深。因隔壁的杨行密实力雄厚，杭州的防御纵深欠缺太多。

高骈倒下后，原庐州刺史杨行密继起，他开创的吴国是南唐之先声，被称为“十国第一人”;至于周宝，他的地盘半数由钱镠继承。高骈与周宝的治所不过一江之隔，本来他待周宝以兄长之礼，最后才反目成仇，而杨行密跟钱镠素无渊源，一上来就是真刀真枪。二人屡动干戈，彼此仇视。杨行密让人用大索做成钱贯串钱，称为“穿钱眼”;钱镠则每年都让人手持大斧砍柳树，回敬以“斫杨头”。

在淮南的兵威之下，杭州城池的空间显得格外狭小，难以回旋。钱镠眉头舒展时，内心已经做了决定：扩建。马上。次年即景福二年（893），他便征发二十万民夫，连同十三都（原杭州八都再加紫溪、保城、龙通、三泉、三镇）兵士，先行修筑罗城。

远古时代，今天的杭州西湖是一片海湾，杭州城区则为浅海。秦代设置钱唐县（唐代为避国讳，改唐为塘，因而史书文字不一）时，城池建在“逼近江流”的灵隐山即今天的武林山下，夹在山海之间，空间局促。进入汉代，大海后退，西湖跟江海分离，杭州市区已是陆地，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钱塘县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西湖群山沿着江浒山麓向江干一带发展。南梁太清三年（549），侯景在此设立临江郡，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开端。此后陈朝又分吴郡设置钱塘郡，隋开皇九年（589）将钱塘郡改为杭州，州治起初设在余杭县，次年移往钱塘县，第三年又决定在柳浦西依山修筑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柳浦即凤凰山麓江干一带，已接近今天的杭州市区。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水路可通洛阳、幽州（今北京西南），被拉上了新的经济战车，因而越发富庶。唐时刺史李泌修筑六井，冲积平原上淡水缺乏的问题得以解决;白居易疏浚西湖，修筑钱塘湖堤，使得城市逐渐扩展到武林门一带。这就是钱镠接受的几代人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当时的杭州称得上繁华，但防御能力深有欠缺，三年之前即唐昭宗大顺元年（890）闰九月，钱镠已修筑“新夹城”。因原先的子城、亦即唐代的州治本来就嫌狭窄低矮，更兼年久朽坏，不堪利用。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城墙穿越钱塘江北的群山，工程难度很大。为鼓舞士气，钱镠“尝亲劳役徒，因自运一甓，役徒莫不毕力”，因而工程进展很快，当年年底便告竣工。

新夹城已经告竣，“帑藏得以牢固，军士得以帐幕”，但钱镠依旧不能心安，决意修建罗城。所谓罗城，其实就是城郭或者外城，可与内城连为一体。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山、霍山、范铺，凡七十里”，东面临江，修筑难度更大，经常遭遇风涛。“江涛势激，版筑不能就。王因祷之，沙涨十五里，余功乃成。”罗城开有城门十座，十步一楼，城中设置六营兵防守要冲，整个城池“南北展而东西缩”，状如腰鼓，这样一旦遭遇攻击，可以相互呼应。

先夹城又罗城，如此浩大的工程，岂能毫无怨声。某日清晨，钱镠府邸门口赫然出现一首“反诗”：“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意思就是一个，工程大、工期长、劳民伤财。

钱镠闻报心里颇为不快。然而他并没有勃然大怒、下令彻查是谁抹黑，或者赶紧抹掉、消除负面影响。沉吟片刻，他挥笔写下一行字，令小吏原样加在旁边。小吏接过来一看，是这样两句：

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

你抱怨什么？我会给你足够的工钱，春衣给了还给冬衣。用民间方式对付民间怨言，这就是钱镠的智慧，充满鱼盐贩子的本色，应该说很是成功。然而此时的钱镠毕竟已不是简单的鱼盐贩子。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必须要占据舆论高度。让谁出面合适？最佳人选肯定不是自己的幕僚，而是有影响的民间人士。

钱镠内心早已圈定目标，那就是当时还没有官身的进士吴仁璧。

罗隐那样“十不第”的文人都能重用，对于吴越一带出来的进士，钱镠自然希望一网打尽。然而吴仁璧面对他十年内伸出的两次橄榄枝，全部拒绝：钱镠向他问天象，他表示不懂;邀他入幕，他也不干。既然如此，而今就请他撰写《罗城记》吧。这样可一举两得：吴仁璧能获得一大笔稿酬补贴家用，钱镠则可以借机正名，并巩固爱惜人才礼贤下士的形象。

钱镠对此期望值甚高。但那充满渴望期盼的眼神，却让使者不敢抬头。他字斟句酌小声小气地禀报主人：吴仁璧的态度很是坚决，依旧拒绝。尽管他家世清贫。

那个瞬间，钱镠眉峰如剑，使劲握了握拳;指甲扎在手掌上，丝丝地疼。片刻之后，他將手掌张开，语音低沉但是语调坚决地发布命令：

将吴仁璧及其女儿一起沉入东小江。马上！

吴仁璧因何不愿为罗城撰文纪盛？毫无疑问，视此举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钱镠为何突然变脸而动了杀心？因他对杭州的全面建设计划已有雏形，罗城只是序幕，并非落幕，必须强化各方面的决心。他处死吴仁璧自然透露着无边的傲慢、权力固有的傲慢，却也是英雄的侧面，或曰英雄的阴影：一枚银币总有正反两面，正如磁铁必有正负两极。

吴仁璧视为脏活累活儿的，最终成为罗隐的分内工作。他的《杭州罗城记》这样结尾：

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与。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毫无疑问，这是罗隐手笔，却是钱镠的语气。那份王者的自信，洋溢于笔端。为固定这种自信，他并不吝惜几颗人头，哪怕来自于顶格文人，让他承担后世骂名。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

六

就在钱镠冷静务实地建设杭州时，他的老上司董昌却在一江之隔的越州头脑发热，要当皇帝。董昌在越州的开局还是不错的。执政廉明公平，百姓安居乐业。他对朝廷也很忠心，坚持上贡，因而被封为郡王。但是很快，他便开始犯糊涂，令人建造生祠，同时法令严苛，鞭笞数甚至成百上千，足以将人抽死;小小的过失也可能导致灭族，“血流刑场，地为之赤”。按照他的土政策，有五千余姓要灭族，他说：“能孝于我，贷而死。”大家被迫答应后，一支部队随即产生，号称“感恩都”，臂上刻下誓言，待遇优厚。最荒唐的是，民间有诉讼，他不审查判决，“但与掷博齿，不胜者死。用人亦取胜者”。

不仅是暴政，还是戏政。用这种办法强制息讼，怎么可能？

董昌多次请求越王的封号，但朝廷一直不准。越王是亲王，封他郡王实际上已经践踏国家名器，更何况他身在越地。朝廷不答应，董昌很生气，干脆自封大越罗平皇帝。大越很好理解，罗平怎么回事？原来是种鸟：

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时，鸟见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祀以攘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即图以示昌，昌大喜。

皇帝制度并不是什么好制度。千百年来，表现在及格线以上的皇帝百不及一，尽管儒道都认为君主应当是圣人。故而今天的读史者完全不必站在皇帝的角度而对篡位者大张伐挞。以董昌为例，当时各个藩镇牙将大将的反叛屡见不鲜，他如此倒行逆施，怎么就没被部下刺杀或者赶走？无非两个原因：替皇帝说话的史官厌恶他，夸大了他的荒唐;这个起自卒伍的枭雄，带兵很有一套。当然，也可能存在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前面二者兼而有之。可尽管如此，名号中带“罗平”二字，还是荒唐到了极点。

不管什么鸟，终归不是好鸟。

董昌大约比钱镠年长四五岁。这些年虽早已分灶吃饭，但关系还算默契。钱镠跟杨行密争夺润常苏三州时，董昌一直是他稳定的后方。而今董昌未老先糊涂，钱镠则始终保持着敏锐与清醒，恨不得睡觉都睁着半只眼。为避免入睡太深，他用一段圆木当枕头，一旦熟睡便会滚落惊醒，所谓“警枕”。身边还常置一个粉盘，想起什么事儿便随手记在上面。即便已经入睡，一旦有人报告公务，也马上起身。还时不时用弹丸射击楼墙，以警醒侍卫。

这样的人，对越州的动向自然清清楚楚。接到两浙都指挥使的委任状后，钱镠丝毫不觉得突然。他意味深长地淡淡一笑，随即派人传书，表达明确的反对意见：“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

箭已上弦，这封谏书当然不会起到作用。而这正是钱镠想要的效果。如此良机，天予不取，岂有此理！他的果断就像迎周宝那样，立即率领雄兵三万，乘船经西兴沿着运河直接开向越州。河风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钱镠内心更是战鼓激昂。然而抵达越州，在迎恩门见到董昌，却还是收敛神色，躬身下拜：“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镠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若天子命将出师，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

大军阵型严整，甲仗鲜明;钱镠牙关紧咬，表情肃穆。虽然人山人海，但却鸦雀无声，现场一片死寂。浙东的暮春，腥咸的空气腾起湿热，但董昌却感觉后背发凉。这阵凉气让他终于从皇帝梦中醒来，下令撤除伪号，上书待罪，并将首谋分子交给钱镠，同时还拿出两百万犒军。

这是一次真正的兵谏，成功的兵谏，但这个成功却让钱镠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要的并非这两百万，但已然失去顺势动手的理由。他完全没想到董昌居然会真的就此认怂。皇帝梦那可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高烧，一瓢冷水应当浇不醒嘛。只是漂亮话已经出口，就此攻击已失去道义上的合法性，他只能悻悻地暂时退兵，重新向朝廷寻求程序上的合法性。

当时唐室衰微，朝廷哪有精力照管遥远的两浙。接到钱镠的奏报，居然打算高抬贵手：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纵归田里”。以鸟名建国号，确实像是精神病干的事儿。一般而言，国号无非三个来源：封号、地名或者姓氏。

朝廷的这个态度当然颇为无奈。他们是否怀疑钱镠跟董昌唱红白脸，都很难说。毕竟此前二人渊源颇深，而今又地域相邻。这种情形，肯定不能激变。但问题在于，这不是钱镠想要的结果。朝廷越宽容，杨行密越请钱镠原谅董昌，钱镠的态度也就越发坚决。他坚持抗谏说董昌罪不可赦，请以本道兵马讨伐。

从信谏、兵谏直到上疏抗谏，还没出兵，钱镠已经获得彭城郡王的封号，谁说他没有曹操的谋略？可惜的是他的确未能开创出曹操那样的局面，又没有一本精彩的《吴越演义》。他为什么要对董昌赶尽杀绝？跟当初攻灭刘汉宏的理由一样，“除恶务去根本”。不，要比对刘汉宏更狠。刘汉宏毕竟是山东兖州人，外来户，董昌不同，也起于临安，起于杭州八都，在本地有诸多枝蔓。钱镠需要浙东的地盘，如果仅把董昌“纵归田里”，首先朝廷未必会将浙东直接给他，即便他能拿到那顶官帽，只怕也戴不安生。

那时的钱镠，麾下武有杜陵、阮结、顾全武，文有沈崧、皮光业、林鼎和罗隐，都是一时俊杰，人才济济，就差地盘。越州本来就是他打下来的，而今再取自然是轻车熟路。就在顾全武奉命出征、进展順利时，又一个文豪飘然而至。谁呢？著名的画僧兼诗僧贯休。

贯休俗姓姜，婺州兰溪人，当时在灵隐寺。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投献钱镠：

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

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不仅刘汉宏、董昌会飘飘然，钱镠也会。这是人性的弱点。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比起刺史钱镠，节度使钱镠就要飘然许多。证据便是明明“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不知道要比“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慢英雄”好多少倍，钱镠依旧感觉美中不足，于是便回信——他们的回信叫谕令——贯休，请他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闻听连连摇头：“州难添，诗亦难改。我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随即飘然而去，最终入蜀，因给蜀主王建的献诗中有“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一联，而被称为得得和尚。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

《唐才子传》记载此事发生在钱镠平定董昌、受封越王之后。但傅璇琮先生考证，贯休乾宁二年（895）夏便离开杭州向四川进发，因而此事只能发生在董昌尚未平定之时，霜寒十四州是预祝钱镠胜利。两浙其实只有十三州，而且润、常二州还被杨行密控制。此后钱镠将自己的故乡临安升为衣锦军，并从苏州分出秀州（今浙江嘉兴），又拿下了福州，这才凑出十四州的数目。他要求改为四十州是可信的，这个数目虽是泛指，但毫无疑问，首先包括杨行密治下的淮南数州。这是钱镠当时的战略目标，也是他此生最为宏大的目标。

七

当初周宝逃到常州后召他视为精锐的后楼都救驾，结果无一兵一卒应命;而今顾全武大兵压境，董昌重金厚养的感恩都也毫无作用。征战一年，大获全胜。钱镠增加了一镇节度的地盘，也给了我们在博物馆亲见皇帝赐给臣子的免死铁券实物的机会。唐昭宗在上面对钱镠做出庄严保证：

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这个铁券有用吗？还真是有用。只不过这是后话，只能暂且放下。当时的形势是平定董昌不难，难的是杨行密出来捣乱。尽管顾全武顺利拿下越州、斩了董昌（也有他在西小江自尽的说法），但钱镠跟杨行密的梁子却越结越深。杨行密大军曾两度兵临杭州。幸亏罗城已经修好，防守固若金汤。杨行密带着袒肩和尚登山俯瞰城池，袒肩和尚叹道：“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听听城中的鼓角，又说钱氏子孙命当富贵，杨行密这才悻悻作罢。

当年江淮间曾经驰骋着第三股力量，首领是秦宗权的余部孙儒。孙儒跟秦宗权同样残暴，缺粮时以人肉为食，因而人见人怕。围绕着润、常、苏三州，他曾跟杨行密、钱镠上演《三国演义》，最终被杨行密攻灭。除了部将马殷逃到长沙建立南楚，其余力量多被收编。杨行密收编的一支，用黑衣蒙住盔甲，号称黑云都;钱镠不仅将前来投奔的三千多人编为武勇都，且力排众议作为中军，只是派亲信顾全武担任左指挥使，制衡孙儒部将、右指挥使徐绾。而今顾全武抵御杨行密时被俘，结果就出了纰漏。

天复二年（902），镇东镇海两镇节度、检校太师、挂像于凌烟阁的钱镠受封为越王。而此前唐昭宗已将其籍贯改名为广义乡勋贵里，他平常居住的衣锦营升为衣锦城。人生富贵不还乡，恰似锦衣夜里行。而越王衣锦还乡，自然会有无边的排场，真真假假的亲朋故旧都来欢呼迎接，试图攀附，但其父亲钱宽却躲了起来。

钱镠大为不解。等找到父亲，便询问究竟。钱宽回复道：我们本是贫寒之家，而今你已经拥有两浙十三州，还要四处争夺，我是怕惹祸呀。

钱镠顿时醒悟，落泪谢罪。

父亲这番话对钱镠自然是个巨大的提醒。不过同样的话，关键还在于谁说。营建两浙造福于民，钱镠已有构想，这次回来便带着徐绾所部，令他们在临安县兴修水利。只是军队习惯于作战，不习惯做工，战斗力越强越是如此。徐绾和部下怨言四起，节度副使成及得到消息，立即建议钱镠停工。毕竟这是收编的部队，不是子弟兵。

成及虽是副手，但资历却比钱镠老很多，是当初跟董昌一同创建八都的老人。这样的人提出这样严肃的建议，钱镠当然要考虑考虑。然而他的考虑并未耗时很久，很快便做出决定：工程不停。但举办宴会犒劳军将。

这不是徐绾想要的结果。他早已起了异心，本打算在席间发难，没找到机会，便中途退席。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主客居然中途退席，再美的酒也顿时变味儿。钱镠很不高兴。他终于意识到一顿酒已无法安抚，便下令停工，让他们先行返回杭州。杭州是要回的，但不是和平地回。徐绾就此叛乱，顺势向杭州发起攻击。幸亏钱镠修筑的罗城十步一楼。幸亏在罗隐的建议下，这些高楼同时对内防御。所以尽管武勇都作风凶悍，却未能得手。

钱镠闻讯立即潜回杭州组织防御，令已从淮南交换战俘回来的顾全武前往东府越州坐镇。然而顾全武不肯执行这道命令，他判断越州不是关键，杨行密才是。因叛军必定会向杨行密求援，而杨行密必然会出来蹚浑水。怎么办呢？只有赶紧与之联姻，化敌为友。当初为了消灭孙儒，钱镠曾应邀为杨行密助阵，故而双方虽然连续攻伐，但杨行密并未殺俘，顾全武和成及都因此而幸免于难，合作基础还是存在的。

钱镠老半天没有说话。一个穿钱眼，一个斫杨头，且两次被他们的大军逼到家门口。主动向这样的人低头求和，这个弯的确不好拐。越勇武的人越难。或者说，越有匹夫之勇的人，越难。

钱镠低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那应当不是西湖龙井，而是湖州的顾渚紫笋。顾全武自然也没再说话。他在等待。他已经预知主帅的态度。果然，当钱镠轻轻放下茶杯，顾全武的使命已经修改：立即带领钱传璙，北上扬州议和联姻。

对杨行密的怨恨本来如鲠在喉，但当最终的决定出口，那些鲠似乎已全部消失，仿佛化于茶中。紫笋茶不愧是贡品。那个瞬间，钱镠的内心是决绝的，眼神是坚毅的。比起争外在胜负，计较个人荣辱，还是那个目标更为紧要。

什么目标？就是不惜为之而处死吴仁璧的目标：营建浙江;就是父亲钱宽的那番提醒。

这也是钱镠能打动笔者的根本原因。若非如此，单论将略战绩，他哪里排得上号。

八

在贤明君主心目中，内政永远重于外交。安定外交，也是为了内政。

关于钱镠的执政举措，史书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新五代史》说他征敛极重且刑罚严苛，人称“万税”，但《吴越备史》的评价却很高。《吴越备史》是钱镠身边人所著，难免美化，还是《旧五代史》的说法更加客观：钱镠治下税收劳役很重，但根本原因并非钱镠穷奢极欲，倾一国之力供奉一家一姓，而是因为建设项目太多，甚至可以说有点超前。这个超前体现的倒不是技术或者时间，而是他实实在在地考虑到了治理的长久。就是说，真正建设根据地，而不是纯粹刮地皮。所以除了上面提到的杭州夹城、罗城与子城，还有嘉兴城、临安茆山安众营、东安镇城、余杭城、定海镇、松江南北两城锁栅、苏州城和杭州西关城等连续不断的建设项目。

如果说城池主要用于防卫，那么水利就是纯粹的民生。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

今天的钱江潮是风景，当年的钱江潮则是不折不扣的生态灾难。作为江海故地的杭州，海潮为患已久。白居易出刺杭州时，曾经“为文祷于江神，然人力未及施也”。大幅扩展州城面积的钱镠，面临的威胁自然更甚。当时“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借用钱镠的诗作《筑塘》，是这样的场面：

天分浙水应东溟，日夜波涛不暂停。

千尺巨堤冲欲裂，万人力御势须平……

民间疾苦，钱镠是能看见听见的。他决意修筑堤坝，抵御海潮。起初还用传统的版筑法，但完全经不起潮水的巨大冲击。怎么办呢？他不知采纳了何方高人的见解，先派人取“山阳之竹”制成“丹羽之矢”，召集六百名强弩手，每人发给六矢，令他们潮头一起便射，结果射了五箭，潮头居然转向他当初获胜的西陵方向。据说这就是今天潮水呈“之”字形，以及钱塘江被称为“之江”的原因。

虽然钱王射潮史有明文，但这跟韩愈写《祭鳄鱼文》解决潮州鳄鱼为患的记载一样，不能当真，只能视为后人善良的愿望：拔高乃至神化我们崇敬的贤者，是我们的文化本能。这一点，跟今天的粉丝文化看似两道劲，其实一码事。无论如何，钱镠最终解决了潮患，以“石囤木桩法”：“运巨石盛以竹笼”，并在离岸两丈九尺的地方打下六层巨木作为桩基;竹笼巨石透水，可以大幅削减潮水的动能。“钱氏石塘”在候潮门和通江门外，从六和塔到艮山门，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仅仅费时三月，城郭却随之增加三十里。因此缘故，钱镠被民间视为潮神，甚至海龙王。

经过不断扩展，当时的杭州城东滨钱塘江、南到六和塔、西临雷峰塔、北到武林门夹城巷和艮山门一带，多多少少有了点儿现代杭州城的意思。城区面积的扩展必然导致人口的增加，李泌修筑的六井随之不敷用度，钱镠又下令筑闸门两道、阻止咸潮倒灌，再修两道堤堰截断入城江水，只用清澈的西湖水沟通全城。至于饮用水，当然还要打井。那时打的井很多，像吴山北麓大井巷原有五口吴山大井，“泓深莹洁”，水质被推为钱塘第一。百井坊巷里志书更记载有“吴王所凿九十九眼井”。

钱镠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撩湖军。定期疏浚钱塘湖，保持其游览和灌溉功能。这个机构不仅仅设在杭州，太湖地区也有，而且规模更大：“撩水军”四部七八千人，专门负责疏浚河湖、修筑堤堰，使得苏州、嘉兴、长洲等地的百姓也能长期享受灌溉之利。

这些工程的负担重不重？武勇都甚至为此叛乱，当然很重。然而隋炀帝修筑的大运河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钱镠的这些措施对当地百姓造成的长远利益难以估量。对今天江浙地区经济和文化积淀的影响，也难以估量。如果当时的杭州有全息详图，钱镠一定会对着它会心一笑。那是志得意满的笑，更是良心得安的笑。他完全可以弃用警枕与粉盘，但我估计他还不肯。的确，还有很多事需要他操心，尤其是大政方针。

九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梁，随即一封诏书飘然而到杭州，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钱镠此前曾向朝廷请求过吴越王的封号，但未被允许。后经朱温斡旋，改封为吴王。而今吴越王的官帽发下，名义上还带着杨行密的淮南地盘，朱温此举目的何在不言自明。钱镠虽然心领神会，却也欣然接受，决意顺势“为孙仲谋”。

然而此举遭到很多部下反对，包括其幕府判官、才子罗隐。他的反对直言不讳：“王唐臣，义当称戈北伐。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羞乎！”

这番话可谓激昂慷慨。但人们读到这里，难免摇头苦笑。什么笑？哂笑。

对于诗人，人们通常心怀不自觉的宽容。这不是胸怀或者原则的问题，而是好诗的移情功能。但此言之后，罗隐诗句给人们的印象估计会淡化，其相貌的丑陋则会日益真切。这倒不是因为纯属书生之见。诗人表现出书生之见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他的这番话里毫无诗人的善良乃至天真，只有官僚口吻，全然忘记征战会以无数小民的性命为代价，完全不能匹配“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样的好句。这跟《新五代史》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脑子同样糊涂。当无需承担征战的成本而又可以期盼劝进成功后的封赏时，这种建议越激昂，实际上也就越廉价。预期收益跟风险实在太不对等。罗隐诗名不显，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说这不是其中之一。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其实是一场生存者偏差的游戏。看客只能看见钱镠，而看不见成就他的周宝、董昌、刘汉宏以及无数战死的士兵。看客们自然可以有此自由，但罗隐那样十不第因而当知民间疾苦的当事人读书人，又岂能如此糊涂。

好在钱镠是真英雄。他没有被书生之见所误。

说钱镠礼贤下士并不为过。这也是他的志望或者自我寄托，所以才将自己居住的宫殿称为“握发殿”，用的是周公握发吐哺求贤的典故。对于这个相貌丑陋的笔杆子，钱镠算得上信任推重，也很给面子，曾经上门看望，并在他家的墙上题诗：

特到儒门谒老莱，老莱相见意徘徊。

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

原来罗隐还是个孝子，而钱镠对于这个孝子的劝谏通常是采纳的。他很喜欢吃鲜鱼，一度规定西湖渔民每天都要进贡几斤，名为“使宅鱼”，就是直接供给节度使家的鱼。罗隐对此很是不满，奉命为《蟠溪垂钓图》题诗时，便借古讽今：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客观地说，劝谏不是不可以，但这样题诗于画，实在有些唐突。然而钱镠并不生气，哈哈一笑，下令将这个征税项目取消。

眼前的事体可比使宅鱼紧要许多。钱镠看了看罗隐，脸上一定也带着笑容。那是礼贤下士的笑，更是悲天悯人的笑。自然还是哂笑。他很奇怪，罗隐居然看不出来杨吴之所以能大体维持跟吴越的友好关系，并不在于双方是儿女亲家，而是吴越在杨吴的背后。一旦钱镠出兵中原，立即会变成单纯的外线作战，不仅根据地立告空虚，出征大軍也会陷入夹心饼干的态势，地缘政治格局瞬间失稳。

相形之下，钱镠在著名的钱氏家训中嘱咐后代“爱兵恤民”，既真诚又清醒。他很清楚以区区浙江一隅之力，无力抗衡中原，征战徒伤百姓。故而他不但要后梁的封号，后唐的也要。在“西川王氏称蜀，广陵杨氏称吴，南海刘氏称汉，长溪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咸以龙衣、玉册劝王自帝”时，他坚决不肯流俗：“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邪！”其后代也遵循嘱托，一直奉中原为主，直到纳土归宋。反正对中原的朝贡其实也是贸易。在秦始皇思维和狼性思维大行其道的今天，不知多少糊涂虫视此举为怯懦屈辱，而全然忘记这利在苍生，且有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即便历代皇帝，也都予以高度评价。前文提及的那个丹书铁券还真用过一次，但既不在颁发下来的唐朝，也不在归顺中原的宋朝，而在四百多年后的大明。洪武年间，建昌知府钱用勤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其子死马当活马医，拿着这个东西前去给父亲请命，一生最恨贪污、杀了无数贪官的朱元璋查明铁券是实物后，居然首肯，且发还钱家财产。

为什么？

诗僧贯休进入四川后，深受王建的尊崇。他串起了钱镠与王建这两个历史人物，而此二人的确也有强烈的可比性：王建891年攻入成都，903年被封为蜀王，907年称帝;钱镠895年拥有两浙，902年晋封越王，923年由吴越王而成为吴越国王。吴越王只是称号，吴越国王则基本跟皇帝无异，有政府设百官，差别只在于字眼。钱镠此生有四个果断：迎周宝、灭董昌，向杨行密求和，受朱温册封。他一直没有正式称帝争霸（中间用过几个年号，动过活思想，但很快便自我纠偏），执政四十一载，享年八十一岁，两浙保全，子孙繁盛，而王建称帝更兼继承人不堪，旋即灭国，连累百姓，也殃及子孙。

统治者的志向或曰野心往往是被统治者的噩梦。“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与。”这段话并不仅仅适用于杭州罗城的修筑。钱镠宁肯承担后世怯懦的指责而全两浙，实为杭人之福。朱温册封钱镠时，称他为真英雄，真是再贴切不过。何谓英雄？从王璨的《英雄记》开始，历代都有不同的阐释。刘劭的《人物志》认为“英为文昌、雄为武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这个看法不能说错，只是流俗。还是王通的观点更为精准。当李密就此求教于他时，他一锤定音：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一个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同时又能战胜常人都有的称帝欲望的钱镠，不正好是这个概念活脱脱的注解吗？它与陌上花开相互烘托，正好合成一个完整的钱镠。

这样的君王，我喜欢。

（除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吴越备史》等典籍，本文还曾参考《文史知识》2004年第9期钱茂竹先生之大作《钱镠与杭州》。谨致谢忱！）0C0DA4BC-0E0C-48A6-AB05-3E72E9530C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