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赖怡芳　张国启

摘 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其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通过阐释人民在物质生产中推动国家历史发展，在阶级斗争中促进国家变革，在公共利益需求中影响社会发展，在追求自我解放中推进国家历史走向等思想，揭示了人民在国家产生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政治统治、公共生活、人的解放等维度对资产阶级国家人民主体遮蔽现象进行了无情批判，勾勒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理想图景。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彰显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为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原则遵循，为“人民至上”的经济道路、“执政为民”的政治理想、“美好生活”的社会图景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国家观;人民主体性思想;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赖怡芳，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240591745@qq.com;广东 广州 510631）。张国启，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羊城青年学人项目“象征到价值：意识形态建设实效生成路径研究”（2020GZQN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21BKS150）。

中图分类号：A811;D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3-0012-10

人民主体性思想是理解恩格斯国家观的关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文中，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说明了随着人民在国家中主体地位的崛起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国家最终将走向消亡。从国家产生的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一直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产生后的统治阶级将人民群众置于被剥削奴役的地位，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7 页。）的唯物主义原理，随着人民在国家中主体地位的崛起，人民终将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推动国家的历史走向。在《起源》中，恩格斯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强调了国家必将在人民自由平等享有财富的基础上消亡。恩格斯关于国家观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主体性思想，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国家观。

一 《起源》中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阐释

人民主体性思想反映人民对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人民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起源》中，恩格斯以家庭、氏族与国家的变迁历史为线索，向人们展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系统探索了人民在国家产生和发展中的主体推动作用。恩格斯深入分析人民在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公共利益需求和追求自我解放过程中释放的主体力量，科学阐释其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在国家思想上的时代映像，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做出历史性贡献。具体来说，《起源》中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体现如下：

第一，恩格斯阐释了人民在物质生产中推动国家历史发展的思想，回答了社会财富的最终 “控制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5页。）的问题。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历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剥削阶级社会，人民在物质生产中创造的财富被少数人掠夺。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4页。）他认为，经济原因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促使财富从个体家庭流向社会并为少数人所占有，人民对剥削阶级占有社会财富的反抗为国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恩格斯在《起源》中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工，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私有制产生及阶级分裂出现的根本推动力量，揭示了国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剥削阶级为合法占有社会财富而设立的暴力机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当“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0页。）时，阶级和国家将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他认为，随着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主体地位的日渐突显，人民将重新占有社会财富，并在自由平等的财产关系中创造社会新秩序，推动国家的发展与消亡。在恩格斯关于国家历史发展的推动因素中，突显了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指明了人民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应当拥有社会财富并在未来社会中占有主体地位。虽然在剥削阶级国家，统治者将人民作为被统治的对象，人民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而失去了对财富的所有权，但是，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剥削阶级国家，必然要被财富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的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所代替，人民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推翻剥削阶级国家统治后，最终将夺回对财富的“控制的力量”。

第二，恩格斯在《起源》中阐释了人民在阶级斗争中促进国家变革的思想，回答了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5页。）的问题。国家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阶级斗争中推动的。恩格斯在《起源》中谈道，“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6页。）。恩格斯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财富从氏族流向逐渐壮大的个体家庭，阶级对立引发的多方复杂利益冲突日渐增多，旧氏族机关无法应对新兴势力和解决新问题，社会亟需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新型机关来处理阶级矛盾，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出现了。剥削阶级因为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占据政治统治地位，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由此国家生成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恩格斯在《起源》中谈到梭伦制度时，肯定了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做出的重大贡献，他认为新的国家形式适合雅典当时新的社会状况，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国家使得雅典的工商业迅速繁荣，社会财富得到进一步积累。但是，由于剥削阶级国家的实质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暴力工具，国家借助新手段镇压和剥削人民，通过军队、监狱、警察、法庭、政府機构等强权机关实现其阶级统治，人民在阶级压迫下开展的阶级斗争此起彼伏，成为推动国家变革的直接动力。最终，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通过推翻反动阶级统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旧制度和旧思想观念，推动国家形态的更迭。D38D0108-D218-4E9E-B95A-B064107A707C

第三，恩格斯在《起源》中阐释了人民公共利益需求与阶级统治之间的矛盾运动影响社会发展的思想，回答了国家成为特殊“公共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32页。）的问题。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特殊性体现在国家管理职能履行的阶级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属性中（ 钟明华、洪志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及其历史流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4期，第48—59页。）。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履行与人民公共利益需求的契合度，影响着社会矛盾的发展。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氏族社会的公共机关为国家机构所取代后，“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1页。）。他认为，源于满足公共利益诉求的氏族公共机关，在国家产生后已经转变为统治阶级的暴力统治工具。在阶级社会，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履行中存在国家内部强烈的对抗，其根源在于代表少数人的统治阶级利益与代表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国家代表少数人进行强权统治，体现了强烈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国家仍需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需求。恩格斯在《起源》中细致考察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议事会、希腊人的部落与小民族组织、凯尔特人的大家庭公社与农村公社等，分析了原始社会公共机关的组织架构和职能职责，指出这些机关都是为全体氏族成员服务的毫无特权的机关，发挥着协调公共利益的社会功能。国家产生后，这些公共机关的职能为国家管理机构所代替，失去了对大多数人利益的关注。恩格斯在《起源》中以雅典为例指出其中央管理机关制造了军队以保护贵族特权，以罗马为例指出人民大会强制公民服兵役用于压迫奴隶和无产者。不难看出，在氏族公共机关职能向国家职能的转变中，剥削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在根本利益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社会管理职能履行中反映着少数人的强权统治，已经不是过去氏族组织下真正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武装力量，而是用来镇压和反对人民的暴力工具，使得剥削阶级国家职能履行中的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对抗愈演愈烈。

第四，恩格斯在《起源》中阐释了人民追求自我解放与国家历史走向的思想，回答了国家进入“古物陈列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0页。）的问题。国家的产生源于阶级对立，国家的最终归宿：“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0页。）。在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既伴随着阶级对抗，又反映着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对自我解放的追求，人民在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分裂为目标。恩格斯在《起源》中通过细致刻画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命运变化，从微观上揭示了国家历史走向中人类命运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5页。）。他认为，妇女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当家庭财产只集中于家庭的少数人手上时，妇女成为家庭中被压迫的群体，只有当妇女反对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从家庭压迫中走出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机会时，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恩格斯在考察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的变迁中揭示了家庭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从人自身生产的维度挖掘了家庭内部分裂的根源。妇女命运的改变取决于人民推动下的社会变革，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消除在家庭内部的不平等根源，从而实现婚姻的真正自由和妇女彻底解放。因此，当人民在追求自我解放中致力于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时，私有制与阶级将在人民的反抗斗争中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将走向更高级的形式。

综上，《起源》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源》的发表，科学阐明了国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有力补充。恩格斯在《起源》中通过对其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的科学论述，对人民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和消亡等方面的决定作用进行了全面探索，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系统总结和发展。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思想发展了国家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说明了国家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强调了以人民为主体的阶级斗争贯穿国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始终。

二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现象的现实批判

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高度体现了人民在推动国家产生和发展中的主体力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统治者却通过国家统治遮蔽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国家成为剥削阶级奴役人民的暴力工具。恩格斯在《起源》中对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人民主体地位遮蔽进行了无情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在物质生产中占有人民财富，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中忽视人民利益，并通过意识形态控制消除人民阶级斗争自觉性的真实面貌。19世纪70年代开始，机会主义思潮严重阻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工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机会主义分子在国家问题上散布错误思想，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剥削本质，鼓吹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主张放弃无产阶级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正确道路。恩格斯国家观人民主体性思想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提供了思想指导，具体表现为：

第一，恩格斯从物质生产维度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现象，揭示了国家起源的本体论逻辑。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国家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围绕生产发展分析国家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分析资产阶级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的立足点。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在原始社会“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經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6页。）。奴隶制国家取代氏族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更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取代封建制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国家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阶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制造了“幸福神话”“福利革命”等体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的“丰盛的神话”的社会景象（[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30页。）。但是，这种繁荣情景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基础之上的，社会绝大部分财富被剥削阶级占有，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的内在根源。在资产阶级国家，国家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资产阶级国家越是为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剥削阶级服务，越是激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也就日益成为“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页。）。因此，建立在剥削阶级对人民压迫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基于掠夺人民财富而操纵国家意志，无产阶级的生产被迫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发展在经常性矛盾中进行，生产的每一次进步都以人民生活状况的退步为代价，使得资产阶级国家距离走向灭亡的终点更进一步。D38D0108-D218-4E9E-B95A-B064107A707C

第二，恩格斯从政治统治维度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现象，为我们揭示了国家本质上的价值论逻辑。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只要阶级社会未消失，国家就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在《起源》中，恩格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本质批判道：“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191页。）。他认为，民主共和国作为当时资产阶级国家发展最高形式，通过伪装的民主外衣和意识形态控制权，对无产阶级实行更隐蔽的剥削与压迫。在这些国家，资本家通过贿赂官吏使得官商勾结，使国家机关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恩格斯说道：“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0页。），他分析了当时美、法、德等国的普选制度，质疑剥削阶级国家对公民权利实行财产分级制，使得工人无法参加选举，人民根本不享有真正的民主，无情揭开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虚伪面纱。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旦认识到普选制下人民主体丧失，就会摆脱普选制能满足人民利益的幻想。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的阶级对抗愈发激烈，人民已经从不自觉的被压迫对象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他们强烈希望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寻找自身解放的道路。

第三，恩格斯从公共生活维度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现象，为我们揭示了国家职能运行的实践论逻辑。国家需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人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满足利益诉求，并推动国家产生与社会发展。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履行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抗。在国家产生后，氏族社会中公共机构的社会管理职能被国家机关代为履行了，国家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仍需完成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历史使命，但资产阶级国家在履行这一职能时遮蔽了人民主体地位。恩格斯指出，在国家权力运行中，公共权力机关被资产阶级所控制，公职人员日益贵族化而“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4页。），导致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枉顾人民公共利益，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主权在民”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观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基于人本主义思想，提出应当通过国家民主制度体现“主权在民”，并构建了一系列现代宪政制度和法治体系。这些国家制度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下神权统治的牢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权利。然而，“主权在民”思想局限于资产阶级利益范围内，国家制度实质是体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在所有制、统治权力等根本问题上反映人民利益。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其仅代表少数人利益，在社会管理中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需要，也不可能解决阶级间的矛盾对抗。可见，只有当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时，统治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国家职能履行中的阶级性与公共性矛盾才能从对抗状态转变为非对抗状态。

第四，恩格斯从人的解放维度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现象，为我们揭示了国家未来走向的认识论逻辑。认识源于实践，不同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会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不同，国家是意识形态的黏合剂，为了阻止人民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国家对人民实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掩盖其剥削阶级本质，误导人民对生活本真的认识。恩格斯在《起源》中批判剥削阶级国家时指出：“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他毫不留情地揭开剥削阶级对于自己统治意图的伪装，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意识形态话语权来颠倒黑白，通过政治与法律制度来掩盖掠夺财富的真相，“即实行流俗的伪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4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社会契约论”“社会有机体”“技术统治论”等说明国家的“超阶级”性，证明剥削阶级国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与永恒性，都脱离了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事实，不承认人民在国家变革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起源》中以婚姻制度为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这种伪善。他指出：“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3页。）后，才能浮现出其爱情的本质。恩格斯指责资产阶级将婚姻掩饰为形式上的自愿缔结，使得婚姻制度表征为“真正自由”的假象。实则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婚姻的实质是如商品般存在的契约，其主动权被特权阶级或男性所掌控，根本无法满足人民对平等而真挚的爱情的渴望。

总之，恩格斯通过国家物质生产、政治统治、公共生活和人的解放四个维度对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现象进行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本质。因此，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以人民为主力军的阶级斗争，一直与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具有引领意义。

三 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图景的勾勒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资产阶级国家历次经济危机均显示其尖锐的社会矛盾及社会变革不可改变的趋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开展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如雨后春笋般冲破资产阶级国家阵营。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勾勒了理想图景，具体体现在：

第一，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勾勒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人类自我觉醒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之间密切联系。恩格斯借摩尔根之笔说道：“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5页。）他认为，未来社会的更高级形式，应当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够进行真正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实现管理民主、社会博爱、权利平等以及教育普及。恩格斯以人民为主体的未来社会构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远大目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应当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懈奋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新型民主国家，人民的生产生活为自身服务，在全面占有财富的基础上控制国家意志，从人民利益出发履行国家职能。在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无产阶级能够将物质资料生产力量集中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真正为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做好物质准备，最终通过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来完成人类解放。D38D0108-D218-4E9E-B95A-B064107A707C

第二，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勾勒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图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应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只有消灭剥削阶级国家，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剥削阶级国家的最高形式，“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9页。）。他认为，人民必将在阶级斗争中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将国家推向更高形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开始盛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者片面引用恩格斯关于国家阶级性的论述而忽略了国家公共性的论述，错误地认为未来社会只需要简单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否定了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作用。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他强调了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體性地位，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终将因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被暴力消灭，促使国家向更高级形态发展。可见，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在列宁国家观中得到了高度体现，为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指明方向。

第三，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勾勒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理想图景。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主体地位遮蔽的批判，为建设未来社会的新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恩格斯在《起源》中谈到：“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8页。）他认为，国家的政治管理职能反映国家的阶级本质，在剥削阶级国家，统治者通过征税权等政治手段压迫人民，国家只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工具。只有在人民掌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管理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恩格斯在《起源》中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建在巴黎公社中得到了高度体现。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到：巴黎公社“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他认为，巴黎公社以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面貌呈现，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形式，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主体，占有着物质财富进而掌握着国家政治统治权力，通过国家各项政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更好地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巴黎公社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提供了范本，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第四，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勾勒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建设的理想图景。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是特殊的公共权力机关，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社会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恩格斯在《起源》中考察了氏族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议事机关，并赞美到：“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08页。）他认为，氏族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机关，是建立在原始的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完全是为全体氏族成员服务的，体现了全体氏族成员的意志和利益。随着交往的扩大，氏族社会的公共机关职能为现代国家所取代，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利。但是，在剥削阶级国家，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家管理机构迫使大多数人服从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公共秩序，必然会使国家与社会产生深层次的矛盾与分裂，促进社会变革的产生。在国家的历史范畴内，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真正回归于民，实现氏族社会公共机关更高形式的复活，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体地位决定了统治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使得国家在职能履行中能够真正关怀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正确行使公共权力，形成公共利益需求的最大公约数，为人民创造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努力地生活。

可见，恩格斯在《起源》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勾勒了未来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理想图景，鼓舞了人民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进程中主要阵地的当代中国，正在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彰显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及决定性力量，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的精髓。

四 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对我国国家治理的思想启示

国家治理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着力点。在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支持政府的人民，国家治理是政府和人民共担治理责任的治理。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与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为我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为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原则遵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恩格斯在《起源》中通过对国家起源和实质的历史分析，深刻认识到人民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指出：“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3页。）自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人民一直在反抗剥削阶级压迫，通过阶级斗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人民是推动国家产生的主体力量，也将在追求自身解放中推动国家向更高的历史形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历史使命，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做准备，体现出人类解放事业中的人民至上性。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实现对人民的正确领导，就要处理好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坚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中共百年奋斗历程一直与人民解放事业紧密相连，致力于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充分肯定了人民在革命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决定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仍是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主导性力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789 页。）。新时代，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曹文宏、濮瑞恬：《百年党史视野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三维解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5 期，第5—13页。）。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对内围绕人民时代诉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制度化治理，奋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对外基于全人类福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向国际社会展示新中国是对人民负责任的大国形象。D38D0108-D218-4E9E-B95A-B064107A707C

第二，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为我国国家治理的“人民至上”经济道路提供了价值启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当现实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变革就会发生。恩格斯在《起源》中借摩尔根之笔谈道：“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5页。）。他认为，人民具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支配自身创造的财富，必然会重新夺回对财富控制的权力，通过其掌权的国家推动物质生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国家作为文明时代的概括，应当在其更高形态发展中推动人民创造并拥有社会财富，并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作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中国，社会财富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为人民在物质生产中充分发挥智慧和主体力量提供了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出現了新情况新变化，这要求我国经济治理需要摸索新理念新规律，适应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高度体现了人民的经济利益，帮助人民适应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以人民共享为根本目的，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大限度发挥人民智慧进行科技创新。在新时代经济治理中，国家可以充分调动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动员人民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协调发展，鼓励人民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中为绿色发展做贡献，推动人民全面参与到国家开放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去。

第三，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执政为民”政治理想提供了理论借鉴。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其政治统治职能履行具有强烈的阶级底色。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国家作为调和阶级矛盾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7页。）。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为了体现少数人的利益，必然在强权统治中反映出剧烈的阶级矛盾与对抗，其缓和冲突的手段体现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意志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人民民主专政是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以及对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这要求新时代国家政治治理，一方面，要牢牢掌握无产阶级政权，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要在政府职能履行上完成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治理观念和治理体系的转变，在政治管理职能履行中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工作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做好统战工作和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使得国家政治管理职能履行能够充分体现全体人民意志。

第四，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为我国国家治理的“美好生活”社会图景提供了精神动力。恩格斯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阐明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履行与人民公共利益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在《起源》中借用摩尔根的话指出：未来社会发展应当使得“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5页。）。他认为，在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形态中，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使得公共生活秩序保持公正和谐的理想状态。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变革与国家起源的内在逻辑，说明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表达出他对国家与社会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向往。国家治理职能履行的矛盾主要在于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对抗，这种对抗在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其人民性已转变为非对抗状态。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公共权力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从而为人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国家在社会管理中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利益需求，使得公共生活空间更具有人的主体自觉性。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民全方位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人民“共建共治共享”，通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作为公共事务主要管理机关，领导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得社会治理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上得到大幅提升，营造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总而言之，我国国家治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本质，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页。）。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家治理能够突破剥削阶级国家在私有制下无法逾越的阶级分裂鸿沟，使得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进而实现恩格斯眼中的美好社会：“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图景，我国正在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回应新时代人民诉求并引领人类历史发展潮流，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而砥砺前行。

Peoples Subjectivity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of

Engels National View：
Taking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s an Example

LAI Yi-fang， ZHANG Guo-qiD38D0108-D218-4E9E-B95A-B064107A707C

Abstract：
In the book of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Engel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thought， and revealed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people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by explaining the peoples ideas of driv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material production， promoting national change in class struggle， affec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demand of public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country in the pursuit of self-lib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Engels mercilessly criticized the shielding phenomenon of people as main body in bourgeois countries from material production， political rule， public life and human liberation， and outlined the idea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Engels national view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thought demonstrated the peoples dominant posit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 provides principles for China to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ives very useful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economic way of “people first”， the political ideal of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and the social picture of “good life”.

Keywords：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Engels national view;  peoples subjectivity thought; national governance

【責任编辑：龚桂明】

收稿日期：2020-01-12D38D0108-D218-4E9E-B95A-B064107A70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