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文坛长青树

王丽一

西宁市大同街22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街道小院，对于阎瑶莲来说，却是荣光与梦想之地，是她长相厮守、竭诚奋斗的地方。

走进大同街22号，三栋砖混结构的楼房紧靠古老的西宁城墙依次排开。这里，就是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家属院，也是20世纪50年代青海省文联办公的地方。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阎瑶莲就住在这里。80平方米的房子里，到处是书，到处是浸染了岁月印痕的老照片，再加上墙壁、门窗上悬挂的李海观、林锡纯、鄂圭俊、王云、马西光等书画名家的字画，让人感到墨香满室，雅韵扑面。

70载悠悠岁月悄然而逝，多少往事早已在尘世的忙碌与驳杂中漫漶不清。唯独，来大同街22号报到时的一幕还时常在阎瑶莲的脑海中闪现：

那是1953年6月25日，当她风尘仆仆地从西安一路辗转，背着行李挎包，甩着两条大辫子，终于找到大同街22号青海省文联筹备地时，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她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院，却耗费了她大半生的时光、精力、汗水和心血。尽管其间也曾几度迁移，但生命旅程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编稿、写作、读书、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挨批斗、安享晚年……可以说，她的欢喜、忧伤，她的幸福、疼痛，她的激情、幽思都与这个地方息息相关。

文学，滋养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想

时光回溯。1931年5月，阎瑶莲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沈阳城。父亲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为女儿取名瑶莲，意在使她成为瑶池中的一朵莲花。在沦陷后的沈阳城，阎瑶莲度过了苦闷而又艰难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记得那时，唯一的乐趣是父母为他们几个孩子讲故事，父亲津津乐道的是聊斋，母亲常讲的，是没完没了的民间传说。聊斋中那一個个鬼怪精灵，传说中那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陪伴着他们兄妹度过了一个个难捱的夜晚，也为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动荡生活涂抹上了一抹不真实的亮色。如今回想起来，正是那一个个人物和故事感染了少年阎瑶莲，让她爱上了读书，也爱上了文学。

上高中时，阎瑶莲遇到了她的文学启蒙老师宋英山，宋老师为她推荐了很多文学书籍，并且教她怎样写作文，怎样表达情感和内心的想法。泰戈尔的《飞鸟集》、惠特曼的《草叶集》、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文学经典都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的。记得有一次写作文，阎瑶莲写了红叶的故事，在文中她感慨红叶虽美，但一经零落，就变得残缺。宋英山老师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还在文后做了批注：“残缺也是一种美。”这对阎瑶莲触动很大，她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开始了积极的人生思考。

在北京上高中以及上大学的那些日子，阎瑶莲接触到了地下党传播的革命思想，也从北大的进步青年那里了解到许多革命道理，她由此产生了对延安的向往。

1949年，在北京华北大学毕业后，身为共青团员的阎瑶莲服从组织分配奔赴大西北。

她辞别了远在东北的父母双亲、兄弟和小妹，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在前门火车站告别北京、告别华大时，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年轻的阎瑶莲和她的同伴们内心也像火一样燃烧着，她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期许。“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那些唐诗宋词里被一再描绘过的大西北即将出现在眼前，那，该是怎样一幅辽阔而又壮美的图景？经历过烽火连天的战争洗礼，穿行过黎明前的黑暗，阎瑶莲早已下定了一辈子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一想到就要投身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事业，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只是，她和家人当时都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这一别，竟是大半个世纪，是70多年漫长而又曲折的岁月。

那会儿从北京到西安，一小半路程可以乘火车，一多半路程得靠步行。铁路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1800多名莘莘学子组成的西北干部大队（简称“西干大队”），日夜行军，浩浩荡荡地一路西行。他们披星戴月、风雨兼程，抵达古城西安时，已是细雨蒙蒙秋风送爽的10月了。其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阎瑶莲和60多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西安城南小雁塔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后更名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就是在这里，阎瑶莲真正走近文学，并开启了她将毕生精力投入文学事业的万里征程。

在2019年发表于《青海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阎瑶莲不无感慨地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我学习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古今中外的部分文学名著，更可贵的是，接受了历经南征北战、枪林弹雨的革命前辈光荣的革命传统、崇高精神品格的教育熏陶，这对我一生的为人为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阎瑶莲被分配到党校文工室工作。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她尝试着写快板、歌词乃至话剧。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小试牛刀居然收到一鸣惊人的效果。当她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话剧习作——和组长姚虹一起创作的《上火线》投寄给西安的文艺杂志《西北文艺》（《延河》的前身）时，本来没有抱多大希望的她，竟很快接到了编辑部的通知：全文采用。当时，《西北文艺》的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采亲自审阅排版，并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第一次看到自己涂鸦式的文字变成了铅字，正在文学路上蹒跚学步的阎瑶莲不禁信心倍增。那些日子，创作的激情一直在她的内心涌动，她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更近了。

没多久，在胡采老师的力荐之下，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话剧《上火线》单行本。出书，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多年以后，阎瑶莲仍然牢记着胡采老师对后辈青年的关心与厚爱。每一次面对文学青年、习作者忐忑不安的讨教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胡采老师对自己的帮助与教诲。当她的散文、报告文学选《秋声集》即将出版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胡采老师提提意见。当时已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公务繁忙的胡采不仅仔细阅读了这部作品，而且在百忙中拨冗写了序言《高原的锤炼》。胡采对这位矢志文学、扎根高原的年轻人满怀赞赏之情，在作序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勖勉有加的信。序言随后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前些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作家手书，阎瑶莲毫不迟疑地将胡采先生给她写的那封信寄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她希望更多的文学同道和文学青年能够看到一位文学前辈对文学新人无私的奖掖和提携，并且感受到文脉在一代代热爱文学的人手中的接力与传承。

钟楼晨钟、雁塔暮鼓就这样陪伴着阎瑶莲在古城西安的朝朝暮暮。读书，写作，配合演出，党校的日子忙碌而又充实。

1952年，著名作家、《铜墙铁壁》的作者柳青来党校体验生活。阎瑶莲激动不已。她仰慕这位享誉文坛的大作家，很想当面向他求教，聆听他的教诲，但又不敢贸然前往。几经犹豫，她和创作组的女伴还是鼓足勇气，带着她们的习作——一部很不成熟的多幕话剧草稿，大胆地闯入了柳青的办公室。没想到柳青是那样随和谦逊，平易近人。他放下手中的笔，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倒让两位年轻人紧张得手足无措。听闻她们的来意，柳青笑着接过手稿，告诉她们待作品看完之后再谈意见。她们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了。没想到，只过了几天，柳青就打发通讯员来约见她们了。就在党校操场旁边丁香盛开的花园里，柳青坐在长椅上，认认真真地对她们讲述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没有谈对剧本的具体意见，而是深入浅出地讲了很多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写作经验。他一再强调：一开始，不要写这么大的东西，立意、结构等不一定都能把握得好，战士是要从一二三、枪上肩开始练习;文学也一样，要学会从一二三、枪上肩起步，不要急于求成……此后，在漫长而又艰辛的创作实践中，阎瑶莲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柳青这一番话的深刻与中肯。

党校，是阎瑶莲成长的摇篮，而文工室，则是她攀登文学圣殿的第一个阶梯。从柳青的《铜墙铁壁》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到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她埋头阅读文学经典，从快板、歌词到话剧，她要求自己每一篇作品都从零开始，她知道自己只是文学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千里追梦到高原

1953年，文工室面临解散，他们的去向是，要么留在党校当教员，要么就离开学校另择职业。阎瑶莲思虑再三，觉得她离不开文学。当时，正值党中央发出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召，她于是写下申请，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事文学工作。组织上批准了她的申请。就这样，这个在东北黑土地上吃高粱米长大的女子，怀揣介绍信和调令，一路向西，千里奔驰，来到了青海高原。

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

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西安坐火车，好不容易摇晃到了兰州，才知道兰州到西宁只有长途汽车，而且是无篷大卡车。早晨天蒙蒙亮从兰州出发，坐在没有座椅的车厢里，摇啊摇，摇了一整天，到达目的地西宁时，已是暮色苍茫。

那是六月时光，凉风习习的西宁让阎瑶莲好感顿生。她一身尘土，背着行李挎包，东寻西问，这才找到了青海省文联筹备地——大同街22号（当时是54号，后改为112号，22号）。原以为这么大的单位，一定是在通衢大道的高楼大厦里，没想到它却躲在西宁北城门楼西侧一条僻静的小巷里，而且是简陋的土屋小院。

青海省文联筹备委员会领导程秀山接待了她。对于这个自愿赴青的女大学生，来自延安“鲁艺”的程秀山很是热情：“欢迎欢迎！你是自愿来青海文联工作的第一个女同志，也是第一个来青海搞文学的女同志啊。难得！”年轻的阎瑶莲顿时心里热乎乎的，她觉得自己回到了阔别已久

的家。

当晚，阎瑶莲就住在了大同街22号，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土屋成了她的办公室兼宿舍。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远离过大同街22号。她告诉笔者：“那天晚上，我是彻夜难眠。夜深人静，独自走上院子旁边的土城墙，望着高原银纱般的月色和深邃辽阔的远方，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是啊，经历过硝烟弥漫的战火岁月，也感受过激情燃烧的青春年华，如今，面对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胸膛里激荡的，怎能不满是雄心与壮志？！就是在那个月光皎皎的夜晚，刚满22岁的阎瑶莲暗自发誓：既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来青海从事文学工作的第一个女同志，那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生，青海是养我之乡;死，高原是葬我之土。

下乡、蹲点，在西宁郊区中庄，在乐都高庙双塔营村，阎瑶莲一住就是两年时间。整个工作组就她一个女同志，生活多有不便，但阎瑶莲对此毫不介意。很多时候都是拉个帘子，她一个人住帘子这边，一帮大老爷们住在帘子那边。

閻瑶莲和庄稼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她渐渐习惯了背负沉甸甸的背斗，习惯了用笨重的木榔头打碎土坷垃，习惯了一年到头吃不上米饭，顿顿馍馍茶、顿顿洋芋蛋的日子。

她不怕干农活，也吃得了苦，可内心对美的追求却始终如一。记得有一回，她穿了件爱人出差为她买的绿色毛衣，喜滋滋地去厨房打水，被时任领导程秀山看见了，程秀山狠狠地批评了她，说她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她委屈得要掉眼泪，可转念一想，爱美有什么错？为什么所有人都得穿成一样的？她从心底感念爱人对自己的体贴和理解，对那件惹祸的毛衣还是打心眼里喜爱。

1955年6月，青海省召开了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青海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宣告成立，阎瑶莲被分到了文学组，想到自己又可以从事心爱的文学创作了，她的心踏实下来 。

1956年，由于“双百方针”的指导和鼓舞，全国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好戏连台、佳作迭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各地陆续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青海省文联也在程秀山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文艺刊物的筹备工作。参与筹备的有阎瑶莲、王歌行、高步月、剧谱等同志。此前，青海刊载文艺作品的阵地只有《青海日报》的“文艺”副刊（1954年4月开办，1957年，青海日报在“文艺”副刊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了“江河源”副刊）。

因为对全省创作状况不很了解和掌握，创办者们遂通过走访、推荐等方式约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56年7月，青海省文学刊物《青海文艺》（1957年更名为《青海湖》）创刊发行。刊物中汇集了小说、诗歌、生活小故事、灯影剧、相声、快书、快板、花儿、民间故事，以及文艺动态和歌曲。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份纯文学刊物，而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一本文艺作品荟萃，就像发刊词中所写的那样：“‘青海文艺’的出刊，正是为了满足各族人民这一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将肩负着这样的责任：供给群众业余剧团的演唱材料，通过一些通俗文艺作品，反映我省工农（牧）生产建设上的伟大现实，以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意志和劳动热情;整理和推广本省各民族优秀的文艺遗产，使原有民族文艺形式，在反映本民族新人新事上，得到充分表现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为兄弟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开展文艺批评，促进本省文艺创作活动日益繁荣起来。”

许多年过去，阎瑶莲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手捧那份大32开，散发着浓浓墨香、封面印有“石油工人架井忙”画作的《青海文艺》创刊号时心潮荡漾、百感交集的情景。

创刊号上，除了头题作品刘乃文的小说《团长的手枪》比较抢眼外，昌耀的组诗《鲁沙尔灯节速写》也颇受读者关注。一幅幅插图更是以深湛的笔力、细腻的素描为刊物增色。说起这些，阎瑶莲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当时，《青海文艺》的美编是郭世清和方之南两位先生。他们都是青海当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曾经师从于徐悲鸿、潘天寿、齐白石、溥心畬等画坛名宿。应该说，《青海文艺》包括更名后的《青海湖》历任美编都很厉害，除了这两位大家外，后继者还有声名赫赫的王复羊、左良、鄂圭俊等人……

不要小看这份当时定价只有一角五分钱、印数不过1500册的刊物，它的问世，对于青海文学艺术界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青海有了属于自己的省级文学刊物，正如刘晓林、赵成孝在其著作《青海新文学史论》中所说的那样：从酝酿到面世，仅仅20多天，其工作效率，可谓神速。而且仅仅20多天，便结束了自青海新文学发生以来20多年没有专业文学刊物的历史。

一心向往文学的阎瑶莲自此成了一名文学编辑。夙愿得偿，她深感欣慰，也深感幸运。至今，她还记得读到韩忠山写的民间故事《金满儿》时的捧腹大笑;记得从自然来稿中发现张训的长篇叙事诗《宝刀和珊瑚串》时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那些日子，真是满心欢喜呀，能为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做一点事，出一把力，没有比这更美好更幸福的事情了。她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坚持给作者复信。对于退稿，她更是不惮辛劳，一一写出意见、建议。由于她和同事们的努力，《青海湖》团结、培养了一批作者，成为青海文学事业的一方重要阵地和园地。

1956年，对于阎瑶莲来说，是个令人难忘的年头。这一年，她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有幸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的第三期学员。青年作家们充满见地和魄力的发言，文学讲习所活跃开放的气氛，名师要言不烦的指点，都让她内心无比喜悦。

几十年过去，说起在文学讲习所度过的时光，阎瑶莲的脸上依然满是兴奋和自豪：“那可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呀，哪个搞文学的年轻人不向往？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福星会落到我的头上。当时我新婚不久，对丈夫不免有些歉意，这一走要好几个月呢。没想到丈夫特别理解，特别支持。他是老地下党，和我一样从西安自愿来

青海。”

说起当年宝钞胡同那宁静典雅的四合院，那古色古香的红漆木门，那苍翠浓郁的柳榆老槐，那窗明几净的教室宿舍，那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那朝气勃勃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同窗学友，阎瑶莲显得兴高采烈。就是在那里，她聆听了公木、周立波、蔡其矫、康濯、沙鸥、王金玲等一批名师大家的专题讲座;也是在那里，她得到了著名诗人、《白毛女》作者贺敬之老师的亲自辅导。贺敬之老师平易近人，和她拉家常，询问她在讲习所的学习和生活。听说她是从青海来的，一个劲感慨：“啊，大草原，那里很美，是‘花兒’的故乡，诗歌的海洋啊！”

文学讲习所、文代会、作代会、长春电影制片厂剧本培训班，这些文学的浸染和熏陶，让阎瑶莲如痴如醉，也大大开阔了她的眼界，增长了她的见识。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她还利用下乡、蹲点、采风的经历，先后创作了《兰青路上》《在银色的海洋上——柯柯盐场散记》《善歌的乌鸦》《古城新貌》《阿尔顿曲克草原行》等一大批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作品。草原、戈壁、大漠、河湟人家、庄廓院里的故事，就这样次第呈现在她的笔下。

20世纪60年代初，阎瑶莲参加了《延河》的文学笔会，又一次见到了胡采老师，胡采热情地告诉她：“阎瑶莲，《延河》是你的娘家，写了东西就寄给我们。”这让她既兴奋又惭愧，也更加坚定了她从事文学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笔会结束后，阎瑶莲认真构思和酝酿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打磨。1963年，她撰写的反映青海土族生活，讴歌新时代土族妇女的散文组章《土家散记》在《延河》发表。责编董得理联系她，说这篇散文很有特点。随后，阎瑶莲的一组随笔在东北营口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胡采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阎瑶莲的作品：“平和、自然，朴实无华是瑶莲散文的特色。她不追求离奇怪诞的所谓深刻，不喜欢浅薄矫饰的华丽，总是老老实实从生活的所见所闻出发，或选择一人一事，或截取生活中的某个横断面，从普通生活、普通人身上发现闪光点，挖掘真善美。正因为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情画意，因此一种自自然然，毫不做作张扬的艺术品格，渗透于瑶莲的作品中，读她的文章，仿佛踏上漫漫高原，闻到草原山野幽幽的泥土芳香……”

1963年，阎瑶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进修。重返北京，重返校园，这样的机会格外珍贵。她感念组织上的厚爱与关怀，她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学习，消化在各种会议、学习班上的所闻所得。

学成归来，她马不停蹄地四处采访、约稿，更加用心地对待每一篇来稿，生怕辜负了作者的一腔热望和组织上的无比信任。

她要从青海高原丰厚的自然、人文资源中汲取营养，要用笔向更多的人展示、呈现自己眼中、心中的西部世界。

她想以自己真挚的笔，弘扬生命的价值，揭示人生的真谛。

在追梦的路上，她踔厉奋发，一往

无前。

如今，回首往事，阎瑶莲不禁感慨系之：文学是我此生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文学的光热一直温暖着我，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途。

《青海湖》，是我永远的家园

命运真是喜欢捉弄人。正当阎瑶莲一门心思地构筑她的文学世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青海湖》被迫停刊。阎瑶莲和爱人被批斗、审查、靠边站。整整十年，除了写点日记以外，她和文学不再有交集……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甫一传来，朱乃正、赵亦吾、汪振海、潘波、刘醒华等一大帮“老文联”便跑到阎瑶莲家，和阎瑶莲夫妇一起举杯庆祝。那晚，他们反复唱的，是那一首老歌《解放区的天》，唱着唱着，大家伙的眼泪就出来了。青春，梦想，多少铭心的往事，多少难熬的日子……歌声和泪水把一切苦难过滤了，把一切沉重带走了，他们，这历经坎坷和磨难的一代人其实是那样容易得到满足，又那样容易萌生新的憧憬与期冀。阎瑶莲说她永远记得那一天，记得那一天里所有人的激情澎湃和欣喜若狂。

1977年7月，阎瑶莲又回到了文联。重获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着实让人喜不自禁。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在她面前展开了新的磅礴的画卷，她和爱人及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心里都揣了一团火。

按省文联恢复工作筹备组的要求，阎瑶莲负责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她和伙伴们马不停蹄地查阅各类档案、卷宗、报刊，走访相关单位、社区、人员，认真讨论、研究、分析……那些日子真是忙啊，没日没夜，争分夺秒。

没多久，王昌耀、韩秋夫、剧谱、孙书咏等一批蒙冤多年、备经坎坷的“老文联”被落实了政策，重返工作岗位。

1978年夏，阎瑶莲再次回到自己熟悉并热爱的编辑部，又坐上了那把业已发黄的老木椅。她百感交集，一心想把失去的时光弥补回来。同样是废寝忘食地读书工作，同样是不知疲倦地加班加点……很快，她被任命为副主编，接着，她又成为《青海湖》的主编。

各种繁杂的事务让时光仿佛插上了羽翼，流逝得飞快。在阎瑶莲和同事们的努力下，1979年5月，青海省文联及各协会正式恢复工作;1981年6月，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宁召开。青海高原的文学事业，迎来了令人迷醉的春天。

那是一段多么让人难忘的日子啊，带队下乡，采访约稿;行走河湟谷地，穿越八百里瀚海戈壁;和农牧民在地头、草原交谈，与工人在工地聊天;捕捉石油人灿烂的笑容，感触盐湖儿女昂扬的情怀……

那是一段多么充实而又快乐的日子啊，没日没夜地看稿子，没日没夜地爬格子。为了一位撒拉族作家的新作，阎瑶莲不惜点灯熬油，逐字逐句阅读、研究《古兰经》的相关内容;为了学习巴金的写作手法，她一遍遍捧读《家》《春》《秋》和

《随想录》;为了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平凡的世界》，她几次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各种新的文艺思潮风起云涌。身为主编的阎瑶莲和同事们并不安于按部就班、因循旧章。“以改革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成为编辑们的共识。

1983年，《青海湖》第六期隆重推出少数民族文学专号，发表了我省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旅伴》、藏族作家多杰才旦的《渡过浑浊的河》、撒拉族作家马学义的《鲁格亚》、回族作家韩玉成的《美娜》等作品，还配发了评论文章《为少数民族作者鼓劲》。这极大地鼓舞了青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这些作者后来大多成为青海文坛的主力。

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1985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初春，编辑部的所有同志围着旺旺的火炉，连续开了几天的会，大家的心，比火炉更炽热。他们畅所欲言敞开心扉，围绕改革方案、改革举措讨论得热火朝天。紧接着，《青海湖》又连续推出几期专号：“大西北小说专号”“散文专号”“女作家女作者专号”，在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话题效应。

“大西北小说专号”中，有陕西作家赵熙的《猎物》，甘肃作家邵振国的《黑色的煤》，我省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巴列哈土圖人》等。每篇作品之后都附有作者的创作谈。刊物以其厚重的内容、新颖的形式和西部作家联手打造的精诚，引起了读者的交口称赞。

“女作家女作者专号”更是让人耳目一新，不仅约到了著名作家菡子的散文作品《恳求》，还约到了茹志娟的小说新作《喜筵》，再加上肖黛等省内11位女作家的联袂登场，一时间好评如潮。

这几期刊物因为从内容到编排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刊出之后，在省内外文艺界广受好评。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专门推出了评论文章，胡采等文学前辈也撰文予以鼓励。这一切，都对20世纪80年代青海的文学事业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时间，老作家凌云健笔，中青年作家创作势头强劲，一大批本土作者脱颖而出，沉寂的青海文坛旧貌换新颜。

为了扩大《青海湖》的影响，阎瑶莲努力加大和兄弟省份之间的交流，她约请王安忆、程乃姗等名家为《青海湖》撰稿;为了培养和构建青海自己的文学队伍，她热情鼓励基层作者，一次次地和他们座谈研讨，耐心回答和阐释他们写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

多年的编辑生涯，造就了阎瑶莲在文学百花园里识别良莠，浇灌鲜花，刈除杂草的眼光和能力。她说编辑工作就是让花儿更芬芳，让草木更青翠。每当发现一篇佳作，她都兴奋异常，编辑部里也会争相传阅。作品中一个动人的细节，一段精彩的用词，往往都能引来大家的拍手叫好，更遑论一篇作品得奖或者被外地报刊

转载。

人言“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阎瑶莲自己也常常自嘲：编辑就是“板镢”，熬白了头发，耗尽了心智。可她说归说，做起来依然劲头十足。对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只要是自己编辑的稿件，那就成了自家的娃娃，怎么看着怎么亲。

记得有一次，阎瑶莲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篇颇有生活气息的小说《尕院风波》，她立刻带上高庆琪、石麟祥二位老编辑，专程去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造访文章作者、土族青年张英俊。当看到张英俊家庭生活困难时，阎瑶莲不仅给张英俊特批了稍高一些的稿酬，还给县委宣传部打了招呼，希望县上能让张英俊做一些他所擅长的文字工作，以便缓解家庭的困难。此后，她一直关注张英俊的创作情况，再三鼓励张英俊要坚持笔耕。

在阎瑶莲看来：编辑工作紧张繁重，责任重大，不敢说一字定乾坤，但至少掌握着文章的生杀予夺之权。对每篇作品的主题立意、框架结构、人物性格、情节细节、遣词用语都应仔细琢磨，反复推敲。且不说一审二审是怎样劳心费神，单是每篇稿件，从头到尾地卒读终审，写出审读意见，也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儿。

阎瑶莲工作认真，对作品质量要求很严，但她同时又懂得为作者着想，为身边的同志着想。对待作者，她永远是热情而又宽容的。一位老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件事：1981年，他写了一篇小说，先是寄给了《人民日报》，好久没有回音，以为不会刊用了，就把它改寄《青海湖》，很快，《青海湖》的编辑选中了它，三审过后即将发排时，《人民日报》的用稿通知单却到了。作者感到很为难，就硬着头皮去找《青海湖》时任主编阎瑶莲。当时，这种一稿两投的行为是要受到谴责的。但阎瑶莲却很能理解作者的心情，她大度地表示：《人民日报》平台高，能刊用我省作者的稿件是个大好事，《青海湖》让了。就这样，这篇已经上版的作品被临时撤换下来。

正是依靠阎瑶莲和同事们的倾情付出，20世纪80年代的《青海湖》，团结、培养了一大批省内外作者，不仅成为国内有特色、有影响的文学刊物，而且为繁荣青海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些后来人也许会觉得：阎瑶莲和她的伙伴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文学编辑的日常工作，不足为奇。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地处偏远、思想解放任务更加繁重的青海高原，阎瑶莲们的努力其实非常可贵。他们，是在用自己坚定而执著的努力，一点点地破冰，一步步地突破原有的思想禁锢。

阎瑶莲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事却仁爱宽厚。那时的编辑部，总是欢声笑语不断。印刷厂校样一来，大伙便连夜奋战，从不拖延。阎瑶莲允许美编在自己的宿舍上班，允许编辑把长稿子拿回家去编。当时，老编辑戴言公的家人在陕西，凡有西安的差事，她总尽可能地安排戴言公去参加，好让他多一点和家人相处的

时间……

一方面，阎瑶莲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也想尽可能地为编辑部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另一方面，她在人员管理上也充满人性关怀。《青海湖》美编鄂圭俊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他的爱人在上海工作，夫妻两人长期分居。恰好上海油画院也想要鄂圭俊，为此，鄂圭俊很纠结。他喜欢青藏高原，这是他的艺术根脉所在，但他也向往大上海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阔大的艺术平台。阎瑶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想听听阎大姐的意见。阎瑶莲从内心深处舍不得鄂圭俊离开，但一想到他个人事业的发展和他的家庭，她还是主张他走。鄂圭俊听从了阎瑶莲的建议，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青海高原。青海与上海不同时空的切换及眼界的扩展，造就了鄂圭俊独特的画作风格和卓尔不群的艺术成就。此后几十年，鄂圭俊总是忘不了阎大姐当年说过的肺腑之言，每上高原，他第一个要拜访的必定是大姐。

《青海湖》编辑部，从大同街小院起步，再到七一路友好堂、省政府西四楼、西大街大佛寺、胜利路钾肥厂招待所，黄河路循化办事处招待所、党校大院、东关清真大寺背后的土楼，几经迁徙，最终又回到了大同街。再后来，文联把家属住宅建在这里，阎瑶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离城墙最近的天地。

那把陪伴阎瑶莲多年的木椅，成了阎瑶莲最难忘怀的物件。她说她这一生最为美好的岁月，是在《青海湖》编辑部度过的。自1956年刊物创刊到她1985年离休（后又返聘编辑部二三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霜雪，从编辑到组长，从副主编到主编，天天、月月、年年在文字堆里摸爬滚打。编辑部里，留下了她的多少欢笑多少感慨，多少衷肠多少故事。

很高兴我是青海文坛的“常青树”

1987年，阎瑶莲满怀眷恋地告别了《青海湖》编辑部，告别了那把她坐了几十年的黄色木椅。然而，她与编辑的缘未尽，情未了。青海省地方志编委会三顾茅庐，请她出山担任地方志特约编审。这一干，又是十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她参与创办了《青海方志》杂志，审读了州、市、县志稿一千多万字。她还应聘担任了青海省出版局的审读员，为省内刊物《青海湖》《群文天地》审读把关。如今回首这一段依旧忙碌的日子，阎瑶莲有些惋惜，她惋惜自己错过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创作时间。

不再年年月月为人做嫁，阎瑶莲才有时间捡起时断时续的文学创作。她写下了《雪花静悄悄》《花艳酒香小镇情》《路，在这里延伸——高原的眷恋之一》《落日辉煌》等一系列作品，并在《小说月报》《作家生活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青海小说剪影》《相识在北戴河》《写在嘉陵江畔》等散文。这一时期她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青海的人情风物，她以梦为马，执笔为戈，描摹雪域大地的壮美，抒写高原儿女内心的愿景。

1994年元月，阎瑶莲的《秋声集》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她不同时期的散文、报告文学46篇，胡采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话：“（20世纪）50年代初期，瑶莲同志在文坛初露头角时，便满怀激情从西安走向高原，在青海一待就是几十年，在高原成长，在高原奋进，对高原她有着刻骨铭心的热爱。她说‘生，青海是养我之乡，死，青海是葬我之土。’因此，她的作品，带着一种深沉、沉稳的内在情感，这种感情是几十年高原风雨的孕育蓄积。陈年老酒越陈越醇香，岁月锻造的感情越久越纯真。文学作品中有无这样的感情是大不一样的。瑶莲的作品是高原的磨砺，高原的锤炼，是高原人民和高原生活对于她这位高原儿女的盛情赐予，是她对高原有着刻骨铭心热爱的有力见证。”

因为热爱，所以执著;因为执著，所以难舍。年事渐高，两次大病命悬生死一线，可阎瑶莲心里始终割舍不下的，是对文学的初心和梦想，是对高原深沉而又缠绵的热爱与眷恋。“何其有幸，我是青海文学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阎瑶莲如是说。

2003年6月，阎瑶莲的《晚晴集》

面世，书中收录了她的近三十篇散文作品。此时，她已是两鬓飞霜的奶奶了。可她，仍然不曾放下手中的笔，放下眼前的书。她写《古城街景》，写《门源日记》，描画《西宁之秋》，直言《感谢高原的锤炼》。

我省著名诗人白渔曾这样评价阎瑶莲：“她本是‘多面手’，很有寫作才华，却甘当蜡烛和文梯，呕心沥血，把人生的朝霞和晚霞，连同智慧，都献给了《青海湖》期刊和它的作者群。1985年离休后，又为青海方志的编审工作付出了十年光阴，七十岁后仍在自己的小屋里伏案笔耕不辍，为青海文坛释尽余热。几十年任劳任怨地为平凡的伟业搬砖、添瓦、砌墙、饰面，今天，像模像样的青海文学层楼里，胶凝着她的汗血和赤诚的情思。”

“庾信文章老更成”。迈入古稀之年的阎瑶莲创作势头愈加强劲，她接连撰写了《远行天涯》《沿着古老的历史河道追寻》《翰墨文章“耕耘庐”》《来自河湟大地的作家》《珍惜“自己的声音”》等一系列散文随笔和评论文章。她的文笔日益老到，文风却愈加平和。

我省著名书法家林锡纯曾经为她手书叶圣陶的《老境》一诗：“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把酒非谋醉，看书不厌忘。睡酣云夜短，步缓任街长。偶发园游兴，小休坐画廊。”她读之莞尔，哪里会这般清闲？读书、写作，永远忙得不亦乐乎。

2011年7月，她的散文随笔新作《沧桑集》入选青海省作家协会选编的青海老作家丛书《玉昆仑》，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任青海省文联主席班果和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在序言中这样说：“因为客观和主观原因，青海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冷落和边缘化;而‘雪在下，我们往前走’，这些孤寂的歌者依然没有停止心灵之火的喷发，他们对文学的坚守和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积极且宝贵。”

2012年，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她颁发了“青海省有突出贡献老文艺家”的荣誉证书和奖杯。

2016年，与阎瑶莲62年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她痛失了人生的另一半。可她，擦干眼淚，依然平静地读书、写作。只是，从那天开始，每每夜深人静，她一定会在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的日记中带上这样看似平静却令人凄然泪下的一笔：老伴逝世×年×个月零×天。五年多了，一天也不曾遗漏。老伴的书柜让她码得整整齐齐，并且细心地遮上了淡绿色的布帘子。绿色，是他们夫妻俩这一生最爱的色彩。

她们这一代人，是多么特殊的一代人啊！对物质生活似乎没有太高太多的要求。阎瑶莲和老伴住过的最大的房子不过80平方米，除了书以外，屋子里的东西仿佛也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他们这一辈子，仿佛只为做一件事;这一生，也只够爱一个人！

2019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为阎瑶莲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荣誉证书;2020年7月，她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岁月匆匆，垂垂暮老。可阎瑶莲，依然习惯于用文学表达内心的情感，用文字审视自己，用文字检索那些日渐尘封的往事……对她来说，作品是心中永远的牵念。耄耋之年，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仍然还在读书、写作。她关心青海文坛，关注年轻人的写作。她还在为青年作家写评论，为基层作者出了新书而欣喜不已。她被誉为青海文坛的一棵“常青树”。《在广阔的文学原野上》一文中，她这样感慨：在广阔的文学原野上，我是一株无名小草，一棵沧桑老树，一头俯首的耕牛。我本无才，却有文缘。在新中国灿烂阳光照耀的文苑，心无旁骛，埋头躬耕，整整70载。

70年从事文学工作，70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70年啊，意味着多少执著和坚守？又意味着多少平凡日子中的劳碌奔波？

70年风霜雨雪，70年砥砺前行，阎瑶莲恬静而又坚定：我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选择了大西北，来了就从不后悔。这么多年我只是实现了一个诺言，刚来青海时的誓言：生，青海是养我之乡，死，青海是葬我之土。

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她，思维缜密表述清晰，白发如雪却精神焕发。采访中，她曾自嘲地对笔者说：老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可就是脑子还好使。

这，或许是上苍对她的馈赠吧。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文学永远是最好的滋养，让她快乐让她温润让她头脑清晰也让她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如同阎瑶莲最爱的那首皖地诗人白榕的诗所描绘的那样：“我的额头不长皱纹，只长智慧;我的胸膛不藏冷漠，只藏火焰;我的心田，植一片片阳光明媚，它四季常青，永不荒芜。”

70载岁月，漫长而又短暂。

回望来路，那些经由文学浸润、抚慰的时光显得是那般丰饶又那般迷人，她怎能割舍心中这持久浓烈的爱？

70载时光，有阵痛，有苦涩，更有欢欣、鼓舞和振奋。作为一名编辑，阎瑶莲见证了青海文学的每一步成长，并且用自己的力量让文学的星河照亮那些文学爱好者的前行之路;作为一名作家，她努力了，用自己的笔写出了心中的感喟与热爱，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丰盈而多彩。这，难道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