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全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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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4篇

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篇1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导读：我们最近出版了苏联历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个项目是国家的项目，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苏联解体以后，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学术界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苏联到底为什么解体？二十年来大家虽然一直在争论，但根据都不足，有时对话根本都对不上，基本的事实没有搞清楚就在那儿争论，

我们最近出版了苏联历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个项目是国家的项目，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苏联解体以后，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学术界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苏联到底为什么解体？二十年来大家虽然一直在争论，但根据都不足，有时对话根本都对不上，基本的事实没有搞清楚就在那儿争论，我觉得意义不大。无论你是什么观点，前提是要把事实搞清楚。所以我是从专题研究开始的。苏联史，其实不光是苏联党史，包括中共党史，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重构历史，完全得重建。原来人们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偏颇的，或者是有误解的，那么就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谁谁谁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事情要这么简单，那还要我们这些史学家干什么？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跟着苏联走了那么多年，从孙中山那会儿就开始学苏联，到了毛泽东又学苏联，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但即使是那样，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虽然毛说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要超过苏联。超过什么？他不过是想在钢产量上、粮食产量上超过，整个体制没有摆脱苏联那一套。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导致整个党解散了，国家解体了？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造成这两者的区别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苏联为什么解体，其实核心是这些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战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像朝鲜、越南，甚至到六十年代又有一批亚非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它的旗子上打的是社会主义），其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人们做这种选择，它也不是领导人拍拍脑袋拍出来的，说咱们就跟着走社会主义。它是有一定选择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它想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想实现现代化，如果走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那条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嘛。恩格斯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有的那些条件，到了二十世纪，对于后发展、后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三角贸易、发现新大陆、殖民地等等——原来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原始积累的那些外在的、客观的条件都不存在了，所以想发展资本主义，又处在一个外在压力之下，怎么办?那么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就是苏联，而且当时来讲还不错嘛，特别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苏联就很稳定嘛。这个对当时中国人的刺激也很大，所以大家看着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方向。这些，对于后发展国家、后发达国家，不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存在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

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第一个大的问题是理论上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跟着苏联走，其实都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咱们说了半天社会主义，真正构成社会主义实体的其实就是苏联，苏联是谁呢？其实就是斯大林。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也不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设想的那个，而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创立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个搞不清楚，大家在对话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我说社会主义不好，你说社会主义好，请问，说的究竟是哪个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非常抽象，它没到那个地步，还在搞巴黎公社呢，八字还没一撇呢；
列宁说的比较具体，像《国家与革命》，讲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公有制，因为他已经临近这个门槛了，他要告诉社会，告诉党，告诉人民，将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有几条设想，但他这个设想历史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一直到1921年，苏联搞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国有化、货币改革、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其实就是粮食征集制），包括搞公社。俄国农业三种方式，一种是有点像中国的个体户，它叫独立农户；
一种是集体农庄，当时叫劳动组合；
再一种就是公社。列宁最初成立的就是公社，因为最符合共产主义那种理想，大家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劳动，这就是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失败了。

典型的一个标志事件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苏联一直都说是反革命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不满意苏维埃政权，举行了暴动，最后给镇压了。但实际上那些水兵都是原来的工人和农民。为什么起义？就因为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这些政策，你把人家吃的全都收走了，全搞一大二公那些东西。再加上十三个省的农民暴动。所以列宁比较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初要建立这个政权说是为人民搞的，现在起来反对的全都是工人和农民，不是原来的贵族，不是白俄、哥萨克……那个在1918年、1919年内战时都过去了，到1921年起来反抗的都是农民，在城市里是工人。所以这个时候列宁才感到这套东西不行了。这是国内政策。

国际政策更失败了。进军华沙，策动匈牙利革命，策动德国水兵起义，一个连一个的失败。他为什么要这样策动呢？他脑子里原来想的就是世界革命嘛。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一定是在欧洲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所以列宁就想，既然同时发生我就得多弄几个呀，咱们大家一块儿进入社会主义嘛，所以就策动起义，最后全失败了。

所以，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国际政策，按照原来的设想，包括列宁自己的设想都是空想，所以他才决定搞新经济政策。

当时就觉得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原来那个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走，它是带有战争或者叫准战争的状态下实施的一些共产主义的措施，有些做法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说征粮，不征粮食要去打仗了怎么办？那就先这么办呗。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平常时期、和平时期用一种国家的政策永久地实行下去，那谁受得了啊？所以战争刚一结束农民就起来暴动。原来布尔什维克来的时候说是帮助农民的，是反对地主的，现在地主都打跑了你还对农民这么苛捐杂税的收，农民当然不干了。

所以到1921年、22年、23年的时候列宁认识到一点，就是原来那套是不行的，要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材料，包括列宁本人和整个党的高层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个临时性措施，是暂时的退却。没办法，遇到了困难，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决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这一套做法，开始搞新经济政策。比如从农村开始，不但解散了公社，也不鼓励继续劳动组合，而是鼓励独立农户，那时叫户主，跟咱们的个体户差不多。工业上允许商业的存在（内战时期是不允许商业存在的），什么叫“耐普曼”啊，就是原来的那些小商小贩，属于被打击的对象，现在都允许存在了。农业也开始搞合同制了，不搞征集制了。

到了1923年列宁临去世的时候，他是有些醒悟，觉得这不是临时性的政策，也不是退却，就应该这么做。所以他讲合作制，是讲这是将来农业发展的一条道路，而不是临时性的措施。他讲到农村公社问题、生产问题等等。在工业部门其实也在开始搞，考虑把商品市场不是作为临时、暂时的权宜之计加以接受，而是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形态保留下来。但是结果列宁去世比较早，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转变。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对手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斗不过职业政治家，他们不愿意耍阴谋手段，但斯大林他就可以。今天跟你合谋把谁搞掉，明天又接着跟别人来弄你。托洛茨基对他威胁最大，所以他就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来对付托洛茨基。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的毛病，加上相互之间又有些观点分歧，斯大林利用这些搞个个击破，首先来把托洛茨基弄掉。等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搞掉以后，他又反过来利用托洛茨基的一些理论。因为那些斯大林的对手多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追求理论的完整性，而你用新经济政策解释马克思这套东西，他觉得理论逻辑的扣解不开，你的做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说你就是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呢？斯大林他就不管这一套，怎么说他都对。他就利用这个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全部打掉。但是他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就是消灭市场经济，是托洛茨基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的执行确实遇到了好多问题。它遇到的问题其实咱们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全都遇到了，一样都不少，什么双轨制啊，什么市场跟计划的冲突矛盾了，到底是以集体化为主还是以市场化为主了，还有对农民、个体户到底怎么看等等。总而言之，那时中国叫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会儿就是这样。

斯大林干脆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市场那么乱，还搞什么新经济政策？所以从他在政治上独掌大权开始，1929年吧，全面推行他那一套东西。其实他的思路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样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贡赋”理论。大概的一个逻辑是：社会主义要发展没有资金，没有原始积累，只能从内部来积累资金，来源就是农业——因为大量的都是农民啊。他还有一个前提，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随时都可能被灭亡，那就得发展军火工业，发展国防。发展国防就得靠资金投入，哪儿来？就是农业。这套理论其实就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理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是托洛茨基的铁杆经济学家，等于说斯大林把人家全打垮，回过头又把人家的理论捡回来了。搞全盘集体化和国有化，工业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计划体制，都是按照国家利益实行起来的，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斯大林体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背景下构建的社会主义。后来人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不好，其实说的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斯大林搞的这一套，所以我们叫它为斯大林模式。现在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分什么斯大林、马克思模式啊？当然要分了，怎么能不分呢？你要是讲事实的话，你把他们的想法、理论都拿出来一对比你就能看出来，马克思说的构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哪有世界革命啊？哪有先进国家同时革命呢？都没有。就是一个俄国，而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社会主义，我觉得恰恰在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要求理论的逻辑和合理性，他只要求现实，能用就行。这一套当时确实能用，很能说服人。面对资本主义怎么办？你要想和它斗争，就得积累，没钱，就得靠农业，就得实施“贡赋”理论，你要想控制国家资源，你就得搞计划经济，顺理成章的。在当时情况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问题究竟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这里排除了政治体制的问题，那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再讨论）。

先说经济体制。实际上到了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它确实取得了工业上很大的成绩，这个不假。但问题在于，第一个，结构不合理；
第二个，代价太大；
第三个，激起民怨。其实到了战前的1939年，苏联的社会已经非常紧张了。紧张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经济，人民生活一直处在最低水平状态，我看到一个材料，苏联人抱怨说：“老让我们做贡献，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一天到晚为革命加紧工作，加紧生产，我马上要死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还老做贡献啊！”经济生活水平低下。再一个，社会处于非常恐怖的状态，这就是大清洗。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大清洗的具体数字，现在有人说：“不对，当时杀了不是八十万人，是六十万人。”少了二十万人他就做对了吗？我真奇怪了！现在的学者争的是到底是六十二万人还是六十八万人，争来争去——你搞清楚最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有些事你很难准确地搞清楚，你说（中国的）右派到底有多少万人，谁搞得清楚？镇反到底杀了多少万人？登记在册的是七十万人，不错，给报上来了，但真正死的人未必是这个数。事情的性质不是多八万人少十万人就能改变的。

当时苏联的社会是这么一个状态，结果是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了苏联。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从两层意义上看。第一，战争爆发以后，把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了——民族都要灭亡了，你还计较多吃一口饭少吃一口饭的问题吗？就像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国民党当时已经把毛围剿到最后一步了，就差最后一锤子了，结果抗日战争给他救了。苏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社会无论从心理上，从社会生活水平上，百姓的忍耐程度，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战争来了。战争一来就动员——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东西很容易被煽乎起来的。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使人们迷信了这种体制。恰恰是战争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它本来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战时体制嘛。正好要打仗了，所以这个体制不用改变就直接移入到战争的状态下，很实用。邱吉尔是临时把英国的经济体制改变成战时动员体制，他需要做很多工作，大量的做体制性的改变。苏联不需要这个，战争外在形式配合它的内在结构，就使得人们以为这个体制还不错——要不然战争能打赢吗？后来斯大林在1946年3月9号讲话就是这个观点，说：战争证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先进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战争能打赢根本不是靠那个体制，人家英国战时都得搞这个，对不对？相对的集中资源，由国家掌握，战争可不就是这样吗？但战争结束以后你还能这么搞吗？所以，斯大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从政治的角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原来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原来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对立的态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呢？就因为战争中，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跟一些资本主义结合了，去打击其他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是“其他的社会主义”，看你怎么理解了，“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二战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给这个世界造成威胁的未必是布尔什维克，而很可能是地缘政治。因为后起或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像日本、意大利、德国，它都需要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引发战争。引发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那会儿也没有说想要解放全人类啊，到处发动战争啊？所以他才能够和英美有这种结合，斯大林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

我认为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来说，本身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信仰的层面，一个是工具的层面。所谓信仰，大家忠诚的相信。很长一段时间，有一部分共产党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虽然不太明白，但是党告诉他共产主义是什么，他真的去信仰。但在领导层不是这样，比如斯大林，至少到了1936、1937年他宣布社会主义成功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他那儿已经从信仰的层面降低到工具性层面了。他就是拿这个当招牌而已，要动员周围人都来帮助他，那时共产国际一呼百应。当然钱也都是他出的。你甭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英国或哪儿的共产党，这钱都是我出的，所以你们给我干活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还给你一个合法性、正当性——咱们搞的都是国际主义，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这种观念，最典型的体现在二战前他处理欧洲的国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运用。

当时威胁到苏联安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兴起中的希特勒，一个是意识形态上和苏联直接对立的英、法。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两线作战——一边跟希特勒谈，一边跟英、法谈。共产国际就是他的一个工具。

从1935年到1938年，共产国际下达指示给欧洲各国共产党，说法西斯德国是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民主的一面，进步的一面，所以你们各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是反对政府而是要支持政府，反对法西斯，反对德国。于是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共产党马上就宣传起来，写文章支持什么什么。因为那会儿苏联在跟英、法谈《集体安全条约》，结果谈不拢，双方谁都不信任谁。与此同时，莫洛托夫跟里宾特洛甫在秘密交涉，就是给希特勒提条件，说你能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告诉希特勒，苏联的安全底线在西部就是波兰，在中部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定要掌握在苏联手里。再一个，要占芬兰一块地——当然是交换，因为芬兰离列宁格勒非常近。结果希特勒都答应了。这样跟英、法还谈什么呀？跟希特勒联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1939年签了《苏德秘密条约》。条约一签，共产国际马上就给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资产阶级政府不可相信，说法西斯德国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所以你们都要起来反政府，必须推翻各国的政府来支持苏联。这时各国共产党又发文章反政府。多列士为什么后来被通缉了？大战在即你共产党反政府，反对跟希特勒作战，你这不是叛国吗？所以弄的各国共产党特别头疼，今儿让我干这个，明儿让我干那个，完全是苏联围绕着它的利益下指示。

这样，苏联和德国共同打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起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是不错，但跟你苏联就没矛盾吗？跟你苏联的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并不是，就是地缘政治，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复杂的、多元的。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是因为苏联跟德国签订了这个条约。德国在扩张，不错，是从苏台德问题、捷克问题、奥地利问题，是一点点地在扩张，但是，到了波兰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底线了，所以英、法说，要再打过来我就要跟你干了。如果苏联坚持不跟希特勒做这个交易的话，他怎么敢打呀？他一打势必形成一战时期的两线作战，这个故事又要重复发生了。就是因为苏联跟希特勒签订了条约，然后两国夹击波兰，把波兰给瓜分了。跟着1940年斯大林又打芬兰，因为德国也不支持芬兰，芬兰孤军奋战，最后战败了，本来应该交换的土地结果让苏联白得了。那个时候斯大林非常得意，希特勒也很满意，因为这块儿放心了，他就专心去跟英、法打，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但是，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的野心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英国还没拿下就开始打苏联。

1941年6月22号希特勒一进攻，第三国际马上又变了，马上给各国共产党又下达指示，说最坏的还是德国，还是法西斯，说你们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可以支持。结果又翻过来。把所有共产党在欧洲弄的一点信誉都没有，名誉扫地，说你们共产党还有点主心骨没有？为什么后来一直都说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就因为这个。苏联说什么它就跟着说什么，这个时候所谓共产主义的信仰，所谓世界共产革命都给降低到苏联的一个工具的层次上。

我前面说到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其实又出现了一次变革的机会，就是指二战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地缘政治、大国关系来处理国际问题。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独大，而苏联也显示出它的力量，美、苏合作就成了一种趋势。斯大林在这点上看得非常清楚。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论斯大林1943年5月解散共产国际，他是有深刻含意的。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共产国际名声不好，不愿意援助你，你早就该解散了，苏、德战争一爆发就该解散了。但那会儿他没解散，一直拖到1943年5月份。这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完成了，战争的局势已经向好的方面转化，解散共产国际其实考虑的就是战后的安排。斯大林知道共产国际是他跟西方沟通的一个障碍。他解散共产国际是特别的突然，所有人都没想到，而且非常着急，让季米特洛夫几天拿出个方案，立即解散。就是因为这时候邱吉尔跟罗斯福在谈第二战场，谈整个战争后期的安排和世界格局的问题。他要给西方人一个信号，就是我不代表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可以不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斯大林真的是想放弃世界革命，公开的放弃，这个确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战后苏联有这么一个机会是避开原来革命、战争时代规定的那些责任，那些任务和那些做法，前提是存在的。美国也这么想，斯大林也这么想。

再有一个因素就是苏联当时的状态——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失望。我看了大量的材料，苏联解密的档案中，有很多当年经过秘密检查的信件。其中有打到欧洲以后的苏联红军，几百万军人啊，在他们写的信件里面反映出，人们突然发现：战败的资本主义怎么比战胜的社会主义还富裕得多呢？有人到匈牙利一个市民家去看，人家家里有壁毯、有地毯、有沙发，什么都有，说我们奋斗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没见过这玩艺儿，什么抽水马桶，都比不上他们。他们信里写的特别有意思，都是一般的士兵。它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的是原来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你给他宣传、灌输的东西，比如说社会主义无比优越啦，说咱们过得最好啦，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等等，还管用，但真的有一天突然窗户打开了，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了，就造成一种非常负面的影响，从整个精神上他受不了了，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如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小国吗？这么大的一个苏联，生活水平还不如匈牙利，他怎么能够接受呢？我们宣扬的都是斯大林怎么伟大，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当时在整个苏联人们心理上造成的一种动荡。光写几封信影响还小，一旦这几百万人回国，不是去农村就是回工厂，他们见过的情况像瘟疫一样就传开了。我看了监督员们根据这些情况写的汇报材料，谁谁说了什么，谁谁想什么，就能反映出从1945年到1946年整个苏联社会的情绪。其实这些情绪构成了一个改革的社会基础，刚才我说的那些国际环境构成了一个改革的外部基础。所以，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体制改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在乎它，不像赫鲁晓夫时期。如果那个时候斯大林能够看准这一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改革，苏联会是另一个结果，就是很有可能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来。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原因我正在写，题目是《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1945-1953年）》。因为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以前几乎就没有一本书讲战后这一段，斯大林最后这8年，到底是怎么搞的。从大体的轮廓看：第一，斯大林没有这个意识，还没有认识到原来那个体制其实并不适合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他误认为挺好啊，我就这么着所以二战打胜了。我觉得这是他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目的逼迫他必须坚持原来的体制。他对权力的那种依恋、那种追求，只有这种体制可以把各个方面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特别对意识形态。这是斯大林本身的一个局限。还有一个就是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冷战爆发。这里面很复杂，在我看来美国人现在的观点是错了，以盖迪斯为首的美国主流学派认为冷战是斯大林挑起来的，其实是错的。斯大林曾经千方百计想避开冷战，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你可以看出来，斯大林非常现实，他知道苏联实力不行，没法跟美国斗，所以尽量保持低调，但是他自己的利益又不能丧失。特别是斯大林有一个错误的做法，他老想给别人一个感觉：我非常强大、谁都不怕的那种架势。比如在伊朗问题上，在土耳其问题上，都是这么表现的。其实他是外强中干，虚张声势。但是他那样就把人家给吓着了，西方人觉得这苏联不得了，真的要扩张——其实不是，他就是吓唬吓唬你。再加上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等等，这就造成了冷战。冷战的兴起也逼迫斯大林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因为他得搞军备、原子弹啊。还有一个自然的原因，就是1946年夏天到1947年发生的大饥荒，就是旱灾……种种原因，天灾人祸，把苏联走向改革的路给堵死了。

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又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粮食生产已经低于1913年，吃没有吃，喝没有喝，住房是0.4平米一个人，莫斯科人都没房子住，你想你社会主义搞成这个地步；
再加上斯大林晚年严重的疑心病，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弄得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赫鲁晓夫是政治局常委啊，每天在家里心惊胆战，就怕电话铃响，说电话铃一响他都哆嗦。斯大林到了1952年10月份以后已经不再露面了，谁想见他，完全听他电话招呼，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晚上10点到凌晨3点在他的别墅里决定的。这个时候，高层领导都在家等电话，电话铃一响，心里特矛盾，说叫我去吧，说明这圈子里还有我，否则肯定就给排除了，但是叫过去以后，搞不好明天早上就回不来了——你想都到了这种程度，谁受得了啊。所以这造成一种什么局面啊？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刚一休克，这帮人心里那个高兴啊，不给他治病。他是28号晚上喝酒喝多了，一个人睡，第二天下午——他一般是下午起床——拉那个铃，没反应，大家一想，可能今天他要多睡会儿，但到了傍晚再拉铃，还没反应，保姆就通知了警卫队，警卫队就通知了政治局。晚上政治局委员都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几个人都来了，就是没叫医生。大家一看他休克了，围着转了一圈，谁也没说话，走了。贝利亚还说，斯大林同志睡着了，不要打搅他。第二天医生才来，斯大林已经没救了，但是还没有咽气。到了3月5日，这帮人实在是绷不住了，最后就决定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改组苏联领导层，把十九大斯大林建立的系统全部打乱，重新回到原来那个体制，莫洛托夫又回到外交部，贝利亚又重掌安全部和内务部，驻华大使也换了，整个人全都换了，政治局常委十一个人，斯大林排最后——那会儿斯大林没死呢，就在那屋躺着呢。他们就在这屋开会，等不急了。当时最怕的就是斯大林再睁眼，好在等他们开完会，过去再看一眼，九点多钟，斯大林闭眼了。

所以，要把斯大林这套东西搬掉，其实是大势所趋，不是说赫鲁晓夫想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怕了，老百姓也觉得这个制度不行了。我们现在看，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批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只不过苏共二十大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把话挑明了，其实暗地里的做法都已有了。贝利亚1953年底被枪毙以后，苏共就通知各国共产党都派人去听取关于贝利亚案件的情况通报，其中莫洛托夫有个讲话，就讲到贝利亚的问题不光都是他的问题，跟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包括最保守的莫洛托夫在内，都提出这种看法。只不过因为当时苏联党内的权力斗争，贝利亚、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他们之间的争斗，没有精力把这个事情做开。一直到1955年马林科夫下台，赫鲁晓夫全面掌握了苏联的政权以后，马上开始调查大清洗案件，制定新的经济方针。所以苏共二十大不是偶然的，是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新的领导人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思路，要走另外一条道路才能改变苏联的这种外强中干的状况。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想搞改革，从政治上要民主，批判个人崇拜，从经济上重新安排工农业生产比例，提高科学技术成分，调整投资比例等等，这些做法都不是偶然的，从1953年到1956年这几年之间逐步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遇到最大的、致命的打击，就是中国。如果仅仅是苏联党内矛盾的话，我觉得他能克服，因为苏联党虽然在政治局里改革派是少数，像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这些元老派都是保守的，但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里面提拔的都是年轻的改革派，像苏斯洛夫、柯西金，在中央委员里面占绝大多数，他靠这个来制约政治局，这也就是1957年元老想政变没成功的原因，否则的话赫鲁晓夫早给弄死了。57年他一个靠军队，一个靠中央委员才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给打下去了。所以单就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话，赫鲁晓夫应该是占上风的，但是中国这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就是1958年以后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一步一步的把他推向了绝路。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就是要详细地写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过程当中中国给他施加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时候双方还一致，你把毛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做个对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有些语言都是一样的——当然也不说是毛抄的，因为毛调查是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前，成文是在苏共二十大后。那个时候毛和赫鲁晓夫想到的问题比较类似，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双方都是一致的。背后有一些分歧，也没有表露出来，主要一个是对斯大林的看法，再一个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别的方面都相当一致。很多人都说中苏分歧是从1956年开始，从苏共二十大，其实完全错误，那是一个神话，是一个误会，是个陷阱。直到1957年底，中苏关系都非常好。你想，1957年10月15日中苏还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那是什么协议？那是苏联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和核武器样品的一个协定，这种援助在全世界都没有过，有过吗？什么人能把核武器的技术给人家？只有苏联。还有一件事，中国提出要跟苏联建立联合国防办公室，联合国防办公室十大任务，所有的情报、资料、技术、训练，包括武器的制式要全部统一，就是你这个军队随便调到哪儿，拿谁的炮弹都能用——武器都是通用的，就达成这么个合作。所以1957年底1958年初中苏关系已经达到了最顶峰。

但就这时候出事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形势太好了，按毛说的，叫做“东风压倒西风”。这个大家都承认。但是应该怎么办呢？赫鲁晓夫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力量，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是这么认为的：你比我强可能会打我，现在我比你强你还会打我吗？他是这么个逻辑。所以他认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基础不就更牢了吗？我们跟资本主义谈判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谈判我有资本——我比你强大啊。所以赫鲁晓夫就开始积极的搞美苏缓和，一会儿请尼克松到苏联来，一会儿他到美国去——他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毛的想法恰恰相反：既然我们比敌人强大了还跟它谈什么呀？直接打败它不就完了吗？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原来我们弱，我们不如人家，所以跟人家和谈，跟人家搞和平共处，现在我们比它强了我还跟它共处什么，消灭它完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掀起世界革命，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然后大家一努力就把帝国主义消灭了。就是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他认为中国现在责任就更大了，因为苏联怕你我不怕。但我又没有苏联的力量强大，因为苏联毕竟那么多年了，那么怎么办呢？大跃进。通过大跃进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再搞上去，那就没的讲了，苏联就不在话下了。其实大炼钢铁、大跃进说是超英赶美，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超过苏联——我专门写了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他要超过苏联为什么？他在莫斯科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讲：“中国是个政治大国。”那当然，中国是政治大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苏共中央拿中国共产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小册子印发一百万册作为全党学习文件。你想想哪儿有这种事？都是中国学苏联，学斯大林什么讲话，作为中共的文件，苏共什么时候拿别的党的文件作为它的全党的学习文件，只有中国。《一论》只印了二十万份，但到《再论》的时候就印了一百万份，《真理报》一抢而空——中国的影响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苏联人自己都说，以后不要再提“以苏联为首”了，应该说“中苏为首”。包括苏联党内都说，毛泽东同志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不过就是个种玉米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那种政治威望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没的说，包括很多像哥穆尔卡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毛佩服得五体投地：又有风度，又能说又能想，处理事又稳重，哪像赫鲁晓夫毛毛糙糙的，几件事他处理好了？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问题，都是毛出面给他解决的，解困的。所以毛就有这么种心态，中国政治上是大国，人口上是大国，但你经济上超不过人家，最终说话还是没有份量啊。所以他要搞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人民公社，憋着劲的要把经济搞上去。

到了58年、5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发展到什么程度？1959年10月双方领导人吵了一架，在北京，非常凶，甚至指着鼻子骂。把赫鲁晓夫气坏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就三个人，你们九个人围攻我们。你看那会议记录特别有意思，刘少奇一句，周恩来一句，林彪一句，这个一句那个一句的，弄得赫鲁晓夫不知跟谁说了。陈毅说话比较冲，给赫鲁晓夫抓住了，说：“陈毅，你太狂了你！你就是个元帅，我是总书记啊！”到了这种程度，领导人之间就撕破脸皮了。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政治局会议，苏联也开了个中央全会，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办。双方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说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不能破坏，所以必须要维持中苏关系良好状态。前提是，中共认为，苏联的路线错误，它必须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团结在正确路线上；
苏联也认为是中国的路线错误，而这个路线错误主要是毛泽东本人造成的，是因为他的急功近利、骄傲自满造成的。苏斯洛夫报告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本文内容于 2012/7/14 20:24:45 被小编a24编辑

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篇2

企业危机公关如何避免“澄而不清”

作者/沈志勇

在危机公关中有两种现象比较典型，一种是出现危机企业反应迟钝，实施鸵鸟政策，回避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尽管企业快速响应，发出回应声明并站出来澄清情况，但是媒体和消费者却并不买账，我称之为“澄而不清”。近年来随着企业危机公关意识的增强，第一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但第二种情况却越来越普遍，成为企业危机公关的难点。比如，最近发生的汉森制药“四磨汤致癌门”事件。

4月25日，媒体突然曝光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拳头产品四磨汤存在致癌成分，让公司措手不及的同时也迅速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事件被媒体引爆后，迅速登上各大网站财经频道首页，舆情迅速发酵。

因四磨汤是汉森制药的拳头产品，报道对其影响重大，25日当天，汉森制药迅速反应申请临时停牌，并于晚间发布澄清公告。

但汉森制药的快速回应并没有减轻外界对此事的关注程度，澄清公告发布后，质疑之声不断。作为上市企业，汉森制药在股市上遭遇重大挫折，其股价在复牌当日即跌停，舆情持续发酵。随后由于时值五一小长假，舆论关注度有所下降，但节后又出现舆情关注度的反弹，媒体报道量及网友热议度再次增长。

那为什么汉森制药会面临“澄而不请”的难堪局面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

首先，四磨汤属于使用比较广泛的药品，涉嫌致癌，兹事体大，很容易触动舆论和消费者的敏感神经，对于这种事关生命健康的问题，人们处于健康考虑会习惯性“宁可信其有”，将其拉入黑名单。

其次，媒体和消费者作为非专业人士，并不清楚食用槟榔和药用槟榔的区分，很容易将“食用槟榔易致癌”“药用槟榔致癌”混为一谈。

再次，尽管汉森制药的澄清公告中称由中国药理学会药检药理长沙新药新技术服务部完成的四磨汤口服液毒理试验结果表明：四磨汤口服液安全。但并没有出示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让澄清公告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大打折扣，也成为随后舆论质疑的因素之一。

此外，汉森制药在对包括"四磨汤"在内的数款热销中成药品的说明书中，关于"不良反应"、"禁忌"等事项多是"尚未明确"，也没有对药理实验的内容，临床试验的情况进行说明（不幸的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到位并不只汉森制药一家）。这一点被部分媒体诟病。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尽管企业在危机中的应对方法可以改进，技巧可以提高，但是，由于药品的高敏感性和高专业性，一旦危机发生企业几乎是百口莫辩，澄清和扭转舆论的难度极大。尤其是作为上市药企，在资本市场上面临的考验更大，甚至是毁灭性的。

那么药企危机公关应该从何入手呢？我以为，重视危机预警，提前做风险评估和危机研判是最好的途径之一。

再回到汉森制药的汉森制药“四磨汤致癌门”事件，尽管事发突然，但是对于“汉森四磨汤”成分的安全性质疑并非只有槟榔，早在三年前有媒体曾对四磨汤主要成分“乌药”的毒性产生过疑问，但这在当时并未引起舆论和业界的关注。这条消息被很多媒体引用，成为对四磨汤安全性质疑的注脚。

试想，如果三四年前“乌药”事件爆发时时，汉森制药就开始意识到对四磨汤各成分安全的质疑可能引发重大危机，主动邀请权威机构开展相关的毒性实验并严格规范标示和有充分的药品说明书，那么是否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如今的危机呢？

最后，我重点对危机预警和研判的实施进行说明。我认为危机预警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舆情监测。由专业机构运用技术手段，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进行监测，掌握企业和产品自身、竞争对手以及行业的舆情状况，并重点关注负面声音，对其内容进行初步分析。

第二：内部研讨。舆情监测更多是数据筛选，初步分析，要定期组织内部相关人员对舆情报告进行研讨，对于负面声音进行定性，并拟定应对计划。

第三：倾听外部意见领袖意见。企业自身人员由于身在企业内部，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出现盲点，因此要注意倾听外部意见领袖的意见。这些意见领袖包括，医药领域的媒体、行业协会领导、行业资深人士、公关专家等。有他们对企业的舆论状况提出意见。

第四：制定危机预案。通过前面的工作，对企业的舆情状况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应该联合危机公关专家，制定本企业的危机预案，建立危机管理小组、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给给出应对建议等。

第五：未雨绸缪，有针对性的解决某些问题。预案只是系统性的指导，关键还是行动，把工作做在先。比如，进行必要的毒理学试验、临床试验、规范标示和说明书；
此外，针对药品的高专业性特点，进行充分的科普也是非常重要，以科普的方式让媒体和消费者掌握必要的药品知识，避免因为专业知识的缺乏而误解。

第六：重要外部资源整合。危机公关中单靠企业一方说话，权威性不足，需要各个方面的声音。企业应该在平时注意围绕公关危机整合重要外部资源，包括第三方研究机构、监测机构、政府主管部门、核心媒体、行业资深人士。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谓的整合资源并非是说拉关系，而是指在相关各方能够从各自专业和职能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确保危机中，专业、理性的声音不被淹没。相反，相关方没有自己的专业立场，一味正在企业立场说话，反而适得其反。

（作者沈志勇系资深公共关系顾问、新桥公关CEO；
主讲课程《危机公关策略与应对》 《公共关系传播与媒体沟通》 《医院品牌营销与危机公关》 《客户投诉处理与媒体沟通》）。微信公众账号：沈志勇@公关

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篇3

沈志华谈苏联解体：错过多次改革机会
最新文章人民网[微博]刘功虎2013-12-1508:41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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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大林也曾思考过变革转型，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
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根据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苏联崩解的因子早已内化在僵化的体制中，苏联74年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改革的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住，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已经“改无可改”，病入膏肓。
近日，记者赶赴上海专访沈志华，请他谈苏联解体原因，以及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
斯大林曾想过要改革
沈志华向本报记者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斯大林也曾思考过变革转型，按照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促成斯大林“思想转弯”的时间节点出现在“二战”后期。
“二战”暂时掩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斯大林体制，因为那种体制非常适合战争环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改变了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战前苏联被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苏联人有一种孤岛意识，这是斯大林模式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二战”后，苏联进入并参与缔造了国际体系，很多游戏规则是在苏联的参与下制定的。这就为战后苏联的发展道路转轨提供了客观前提。



斯大林对战后安排的考虑，不外乎苏联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这些都离不开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就是一个明确而重大的信号，表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发展道路的新思考。他很清楚，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大旗，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对抗，是没有出路的。通过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一系列世界巨头会议，斯大林取得了满意的收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确立了对战后苏联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为此，他答应了西方的条件，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议会选举制，在其势力范围外，不输出革命，要求东欧国家建立议会制和多党制，命令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强烈主张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其目的就是保证与西方合作的政治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苏联可望从美国得到60亿美元的贷款，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为其发展积累资金。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沈志华正在写一本书——《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他看过大量的档案文献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是矛盾的。他对外可以开放，对内却继续收紧。斯大林担心其统治地位动摇，其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后来又发生了两件事，外部爆发了冷战，内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结果他马上回到了战前的老路。
勃列日涅夫后期，改无可改
沈志华说，苏联74年历史，大的改革机遇至少有3次。在斯大林之前，因应国内经济紧张和人民不满，列宁曾实行过“市场性质”的新经济政策。由于列宁很快去世，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政策，开创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主张跟美国和平竞赛，国内发展经济，但是他的改革受到制约而不敢放手实施，被随后的政变迅速终结。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阶段。沈志华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奇特，苏联重回到斯大林模式，且将其进一步凝固化。经济上，赫鲁晓夫的探索成果几乎全部抛弃，表面上的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计成本的国家投资。而国力增强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商品的严重短缺和百姓生活水准的相对落后。



在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上，苏共干部队伍中形成以利益为诉求的官僚集团。军工、石油、外贸、农业、教育、卫生等等部门高官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与此同时，是社会的碎片化和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
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社会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权谋私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失去了社会公德意识。除了官员以权谋私外，“差不多所有的苏联公民（其中包括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警察），都参与这种形式的非法或伪合法的经济活动”。人们生活水平的增长中止，住宅、商店、幼儿园、学校等社会建设骤然放慢。看不到希望的苏联人借用酒精麻醉自己，到1970年代末，苏联酗酒者比1960年代增加了一倍。1978年有近900万酗酒者进过警察局，超过600万人进过醒酒所。
“勃列日涅夫遭遇和造成的困境超乎外界想象，外界的人们只看到其光鲜一面，而看不到此时的苏共已失去了创新能力。”沈志华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堵塞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所有通道，苏联丧失了调整和改革的最后机会。
“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方领导人希望国家发生变化。“他们这些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自己的角度看到国家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己日夜辛劳，其中许多人对于莫斯科那些头面人物的镇静自若，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是苏共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们最初并不敢公开提出批评，也不可能有方针政策上的改变。
有俄国学者早已意识到，研究苏联解体的人们通常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当，但其实那些企图改变苏联局势、修正国内局势的力量所开展的活动，不但以前早已有之，而且实际上为后来发生的诸多变化作好了准备。
在苏联巨变前十年间，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情绪越来越重。1985年6月18日，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几十年来，西方在经济上超过了我们，而我们继续跟在它们后面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社会



主义制度几十年还达不到前列？我们的科学成果竟很快地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首先掌握和应用，这岂非咄咄怪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本只是想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发现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沈志华表示。
请你吃饭不是因为好客
沈志华的上海公寓远离繁华市区，地处闵行，面积不大，没有书房，也没有独立餐厅。我们的面谈在餐桌两侧进行，谈完了端上早已做好的饭菜。
“我请你吃饭，可不是因为我特别热情好客啊，我只是没办法匀出成块的时间与你聊天。”沈老师直率地指出“真相”。
他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做研究，中午小睡一会。小区很安静，环境不错，他却很少下楼散步锻炼。有一次他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全过程是在车上完成的：从市区开往他位于大兴的别墅，来回需要约三个小时，等到停车，话题全部谈完，记者掉头打道回府。他觉得那样很好，可以节约出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
沈志华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学者，当过兵，坐过牢，经过商，用辛苦赚来的一百多万元到俄国买档案。二十多年来，他的冷战史研究已卓然成家，他领导下的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目前是世界四大冷战史研究机构之一。
“我这个人擅长做实证研究，我觉得史实优先于史观，把事实搞清楚了，价值判断交给读者。读者都不傻，是不是？”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接触多了历史真相，自会产生平和、贴切的历史认识，懂得审慎和克制，不做无谓的拔高和无谓的争辩，不胡乱跑马。
他几乎每出一本书都成了畅销书。记者半开玩笑问他，出书的利润报酬是否已经让他收回了“投资成本”，他摇摇头：“怎么可能呢？”



沈志华的成就感何在？他一边扒饭，一边认真作答：“每当从档案、书籍中获得一个新发现，打通了一个老大疑惑，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六十出头的他身体敦实，笑容憨厚

沈志华：让历史露出真相篇4

沈志华：盲动岁月——“大跃进”50年回首
发布时间:2011-02-12 14:08 作者:沈志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563次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名为“超英赶美”，实为赶超苏联，而大办人民公社则意在为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于“大跃进”，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并一直保持沉默。由于担心中国的做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苏共二十一大间接地对中共提出批评。苏联的这种暧昧和怀疑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赫鲁晓夫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公社问题后，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
万丈豪情
毛泽东说过，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起来，他不仅早已有大跃进的想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提倡“以苏联为首”的时候，又一再谦称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个小国，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再也憋不住了，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于是，一场名为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始了。
1958年3月20日，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向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5月18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说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的小组长座谈会上，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赶超苏联自然不只是一个钢产量，更主要的是加快改变生产关系，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


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在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
毛泽东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


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国际质疑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源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虽然对一些具体做法和指标表示怀疑，但总体上苏联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持肯定态度的。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做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甚至赫鲁晓夫也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对于“大跃进”，除了宣传报道，苏联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苏联的经济区都承担了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接受中国订单的企业数以千计，帮助中国进行设计的有上百个单位。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已经超过了前期投产的项目。据国家计委统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而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两个协议的规定，苏联就还要帮助中国建设125个企业。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




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在一个专门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应“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
但经过仔细的研究后，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不宜就此发表意见。政治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
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


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国国庆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的演说竟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影响。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波特赛说：“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朝鲜则在“千里马”运动中大量合并农业合作社，并仿照中国建起了群众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就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言，似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承认，北京已经走在了莫斯科的前头。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心和恐慌。
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杰留辛回忆说：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为了给人们“打预防针”，免得大家都对中国“盲目效仿”，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了。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下同心协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才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得到执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依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是困难的”。这个批评显然有特指的含义。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又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


誉”，“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这已经很清楚是在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影响的确发生了作用。1月17日胡志明在回答西方记者的问题时说：目前，我们不准备建立“人民公社”。
特别是在7月18日访问波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当听众提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社时，赫鲁晓夫没有正面回答，却对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出现的公社大发了一通议论。赫鲁晓夫说：“曾有人下了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总结说，公社的道路走不通，苏联才建起了集体农庄。7月21日的《真理报》对讲话予以全文发表，看来赫鲁晓夫是有意要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正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公开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庐山“宣战”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在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在这种情绪下，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隐晦的批评，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1958年的形势，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虽然出了一些乱子，但成绩是伟大的。而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薄一波和陈毅，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就在这时，7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时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
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毛泽东气愤地宣布：他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
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


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毛泽东这时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国庆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首先，中共不宜在一个没有公开受到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苏共完全可以辩解说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讲话是在做自我批评。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毕竟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最终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千百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大跃进在1960年结束，但之后“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又喊了近20年。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在国内，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导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大饥荒。在国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成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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