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对国内民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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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4篇

第1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综述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取得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之后,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着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这场战争，是美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在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并入侵我国领土台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它不仅取得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全力支援，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紧紧依靠中朝两国人民，以无比的勇敢精神和智慧，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共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7月10日。这一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是属于实施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进攻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作战结果：中朝人民军队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敌军转入战略防御，接受了停战谈判。

　　第一次战役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鲜，此时，正值“联合国军”大举北犯，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志愿军抓住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采取隐蔽待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给敌以迎头痛击。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先头部队在利洞、两水洞、黄草岭地区与敌遭遇，从此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接着，在云山战斗中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交战，重创美骑兵第一师。东线部队将“联合国军”阻滞于黄草岭以南地区。此役西线11月5日结束，东线11月7日结束，共歼敌1.5万余人，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清川江以南地区。志愿军首战胜利，站稳了脚跟，为继续作战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战役

　　1950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打击后，误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仍气焰嚣张。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实施双层战役迂回的方针，向敌展开了强大反击。11月25日西线部队以一部迂回穿插敌纵深，截断敌人退路。正面战场以4个军的兵力全线突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东线部队于11月27日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猛烈反击，给美军以沉重打击。此役西线12月1日结束，东线11月24日结束，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平壤，粉碎了敌人占领全部朝鲜的企图，使麦克阿瑟所吹嘘的“总攻势”变为总退却。“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

　　“联合国军”遭到志愿军两次打击后，退守“三八线”，企图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争取时间，整顿败局，准备卷土重来。中朝军队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于1950年除夕——12月31日发起全线进攻，一举突破“联合国军”既设阵地，把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此役战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共歼敌1.9万余人。第三次战役的胜利，加剧了“联合国军”参战国之间的矛盾，扩大了中朝方面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

　　第四次战役

　　美国为挽回败局，缓和内部矛盾，急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美军中抽调部队，补充到朝鲜战场。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朝部队在粮食、弹药、兵员补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遏制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进行了汉江南岸阻击战、横城地区反击战和宽大正面逐山逐水的机动防御作战。将敌人阻止在“三八线”附近。此役历时87天，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和展开，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

　　1951年3月，“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地区，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企图将战线推到三十九度线附近，“在朝鲜的蜂腰部建立新防线”。中朝部队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此役我军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交战双方形成战略相峙，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结束，阵地战阶段开始。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在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后，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损失兵力23万余人，参战国内部矛盾日益增长，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强烈。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想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迫于内外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战略，同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朝鲜战争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这一阶段，主要作战形式是阵地战。

　　中朝人民军队依靠坚固阵地，曾先后粉碎了敌军多次局部进攻，并取得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同时，也主动地对敌军发动了多次战术性进攻，直至战役进攻。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我相持，战线稳定；
边打边谈，打谈结合；
局部性的攻防作战频繁；
敌军愈来愈被动，我军愈战愈强；
我军进行阵地进攻作战的规模也愈来愈大。1953年7月，美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随之胜利结束。

　　粉碎“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与秋季攻势。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中朝代表针锋相对，严正拒绝。1951年8月和9月，“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攻势，并发起多次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取得了夏季防御战役与秋季防御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粉碎美军“绞杀战”  建立钢铁运输线。1951年8月，“联合国军”在正面战线发动进攻的同时，凭借其“空中优势” ，发动了以攻击铁路线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对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线实施全面轰炸和封锁，妄图摧毁中朝军队后方运输补给线，使其陷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中朝军队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无比的英勇和无穷的智慧，战胜一切困难，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经过各军、兵种部队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立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

　　粉碎美军细菌战。1952年初，侵朝美军不顾国际公法，在朝鲜北半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了细菌战，妄图以此达到削弱中朝部队有生力量的目的。中朝人民和军队在全世界人民的声援下，团结战斗，在揭露敌人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展开了空前浩大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彻底粉碎了美军的细菌战。

　　构筑坑道工事。中朝部队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以后，为了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防御作战，在横跨朝鲜半岛250公里防御正面，逐步筑成一道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地下长城。并以此为依托，与敌人进行了灵活多样的攻防作战，使阵地获得空前巩固，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地位。

　　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为了削弱敌人，锻炼部队，取得阵地攻坚战的经验，中朝部队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全线敌军发起有计划的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及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经过充分准备，采取突然动作，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经过44天的作战，共歼敌2.7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上甘岭战役。1952年10月中旬，美国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求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向我军防御战线中部的上甘岭两个连据守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发起强大攻势，即所谓的“金化攻势”。敌军先后投入约6 万余人，妄图分割我防御体系，迫我后退。守卫这一地区的志愿军也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固守、寸土必争。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经过43昼夜空前激烈战斗，打退敌人大小600多次冲击，并行进行数十次反击，歼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

　　反敌登陆作战准备。1952年冬，朝鲜战局继续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因美方的破坏而长期中断。美国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军事当局急于结束朝鲜战争，策划在我军侧后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对此，中朝人民军队在东西海岸加强兵力，调整部署，构筑永久性工事，囤积大量粮食和物资。充分作好抗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同时在正面战线继续打击敌人。此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兵力达130万，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在我侧后登陆的企图，同朝中方面恢复停战谈判。

　　夏季反击战役。经过反敌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在战略上日趋主动。为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中朝部队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方针，根据美国和南朝鲜对停战的不同态度，确定各阶段重点打击对象。到战役第三阶段金城地区反击战中，志愿军一举突破坚固设防的南朝鲜军四个师的阵地，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整个战役共进行了139次进攻，歼敌12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实现朝鲜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面和“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实现了，中朝人民和军队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朝两国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建议，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十月，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事业中，志愿军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第2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着土地改革、调动生产积极性、参军支前展开。当时，农民之所以能积极响应党的政策，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不仅为当时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其在各方面的成功经验，也为新时期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字：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历程中发现：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解放战争作为开启中国新纪元的前奏，它的成败牵系着党乃至国家的命运。因此，加强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不容懈怠。

一、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着土地改革、调动生产积极性、参军支前展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保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出现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生动局面。

（一）土地改革中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有一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对于人口众多的的中国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而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我党首先从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当然，土地改革不仅仅关系到农民的利益，更是牵涉到地主士绅的利益；
它也不仅仅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更是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阶级秩序的重构。其复杂程度由此可见。

如果单纯地依靠农民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没有经过党的宣传，农民不可能集体站出来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抗争，只能是单个地向剥削者声讨。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缺少后盾。那么，土改运动也只能成为农民单方面的诉求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党的组织，土改运动很可能造成过激的强制性的夺取行为。因此，在解放战争的土地改革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在理论宣传上，党采取下达指示、颁发政策、树立口号等方式来鼓励农民参与到土地改革的运动中来。

1946年3月20日，中国中央东北局发不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的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这个指示的下达，给了日伪区的农民以极大的鼓励，为他们的反奸清算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此后东北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分配敌伪土地的运动。

为了进一步满足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迫切要求，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五四指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坚决批准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是“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它指出：“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第二，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若干政策。这些政策为农民的土改运动提供了正确的指导。《五四指示》颁发后，“土改”、“翻身”成为当时标志性的口号。

在土地改革的推动下，到1947年2月，国内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中国土地法大纲》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总的看来，它极大地调动并保持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②

二是在实际践行中，党采取举办斗争大会、诉苦运动、宣传班等形式来推动土地改革的进行。

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③长期受等级制度统治的农民，无法从骨子里认同“人民当家作主”这一观念。在他们看来，尊卑贵贱乃是社会的必然现象，按时向地主交租交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党员干部在宣传动员中发现：仅仅依靠颁布文件、政策等，是不可能激发农民的土改热情和勇气的。于是，共产党人找到了即使在地主问题不为村民所关心的地区‘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公式”。如在《山东的减租减息》中就描述了当时这样的一些斗争方式：

在反对封建地主、高利贷者、大恶霸的村庄时，往往是一二十个庄子，五六千至万人左右的联合大会。其他本村的斗争，在未开展的庄子，有借用外庄力量的所谓“外力”；
有组织的村庄，则是工会、农会、青救会、妇女识字班、儿童团、民兵各系统排队分布会场，唱歌、贴标语、呼口号、拉拉队，是很热闹的。有敲锣打鼓、示威游行，有“文斗”的讲理、诉冤、坦白反省，这一般是成功的。也有“武斗”的，一般是对付恶霸的杀伤人命、欺压良民、百端敲诈的行为，引起群众的报复。

通过这样一些有组织地斗争活动，农民的阶级意识收到了极大的启发。由此，农民的维权意识、当家作主的意识便喷燃爆发了。这时，相比与之前，土地改革的难易程度便是不言而喻。

（二）生产活动中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被封建剥削制度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发展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动员，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一方面又制定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引导农民恢复生产。

毛泽东曾指出：“只有在我们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生产活动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着重解释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一方面，党中央下达通过明确的文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引导农民做好生产工作。如在1948年5月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毛泽东指出：“在一切解放区，不论是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或者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必须在今年秋季指导农民耕种麦地，并进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号召农民施肥。所有这些，都对一九四九年解放区农业的生产和收成有极大的重要性，必须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工作，加以实现。”这样一些相关文件，给了党员干部明确的任务和目标。

另一方面，党员干部依靠实际行动带动广大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例如在各解放区，党领导农民兴修大量地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提供更为便利的设施。另外，在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党还鼓励广大群众发展副业，并为他们发放大量的农业贷款。此外还通过组织变工互助，提高农民生产的效率。在拨工组中，强调要更为合理周到地照顾农村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农民生产要求，克服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现象。通过党在生产活动中领导和带头，解放区发生了新变化，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农副产业也得以发展，缴纳的公粮数也大为增加。

（三）参军支前中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由此可见，在当时形势下，改善人民生活是重中之重，但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也是势在必行。

然而，在动员广大农民参军支前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少阻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同时也给许多农民带来了新的顾虑。青壮年劳力大量参军或出夫，势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
另一方面，直接参加战争更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自然会使广大农民视为畏途。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共产党展开了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党员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民教育，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许多农民担心自己一旦参军，土地、家庭都无人照顾。针对这样一些问题，党组织村民召开不同会议，讲解不同的内容。如在解答参军疑惑的会上，强调党保障参军家庭的生产生活。并且还给农民讲解当兵的好处，使他们认识到参军不仅仅能获得荣誉，还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特别是对民夫支前、参军作战中的积极行动进行大肆的宣传及赞扬，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其次，党员干部使农民认识到革命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在共产党员强有力的再分配方式的基础上，使农民认识到只有帮助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自己的劳动果实才能保住。这就使得农民和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体的关系。最后，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在支部教育中，要求“好党员要起模范作用，领导群众参军，自己实在脱离不开，有兄弟儿子够格的，也要动员兄弟儿子去，没有兄弟儿子的要动员群众去。”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认识一事物，“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有其鲜明的特点，才能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各项政策。

（一）围绕中心，坚持原则不动摇

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高涨。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自发性行为，不利于各阶级之间的团结，也严重影响了一部分人参与革命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左”倾错误，亟待纠正。针对这样一些问题，党中央进行及时地引导，始终坚持原则不动摇。任弼时在1948年1月12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

中央最近重新发出了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给各地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参考文件。这虽是一九三三年的文件，但今天一般还是适用的，其中关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如果许多人定错了成分，那就搞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另外，毛泽东在1948年1月18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重申了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一是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
二是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采取任何冒险政策；
三是要采取正确的手段对待富农和地主，工农群众中的破坏分子及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

在认识到教育动员中的错误后，各地党委在学习中认真检讨了土地改革中盲目推崇群众的“自发性”，违背党的政策原则等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经过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各地“左”的倾向被纠正过来，不少逃亡户被争取回来。国民党军队、政府中也不断有人回归解放区或向解放区投诚。也正是党在人民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放弃党的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原则，才使得广大农民团结一致，积极投向伟大的革命事业。

（二）贴近生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党采取的并不是呆板的宣传方式，而是将宣传内容、方式密切地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相联系；
在动员过程中，采取的并不是简单地“喊口号”，而是着力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首先，党组织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为农民谋取利益。在土地改革中，面对农民“阶级意识模糊”的状况，党员干部总是耐心地从农民的情绪和利益考虑，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本质，从而树立当家作主的意识。在生产活动中，党员干部不是说几句好听的、激励人心的话就完成了任务，而是帮助农民细化各个生产步骤，如请专家合理规划播种、施肥时间，组织大家在生产过程中互帮互助等。在参军支前中，党组织极力安排好各个参军人员的家庭和生产活动。在纠正错划成分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安置难以维持生活的地主、富农。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使用贴近农民生活的语言和内容，进行具体实际的动员工作。比较普遍的内容有：一是开展“到底谁养活谁”的教育，使农民树立明确的阶级意识，懂得剥削的存在；
二是高呼：“打到喝血鬼庄英甫”、“穷人要翻身了”等口号，激发农民的斗争情绪；
三是通过“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的集体力量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自觉地起来为保卫已得的利益而斗争。这些教育事例通俗易懂，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相密切联系，使农民更易接受和吸收。

（三）形式多样，坚持方法的灵活性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了活泼多样的教育方式，并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

土改初期，农民阶级意识还不明显，许多农民对“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一直弄不明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山东一工作队发明了“地瓜算账”的办法：

一亩地瓜用地瓜种30元，粪40元，十来个工15元，饭前每天10元，工花费近300元，一亩地瓜产1200斤，租赁两方平分是600斤，值210元，这样一算，佃户还要陪上八九十元。当时提的是二五减租，就是减了租，多分点，还是要赔钱，用这种算地瓜账办法，让知道地主的剥削，知道‘穷无种，富无根’，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干，就能过上好日子。

通过举这样一些例子，增加了农民无限的仇恨，在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诉苦大会中，党采取带动面的方式——从农民低级的苦逐步上升到阶级的苦，由少数人的苦发展为广大群众的苦，这就使广大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此外，还通过上演《白毛女》这样的话剧激发了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同时，在面对不同的对象，党员干部又采取集体动员与个人劝说相结合的方式。在参军问题上，党员依靠亲戚、组织关系等进行各个击破。

当然，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的思想动员的方式可谓是不胜枚举。正是党独具匠心的动员方式，才为解放战争赢取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如在渡江战役中，江面上的上千上万的船只都是由农民供应，并有上万民夫为战士们提供后方的物资供应。可见农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贡献，若缺少了农民，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是空谈。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去争取最广大的农民，无疑是相当艰难的，只有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才能取得成功。

（四）以身作则，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得到广大根据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因为它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以自身的积极典范来赢得广大人民的信任。

一是党员干部始终做到身体力行。中央明确指出党员干部要树立群众观点，要敢于下到群众中去。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东北形式与任务决议》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抛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中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鼓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另外，在农业生产中，党员干部带头下地耕种；
在参军支前中，党员带头报名参军，支援前线。

二是注重党员队伍的建设。一方面注重发展积极分子，加强对党员的培养。同时又注重严肃党风，防止党内腐败。李康认为，革命持续与成功的关键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组织全体农村群众。“在斗争中要慎重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并审查与洗刷那些斗争中动摇的党员，提拔那些积极工作的党员干部。”因此，党组织在农村积极发展党组织，大力培养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如在参军运动中，党员就占据了百分之二十多，这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减轻了负担。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党还通过查减运动，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提高党组织工作的效率。

共产党员在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起来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广大的农民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诚意，从而积极地配合党的各项工作，为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对当时的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尤其是其在各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原则和中心任务，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中指出，我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必须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到头来只能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没了目标，偏离了方向。

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总的来说，在新的形势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因此，党员干部在进行农村工作时，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任务展开。既要引导农民踏实地完成生产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心尽力，又要引导农民将自身的努力与农村发展目标挂钩，坚定政治信念与追求，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

同时，党员干部在引领农民发展的同时，要谨防偏离党的原则、误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例如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党员干部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强制征收农民的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这样一些类似的做法不但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偏离了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更是违背了党的基本宗旨。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员干部的急于求成只会使我们重蹈“左”倾的错误历史。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源于其坚定的原则性，始终围绕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努力。当前，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该始终坚持这一方法和原则，不可偏废。

（二）必须密切联系农民的生产生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农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研究对象，他们的思想品德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而要了解农民的思想状况，就必须密切联系农民的生产生活，这样才可对症下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与农民的利益诉求相结合，努力做到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强调“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当前，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开门搞活动，一开始就扎下去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每个环节都组织群众有序参与，让群众监督和评议，切忌‘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不搞闭门修炼、体内循环。”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要始终听取群众的意见，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关心农民的生产生活，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

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在宣传教育中，从各地的实际出发，遵循各地的风俗习惯，采用当地农民所能接受的教育方式。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党员干部首先深入调查，了解所在地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详细了解当地的风俗，切不可随意使用事例开展宣传活动。同时，在宣传过程中，切不可泛泛而谈，空喊口号，而必须始终贴近农民的生活实际，做到“取当地之材育当地之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三）必须努力创新对农民的教育方式，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利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才得以发动广大农民参与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取得积极成效。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思潮的复杂化，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紧跟时代步伐，采用更新的方式，才能适应新时期农村的发展。

一是在教育内容上，要紧跟时代步伐，加入时代因素。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的农民不再仅仅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因此，在选择教育内容时，应该选取农民感兴趣的内容，如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的教育改革、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等等，而不是对中央下达的文件、政策作原原本本的陈述。这样，既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也达不到宣传的效果。

二是在教育手段上，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改变教育模式。社会的开放性和多样化，对人的发展产生新的推动，促使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随着“新农村建设”工程的推进，农民的思想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基本的教育模式上彰显主体性教育思想，例如可以采用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模式、创造性的民主参与模式、实践教育模式等，以实现农民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三是在教育载体上，要适应社会信息化的需要，实现现代化。要想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仅要运用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更要采取合适的载体。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这不仅给我们的生产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更是影响了我们的精神领域。在物质条件日益完善的农村，我们应大力采用多媒体技术、远程教育技术、虚拟技术等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无形中渗入农民的生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化。

（四）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度

农村的共产党员和农民干部担负着教育农民的重要职责，是农民群众的代表，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宣传是否到位直接关系着党的政策在农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员干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感染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特别是在参军支前中，各地涌现出不少典型，用他们高尚的人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运行的重要力量。

当然，党员队伍的好坏也直接关系着党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党员干部的可信度。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整党，提高了党的阶级觉悟、改善了党的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与农民的联系。

“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更要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修养。一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一方面积极选拔人才，不断充实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可以通过提高基层干部的待遇，吸引广大人才深入农村，同时国家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做好动员工作，号召他们积极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训。要制定切合农村实际的培训方式，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二要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自我修养。外因要通过才能起作用，所以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更要注重党员干部内在的修养。在加强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还应勇于实践，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独特之处，给党的政治工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在新的时期，党员干部更要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将它提高到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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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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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塞穆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舍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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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雨萌.浅析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及现实意义[J].世纪桥,2013年.

[9] 王东维,路建华.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7期.

[10] 屈正红.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

[11] 王冰丽.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河南大学,2011年.

第3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精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各地青年向往的民主殿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抗日战争，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些工作改善了当时军民的精神风貌，思想品德以及工作作风等，形成了延安的一大特色，铸就了令人赞叹的延安精神，这也对当下我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动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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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安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忙于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稍后又实现国共合作，投入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井冈山时期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斗争激烈，外部又面临着蒋介石的血腥围剿，最后逼得共产党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段时期里，共产党屡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损失惨重，可是要在全党范围里集中一段时间开展普遍的理论学习和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达延安，成功地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但很快又面临了新的困难。

（一）在思想上，党内长期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党内思想不统一
共产党的领导人尽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理论认识跟不上革命实际的脚步，因此过分依赖共产国际，照搬苏联经验，导致一系列的错误。

（二）在经济上，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由于日本侵略者本着“滴水粒米不得入共匪之口”的目的，到处烧杀抢掠；
而那时国民党也加紧实行对延安的经济封锁，再加上华北地区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军民赖以进行战争的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致使军民关系一度出现了紧张。

（三）在政治上，有些党的领导人不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针对当时这种情况指出：“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1]137，不关心群众的生活。

二、延安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
延安时期困难重重，给人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但出色的共产党领导人发挥了他们一贯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将困难一一克服，把贫瘠的延安经

第4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后来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的统计资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返国45.5万人；
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但是，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提供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而“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从而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

另外，根据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中国人伤亡总数是：90万9607人，其中估计死亡40万1401人,可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西方学界曾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人死亡最多不超过25万。
总而言之，由于各种原因，各方统计数据相差很大，但个人认为数字在18万~24万间较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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