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

　 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这篇论文由复旦的石源华教授撰写，对东北亚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感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一、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起源的异同

　　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都是在二战结束后特殊的冷战背景下形成的。日本和韩国均非美国的天然或自然盟友，19世纪末以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对手，直至发生太平洋战争；韩国对于美国来说更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两个同盟在20世纪50年代的出现均源于美国对抗苏联的需要，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其共同点十分明显：其一，外部因素和外部威胁是两个联盟形成的最大驱动因素。冷战的形成导致美国改变对日严厉管制的政策，并视日本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冷战桥头堡。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西太平洋环形防线”的范围，朝鲜半岛成为拱卫美日同盟的前哨。

　　其二，地缘战略关系是两个联盟形成的最大现实因素。日本列岛位于北太平洋的贸易通道，日本海、东中国海和黄海出海口，对于美国在远东的安全保障利益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美国因此将日本视为可在战时获得向亚洲本土以及苏联有关岛屿投送军事力量的作战基地。朝鲜半岛是大陆和海洋力量交汇和争夺的关键地区，既是大陆国家东向防御的最后“盾牌”，也是海洋国家西向进攻的第一块“陆基”，“防卫韩国”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对苏基本战略的重要的一环”。两个同盟的建立均有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

　　由于同盟产生的时间、背景、战略地位有重要区别，两个同盟一开始就存在不少差异：首先，美国对于日本与韩国在美国远东同盟体系中地位的认知不同，同盟建立的时间也有所不同。美国对于日本战略地位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晰。早在1951年9月，两国就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美国对于韩国战略地位认知相对曲折，美国曾一度将韩国划出“西太平洋环线”之外。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重新审视韩国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而改变其态度，两国于1953年10月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时间晚于美日同盟条约2年。

　　其次，日本和韩国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分量也不完全相同。日本对于美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是其远东同盟体系的支柱和核心。韩国对于美国则具有两重性，美国既需要韩国作为防范苏联和中国进攻的前哨和缓冲地，同时又担心韩国可能“擦枪走火”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拖入战火。这种两重心态促使美国将韩国承诺放弃“武力统一”政策作为美韩签署同盟条约的前提和基础。美国在与日本、韩国的两国关系上存在着明显的亲疏。

　　第三，从日本、韩国两国角度观察，两国传统的国际政治观也是有差异的。日本是个岛国，自身地理位置受到很大限制，明治维新后走上军事扩张道路，其在远东国际政治中的传统做法是傍依强国、大国，寻求自身利益的扩展。1902—1922年的英日同盟曾使日本得益非浅，先后在日俄战争和日德战争中取胜，并迅速在远东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与盛极一时的德国结盟，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妄图瓜分世界。战后，日本一心在美国核保护之下全力振兴民族经济，这种态度深为美国政府赞赏。韩国是个半岛国家，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强国的包围之中，其对于远东国际政治的基本传统是周旋于各大国之间，求取自身的生存安全。它对于进入朝鲜半岛的任何一个大国均抱有疑惧心理。战后，韩国当局与美国在对待朝鲜半岛统一、美军撤兵、武装韩国以及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等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以致韩国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违背美国计划私自释放战俘，给停战进程造成很大干扰。这使美国从同盟建立之初，就对韩国采取既支持又控制的态度。

　　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从成立之日起，既有共点，又有异点，这种特点对于日后两同盟关系的发展以及美、日、韩三角关系的互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美日、美韩同盟在美国远东同盟体系中的位差

　　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虽然均在美国远东同盟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定位不同，两大同盟在性质与功能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位差：第一，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亚太战略考虑中，其作用具有明显位差。美日、美韩的结盟动机并不对等：日本在战后仍然保持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工业基础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美国与日本结盟可增强其实力，美日结盟是美国战略上深谋远虑的结果；韩国却是贫弱不堪，在朝鲜战争之后完全要靠美国的援助才能生存，是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大负担。美韩结盟主要出于美国政治信誉和担心共产主义进攻会引起“多米诺骨牌现象”，才勉强与韩国结盟。

　　第二，日本和韩国在美国地缘战略上分担的责任也不相同。韩国只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一个前哨阵地，是抵御朝鲜和苏联进攻的第一道“绊网”，是一个预设的战场；日本的位置则比作为预防实际冲突发生的韩国防线重要得多，两者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分量有较大的差距。一旦美、苏或美、中发生重大冲突，韩国只能参加一场前哨战，而日本却是东亚地区大规模决战的中枢和组织指挥的基础。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东北亚战略棋盘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区别。美韩同盟的功能主要是随时防范朝鲜的进攻，是单纯的军事同盟，其作用范围主要局限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则超越军事同盟，更重要是政治和战略同盟，通过《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内的所谓“远东条款”，赋予美日同盟以辐射整个地区的功能。朝鲜战争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日

　　本在战略和经济上对美国的辅助作用进一步上升，日本承担了部分援助韩国、台湾的责任，并且自70年代起运用其对外投资帮助美国稳定东南亚，防止该地区为共产主义所渗透与影响。

　第三，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互相依赖程度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联盟困境。美韩同盟形成以来，韩国在外部安全、内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全面依赖美国。一方面使美国对防守韩国感到负担太大，认为其对韩支出与收益不相称，在远东气氛趋向缓和或美国力有不逮之时，不时会寻求减轻联盟负担或试图从韩国撤出全部或部分美军；另一方面，韩国对美国的联盟承诺高度关注，美国的任何政策转变都会引起韩国强烈的“被抛弃”忧虑，形成双边关系的激烈磨擦和冲突。美日同盟则不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在面对美国战略收缩时并不会产生韩国那样巨大的“被抛弃”困境。日本首先借助美日同盟，维持低水平的防卫开支，为其经济高速增长和成为经济大国创造条件，随后又借助美日同盟，积极推行“政治大国”外交，提出要做“西方成熟的一员”，试图全面走出“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阴影。

　三、美日、美韩同盟的非对称性及其差异

　　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都是非对称性同盟，包含着不平等内容，但两者亦有很大区别。美韩同盟自签署以来就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美国试图干涉韩国内政，尤其是干预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为了制约韩国的军事自主行动，韩国国防军的战时指挥权一直被美国人所控制；根据《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美军在韩享受治外法权；韩国国内一直部署着大量的美国战术核武器，驻韩美军长期驻扎在韩国首都首尔附近；韩国要求增强其导弹射程，却遭美国拒绝等等。尽管韩方不断提出修正要求，但这些不平等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修正，有限的修正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分工上，其同盟功能始终未能增加新内容。

　　80年代开始，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韩国在国防上的自主倾向进一步提升，美韩同盟逐渐从单向的控制型同盟向双边互助型同盟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主要有：美韩联合军事指挥部的建立、举行代号为“协作精神”的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分摊防务负担、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等。韩国方面对由美国控制的非对称的军事同盟关系越来越不满，然而，相对于美日同盟而言，美韩同盟的修改力度远远不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愿主动对韩方的合理要求作出修正，引起韩国朝野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

　　相对于美韩同盟，美日同盟虽然也是非对称的同盟，但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双方不断交涉，并逐步对同盟条约作出重新定义。在日本方面的一再提议和交涉下，1960年1月，美日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增加了政治经济合作的条款和军事同盟的内容，确定了发生紧急情况时、驻日美军更换装备时以及在日本领土以外进行军事行动时的两国随时协商制度；删除了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的“内乱条款”和不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向第三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条款，突出了日美双方的对等性，日本的自主性有所增强。1978年11月，双方再次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由此实现美日同盟关系的又一次“重要调整”。双方进一步明确军事分工：美国负责提供“核保护伞”，应付战略进攻，日本承担本土防御、海峡封锁和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1000海里的反潜护航作战。美日安全合作进入了更对等化、具体化、系统化的阶段。

　　70年代末至80年代，日本积极推行“政治大国”外交，试图全面走出“美主日从”的不对称同盟关系阴影，表现出不断膨胀的政治雄心；美国则为适应其东亚安全战略调整的需要，主张强化美日同盟，并将美日关系确定为相互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美日同盟出现了“美守日攻”的态势，美日关系保持了既通力合作又磨擦不断，既致力协调又斗争不断的不平衡战略伙伴的局面。

　　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非对称性及其互相间的差异导致错综复杂的美、日、韩三角关系，对于90年代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重新定义也将发生重要的影响。

　四、美、日、韩三角关系的互动与困境

　　朝鲜战争后，一个分裂的韩国和一个虚弱的日本虽然共处在美国构筑的远东同盟体系中，有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及平衡中国和苏联力量的需求，却不能携手结盟以对抗敌对力量。日、韩两国在美国的推动下，花了14年时间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其后依然磨擦不断，甚至数次相互威胁中断经济关系。然而，由于日、韩两国各自与美国结盟，加之美国作为影响巨大的第三方的压力与诱使，日、韩两国在某些场合、在某些问题上还是产生了一些合作性的行为。在美、日、韩三角关系的总框架中，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是强有力的双边，但日韩关系却是三边中较短的一条腿。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力量的消长、美国亚太政策的变迁对美、日、韩三角关系的互动形态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美国对日、韩两国的安全承诺又是受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考虑所驱使的。由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非对称性，作为受动方的日、韩一直存在着“被抛弃”的联盟困境，并对双边互相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针对冷战期间苏联和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美国曾在亚洲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但在越南战争后，鉴于力量的有限性，美国被迫再次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寻求逐步从亚洲脱离的政策，这促使深恐“被抛弃”的日、韩暂时忘却历史恩怨，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而当美国对日、韩的承诺很明确之时，日韩两国之间的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双边磨擦就会升级。

　　由于历史积怨，加之日、韩两国国内政治的交叉作用以及日本对朝鲜半岛不时出现的双轨政策动向和日、韩两国对周边大国的政策分歧，使得日、韩两国间不时出现利益冲撞。日韩之间的合作尽管存在美国作为盟主的诱压或外部威胁的逼迫，其实质终究是一种战术性的合作，两国从根本上缺乏深层次战略性合作的基础，缺乏实质性同盟关系所必须的战略性和解。美国事实上只能以一种基于双边联盟的方式来管理其在亚洲的两个主要盟国。直到冷战结束后，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才得以勉强撮合成某种形式的三边主义管理模式，即“美日韩三边共助体制”(TCOG)，然而其政治前景依然不被看好。

　五、90年代以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重新定义

　　冷战结束后，美日、美韩同盟都经历了一段放任与飘流的时期，随后，美国先后对美日、美韩同盟作出重新评估和定义。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体现在1997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新方针》上，其主要内容是将美日同盟的应用范围扩展至日本周边地区，并进而酝酿新的定义，其目标是将美日同盟的功能和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全球，使美日同盟成为全球性的同盟。新防卫方针较前发生了五大变化：(1)扩展了美日军事合作的领域，由原来的保障日本安全转变为主要在亚太地区维持和进一步确立有利于美日的军事态势和安全态势；(2)其对付的重点向北、向西转移，由原来的以对付苏联威胁以及遏制苏联为主转向对付所谓“中国的威胁”及所谓“朝鲜半岛的威胁”为主；(3)由以军事手段对付军事入侵为主转变为以军事手段为后盾、运用多种手段对付包括军事冲突在内的多种事态，尤其是干涉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被美、日两国认为是影响它们利益的事态；(4)由消极防卫为主、积极干预为辅转为两者并重，对周边地区实施积极干预为先，由采取干预行动时的美国实施、日本支援转为共同参与、分类实施；(5)以军事职能为核心，进一步扩大日本所承担的各种职能，通过在美日安保体制和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的国际维和行动之间架起桥梁，为日本参加海外军事行动开辟新的通道。重新定义后的美日同盟突出了更大的利益相容性，美日同盟日益向相互增强型方向发展，两国关系的平等性和互补性得到强化，其密切程度被人比喻为如同欧洲的美英同盟关系。

　　相比之下，美韩同盟却是在南北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朝鲜核危机不断恶化、韩国国内反美主义情绪日益上升的背景下美方作出的应急性反应，其定义的过程完全由美国单方面作出，其形式也不是通过正式的官方宣言或条约，而是混合在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调整的整体计划之中。重新定义后的美韩同盟，突出的是驻韩美军的功能由专守防卫韩国扩展到防守整个东北亚，但并不是将美韩同盟的功能扩展到东北亚。通过对驻韩美军的缩减和重新部署，驻韩美军的“绊网”功能将大大下降，韩国将不得不直接承担更大的防御北方的责任，美军则主要承担后续反攻责任，美军在是否介入朝鲜半岛冲突问题上将享有更大的灵活性；驻韩美军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的防卫，而将突破朝鲜半岛范畴，覆盖整个东北亚，成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亚军，其遏制对象也不再仅仅是朝鲜，还包括周边的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崛起的其他大国。美韩同盟重新定义后，因双方利益的兼容性日益下降，盟国间强制性协调的色彩加重，两国关系更加飘移不定，其特点被人比喻为类似欧洲的美德关系。

　　由于美国是出于不完全相同的战略考虑来对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进行重新定义的，因此两大同盟的前景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1.美日同盟将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特征，美韩同盟只具有次区域性意义。

　　日本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有着突出而重大的意义，美国将以扼制和鼓励的方式，有效地将日本的力量整合到自己的全球战略中。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既是美国遏制周边大国崛起、对付不确定性威胁的有力助手，也是美国推进其全球战略的最具价值的伙伴。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大国平衡作用尤为美国所看重，并认为美日同盟将“使我们能够更便利地以一种高效的、再保险的方式介入到亚洲的均衡当中”。[1]

　　韩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主要还是停留在东北亚的区域层面，即使在东北亚地区。韩国仍然只是一支次要的力量，日本是亚太地区美军力量投送的中心，韩国只是一个辅助配置基地，是美日轴心的支轴而已。美国对于美韩同盟更多是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角度来考虑其政策的，美国在冷战后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东北亚大国的影响力超过美国，并要确保其对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和方式拥有最大的发言权。美国是从“如果失去美韩同盟会产生何种损害”的反向思维来考虑美韩同盟的，美日同盟则是从正向增强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力量的一种考虑。

　　由于美日、美韩之间的利益相容性不相同，日本与韩国在追随美国的基本前提下，各自追求自己的安全议程和安全利益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日本对美国的追随具有更大的自愿性和自觉性，由于日本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使得美国更期待得到日本的追随，并会采取各种措施悉心维护美日之间的特殊关系。日本则由于战略文化的缺乏及其传统上与强者为伍的战略思维，其对美国的追随在短期内更具有彻底性，这种片面迎合式的追随又使日本在目前会得到美国更多的政治上的奖励，美国将会允许日本在一定限度内充当其在东亚的“利器”。但是，美日在战略利益上的相容性是短暂的。目前日本之所以在对朝和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进攻性和强硬性，主要是想在美国对日本的同盟作用最为需求的时刻，迫使美国允诺帮助其实现长久以来未能实现的一些国家利益。从中期看，日本如果依恃美国过多地对邻国采取一些挑衅性的政策，并迫使美国给予支持，将会使美国更多地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从长远看，美国借助美日同盟追求其霸权利益的全球战略与日本利用美日同盟追求其战后第二次崛起的大国战略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尽管有人称呼美日同盟有可能成为亚洲的美英同盟，但美国人常常以最高的赞美词形容美英同盟，称赞“没有比英国更好的朋友，也没有英国更好的盟国”等，却从不使用这样的言词称呼日本。美英的特殊关系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同丘吉尔的私人关系形成并在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美、英在核武器开发和情报活动领域的合作以及“文化上的接近”都是日、美不可比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美关系不可能完全成为另一个美英关系的翻版。与日本不同，韩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其追随美国更多是出于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考虑，是一种现实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需求。一方面，从地缘政治考虑，韩国与距离遥远而且政治制度相似的区域外大国美国结盟是一种最佳的国家战略选，另一方面，韩择国又时时面临联盟利益与民族利益的权衡。冷战后，美国出于全球利益和地区战略考虑，近期目标是化解朝鲜半岛危机，并将南北关系定位在“和而不统”的目标上，这与韩国政府所追求整个韩民族统一的利益目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使美韩战略利益的不相容性增大。近期，即在朝鲜半岛南北政治和解取得重大突破前，韩国对美国的追随政策不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仍将主导朝鲜半岛危机处理的进程，而韩国则将积极谋求在此过程上发挥自己一定的主导作用。但它对美国的追随是有条件的，在其国内也存在相当的反美民意基础。

　　在美国看来，韩国与日本相比，显然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3.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重新定义后的美、日、韩三角互动关系，尤其是目前及朝鲜半岛统一后的日、韩平衡，也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之间存在着某种奇特而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同盟关系的调整必定会影响到另一个同盟关系，更会影响到美、日、韩三边关系的互动和协调。韩国是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五个地缘政治支轴之一，美韩关系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到被美国视为亚洲“核心国家”的日本的前途。“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极大地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改变日本的作用”，“因此而造成的美国远东军事活动范围的任何收缩，都将使维持稳定的欧亚大陆力量均势更加困难”。[2]美国最为担心的局面是，在韩朝关系缓和或者是朝鲜半岛统一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将常规部队撤出韩国，那么缺乏具体目标的驻日美军就更难找到存在的理由，进而可能导致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将沉重打击美国的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

　　对于日、韩关系，美国担心“统一后的朝鲜可能会把日本视为安全上的主要威胁”，并进而导致日、韩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基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国民感情上的创伤，韩国对于日本积极迈向政治大国，不断调整防卫政策、扩大军事影响等举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韩国人对于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日本侵朝历史认识问题更是日韩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日韩关系难以真正实现和解。对此，美国认为：在加强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彼此信任方面，美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前提是美国在两国继续保持军事存在，通过在它们各自领土上保持基地，美国可以打消统一后朝鲜的疑虑，并促使日本采取和平的姿态，从而有效制止可能发生的紧张局势，避免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的对抗。但美国继续驻兵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能否为韩国所接受，则是一个未知数。

　六、六方会谈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变迁

　　90年代以来，朝鲜核问题一波三折，导致美朝争端连绵不断，影响到整个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寻求建立朝鲜半岛安全机制以取代停战机制，成为实现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重大课题。美日、美韩同盟将作怎样的变化以适应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各方关注的重大问题。五轮六方会谈的举行虽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毕竟已由第四轮六方会谈通过了《共同声明》，确定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方向和原则。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总统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举行朝、韩、中、美四方会谈的主张，建议韩朝以交叉承认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未为朝方接受。[3]尼克松访华后，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朝鲜提出愿意与美国接触，商谈缓和朝美关系问题，中国曾不止一次向美国传递信息，居中斡旋，但美国亦加拒绝。[4]随后数十年间，美、朝、韩、中、俄、日各方先后提出各种方案，如“二方说”、“三方说”、“四方说”、“五方说”、“六方说”等，尝试解决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各方经过30多年长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既符合美、中、日、俄等大国的利益，也为韩、朝双方所接受，是东北亚各国在朝鲜半岛由对抗走向对话的一个里程碑。六方会谈对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环境作出了贡献，并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榜样。应该指出的是，美日、美韩同盟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和进行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作用和影响，但六方会谈的进行却推动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作为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轴心的美国在参与六方会谈的过程中，精心策划了“美日韩一致行动原则”，在每轮六方会谈举行之前，或有重大问题需要磋商之时，美、日、韩都要提前单独举行会谈，协调彼此的行动。这说明美国在接受六方会谈的同时，仍不忘发挥美日、美韩两同盟的作用。但局势的发展并未如美国所愿。

　　就韩国而言，朝鲜核问题再度被激化以来，外国投资急剧下降，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美朝如若发生战争，韩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政策以及日益明显的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韩国在维系美韩同盟和“美韩日一致行动原则”的同时，采取与中、俄等国加强合作的方针，努力增强美韩同盟的平等色彩，将和平对话视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方案，与美、日的主张有所区别，并力图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韩国虽然认同美国牵头的“美日韩三国一致行动原则”，并参与其每一次活动，但并不与美、日完全同步协调。韩国强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参与六方会谈的过程中加快了调整美韩同盟的进程，进而与中国等合作，积极推进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

　　就日本而言，尽管它企图利用朝鲜核问题扩展日本军备，推动国内“改宪”进程，扩张在东亚的势力，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但美朝间若发生战争，日本势必身陷其中，同样可能成为受害者，日本经济难免不受影响。日本积极谋求在构筑东北亚多边安全框架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极力主张和力争加入六方会谈。日本虽然积极与美国强化双边同盟，在台湾问题上紧步美国后尘，但在朝核问题上并不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立场，而是更强调所谓的“日本人质事件”。日本不仅与美国加强合作，积极参与“美、日、韩一致行动原则”，而且也不同程度地与中、俄、韩协调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进而小泉两次访问朝鲜发表“平壤宣言”，企图恢复与朝鲜关系正常化谈判。

　　六方会谈的意义已超出解决朝鲜核问题本身，触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代形成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推动美韩、美日同盟，特别是美韩同盟朝着有利于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方向发展。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继续保持冷战格局的地区，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欲以美日、美韩同盟为基础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战略构想，反映了冷战时代“南方三角”的特点，在六方会谈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挑战：就美韩同盟而言，韩、朝双方绕开美国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南北双方的政治交流已达到国防部长级会谈的程度，南北铁路、公路连接进展很快，以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区开发为主要特征的南北经济合作加速，韩国对朝援助力度加大；2005年6月，韩国总统特使郑东泳访问朝鲜，双方共同举办南北元首会晤5周年纪念活动，将南北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些均非美国所设想的理想方式和发展速度；美韩同盟发生微妙变化，韩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和平对话为唯一手段的主张，与美国的和谈加施压方针明显不同，韩国强调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平等的美韩关系，韩国民意出现“脱美亲华”倾向，对于美国的对朝方针形成很大制约；韩国提出驻韩美军非经韩国同意不得承担朝鲜半岛以外的作战任务，并公开表示韩国要在东北亚大国间发挥平衡器作用，更是对“美主韩从”的同盟规则提出了挑战，有可能危及美韩同盟生存的基础。

　　相比较而言，日本与美国比较一致，在对待朝鲜核问题的方针上共同点较多，但也不尽一致。“美日韩一致行动原则”虽然仍得到坚持，但实际上已出现难以为继的趋势和各唱各调的形式化特征。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神谷不二评论说：“自2003年8月举行首轮会谈以来，时间过去了两年，六方会谈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的平衡结构‘日美韩对中俄朝’，变成了不平衡结构‘日美对韩朝中俄’。”[5]中韩关系、俄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与美韩、日韩关系并驾齐驱的趋势，韩国与中国、俄罗斯在对待朝鲜核问题政策上的共同点多于韩国与其同盟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共同点，冷战时代固有的东西方观念已不复存在。美国僵硬的对朝政策不仅为朝鲜所强烈反对，不为中、俄所赞同，而且也不能得到韩国、日本的全力支持。各国开始从地区安全、世界和平和本国利益出发考虑朝鲜核问题，这对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和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国际观察　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石源华，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200433；汪伟民，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政策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上海，200083)

　注释：

　[1]　[美]迈克尔·阿马科斯科：《朋友还是对手———前美国驻日大使说日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

　版，第254页。

　[2]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63-64、247-248页。

　[3]　见《日本经济新闻》，斋藤志郎：“中美苏三角关系”，转引自《参考消息》1975年10月14日。

　[4]　张庭延：“朝鲜半岛局势展望”，《北京大学亚太论坛论文集》，2005年10月。

　[5]　“六方会谈，‘日美韩同盟’散了”，《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8月30日。

　新书：同舟共济(东北亚安全与合作)/国际战略研究丛书/：刘建飞//刘丽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