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仪式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作用

来源:入团申请书 发布时间:2020-09-25 点击:

  政治仪式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作用摘要: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国家和政党的意志的体现。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却越来越达不到人们对它的预期。究其根本,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现有的模式仍然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其主要阵地,它无法激发青年学生的活力并进一步组织和带动他们,无法提供给受教育者深切的个人体验,无法提供给受教育者真正关心和需要的东西。因此,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必须转型,而转型的策略正植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身。政治仪式作为中间阶段的意识形态本应该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观念上的问题,它长期被忽视。政治仪式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更多地是在日常的活动实践中体现出仪式的思维,从而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把握主动权和领导权。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逐步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仪式策略的运用应妥善处理好活动与课堂教育的关系,做好各种仪式形式的选择,避免空洞的仪式化行为,把握高校学生真正的需求所在等问题。关键词: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转型;政治仪式引言“异化”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随发展过程而产生的“对立面”又成为一种外在于该事物,对于事物本身起反作用的力量。结合我们当代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异化”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越是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却越是觉得收效不那么明显,越是强调高校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却隐隐觉得他们的思想意识离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远。作为一个以先进思想武装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以青年作为自己的生力军和接班人。而且,当代世界的一些地区性政治矛盾的升级也进一步突显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不仅要在高校强调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思考现有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如何转型。我们在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时候应该认清对大学生、群众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开展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要培养一批谈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头头是道,但走出书斋以后在实践的世界里却举步维艰的书呆子,也不在于要培养一批不会思考,不会创新,只会对着教条唯唯诺诺的“顺民”。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把“正能量”聚合起来,使其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前进。恩格斯曾提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对于人类社会如何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则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2]恩格斯还特别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对推动历史的合力进行了分析:“……到目前为止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愿――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状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3]人无疑是社会实践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从这里来看,恩格斯已经把人的意志与力量、单个人的力量与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合力之间的微妙关系说得非常清楚明确了。人的意志作为潜在的力量转变为现实的力量,个体的意志最终成为合力,是一个贯通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的问题。人的意志正是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对人之意志的改造、重建是合力能否形成、社会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因此,恩格斯的合力论似乎已经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应然”。一、现有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弊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应该在“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模糊的,而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又未能有效地运用于意识形态教育实践。因此,目前大批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和学生都仍然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作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甚至是“全部”。诚然,在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基层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也必须是党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政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之处就在于,它既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是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知识性,能够被讲授和学习。但若因此就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固步于课堂,则不仅不能满足意识形态教育本身的要求,而且呈现出了种种弊端。无力。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人的意志,最终形成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合力。但是让人觉得遗憾的是,现有的课堂讲授式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无法成功地形成这种“合力”的生成机制。社会动力发展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两个阶段。第一个层面也即第一个阶段是,从个体的人来看,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之力,从潜在之力到现实之力的过程是人的意志发挥作用的过程;第二个层面也即第二个阶段是单个人的意志力成为一股合力,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但是,我们发现,单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讲授,难以唤起学生的意志力,更难以将一个一个的学生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组织起来。因此,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现有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在功能上显示出“缺位”的现象,更进一步影响了意识形态教育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无涉。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无涉”,指的是学生觉得这种教育无关乎他们的日常生活、个人体验和切身利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国家和政党意志的体现,包含了对于整个国家的顶层设计。因而,在这个关于人之思想的顶层设计中,很难具体地 、深切地为每一个不同地方、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的受教育者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因此,一个以体现历史全过程和总体规律的“宏大叙事”性质的教育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体系中所必须包含的环节和内容。但是仅有这个内容,或者止步于这个环节,而没有在此“蓝本”基础上结合青年学生特点和需求来进行衍生和扩展,则无法从根本上说服、打动、团结这些大学生。

 无趣。“无趣”指的是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误读为仅仅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将意识形态教育的形式局限于课堂,将知识的传授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本身。既然是课堂教育,那么教育的内容就会常常受到教材的限制,冰冷的理论在课堂上仍然居于“当仁不让”的主要地位。知识性的教育以及其历来的考核方式使得这一部分必须成为学生最应该重视的内容。在教学的过程中,列宁式的“灌输理论”常常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课堂上,即教师以完成课本上的教学内容为任务,在规定的、有限的时间内以“独唱者”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所要解释的思想理论内容,学生即便是心存疑问也难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得到满意的解答。这种缺乏互动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学生倍感无趣,甚至是排斥和反感。查尔斯?E? 梅利亚姆在其“公民培训系列”中明确地指出:“想要有效地控制年轻人就要控制其关注结构。”[4]所谓“关注结构”指的是人所在意的事物及其认识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显然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可见,全世界的思想者都很重视青年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所面对的年轻人,是具有鲜明特点的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处于18至25岁之间,在生理上是一个身体素质最好、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学习为中心,较少养家糊口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社会上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相对少数,因此他们在知识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并向往着成为社会精英;尽管他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和期待,但他们所接触到的社会现实也使他们具有一定的迷茫和不安;他们在心理上逐步走向成熟,基本人格趋于确定,自我意识较强。从以上总结的高校学生的特点来看,他们正是社会上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具有冲劲的一群人。有理想,但却没有最终确定下来,有知识,但却没有获得最终认可。他们对于现有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模式的不满既是有声的,也是无声的――要么,常常以探讨问题的方式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发难”;要么,宁愿被记为“旷课”也不到课堂,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大学的校园中常见这样的情景:一些专业课特别是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课程或讲座往往高朋满座,而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教育主战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却常常为出席率而发愁。学生们不情愿到课堂学习,但不代表他们对“政治”缺乏热情。校园中学生自发组建的社团常常活跃于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对于一场讲座形式的毕业生离校教育,可能真正有兴趣的学生不多,但是对于盛大而隆重的毕业典礼,会使已经离校实习的学生不远万里从外地赶回参加。高校学生的特点使我们明显感到现有的意识形态教育模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实现转型。但是如何转型,这涉及到一个策略问题。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策略选择应该从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出发。二、“政治仪式”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地位突显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使思想深入人心,要使思想成为受教育对象自己的思想从而指导实践。古代希腊的城邦生活诞生出的政治文化思想不仅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活风貌,还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传统影响颇深,并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而进一步波及世界政治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原意为有关思想、观念的学说。从这一点来看,古希腊的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教育是有成效的――尽管当初未必有一支专门的队伍来负责意识形态教育,也或者当初的人们根本就尚未意识到意识形态及其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从结果来看,这种影响甚为深远,其原因值得当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思考。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古希腊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在其著作《神话与政治之间》中提出,古希腊的政治文化思想在现今仍然吸引着人们,其迷人性不在于它是圣洁的人类社会的童年,而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类思想最普遍的形式。这个“最普遍的形式”体现在生活中,就是“从个人、家庭到整个城邦的日常实践都存在的‘仪式’”,“通过这种象征的中介,在精神上以神圣性将人们团结起来”[5]。韦尔南将“仪式”视为思想文化的迷人之处并不是偶然的。在当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仪式”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齐泽克因为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人们会受到吸引,“以这三点为轴心排列众多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概念:作为观念复合体的意识形态(理论、信念、信仰和论证过程)、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在社会现实之心脏起作用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大致上符合黑格尔式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三组合。意识形态概念的这种逻辑-叙述性重构,将会集中在已经提到的反复出现的非-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的颠倒上――即反复出现的对走出意识形态的动作又将我们拉进意识形态的方式的突然感悟”[6]。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同时包含有一个历时性逻辑和一个共时性逻辑,即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包含自在意识形态的部分、自为意识形态的部分和自在自为意识形态的部分,这是其共时性逻辑的体现;一种意识形态的自在意识形态,即那些思想、理论、信念、信仰及其论证是且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在时间序列上处于第一阶段的部分,它有待于经过意识形态的自为阶段上升到自在自为意识形态阶段,从而使一种思想内化为受到意识形态教育的人们自己的思想,达到教化的目的和效果,就如马克思所言:“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中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7]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段话中也提及了在一定现实基础上的情感、幻想、思想和人生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被人们认为就是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这个中间必然要经过“传统和教育”。事实上,这里的“传统和教育”就是一种促使自在意识形态向自在自为意识形态发展转变的自为意识形态。“传统和教育”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点拨是为揭开自为阶段意识形态的面纱提供了基础,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则对其进行了“注解”。这种意识形态是“插入实践的行动”,是“受到他们被写入其中的惯例统治的,而且这种统治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机器的物质存在之内实现的,即使仅仅是那种机器的一小部分:一个小教堂里的弥撒、一次葬礼、体育俱乐部的一场小比赛、一个校庆日、一次政党集会等等”[8]。齐泽克则干脆将这些归纳为物质的、仪式的意识形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日常的活动实践由于其承载和传递了特别的意义,从而成为了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对于“仪式”的注解。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仪式的形式不断地在扩充和衍化,具有了多种多样的面貌。关于形式,就如同尼采所认为的,人们通过任意忽略不同个体形式的差别,从而产生了类别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在这固有的概念下继续忽略,而应该睁开双眼,去发现更多本应该在这概念之下的东西。当代的“仪式”,特别是那些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发挥作用的“仪式”,早已突破了原始宗教曾经带给人们的关于“仪式”的“前见”,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能够被视为仪式的事物,不必再拘泥于古老的程式和奇幻的外衣,更多地体现出在人的思想和意志领域发生作用的仪式思维。“政治”是对围绕权力展开的矛盾关系进行处理的现象。仪式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是为了在思想文化方面把握领导权。因此,被运用于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仪式 ”就是为了把握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政治仪式”。而“政治仪式”也因此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即“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举行的,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象征性,以产生信仰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政治仪式”如何运用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一)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要注意选择“政治仪式”的形式我们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对于政治仪式的运用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比如符号-仪式。“在政治中,非语言符号负担着相当重要的功能(比如旗帜、勋章和纪念碑)”,“‘符号’一词,在某些场合既会作为单个符号而被运用,也会作为整体陈述,甚至是一套陈述加以运用”[9]。具体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问题,符号-仪式事实上广泛地存在于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中,比如对于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特定场合使用的颜色的规定、徽章的设计、校训、标语、口号的制定都是符号-仪式的思维在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发挥作用的表现。学校在创制这些体现校本文化的符号时,应该将其与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听起来空和虚的东西具有切切实实的“形态”,为受教育者所认识。再比如,会议仪式。会议仪式展现出来强烈的政治意图,并在交流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志。在会议仪式中,因为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发生自然的“区隔”。将所有相关者分为“我(们)”和“他(们)”。在会议仪式中,象征活动被不断地标准化和制度化,从而呈现出连续性和重复性,而这种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把持的连续性和重复性正是象征权力所依存的前提。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使用的会议仪式种类丰富多样,包括群众大会、代表大会、各种集会、学习、座谈、谈话等。召开会议,不仅是参与者身体到场,体现了个体对于集体权力和意志的服从,而且这种仪式形式能够实现在不同层级上的部分摹写和复制。不仅会议仪式的形式通过这种摹写和复制被逐级学习开去,而且会议所要传达的思想和精神也得到了传播和学习。此外,还有组织机构仪式。因为机构、组织与“仪式”互相不可分离,机构与组织就是由无数纵横交错,互相渗透的仪式链接起来的链条。因此,在高校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组织机构都属于政治仪式的范畴。在高校中党和团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最主要的组织,除此以外,各种具有正面引导功能的学生社团也能够担负起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学生对于党、团组织以及其他学生社团组织机构的加入,必须经过加入仪式。吸收新成员的过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具有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组织机构的结构特点。组织原有的成员特别是对组织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骨干成员在挑选新成员的时候,以特定的标准对申请者进行筛选,这个筛选的过程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并在其间将组织的宗旨、原则、任务、精神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定融入到筛选的过程中,从而使入选的新成员一开始就能够保持一致性。此外,组织机构仪式不仅缔造和发展组织,而且还对组织机构履行日常的事物和职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下,参与的学生必须按照组织的规定经常开展活动,通过开会、行动、沟通思想,促进相互了解,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他人的思想和价值追求中去,这对于维系同一组织机构成员的意识形态认同非常重要。最后,礼节仪式也是政治仪式中形式最为多样,对受众吸引最大的一类政治仪式。具体而言就是节日、纪念、哀悼、庆祝等。礼节仪式的形式是多样的,通过狂欢、庆祝、游戏等等,来对重大的事件进行突出、强化,使参与者被吸引其中,从而按照既定要求进行相应的行动。对于高校学生来说,礼节性的政治仪式他们并不陌生,而且也不会认为这就是令人紧张的意识形态教育,甚至礼节性的政治有可能是最令他们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比如学生的毕业典礼、校庆日等。(二)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采取“政治仪式”的方式,要注意处理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关于思想的知识教育和灌输还是必要的。从意识形态的本质来看,意识形态既包括作为思想、观念及其逻辑论证的复合体形态的意识形态,又包括以物质的、活动的、仪式的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还包括那些从思想、观念出发经由仪式的、活动的意识形态而回到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中必然包含着一个将思想进行“知识体系”化的过程和步骤。只有如此,才能使意识形态中的那些作为“自在”意识形态出现的思想、观念及其复合体,成为可教的,而且这个步骤是意识形态工作全过程的基础和前提,缺了这个工作,后续的一切工作都如同空中楼阁,或者失去把控的可能。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受教育者进行最为基本的知识性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有知识的介绍,对于意识形态教育而言又是远远不够的。意识形态教育如若停留在意识形态全过程的第一阶段上,而未能采取、经由第二阶段的形式和过程,当然也就不能上升到“自在自为”的第三阶段,从而达到意识形态教育的真正目的。青年学生觉得现有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形式的意识形态教育没有意思,进而对所学的思想理论内容也失去了兴趣,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恩格斯就曾经就此提出过他的看法:“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0]恩格斯在此特别提到了“中间环节”,今天看来,就是指以活动、仪式的形式存在的第二阶段的意识形态。这个“中间环节”复杂,则意识形态的受教育者就会在思想上被“弄模糊了”。这个“中间环节”缺失,则意识形态的受教育者则会认为这种思想没有意思,没有兴趣。但是,也不能仅仅因为“中间环节”曾经的缺失造成了一些问题,就在将来的教育中片面突出其仪式、活动形态,从而忽视甚至减弱课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堂上所讲授的思想性、知识性、理论性的内容是政治仪式所要表达的内容,而政治仪式是这种思想意识所采取的形式,形式与内容二者不可偏废。而且,政治仪式形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立性。也就是说,一种政治仪式形式有可能为多种思想内容所征用的,而且处于针锋相对态势的两种意识形态也有可能会使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仪式形式。因此以正确的思想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就更显得紧迫和重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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