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孙中山伦理思想新探

方映灵

2021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的孙中山，为“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2)[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创下了丰功伟绩，并以“三民主义”等卓越理论建树，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宝贵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5月11日。的今天，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对孙中山的伦理思想进行新探讨，具有重大价值意义。

孙中山所处的是一个风雨飘摇、救亡图存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被动融入世界发展，艰难开启探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征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革命”(4)[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从器物层面到政治体制层面，近代的爱国志士一次次、一层层前赴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世之路。

“道德救世”是中国近代的重要思潮(5)参见方映灵：《传统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8-83页。。近代许多爱国志士都把社会国家腐败衰弱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精神因素，特别是道德。“现代中国第一流之政论家”梁启超提出“新民说”，认为“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6)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主义》，《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58页。。革命极力倡导者章太炎则明确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主张建立无神论宗教，以此增进革命道德。(7)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84页

受“道德救世”时代思潮的影响，孙中山也认为用道德“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8)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6页。。“方今国事颠跻，根本之图，自以鼓吹民气、唤醒社会最为切要”(9)孙中山：《复李梦庚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91页。，并赞赏“五四”运动是“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0)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页。。不过，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对社会革命有全面的清醒认识，除了认为“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11)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还更明确地说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1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2页。。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作为革命实践家和领袖高于梁启超、章太炎等同时代思想家之处。

对于如何用道德“感化人群”，孙中山的认识与梁启超提倡“新民说”、章太炎建立新宗教等不同。孙中山受近代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兽性仍然残留于人当中，“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13)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在他看来，人人都有两种思想，“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1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8页。，但社会要进步、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培养“公共心”，从而“造就高尚人格”。

如何“造就高尚人格”？与梁启超、章太炎等诉诸于提倡虚空的佛教不同，孙中山承继了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进路，认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1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页。。由于这一传统儒家的修身进路，戴季陶于20世纪20年代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便以此认为孙中山“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16)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国丛书》第3编之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43页。。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修身的内容还是目标，孙中山的伦理思想都不可能“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

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途径和理想境界，是通过“修身”而“造就高尚人格”，继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大同世界”，并由此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孙中山认为，世界已进入“民权”时代，“这种民权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人的、以官吏为奴仆的……这就叫做以民为主，这就是实行民权”(17)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1页。；
“今经革命之后，专制已覆，人民为一国之主”(18)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3-224页。；
这种“世界潮流是不可以复压”(19)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0页。的；
“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20)孙中山：《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72页。；
“为主义去革命，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至今谁人不敬仰他们呢？”(21)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6页。为革命为真理为主义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牺牲，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而奋斗的结果就是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大同世界”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人人互助互爱，是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

孙中山身体力行“为主义奋斗”的一生与“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得到了同为革命领袖的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于1912年专门针对孙中山写过《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认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高度评价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22)[苏联]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1-292页。。毛泽东于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也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许是作为回应以及同为革命领袖的惺惺相惜，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高度关注并称赞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23)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页。，并以此改组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为革命党人做出道德表率。

孙中山的人生观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高潮的产物。从矢志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到1925年逝世，孙中山所处的时期正是革命高潮时期。他“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为主义奋斗”的人生观以及“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虽然被列宁认为是“少女般的天真”(24)[苏联]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94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却反映出孙中山个人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也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25)同上，第291页。，折射出近代民主革命“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
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26)同上，第292页。的一种时代精神风貌。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碰撞的时代，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思想融合交汇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必然带上时代的烙印和特征。

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孙中山非常重视传统道德的继承。在他看来，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丢掉了传统高尚的“固有的道德”，这是中国由强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2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这不仅体现了孙中山为中华民族争独立谋复兴的奋斗宗旨，而且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自信，这种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对于传统“固有的旧道德”，孙中山认为“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28)同上，第243页。。此外，还有“智仁勇”精神(29)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9-40页。。这里，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

中国传统的“八德”源自于孟子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发展至宋代则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朱熹说：“使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朱熹文集》卷79)王阳明则说：“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传习录》卷中)由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作为传统“八德”而流传。

显然，孙中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既是对传统“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继承，也是在吸收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道德精华后，重构出来的近代中国新道德。在这个新“八德”中，“忠”取代“孝”成为新“八德”之首，既突出体现了孙中山“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博大胸襟与现代价值观，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从“国破”必然“家亡”的血泪领悟后，由传统“以家为本”向“以国为本”的根本转变。而“仁爱”“和平”可说是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后的思想结晶，既体现了“仁者爱人”“和为贵”“为万世开太平”等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又融合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等现代思想与价值观。

孙中山并不主张全盘接受传统旧道德，而是要扬弃和发展现代新道德。他虽然用的是旧道德名称，但实际上是进行了“中体西用”式的新诠释，可说是“旧瓶装新酒”。例如，对于新“八德”中“忠”的解释，孙中山说“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3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但明确指出“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3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显然，孙中山所讲的“忠”不但不是传统旧道德，而恰恰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的时代新内容，反对的是传统“忠君”旧道德，体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于“仁爱”，孙中山的解说与传统儒家也有区别。他赞赏墨子的“兼爱”说，认为中国“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32)同上，第244页。。可见，他对“仁爱”的解释不仅与传统定义不同，而且融合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认为革命党人、革命军人的“仁”应表现为爱国、救国，三民主义即“为军人之仁所由表现”(33)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页。。把爱国、救国、实行三民主义作为“仁爱”的内容，既突出地体现了孙中山“以国为本”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伦理思想的实践性与时代性。

对于“信义”与“和平”，孙中山着重强调“信义”“和平”是中国优于西方的美德，“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3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247页。。这里不仅充分体现了一种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而且对近代帝国主义不讲信义、侵略成性却声称“博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驳斥。

从以上可知，孙中山所谓的“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绝不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简单恢复，而是赋予传统道德范畴以崭新的内容。那种把孙中山说成是复古派人物那样“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的观点，无疑是不恰当、不合适的，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更显得别有用心。在戊戌变法时期，确实有封建顽固派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竭力维护传统伦理纲常，仇视新道德。如张之洞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35)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4、9722页。而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人物，虽然开始也提倡新道德，但不久也逐渐变为复古派。孙中山伦理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反对了封建顽固派与复古派，从国际视野和时代高度，对传统旧伦理纲常进行了开创性地改造与新诠释，从而构建了近代资产阶级新道德。更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对待传统旧道德，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扬弃态度。虽然他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实为最有价值之事”(36)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1985年，第210页。，但也明确说对中华民族“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3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这种对待民族传统的理性态度和方式，至今仍是我们对待民族传统唯一正确可取的态度。

对于西方伦理思想，孙中山也反对“全盘西化”。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由、平等、博爱”及“互助论”的态度上。孙中山是“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拥护者、提倡者。早在20世纪初，他就明确宣布：“我等今日与前代殊……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8)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1年，第296页。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简单孤立地照搬“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容，也没有全盘接受西方对此的论述，而是选择改造后将其融于三民主义思想之中，以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

对于“自由”，在孙中山看来，自由最重要的应指民族和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自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3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2页。，“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40)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8、271页。。显然，孙中山在肯定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反对西方的极端个人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希望以此改变当时革命队伍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增强革命党的团结及战斗力。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已与西方原本的“自由”完全不同。当然，孙中山把个人的自由同团体、国家的自由完全对立起来，把自由与纪律、服从、集中对立起来，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化也未能找到理论根源与解决途径的做法，使他领导下的革命党未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用铁的纪律形成革命队伍真正的战斗力并最后取得革命的成功，由此可见孙中山所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及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软弱性。

对于“平等”，孙中山也与西方传统的平等观不同。孙中山主要讲政治平等，一再提倡民众权力地位的平等，“我们讲民权平等……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4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6页。，“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42)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1页。。但他反对西方的“天赋人权论”，认为这种理论只是对“打破君主的专制”有意义和作用。他区别了“天生的”不平等与“人为的”不平等，认为“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人天生有聪明才力的差异，但“人为的”不平等是由于“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造成的，因此“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4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4、285、283页。。由此，他区分了“真平等”与“假平等”，“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就是“真平等”，而不顾“天生的”不平等、“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的不同就是“假平等”。(44)同上，第285-288页。

对于“博爱”，孙中山同样予以新诠释。他赞赏西方人道主义的博爱，认为人道主义的博爱是“广义之博爱”(45)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1982年，第510页。，但在内涵上还是结合具体革命实践，融进三民主义的内容。他说：“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4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可见，他的“博爱”内容与西方并不相同。

以拿来主义吸收西方思想精华，同时反对“全盘西化”，这种扬弃态度同样体现在孙中山对于“互助”思想的运用中。“互助论”是19世纪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éевич Кропоóткин)所提出的理论。它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看作是社会进化的规律，认为“互助”才是生物界乃至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原则。孙中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但也同时融合贯通了“互助论”的思想。在他看来，“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
仁义道德者，互助之用也”(47)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1985年，第195-196页。。孙中山的“互助”观点既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不同，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他引入了“互助”思想作为社会国家进步原则，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在理论上有力地谴责了以此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侵略欺压政策。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博学睿智，也体现出一种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博大胸襟。

从上可知，孙中山力图融合扬弃、继承发展中西方伦理思想精华，面对时代作出了超越传统、构筑现代又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新诠释，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由传统“以家为本”向现代“以国为本”的伦理转变，以及“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现代价值观。

爱国主义是孙中山伦理思想的核心并贯穿始终。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以民权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以民生主义求得民生幸福、实现“大同世界”理想。“三民主义”以及“为主义奋斗”的人生价值观，高度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密切联系的。戴季陶曾中肯地解读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像国家主义、帝国主义那样压迫其它民族，“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48)戴季陶：《日本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73页。。不仅如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4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6页。。由此，孙中山批判了帝国主义所谓的“世界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取消国界，组成“世界国家”“世界政府”，统一世界经济和文化。在孙中山看来，这种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50)同上，第231页。，必须先恢复发扬光大民族主义，“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51)同上，第231页。。在积贫积弱又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孙中山这种思路无疑是非常明智和切中肯綮的，有力反驳了所谓的“世界主义”。

应该说，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一思想，孙中山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高瞻远瞩。20世纪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看到这个问题并做出论断：“如果民族国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扩散的国内冲突搞得无所适从，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石。”(5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4页。这一看法与孙中山的观点是高度一致、超越时空相互呼应的。显然，孙中山基于爱国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才真正是国际主义的“坚实基石”。

孙中山所处的近代中国，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客观简总结的：“中国因其国土广袤而免于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它失去了对关键国内事务的控制权。”(53)[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25页。正是面对这样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切中时弊地提出“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5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3页。的三民主义学说，在国际上以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只有民族统一独立、国家团结富强，才能“乃有实际”谈得上承担国际事务，成为“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石”。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这一思想具有划时代的价值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强调建设富强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作用。

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个“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完整的思想体系”中的“首要的组成部分”和“全体革命派的旗帜”(55)同上，第313页。，与世界上的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说：“帝国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殖民主义……杀戮是帝国的一部分。”(56)[挪威]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阮岳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14页。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由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再变为帝国主义(57)戴季陶：《日本论》，第85页。，这种进路并不鲜见。戴季陶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进路时，就指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是“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从而避免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58)同上，第85页。

孙中山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而提出的民族主义，与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在21世纪，“‘民族’一词已声名狼藉，‘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粗俗的字眼……民族主义被用来分裂人们、将灭绝人性的行为合法化”(59)[挪威]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第114页。，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民粹主义、暴力主义。这与孙中山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提出的民族主义，不仅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国际风云变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关系，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划时代宝贵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珍视继承和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