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军事情报思想研究

杜文君

《六韬》是一部先秦军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典型代表。作为“武经七书”之一，它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兵家权谋类始祖。司马迁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1〕有学者也指出了《六韬》在兵书中的独特地位：“《六韬》的成熟则在于其兼采儒道，融汇诸家，使兵家思想体系更加丰富，更具张力，更趋完善……是对孙子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也是先秦兵家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标志。”〔2〕因此，作为传统兵书经典的《六韬》，同《孙子兵法》一样，也蕴含有丰富的军事情报思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孙子兵法》的研究相比，目前学界对《六韬》军事情报思想的关注与研究仍然不够。但是，该书所反映出的某些军事情报理论，在今天看来仍具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有关军事情报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

（一） 本于道德

《六韬》与《孙子兵法》《尉缭子》等专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就是它所论述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六韬》将道德看作是国家军事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前提。从其所论述的内容顺序来看，首先提及的是《文韬》。据《汇解》言：“韬者，弢藏之义，此内虽有兵端，而本于道德，故曰《文韬》，谓文事先于武备也。”〔3〕《文韬》又将《文师》置于首章。《武经七书注译》言：“（《文师》）是一篇周灭殷商的战略决策。”〔4〕就是说，战争应当本于道德，政治优先于军事战略。《六韬》认为，国家兴衰是有规律可循的，若“仁义道德所在”，则天下归之（《文韬·文师》）；
若“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文韬·举贤》），则国家就会灭亡。这说明，战争中存在着治国之道。《文韬·守国》云：“天生四时，地生万物；
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
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
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逊。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也就是说，按照自然规律治理天下，则人民安定。若发生动乱，则需要积蓄力量，时机成熟之后才能够讨伐，如此天下才会云集响应。

（二） 符合规律

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是情报必须符合战争规律。如此，情报的研判才变得必要与可能。《龙韬·军势》明确提出了情报的理论基础：“圣人征于天地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
当天地盈缩，因以为常；
物有生死，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就是说，圣人观察天地运行的变化，反复探索其原因，依照季节的变化、昼夜长短等自然现象，掌握普遍的运行规律，进而推断出天地万物变化的趋势。所以说，战争是存在客观规律的，要根据客观规律来把握战争的变化，若不能详细地摸清敌人的情况与之后的战争趋势，即使军队兵员再多，也注定要失败。由此可见，《六韬》对于君主道德以及战争规律的分析与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讲，上述考察决定了应否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因为，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仅仅是政治的延续。

古代，信息交流不畅通，搜集情报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直接观察与密探盗取等方式。关于这两种获取情报的方式，相较于《孙子兵法》《尉缭子》等兵书来说，《六韬》对军事情报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侦察”与“间谍”使用方面更加深入而全面。

（一）观察法

观察，主要是通过侦察敌人阵地及行动状态来获取情报。“在情报工作中，观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观察，就不能发现情报、搜集情报。”〔5〕《六韬》提到了将帅应该提前五日派出情报人员：“先战五日，发我远候，往视其动静；
审候其来，设伏以待之。”（《虎韬·动静》）又：“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
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
如是，则我军坚固，敌人不能绝我粮道，又不能越我前后；
常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虎韬·绝道》）即在距离敌人二百里的地方探查敌国境内的地形，如“山林、险阻、水泉、林木、关梁、城邑、丘墓”等情况，观察敌军前来的征候，以便提前做好部署与安排。如果敌人先我占据战略要地，那么我方就失去了先机。除了观察地形，还要审察敌人内部的虚实：“审知敌人空虚之地，无人之处，可以必出。”（《虎韬·必出》）“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
望其垒，则知其虚实；
望其士卒，则知其来去。”（《虎韬·垒虚》）即通过观察敌人的变动与营垒的数量，就能预测敌人内部的虚实及士卒的调动情况。

观察法除了需要情报人员具有很强的观察力之外，同时还需要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情报工作的方针和基本要求是“广、快、精、准”，故而要求情报人员有特殊的善于观察的能力，要随时随地迅速而又敏锐地注意到有关事物和事件的各种极不显著，但却非常重要的特征和细节。《六韬》特别强调观察与快速反应的能力，“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文韬·兵道》）就是说，在对方掌握我方情报的前提下，我们要在很细微的环节中，缜密侦察对方的情况，力求迅速发现情报，并凭借有利形势捕捉战机，再出其不意地给对方以猛烈打击。打仗必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即“广、快、精、准”，如此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文韬·守土》亦指出：“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要及时抓住时机，不能错过破敌的最佳时间。

（二）使用密探、间谍之法

《六韬》主张君王应培养“股肱羽翼”，须有“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通过设置“耳目”“爪牙”“羽翼”“术士”的方式，可以实现：“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士，军中之情；
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主扬名誉，震远方，动四境，以弱敌心；
主为谲诈，依讬鬼神，以惑众心。”（《龙韬·王翼》）如此一来，既能聚拢民心，又能了解内情，便于掌控军中之情、民众之心，以致无所疑虑、战无不胜。而培养间谍，深入敌人内部离间敌人，煽动对方人心，使其上下分离，也是搜集情报的重要方法。《龙韬·王翼》言：“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六韬》除了主张培养间谍，打入敌方内部外，还提出了四种花费重金贿赂、收买敌方间谍以破坏敌方君臣关系的具体方式：首先，拉拢敌营君主最亲近的臣子，削弱敌方的力量，使其上下不能一心，如此则其国家社稷必然衰退。此即所谓：“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武韬·文伐》）其次，用重金“阴赂”敌国君主的近臣，和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这样一来，他们虽身居国内，但却心向国外，国家就会发生灾祸。再次，收买敌国君主左右的大臣，离间边远的大臣，君主就会失去民心。最后，离间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即“严格忠臣”，“勿听其事”，促使他们关系恶化，以为己用。此外，当敌军进攻凶猛、我军士卒被围困时，则需要通过厚赂敌使的方式寻找出路：“求途之道，金玉为主，必因敌使，精微为宝。”（《豹韬·乌云泽兵》）当然，事情必须做得精密细致，不能让敌人有所察觉。

（三）传递情报的媒介

情报不仅要注重搜集，更要对获取的情况信息进行传递与交流。对此，《龙韬·王翼》表明，要在军队中设置专门的情报信息传递机构与人员：“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即由他们负责作战时的信息传达：“令我垒上，谁何不绝，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虎韬·金鼓》）

情报传递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严怡民指出：“情报工作包括了文献工作，但又不局限于文献工作。情报工作除了运用文献这种形式外，还使用非文献的形式（如口头、实物等）。”〔6〕但是，在冷兵器时代，通讯条件极不发达，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存在诸多不便。这样，依靠实物传递便成了情报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

《六韬》将旗帜、鼓、火、号音等作为重要的情报传递媒介。《豹韬·突战》中记载，当敌军进攻侵占我方土地，但尚未完全到达前，为了确保情报及时准确地传递出来，要在距城四里的地方构筑营垒，布金鼓旗帜，以此来观察敌军动向、传递情报。另外，还要在城头上“立旌旗，击鼙鼓”，做好防守。至于旗鼓的使用方法，《军略》有具体规定：“昼则登云梯远望，立五色旌旗；
夜则火云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意谓，昼夜采用不同的旗帜传递情报，白天视线好，可以登云梯远望，则用五色旌旗，夜晚用烟火代替旗帜，用鼓发号施令，以及敲小鼓、摇大铃、吹胡笳作为指挥信号，传递情报信息。

在实际的情报工作中，仅有情报收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情报获取之后，必须对情报进行分析与研判，然后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情报分析与研判是综合的逻辑思维过程，是对获取材料的再创作。”〔7〕“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8〕在情报工作中，往往把情报工作的失误主要归因于分析的失误：“大部分情报失误通常是由分析失误引起的，而非由收集失误引起。”〔9〕毫无疑问，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关于情报分析的论述，同样也是《六韬》军事情报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情报分析的综合性

有学者指出：“《孙子·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是孙子战略情报要素的主要内容，该篇阐述了‘道’‘天’‘地’‘将’‘法’等五个情报要素。”〔10〕与此相似，《六韬》对军事情报要素的分析也比较全面而深入。《犬韬·武锋》即强调：“夫欲击者，当审察敌人十四变。变见则击之，敌人必败。敌人新集，可击；
人马未食，可击；
天时不顺，可击；
地形未得，可击；
奔走，可击；
不戒，可击；
疲劳，可击；
将离士卒，可击；
涉长路，可击；
济水，可击；
不暇，可击；
阻难狭路，可击；
乱行，可击；
心怖，可击。”在“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的思想认识下，《六韬》通常立足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军事战备、君臣关系、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详细而综合的情报分析，来判断是否可以作战以及预见战争的胜败。

1. 政治因素。从战略角度来说，发动战争首先要了解敌国的政治环境。敌方政治环境的优劣是决定能否谋划战争的关键。尤其是当敌方发生天灾、人祸时，这无疑是出兵的最佳时机：“天道无殃，不可先倡；
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武韬·发启》）同时，《六韬》还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与君主有直接关系。君主圣明，则国泰民安；
君主不贤，则国危民乱：“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文韬·盈虚》）

2. 经济因素。经济是国家的物质基础，也是战争的物质保障。《六韬》十分重视军队的耗费。所以，在《龙韬·王翼》特别提出设置“法算二人”。其主要目的是，“主会计三军营垒粮食，财用出入”。即计算军队中的财政消耗，保障军队的粮食供给。太公认为，战争中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资。《虎韬·军用》明确表明：“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橹二千，矛橹二千。修治攻具，砥砺兵器。巧手三百人。”如此庞大的战争消耗，国家如何保障呢？他认为，战争所需要的“马牛车”“矛戟”“甲冑”“粮食”“攻城器械”等器具，“尽在于人事”：“故用兵之具，尽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究其处所。”（《龙韬·农器》）他还具体介绍了如何将农具转换为战争所需要的器具：“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其甲胄干橹也。镢、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纴，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䥽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龙韬·农器》）如此便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除此之外，《六韬》还重视发展农业、工业、商业，以此来保障国家经济的发展：“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
工一其乡，则器足；
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三宝全，则国安。”（《文韬·六守》）农业、工业和商业共同发展，国家的粮食、器具就会充足，这样就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3. 自然环境。冷兵器作战的时代，不同的自然环境，如气候、大风、暴雨以及周围的地形、水源等，能够对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所以，《六韬》十分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为了能够在战争中提前掌握天气信息，作者主张设置“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龙韬·王翼》）。也就是说，其作用是预测气候、观察天象、准确推算出时间，以备灾害、意外事件的发生。为了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地形，所以设置“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之形势，利害之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其职责是要在行军、驻扎时察明地形、地势状况，分析利害消长、险隘距离、江河山势险阻等，使军队在战争中不失地利。《龙韬·兵征》曰：“三军齐整，阵势以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大胜之征也。行阵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
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此大败之征也。”天气、地势影响着战争的成败，顺着大风大雨，能够因势利导，可以取得成功；
而逆着大风大雨，军阵不稳，则会导致失败。此外，《六韬》还通过观察“城上之气”来进行军事情报分析。《龙韬·兵征》云：“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
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
城之气出而西，城可降；
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
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逃北；
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军必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通过观测云气变化，来判断是否发动战争以及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利弊，以此作出相应的决策。这与《墨子》中的“望气”如出一辙。《墨子·迎敌祠》云：“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11〕《后汉书·何进传》记云：“（中平）五年（188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12〕通过观测云气，预测吉凶顺逆，是古代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有学者指出：“望气最初因为生产、战争等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虽然有把人、事和作战状况和结果与天象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大多也是对即将到来和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彼此的士气、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观察以及对形势等各方面信息摄取、分析后而综合作出的推断。”〔13〕也就是说，“望气”是基于天气、士气、地形等各方面情报信息综合起来的进行分析而作出的预判，是古代战争中战前必备的环节。〔14〕

4. 战前准备。战前准备简称“战备”，是一个国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环节。《六韬》认为：“三军数惊，士卒不齐；
相恐以强敌，相语以不利；
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龙韬·兵征》）即是说当敌方疏于防备、士气衰弱、军纪松弛、谣言不止之时，可出其不意、乘虚而入。相反，如果敌国战备完善，精力集中，则不宜出兵：“胜负之征，精神先见；
明将察之，其效在人。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士卒所告。凡三军悦怿，士卒畏法，敬其将命；
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龙韬·兵征》）这是通过观察敌军内部将帅、士卒言行举止来判断敌人的处境及心理的状态。在战前准备中，将帅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将帅的选择是影响战争成功与否的关键：“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逾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龙韬·论将》）“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龙韬·立将》）“将不仁，则三军不亲；
将不勇，则三军不锐；
将不智，则三军大疑……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
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龙韬·奇兵》）也就是说，将帅的决策与指挥对战争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况瞬息万变、稍纵即逝，必须确保将帅在指挥权上的绝对地位，以便能够根据前线敌情的变化，及时制定相应的对策。在情报分析中，如果能够得知敌方君将不和或将士分离，便可攻其不备：“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龙韬·兵征》）“将离士卒，可击。”（《犬韬·武锋》）

5.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的战略举措产生重要影响。要想提升一个国家的战略实力与影响力，就要处理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豹韬·少众》）也就是说，要想以弱胜强，必须得到大国的协助与周边国家的支援。在太公看来，以少胜多、以寡敌众，就必须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得到其他国的帮助：“事大国之君，下邻国之士；
厚其币，卑其辞。如此，则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矣。”（《豹韬·少众》）即尊敬大国君主，礼交邻国贤人，利用重金厚待他们，言辞谦逊，如此就会得到邻国的援助，在战争中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即如孟子所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六韬》情报分析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敌国的整体发展态势，从而为战略决策的分析与研判，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信息，以便国家能够在未来战争的中，迅速占据有利地位，掌握战场主动权。

（二） 情报分析的具体方法

《六韬》对情报分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提出并运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的情报分析方法。

1. 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情报分析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之上的，因此需要人们对可能影响情报的多种因素进行辩证的认识与判断。在这种关乎全局的战略情报分析中，《六韬》十分注重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分析问题：“乌云之阵，阴阳皆备。或屯其阴，或屯其阳。处山之阳，备山之阴。处山之阴，备山之阳。处山之左，备山之右。处山之右，备山之左。敌所能陵者，兵备其表。”（《豹韬·乌云山兵》）“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
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
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武韬·发启》）除了能够辩证思维外，还应具备全局观：“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
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
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文韬·大礼》） “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武韬·文伐》）“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虎韬·垒虚》）这样，它既强调了情报分析的全面性，也提出了情报分析应具备辩证思维的能力。

2. 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在作战情报的具体分析中，《六韬》认为应该具备见微知著的分析能力。这里，主要包括军事部署的虚实、军队的精神士气等方面。例如，《六韬》对敌营内部部署情况的观察，便十分具体和细致：“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
望其垒，则知其虚实；
望其士卒，则知其来去……听其鼓无音，铎无声，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上无氛气，必知敌诈而为偶人也。”（《虎韬·垒虚》）就是说，要细致观察敌人的动静及动态，了解敌人的虚实与部署，以便作出战略决策：“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龙韬·立将》）可见，战略行动决策的作出，不是以军队数量为依据的，而是通过情报的具体分析、研判之后制定的。又如，对战前敌军精神、士气的分析研判：“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效在人。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士卒所告。”（《龙韬·兵征》）即要根据士气的盛衰、军队的秩序以及言语的流传，来分析敌人的强弱，通过各种征候进而预测战争的胜负。《龙韬·兵征》还指出，要根据经验积累和战略情报，预判“强征”“弱征”“大胜之征”“大败之征”。

3. 透过现象看本质。《六韬》特别注重从战场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战争走向，而且善于透过敌人有利的表象深度分析其劣势，进而抓住敌军的弱点与漏洞，最终扭转战争的趋势：“敌人深入长驱，侵掠我地，驱我牛马；
其三军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
人民系累，为敌所虏。”（《豹韬·突战》）面对此种局面，太公认为，这不过是敌军突然来袭，所进行的凶猛进攻而已，可称之为“突兵”。这种方式是在敌军没有做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发动的进攻，其实是敌方的致命缺陷。他分析并指出了应对敌军“突兵”的方法，认为表面上敌军“暴击而前”，实际上“其牛马必不得食，士卒绝粮”。对于这种没有粮草准备、强力进攻的敌军，只要做到“令我远邑别军，选其锐士，疾击其后。审其期日，必会于晦，三军疾战”，即使敌人再多，最终也会失败，“敌人虽众，其将可虏”。总之，太公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能透过表面现象，分析敌人的不足，进而作出具体的战略研判，采取相应的作战行动。可见，情报必须经过准确地分析研判，才能得出准确而有价值的结论，从而在军事行动时获得先机。

同先秦其他兵学经典相比，《六韬》中所反映出的情报获取手段的丰富性，情报分析的完整性以及反情报思想，是中国古代兵书中少见的。其核心不但在于了解敌情，更在于隐蔽我情。为此，它所建立的情报系统有其独特的一面，其强调综合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情报的搜集、分析、运用，以期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主动权，也是其他军事著作望尘莫及的。

（一） 注重情报搜集与分析的完整性

《六韬》在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更加完整与全面，范围也更加宽泛，涉及地形（山林、险阻、水泉、林木、关梁、城邑、丘墓）、人员部署（虚实）等。更为重要的是，《六韬》对情报分析的重视程度十分突出，而其军事情报分析思想可以说是定性与定量的综合。所谓“定性分析”，“就是确定情报的指向，分析研判人员依据自己对材料把握的精准度，对其作出最后的定性判定”〔15〕。“定性研究”，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16〕。如对双方的政治环境、自然条件、君臣关系、内部形势、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与研判，即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所谓“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定量研究是对事物的这些量的规定性的分析与把握……以便从量的关系上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出更为精确的科学的说明”〔17〕。如对经济的预测、军队数量及其所具体使用武器装备的种类，都有具体的规定。定性分析是注重整体发展的分析，而定量分析则看重具体的规定性的把握，二者相结合能够在战争中迅速掌握先机。

（二） 反情报思想

“反情报”是指在情报活动中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先秦诸兵书对反情报活动均格外重视。为了防止军事情报泄露，《六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加强自己的情报管理，防范敌方情报人员的侦察。相较于《孙子兵法》《墨子》的反情报思想来说，《六韬》更注重通信过程中的保密。为了更加突出对通信的重视，其在《阴符》《阴书》两篇中着重强调了古代秘密通信的方法。

“阴符”是用于君主与将帅之间的秘密通信识别物。“阴符”种类繁多，其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全歼敌军获得大胜，其长一尺；
斩获敌将，击溃敌军，其长九寸；
占领城市、夺取城邑，其长八寸；
击退敌人，其长七寸；
鼓励军民坚守阵地，其长六寸；
请领粮食，增加兵力，其长五寸；
军队失败，将领伤亡，其长四寸；
战斗不利，士卒伤亡，其长三寸。对于“阴符”传递过程中泄露机密的，一律处决：“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

另外一种反情报的通讯方式是“阴书”。对于“阴符”难以表达明白的，如距离遥远、语言不通的时候，则用“阴书”。“阴书”分为三个部分：“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龙韬·阴书》），分别用三个人送达，每人送一部分，但“相参而不知情也”，以此来确保军事情报不会落入敌军之手。此外，为防止他人窃取情报，还经常“诡符印，谬号令，闇忽往来，出入若神”（《龙韬·王翼》），制造一些“假符节”，发布假号令，用以迷惑敌人。《六韬》对“阴符”“阴书”使用如此详细的规定，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君主与将帅之间通信联络的格外重视，而且亦能看出其强烈的反情报意识。

与先秦兵书著作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相比，《六韬》的实际可操作性强是它的一大优点。它的军事情报思想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运用，而且在国外也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参加朝鲜壬辰战争的成汝信，对《六韬》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兵书为兵家传授之法，《三略》因之而转换，八阵仿之而推演；
孙、吴之简切，英、卫之奇正，莫不由是而祖述之。其行军用兵之法，谁复出其右哉。”〔18〕重要的是，他还将《六韬》的情报思想运用到了具体的战争实践中。如此看来，《六韬》有关情报搜集与分析的思想，对现代战争仍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六韬》作为古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军事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其在军事情报的搜集、传递的媒介以及情报的分析研判等方面，有着独创性的见解。深入挖掘与分析《六韬》的军事情报思想，不仅是对先秦兵学情报思想的弘扬与传播，而且能够为信息时代战争的情报工作提供诸多借鉴与启发。

【注释】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9页。

〔2〕姚振文：《对〈六韬〉兵学地位的再认识——兼论战国末期先秦兵家思想的成熟》,载《军事历史》,2021年第2期,第88-89页。

〔3〕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5〕沈家模：《情报心理学概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3页。

〔6〕严怡民：《情报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7〕王清淮：《情报分析与研判:方法与流程》,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27页。

〔8〕高金虎、张魁：《情报分析方法论》,金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9〕HEUER R J：《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1999,65-84。

〔10〕刘进有：《〈墨子〉情报思想研究》,载《情报杂志》,2021年第3期,第57页。

〔11〕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4页。

〔1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6页。

〔13〕洪卫中：《汉魏晋南北朝“望气”浅论》,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5页。

〔14〕史延廷：《先秦战争中气象学、心理学知识的应用及特殊战法》,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2页。

〔15〕王清淮：《情报分析与研判:方法与流程》,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27页。

〔16〕孙瑞英：《从定性、定量到内容分析法——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探讨》,载《现代情报》,2005年第1期,第2页。

〔17〕孙瑞英：《从定性、定量到内容分析法——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探讨》,载《现代情报》,2005年第1期,第3页。

〔18〕成汝信：《浮查集·上武学御史·请立武成王庙书》,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