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治理困境及其突破

　逆全球化潮流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突破 ——基于资本文明的视角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Tid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ivilization

　作

　者：

　张平/赵昊杰

　作者简介：

　张平(1962- )，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昊杰(1988- )，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7）。

　原文出处：

　《长白学刊》(长春)2020 年第 20204 期 第 15-21 页

　内容提要：

　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极大冲击了全球治理格局，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无视全球治理责任，使全球治理陷入矛盾和困境之中。逆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困境植根于资本文明的客观事实中。主要表现为：剩余价值全球竞争塑造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竞争性关系；跨国“资本—生产”体系的不均衡性加深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悖论性关系；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凸显全球治理“新要素”与发达国家维持旧秩序之间的冲突性关系。当今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需要正视资本文明在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塑造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致力于提升全球治理驾驭资本的能力，倡导机会平等、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以期推动全球治理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In recent years,the rise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tide has greatly impact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landscape.Developed countries,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have turned to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erected trade barriers.They igno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lobal governance,which makes global governance in contradiction and dilemma.The dilemma of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tide is rooted in the objective fact of capital civilization.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as follows: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surplus value shapes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of sovereign state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imbalance of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production" system deepens the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highligh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ew element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old order by developed countries.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global governance,China needs to face up to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apital civilization in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landscape,improve the abi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control capital,and advocat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qual opportunity,win-win cooperation and shared development.The aim of us is to promote global governance toward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期刊名称：

　《政治学》 复印期号：

　2020 年 11 期

　 关

　键

　词：

　逆全球化/资本文明/全球治理困境/Globalization Backlash/Capital Civilization/Global Governance Dilemma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15ZDC007)。

　 [中图分类号]D0；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0)04-0015-07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4.003

　一、引言

　全球化概念的诞生及历史演化，都没有完全脱离资本文明的话语视野。换言之，精确意义的全球化概念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更是赋予当代全球化以资本主义的新特质，“经济全球化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它把决定全世界千百万人命运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策权力和统治权力都交给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和工业网络系统”[1]4,5。这一观点将全球化同时理解为全球治理权力的生成进程，即跨国资本和生产体系的全球治理权力的生成过程。资本扩张赋予了全球化以利益博弈的动力，并成为解释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工具。长期以来，贸易自由主义、市场全球化、民主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等政策议题和话语主导权都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资本文明不仅仅只对全球化赋予了意识形态性，还历史性地构造起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全球治理体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性质，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资本取代一般资本居于统治地位，成

　为主导国内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力量。[2]644 全球治理意味着治理因素从一国范围向世界范围的拓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政治经济制度体系的空间拓展。在逐步瓦解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美国冷战对峙的“二元全球化”的意义上，“民主化”潮流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全球化新秩序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向全世界推广普及并获得一种全球治理意义。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不绝于耳，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单方面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行动准则，不断挑起反全球化的贸易事端和争议行为，加剧了逆全球化潮流的不良后果。从全球治理角度看，逆全球化潮流表征了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与全球化趋势的不匹配性问题，致使其滑向采取阻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策略。对逆全球化潮流的理论审思应该回溯到资本文明向度中，即从资本文明化的三个向度逻辑中对逆全球化潮流做出资本文明归因。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引领全球治理走出并超越全球治理困境，不断推进全球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一如马克思所坚持用超越性立场看待资本的文明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3]549,550。

　二、逆全球化潮流凸显全球治理困境

　政治学者一般从国际秩序角度阐释全球治理的内涵，即全球治理塑造着主导全球秩序的本质，体现为对国际体系的有条理和可持续的安排。从现象上看，贸易保护主义正是破坏了全球治理规则、激化了国际秩序的风险。全球化时代将人类社会治理的议题从地区拓展到了全球范围，诸如全球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后果的破坏

　性武器、全球互联通讯体系等全球性事务迫切要求形成一套超越主权国家立场的全球治理机制。二战以后逐步形成了以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尽管近些年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能忽视和淡化全球化及其资本文明背景在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底色存在”，超级大国主导的逆全球化潮流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凸显了全球治理困境。

　(一)大国霸权与全球治理责任错位

　二战以后，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构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多边经济制度，并成为此后主导全球化的核心理念。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造金融、外汇和贸易的自由化国际机制，借助推动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攫取了全球化发展的大部分红利。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潮流却从未销声匿迹。逆全球化潮流起初只是表现为大国霸权在涉及气候、安全和武器等全球性事务中的逃避态度，后来则慢慢延伸至金融贸易以及高科技生产领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霸权国家在参与贸易谈判、气候谈判等全球性事务治理中无视全人类福祉和他国利益关切，推卸责任、逃避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的难度和风险激增。大国霸权的存在表明了借由全球化产生的全球治理并未实现对个体理性的超越，全球化张力对民族国家理性的限制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大国霸权反映出在既定的概念体系下，全球治理并不能完全满足其概念设定的普适性要求，即在当下全球治理现状并不完全是以促进世界范围内全人类共同福祉为价值诉求；全球治理也无法回避与主权国家就地区治理的单边行动之间的竞争性关系。霸权稳定理论旨在说明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4]22,29，指出霸权国家依照其金融资本、技术优势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易于通过自身经济政治行动影响

　全球治理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全球治理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治理模式在诸多领域中的应用”[5]尚未可知，但毋庸置疑的是存在着全球治理理念预设的脆弱性以及主权国家的责任错位问题。

　(二)全球治理机制的非中性和碎片化

　逆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极大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共识和协调机制、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而且还破坏了既定国际规则、攫取不正当利益，破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秩序。特朗普上台以来，分别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国家加征关税，冲击全球贸易结构，试图进一步边缘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极大诱发了市场保护主义的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非中性特质表现在发达国家能够利用规则实现优势变现，这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风险和分歧。以自由贸易体系的产权制度为例，美国正在将自己这种拥有产权保护的优势变现为权力，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从非科技领域转移至科技领域，乃至变为地区与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塑者。[6]从这一点来看，资本文明的全球治理机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双重立场上都没有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定，即满足资本增殖，保证资本在纵向空间上的全球化生产。[7]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特质表现为全球治理缺少真正的制度原则和理念共识。从契约经济学角度看，尽管全球治理机制是超越一般经济组织的更为宏大叙事的制度现象，信息不完全性和契约不完全性仍旧可以解释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现象。在全球治理机制确立和参与博弈过程中，拥有不同信息资源的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表现出利用规则服务于自身获利机会的能力差异。发达国家处于全球治理结构的核心角色，更能利用信息优势在全球治理中俘获利益，并通过定制不完全契约等误导性战略催促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被动参与全球治理，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

　非均衡性发展。逆全球化潮流所张扬的狭隘国家主义立场和零和博弈策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分歧，增加了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

　(三)新兴国家及其文明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被边缘化

　在全球治理权力转移意义上，逆全球化浪潮反映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中的张力关系。全球治理的竞争性植根于资本扩张的空间转移，并通过国家竞争方式体现出来。依照制度主义权力转移理论对全球治理的分析，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遵循演进性和竞争性的双重逻辑。换而言之，除去制度更新，全球治理结构势必需要对变化了的国际权力格局做出适应性调整。资本文明要求实现资本流通、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空间布局，并通过跨国生产体系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这一过程的现实效果是欧美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处于生产体系的优势地位，并收获了全球贸易中的绝大部分收益。21 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原有优势利益格局。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带有明显借鉴并利用资本的文明化作用服务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并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迎合并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体系，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体系并逐步站稳了全球化结构“次中心”位置。金砖五国、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日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间接形成了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治理权力结构的冲击和影响。特朗普特别指出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鲜明反映了欧美国家不认可不接受新兴国家崛起并参与全球治理的霸权心态。逆全球化浪潮恰恰是对这一全球化新变化的过度反应，并不断试图消解和边缘化新兴国家及其文明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三、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治理困境的资本文明归因

　需要正视的是，对逆全球化潮流所暴露的全球治理困境的讨论不能脱离全球化大背景，霸权主义曾经站在全球化立场上为资本文明开疆破土，如今却走向全球化自身的反面。逆全球化潮流可以看作是当下全球治理困境的不良后果表现。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科学阐释聚焦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发展以及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创造”，资本文明的这三个客观事实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张力，并为分析当前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视角和理论支撑。

　(一)剩余价值的全球竞争塑造了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竞争性关系

　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以对剩余价值的盲目追逐为前提，这一机制体现为资本文明不断要求物质财富增长的诉求。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一方面跨国生产体系实现了资本逐利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攫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地域性势必推动落后地区要素集聚，从而为落后国家通过劳动密集战略实现自身发展并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性。由此可知，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基本矛盾逐步演化为国际空间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国际生产体系中不同地区的生产性矛盾、国际利益格局中原材料国与宗主国的利益性矛盾以及全球治理中主导国与非主导国的矛盾。不难发现，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存在着竞争性关系。这种竞争性关系内在地通过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体系的竞争性关系体现出来，外在地表现为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中坚持狭隘的国家利益。这种竞争性关系决定了全球治理的竞争性特质。剩余价值的全球竞争是以市场原则为前提，而市场原则在全球治理中的超验性地位决定了全球化中的国际秩序和治理机制本身存在着“治理”和

　“竞争”两个维度，国际制度既为成员国提供公共物品，同时也被主导国作为使用工具维持其霸权地位。[8]这种全球治理制度的竞争性特质同发达国家在全世界鼓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谋而合。资本文明主导的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放松对资本权力的全球把控，更不会放弃其利用霸权手段巩固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意味着全球治理需要在主导国家同其他主权国家相互博弈竞争的特殊“市场均衡”中才能形成共识。大国霸权频频动用经济制裁手段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是利用对抗性手段调整全球化相关规则朝着更有利于其霸权地位方向发展，也反映出依赖“市场均衡”的全球治理缺少达成国际合作和治理共识的真正基础。

　(二)全球“资本—生产”体系的不均衡性加深了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悖论性关系

　资本文明的重要表现即在于资本主义较之以往，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全球化在社会关系发展方面常常被指认为是社会交往的“时空压缩”，即全球空间活动和时间秩序趋于一致，并在社会发展的时间配置意义上服从资本运动的速度机制。资本文明在完成对全球地理空间的瓜分布局的同时展开对社会空间的制度整合，全球化“时空压缩”效应是通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资本—生产”体系实现的。全球“资本—生产”体系的深度发展催生出身处国际资本主义大厦顶端的“跨国阶级”群体，主权国家则转变成了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议程的“前沿工具”。[9]在全球化的跨国关系中，“国家实践的本质在于通过跨国国家机器来行使跨国经济和政治的权威，从而重现嵌入在全球资本增殖和资本循环中的阶级关系”[10]64。主权国家在跨国资本体系中的角色转变导致了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

　理之间的悖论性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同时，并未真正惠及本国普通民众，额外增加了社会底层群体被迫承受全球化生产的高门槛、低工资的发展成本；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内社会经济不平衡性催生出反全球化的要求，亦或是借助逆全球化手段等强迫重新订制全球治理机制以改善国内经济不平衡的矛盾。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以及民主政体中任选两个，不可能做到三者兼有。跨国资本以国家主权为背书开辟全球化空间，势必将本国企业和劳动群体置于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环境中，从而通过制度手段促使政府调整全球化开放政策，以期保护本土市场和国家利益。“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反映出资本文明背景下全球治理中跨国资本、产业工人以及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

　(三)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凸显全球治理“新要素”与发达国家维持旧秩序之间冲突性关系

　生产社会化不仅仅只表现为占有更多地理空间以及变革社会关系，还表现为基于全球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全球生产的高度融合依存关系。国际分工全球融合态势已然不能为国家界限和政治权力所否认和逆转，任何国家和地区更不能孤立于全球生产体系而独自谋求封闭式发展。从这一点看，全球化趋势并不会因为暂时性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发生逆转，“全球化仅仅是资本逻辑扩张中出现的小插曲，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没有化解，资本逻辑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克服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探索都是暂时性的缓解之策”[11]。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同时为全球治理“新要素”提供了物质基础，即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命运共同体”趋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全球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冷战结束以

　后，全球治理秩序表现为超级大国以压倒性优势支配全球的治理机制霸权主义秩序，亦可以称之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旧秩序。这一旧秩序所维护的是资本文明塑造的“一部分人的发展服从于另一部分人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然而全球化所诱发的全球治理“新要素”加剧了全球治理权威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分散。随着全球治理事务利益关涉日益广泛、复杂性越来越高，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极端霸权治理已然不能适应全球治理的复杂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市场竞争原则在全球治理中体现为制度竞争和秩序竞争，逆全球化潮流表明全球治理新变化趋势同发达国家固守旧秩序之间的冲突性关系。

　四、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治理困境的现实突破路径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资本文明的理论话语对逆全球化潮流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困境仍具有强大理论解释力，跨国资本和跨国生产体系作为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在根本上塑造全球治理的“资本原则”。逆全球化潮流表面上人为制造并暴露了全球治理困境，但其深层原因仍需聚焦在全球化进程中价值产业链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以及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阶段性调整之上。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需要透析全球治理新变化中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新动向，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引导全球资本在全球治理中克服自身缺陷，以期更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好目标迈进。

　(一)在参与全球治理行动中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提升全球治理驾驭资本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为解决当前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极富创意的思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更能体现全

　球治理的平等性、开放性和公正性诉求。在治理对象意义上，单边主义和霸权治理剥夺了大多数国家伸张利益关切的权利，过往全球治理所协调的国际事务始终围绕如何扩大资本逐利而展开，并未关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利益诉求和发展权利；在气候问题和生态问题等全球性事务中更表现出无理取闹的流氓行径。新理念强调治理理念的“共同性”旨在塑造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平等关系，克服全球治理中因竞争性而陷入治理权力垄断的困境。在治理方式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更能体现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公正性要求。不同于霸权国家使用利益威胁等手段迫使成员国被动参与全球治理，开放性要求赋予更多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并不强迫成员国接受既定治理规则，而是在尊重不同地区和国家发展差异基础上形成为所有成员国都认同的差异协同、共担责任的治理行动。在治理成果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致力于克服资本文明的贫富分化后果，塑造所有成员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整体性效果。从资本文明视角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不是要否认资本文明在塑造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意义，而是在充分理解全球治理行动中资本所能释放的发展潜力的前提下探索全球治理驾驭资本的可能性。新治理理念的落实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充分利用资本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致力于消除“资本—生产”的不均衡性的负面后果，以期实现各个成员国更好发展。

　(二)在全球治理多元化基础上倡导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扩大全球化成果的覆盖范围

　全球治理多元化客观上表明当前的全球化已然突破了发达国家资本主导的单一性，呈现出“多中心耦合”和“共生共荣”的趋势。全球产业转移为落后地区发展

　提供了全球化契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化中的不平衡性。全球治理多元化趋势稀释了发达国家所主导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为推进全球化向着多方相互支持、共同发力的包容性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多中心耦合”是指在最新全球治理探索中所呈现出围绕治理目标，强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内的系统化整合机制。“共生共荣”则是指要形成在成员国之间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综合创优效应，实现整体协作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治理结构。一般意义上，包容性发展概念是指区别于单向度经济增长意义上的全民性发展，兼顾和支持社会弱势者的发展诉求，提升中低社会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和经济机会。此后，包容性概念逐步溢出至生态环境、城镇化发展以及金融等领域。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如何参与全球化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既要尊重现有全球化发展的基本结构，同时强调机会平等、互利共赢、共享发展，寻找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公约数和价值最佳共识点，这就为大多数国家参与全球化提供了积极渠道和理念支撑。

　(三)协调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依托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在全球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关联性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想要成为一种具有秩序稳定和普遍有效的规则体系，离不开积极有效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密切依存的关联性，表现为全球治理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机遇和资源，避免国家治理在发展本国经济、处理紧急事务中陷入“孤岛困境”，同时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也能为全球治理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另外，国家治理的混乱失败状态也会给全球治理带去负面后果，增加全球治理的成本负担和风险因

　素。逆全球化潮流是发达国家在应对国内产业失衡、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上遭遇普遍的“治理失败”时，转向世界谋求霸权利益的手段，其极大扰乱了全球治理的规则秩序。因此，国家需要更好发挥“调节者”角色，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提升治理能力以期平衡资本扩张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中国需要协调全球治理同国家治理的关系，坚持改革开放并不断优化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方式和质量，借助全球治理机制为本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平台；与此同时，要善于提炼国家治理的良好经验，帮助其他国家降低发展成本、更好实现其发展目标。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2]。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湄公河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等一系列行动举措体现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态度和引领作用。

　(四)扩大多样化文明在全球治理中的交往互鉴，超越资本文明“中心论”的治理等级秩序

　文明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各个文明的传播和交往必然是通过特定地域中心向其他方向延展，在社会交往相对贫乏的时期，各个文明发展都带有朴素的“自我中心”特质，即认为自身文明是构成世界体系的中心。随着交往工具的进步和全球化深度发展，地域性文明势必走向世界文明。文明的“中心论”必然让位于文明的“交往论”，即在不同文明的交往互鉴中提升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从历史上看，文明“中心论”观念只是特定历史时期交往不完全的产物，文明之间交往互鉴则是更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文明观念。即使现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在其萌芽时期依靠殖民主义和黑奴贸易等对其他文明的掠夺性交往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资

　本文明在改造世界方面为世界多样化文明相互交往奠定了物质基础，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资本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即使在资本文明内部也存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差异。资本文明“中心论”的狭隘观念将世界上其他文明视为与己对立的“他者”，强行推动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化浪潮都是试图宰制其他文明，强迫别国接受资本文明的制度设计和发展道路，从而造成了全球治理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国应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积极倡导引领不同文明交往互鉴，在文明交流中化解文明之间的地域隔阂。与此相应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前全球治理的典范形式，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积极落实文明交往互鉴观念，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利以及丰富各国人员交往流动的平台，极大促进了全球治理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协调、和合共生。

　五、小结

　当中国以社会主义国家姿态逐步深度参与到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大家庭”中来时，不能忽视资本文明在塑造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的奠基性作用。逆全球化潮流表面上是以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形式呈现，但其政策目标仍聚焦在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阶段性调整之上。中国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立场，积极投身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谋求更好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机遇，并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收稿日期]2019-06-27 原文参考文献：

　 [1]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张世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2]列宁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孙景宇.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帝国主义论》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8(9).  [5]卢岚.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变革的思想基石[J].北方论丛，2018(6).  [6]王隽毅.逆全球化？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与全球治理的竞争性[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3).  [7]王秋艳，汪斌锋.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资本空间生产的限度及超越[J].宁夏社会科学，2019(2).  [8]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1).  [9]沈斐.资本内在否定性框架中的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1).  [10][美]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M].高秀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11]胡博成，张平.从逆全球化新动向透析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限度[J].学习与实践，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