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角色理论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困境分析

　摘 摘 ：

　要：选派第一书记到贫困村是从政策层面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通过对 H 村的“强第一书记———弱村干部”合作治理模式进行个案研究, 从主体性视角出发, 在角色理论的框架下, 以第一书记作为角色核心进行考察发现, 第一书记在以政策为背景的多方主体参与互动的情境中面临着实践困境。

　 情境的不断变换和忽略实际的多重刚性任务重压、双重体制的力量较量带来的两难困境, 以及“军令状”式的工作机制衍生的考核和评比压力, 使得第一书记在扶贫场域的实践中难以很好发挥角色的主体性, 在初定角色上进行有效创新, 以真正贴合村庄实际的方式开展工作, 转而选择采取消极的“仪式化表演”策略, 发展“面子工程”以应付各方的监督和考核评比, 从而导致村庄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难以建立。以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为标志, 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共选派 19.5万名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 (1) , 从中央、省、市陆续印发加强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的专门文件的内容上看, 驻村第一书记选拔要求是“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 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 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以 2015年发布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为标志, 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共选派 19.5 万名机关优

　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 (1) 1, 从中央、省、市陆续印发加强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的专门文件的内容上看, 驻村第一书记选拔要求是“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 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 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 以更好地推动精准扶贫战略, 助力脱贫攻坚。第一书记作为外生力量入村, 是新时期群众路线制度化的一种尝试 (2) 2,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同时, 第一书记作为一股新的活力, 也改变了村庄治理模式, 形成国家支持、村委主导、村民参与的新村庄治理格局。3 然而, 一项政策的开展, 总会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各种未预期的后果。

　述 一、文献综述

　 自精准扶贫战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实施以来, 学术界对有关第一书记的驻村工作实践未取得预期成绩, 以及遭遇的困局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其一, 从个体融入视角来看, 王晓毅认为, 面对着农村新的发展格局, 扶贫与发展的双重任务要求驻村干部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但现实的问题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4 在与村民的互动中, 第一书记作为外来力量, 被限制在村庄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之外, 难以取得村民的信任和合作。5 干部帮扶制度成为形式化, 引来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抱怨和不信任, 致使干群关系紧张。6 其二, 从制度层面来看, 在

　与各级政府的互动中, 由于地方政府基本保障不足, 第一书记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了打击。7 由于缺少扶贫干部考核激励制度, 导致有的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只是应付差事, 缺乏决策力和行之有效的执行力 8, 而有的地方采取压力型的“军令状”式扶贫管理机制, 虽然有助于调动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但是在由上而下的巨大工作压力和运动式治理中, 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一系列应对策略, 从而扭曲扶贫工作的初衷和本质, 进而造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失灵。9 其三, 从组织视角出发认为, 由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两股治理力量相遇, 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双轨治理”10, 许汉泽, 李小云认为第一书记遭遇了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共谋”, 这种结构性的排斥不仅影响了扶贫工作本身, 还导致了驻村帮扶制度的变迁, 弱化了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11 这两股力量的相遇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 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 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12 从文献的梳理中发现, 学术界针对第一书记在实践进程中遭遇困境的解释, 都从某一视角出发, 较清晰地解释了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困境及其成因。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从外在结构入手, 分析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遭遇的来自组织和制度层面的障碍, 较少针对微观个体层面展开分析。而那些少数的从个人主体性的角度出发, 分析第一书记作为“外来者”在扶贫实践中遭遇的融入困境的研究, 又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第一书记与某一主体之间的关

　系问题, 忽略了扶贫实践的多方主体参与和具体情境, 难以较为深入全面地阐释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二是我国区域差异大, 孕育了不同村庄结构, 治理能力也参差不齐, 第一书记与某一主体的力量对比也应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类型学上的划分, 而不能混为一谈。基于此, 本文拟从主体性视角出发, 在角色理论的框架下, 以第一书记为角色核心来展开研究, 在一个“强第一书记———弱村干部”的合作治理模式中, 分析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的具体情境, 回答作为一个“外来者”的第一书记遵循什么角色扮演逻辑来应对任务要求、角色扮演困境及其生成机理何在等问题。

　架 二、田野介绍及分析框架

　 广东省 H村位于两广交界处, 村域面积约 16平方公里, 距离市区 45 公里, 全村下辖 24 个自然村。由于该村是典型的山区, 人均耕地面积少且基础设施落后, 全村仅一条省道与外界相连。全村总户数 1119 户, 其中贫困户 156 户。村里 30%以上的人口均外出务工, 空心化现象严重, 劳动力缺乏, 且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 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大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思想观念陈旧, 市场经济意识不强, 村民以种植水稻、玉米、辣椒等农作物供日常饮食所需。由于该村的地理位置是肉桂的绝佳生长之地, 所以肉桂作为传统产业一直是村民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体来讲, 该村产业单一且生产规模小, 经济效益低, 村“两委”组

　织力量弱, 贫困程度较深, 巨大的扶贫压力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决定抽调来自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担任该村的第一书记, 并于 2016 年进驻该村开展扶贫工作。笔者借项目调研之机, 于2018 年 6月在该村开展田野调查,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 对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办工作人员、村干部及贫困户等多个主体进行了深入访谈, 了解该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过程和现状, 并搜集了大量文字和数字资料以作补充。一般来说, 第一书记在面对村干部队伍时, 可以依据力量的强弱对比, 通过类型化的方式, 划分为“强第一书记———强村干部”“强第一书记———弱 村 干 部 ”“弱 第 一 书 记 ———强 村 干 部 ”“弱 第 一 书 记———弱村干部”四种类型, 相应地四种不同的力量对比类型下的村庄合作治理模式, 也将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就 H 村而言, 一方是文化程度低且自主意识弱的村干部, 一方是携带大量资源驻村的省直机关处级干部, 村干部基本完全听命于第一书记, “强第一书记———弱村干部”的特征十分明显, 本文将在这样的合作治理模式背景下展开分析。本文借用了角色理论展开分析。角色作为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 自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明确提出角色这个概念, 米德、戈夫曼等人也对此进行了理论研究, 之后很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都对角色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 虽然当前对于角色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但依据前人的理论和相关研究大致可被定义为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 依据社会客观期望, 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

　在结构角色论者看来, 个体的行为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与此地位相关的社会期望规定好的, 人们承担角色的过程不过是这种被结构化的行为的释放过程。但是有学者指出, 角色所呈现出的规范性与统一性的特征是在稳定的社会机制中存在的, 而社会情境中的某些“不可控”因素, 可能使角色扮演者趋于脱离正常轨道, 社会行动是互动的, 各种行为都是根据特殊社会情境中的角色地位、行为规范以及各种文化价值和意义产生的, 因此应该将角色的发展历程投射到角色相应的社会情境中, 加以全面而动态的考察。13 在 H 村精准扶贫的“大舞台”上, 围绕第一书记为角色核心, 不同角色身份的多方主体基于角色期望和利益诉求, 参与进互动情境, 与其他角色主体展开互动。相对于“输血式”扶贫, “造血式”扶贫更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产业脱贫一批”成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措施而备受关注。因此, 文章以产业脱贫为切口, 在角色理论的研究视角下, 在以驻村第一书记为角色核心的动态互动情境中, 通过呈现出角色的主体间性分析其实践困境。

　三、第一书记角色扮演困境的现实表征 征

　 按照政策文本层面的要求, 驻村第一书记作为一股新的活力, 在改变贫困村的村庄治理模式,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方面发挥着工作先锋的作用。对于一个村庄扶贫政绩的考察, 一般来说与该村第一书记作用的发挥不无关系, 尤其 H 村的第一书记还是一位有

　丰富资源的省直机关处级干部, 助力一个贫困村脱贫应该并非难事。然而, 作为互动情境中的角色主体之一, 即使有丰富的资源做后盾, 第一书记在实践中也不得不受情境的限制和约束, 在角色发挥的过程中遭遇一系列困境, 角色期待与基层实践的实际相背离, 难以使工作成效最大化。聚焦于 H 村驻村第一书记为角色核心的扶贫场域, 考察第一书记主体性层面遭遇的角色发挥困境,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角色负荷: 多重刚性任务安排的重压

　 政策层面赋予第一书记的角色期望, 最终都转化为落在第一书记身上的工作责任, 成为其驻村实践需要完成的繁重任务。再者, 关于扶贫的政策总是在不断出台, 按照政策的要求, 工作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多重刚性任务安排和不断调整的方针要求超出了第一书记的时间和精力所能承受的限度, 引发角色负荷。角色负荷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数量方面的角色超负荷。目前, 许多包括第一书记在内的驻村干部都反映工作任务量巨大, 加班加点地工作是家常便饭, 为了完成任务, 经常要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 以致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 而那些跨省扶贫的第一书记, 由于离家远, 经常是好几个月才能和家人团聚。第二, 质量上的角色超负荷。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根据贫困村的不同情况施策, 因村选产业, 力争每村有一个主导产业, 以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但是 H村的第一书记在挑选什么产业作为该村的主导产业进行发展的时

　候遇到了难题。挑选产业的过程并未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 虽然第一书记自身有多年的行政工作经验, 和来自其派出单位省直机关丰富资源的支持, 但是由于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不足, 在面对产业挑选的问题时, 难以发挥出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合理利用耕地, 发动村民种植具有较高效益的经济作物以部分代替效益较低的传统作物可以实现增收。然而, 包括 H 村第一书记在内的很多驻村干部常年远离农村生活, 且非农业专家, 难以依据村庄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 择选出适宜生长的经济作物, 大多数情况下最直接的做法是, 借鉴他村经验, 看哪个村庄发展什么经济作物取得初步成效了, 便发展该作物。但由于不了解行情, 不具备预测市场走向的专业知识, 对市场规律的把握不够, 市场信息不对称, 引发了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在访谈中了解到, 某村在驻村干部的组织下, 发展了某经济作物, 并引进技术人员, 使该农产品获得了丰收, 但在价格规律的支配下, 丰收带来了供大于求, 价格暴跌, 产业失败。有了失败的案例的警醒, H 村的第一书记很无奈:“我们毕竟不是发展农业的专家, 上面要求我们发展产业, 但是具体怎么做, 我们也很为难。”当前的政策安排并未考虑到这样的后果, 若第一书记为了完成政策的硬性要求盲目挑选产业, 其结果很可能是该产业的失败。

　( 二) 角色紧张: 多方主体利益诉求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 第一书记不仅要处理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还要处理与上级政府、派出单位、镇政府和村民的关系。在贫困村“舞台”上, 围绕着精准扶贫, 一幅由第一书记、上级领导、村干部和村民组成的多元主体互动情境被建构起来, 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 参与互动的不同角色主体对产业发展都有各自的看法, 而第一书记在采取行动时则不得不考虑各个角色的主体间性, 当参与互动的主体利益诉求相悖时, 就容易引发角色紧张。H 村处于山区, 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少, 且细碎化现象严重, 村民们世代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以简单维持生计, 若要实现增收, 就只有响应政策要求,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基础上, 最大效率利用当地土地资源以发展产业, 突破农业现代化的瓶颈, 完成土地的集约化, 形成规模效应。H 村的土地资源有限, 且细碎化现象较为明显, 农耕地均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 H 村全村土地流转面积仅 18 亩, 规模效应难以形成。究其原因, H 村的村民思想保守, 根本不愿意流转土地, 第一书记对此颇感苦恼:“这个村的人反正就是不怎么开窍, 我们都去劝了他们好多次, 他们却只愿意守着自己的地, 不愿意流转出来, 担心土地一旦流转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不仅如此, 由于村民们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利益, 使得第一书记在实践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想法时也屡屡受挫, 原因是修建公路会占用部分村民的土地。一面是要完成政府要求, 一面是村民们的基于自身利益诉求的不愿配合, 第一书记左右为难, 为了说服村民流转土地或出让

　土地修建公路, 两年下来第一书记踏破了村民的门槛, 但依然有个别村民拒绝出让土地。完成发展产业的任务压力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引发的第一书记角色紧张问题并不只来自这一方面, 村庄外的互动情境也会引发两难困境。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的第一年, 为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村干部组织农户发展养殖业, 全村贫困户养猪 522 头, 养鸡 5500 只, 平均每户增收 1.5 万元, 在促进 H 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 随之衍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一大障碍。养殖规模日渐扩大, 但积粪池化粪池等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却并不具备, 养殖禽畜带来的废渣废水大多露天排放, 给村庄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发展养殖产业和建设美丽乡村之间产生了矛盾, 镇里的干部担心上级部门的审查和追责, 便否定了大力发展养殖业这条脱贫道路, 原计划利用山地放养牛羊的想法也不了了之。

　( 三) 消极的角 色转换:“ 面子工程” 和“ 仪式化表演”

　 基于政策层面的安排和上级政府的要求, 建立村庄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 发展一个稳定的主导产业成为第一书记任务安排中的一个重要事项。首先, 为了强有力地保障第一书记在贫困村是真正做实事的, 上级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指标对其进行不定期的考核。其次, 第一书记是派出单位的干部, 代表的是派出单位的形象, 其扶贫任务的成效, 与派出单位的“面子”直接挂钩。最后, 第一书记还要面对来自媒体和群众的舆论监督压力。H 村的

　第一书记是来自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 可以争取到的资源十分丰富, 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 从驻村工作开始至第一书记撤离 H 村, 该机关前后投入的资金达 5000 万元, 附加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也并不少, 但是, 这些资源要利用到什么地方?花钱发展产业失败了要追责, 不花钱不作为也要追责。为了避免被追责, 第一书记只有依据具体情况和相关要求转换自己的角色, 但是这种角色转换是相当消极的, 它只是第一书记为避免追责采取权宜之计而进行的“仪式化表演”。在众多主体的热切“关注”下, 第一书记采取了不考虑当地实际, 照搬他村的经验, 在路径依赖中开发出各种“面子工程”以应对考核的行动策略, 而该产业是否能够长效可持续发展则只好列入其考虑的第二顺位, 反正关于产业是否能够长效可持续, 需要时间来予以证明, 第一书记只需保证自己驻村期间该产业有成效即可。不仅如此, 某些设计不合理的考核指标, 也促使第一书记在挑选产业时首先考虑“面子工程”。发展产业是为了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 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 但是一些长效产业在前几年是没有收益的, 而一波又一波的考核却是接踵而来, 某些短期考核指标并不考虑实际情况, 而只是一味要求短、平、快地实现效益, 这势必使得那些需要长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产业难以列入发展的首选, 而只得挑选一些在短期内可获收益的“面子工程”来应对频繁的考核。第一书记采取的这种“仪式化表演”行动逻辑, 实际上是其基于各种压力和面对各种不合理工作机制,

　违背自己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初定角色, 而做出消极转换和调整的无奈之举。

　释 四、第一书记角色扮演困境的生成机制阐释

　 第一书记驻村的实践进程中, 虽然一般都有初定理想状态下的角色期待作为其角色扮演的“剧本”, 但是由于某些不断调整政策的不合理硬性安排, 以及多方主体参与互动, 改变了既定情境, 使得第一书记角色扮演进程障碍重重, 伴随着互动的加深而逐渐“制度化”, 在情境中对其形成约束, 使其角色扮演过程处处掣肘, 最终影响驻村工作的成效。

　( 一) 情境变换与超负荷任务设定

　 身处扶贫情境中的第一书记, 其行动逻辑无疑会受到具体情境的制约。在 2015 年颁布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政策文件中, 明确指出, 驻村第一书记的职责在于建强基层组织、推进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和提升治理水平等。从任务规定来看, 政策层面予以“第一书记”的角色期待是相当高的, 这也决定第一书记的驻村工作责任重、任务量大, 要圆满完成任务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 超负荷压力的来源并不仅限于此。首先, 从一般层面上来说, 相较于政策制定时的情境, 政策执行时的情境已然发生变化, 随着情境的变换, 在执行时可能会遭到与实际不相吻合的地方, 是按要求执行政策,

　还是按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这本身就是一个蕴含风险与挑战的选项。其次, 不断出台的各项新任务、新标准和新要求与精准扶贫场域内各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相互交织, 也使第一书记角色扮演屡屡陷入困境。在扶贫的具体场域中, 首先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 随后是省、市、县级相应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层层加码的要求, 一般来说, 较低层级的政府为了保证能够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任务, 都会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 即在上级政府安排的任务量基础上, 适量地加大工作量, 这样层层加码下来, 到村一级的任务量已经达至顶点。因此, 国家层面要求的建强基层组织、推进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和提升治理水平四项主要任务中, 仅是近年来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精准扶贫工作就已经给第一书记带来重压。最后, 政策的制定具有统一性, 难免会造成对细节的疏忽, 作为个体的村庄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有遇到不适合的地方, 如前文提及的在挑选产业的过程中技术人员的缺乏。第一书记不仅要应付繁重的工作任务, 还要随不断变化演进的实时情境状况, 适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 所以, 他们在兼顾任务数量的同时, 不能同时保证质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 二) 双重体制力量较量引发的两难困境

　 第一书记作为一个携带行政力量进入村庄的“外来者”, 其角色设定本就相对尴尬, 对于以村民和村干部为代表的内生力量来说, 他既是一个相较于村民和村干部的“陌生人”, 同时也是带着

　资源进村的可供依赖的对象;对于政府一方而言, 第一书记的岗位性质是政府在村庄推行政策的重要手段。当村民自治的内生力量与行政的嵌入力量相统一时, 第一书记角色扮演相对容易, 而一旦这两股力量发生碰撞, 第一书记被裹挟进这两股力量之间, 就会成为“夹心层”。其实, 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双轨治理”的治理模式, 村庄的治理有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两股力量的参与, 一股是自上而下的任务嵌入式力量, 另一股力量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内生性需求表达, 遵循这样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推行政策的同时能兼顾村庄主体的意愿表达, 使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耦合。面对国家力量的强势来袭, 村庄自治力量或是遵循国家的要求, 或是采取巧妙迂回的方式予以回避或视情况作以调整。然而, 村庄的良好秩序需要在两股力量之间寻找平衡点, 一旦打破平衡, 就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因第一书记携带行政力量进村, 又带着为民办事的任务而长期驻村, 在村民的意识领域, 认定第一书记的角色是那种不同于村镇干部的“官”, 这样的身份安排, 一是使得原本难以与行政力量直接对话的村民有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二是相较于村镇干部, 第一书记是一个“今天来、明天走”的熟悉的陌生人, 也不需要与其建立长久的关系, 因此对第一书记讨价还价就无所顾忌。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大量的利好政策不断投入村庄, 基于自身的主体性利益, 村民只愿意接受能为自身带来好处的政策福利, 而反对那些需要为集体牺牲个体利益的要求, 甚至提出

　一些不合理的利益诉求。一面是村民的利益诉求, 一面是政策推行的要求, 双重体制力量的较量汇聚于第一书记, 使其夹在两股力量之间, 陷入不同角色主体相背离利益诉求的两难困境之中。若第一书记不能较为合理地处理扶贫场域中各角色主体间性, 就很可能会遭到村庄的排斥和政府的不信任, 影响其扶贫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 三) “ 军令状” 衍生的工作机制: 难以回避的压力 力

　 透过政策文件, 不难发现精准扶贫是当前党和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 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 为了尽可能快速高效地完成精准扶贫任务, 大量的治理手段以工作策略的方式被广泛应用, 对第一书记来说, 一个比较突出的压力来源就是“军令状”式的工作机制, 随着“军令状”式的工作机制衍生而来的, 是来自政府为完成国家层面政策要求而制定的考核机制和评比机制, 这些频繁的扶贫政绩考核和评比主要通过三方面作用于第一书记, 形成合力对其施压。第一, 政府的直接作用。为保证脱贫任务的完成, 就不得不考虑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 卡好每一个任务环节, 而任务的具体落实情况, 还是要视政策在各个村庄的实施成效而定, 村庄内大量的任务都与驻村第一书记直接相关, 对第一书记的考核是保证政策在村庄层面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 是最直接有力的督促手段。第二, 以考核派出单位为手段的间接施压。考核机制和评比机制不仅作用于第一书记, 还作用于派出

　单位。第一书记是派出单位的干部, 代表的是派出单位的形象, 作为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要接受的考核内容主要是派出人员的质量、扶贫效果两个方面。考核并非总是针对于任务是否达标, 还意味着优奖劣惩, 为了逃避惩罚或获得荣誉, 派出单位也会给第一书记施压, 以期第一书记在贫困村能有出色表现。第三, 以媒体和舆论为载体的群众监督作用。可以说, 当前的“精准扶贫”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舆论话题, 引发了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 社会热议不断, 媒体和舆论的讨论对第一书记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所谓“一人扶贫, 多人观看”, 这里的“多人”囊括了政府、帮扶单位、媒体、群众等多方主体, 在这些过于热切的目光注视下, 容错机制的不健全使第一书记不敢有丝毫差错, 即使遭遇设计并不合理的考核标准时, 也只得采取迂回的方式消极地应对, 不敢轻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 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个长效产业, 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 是难以实现的。

　论 五、结论与讨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它既能有效实现贫困户增收, 又能建立起脱贫的长效机制, 依靠发展产业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关于如何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已有各项政策文件出台, 对产业选择和产业落实进行指导。然而, 从实际的操作层面看, 如何依托村庄实际条件, 在合理规避各种风险、应对各方监督考评、回应各种诉求、解决各种矛盾的基础上, 选

　择一个或多个产业以带动村民脱贫增收, 依旧面临着困境。基于此, 笔者在“互动—情境”的分析框架下, 对第一书记在精准扶贫方面面临的实践困境作出了分析。第一书记这个角色安排虽然在精准扶贫中是较为重要的角色担当, 但驻村实践却并非由其一人主导, 在实践过程中, 相关政策规则的限制、动态的多主体互动的情境制约成为第一书记驻村实践行动的“枷锁”, 加之不合理的“军令状”衍生而来的工作机制下的压力形成一股“合力”, 随着互动的加深而逐渐制度化, 对第一书记进行强有力的约束, 使得其在贫困村的实践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 为派出单位争光, 回应村民的利益诉求, 尽力满足各方主体的角色期待, 扮演好该角色, 顺利地完成工作任务, 第一书记在有限的互动情境基础上, 采取了迂回的战术, 以带有“仪式化表演”性质的策略, 随实际情境适时做出调整, 回应诉求和应对频繁的甚至是不合理的考评和评比, 而难以真正发挥角色的主体性, 在不合理的初定角色上有所创新, 以真正贴合村庄实际的方式,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首先, 由于情境的变化, 和脱离实际的超量任务重压引发了第一书记角色的扮演负荷, 超出了其时间、精力、和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 这种超负荷反映在产业发展中的结果是, 可能会在相关知识空缺的情况下盲目选择产业进行发展;其次, 在这个有多方主体参与的互动情境中, 双轨治理体制的力量较量, 使得第一书记在上级政府和村干部、村民期待的目光中徘徊, 屡屡陷入两难困境;最后, 面对互动情境中各方主体热切的关注目

　光, 以及不合理的考核标准、只看结果的追责制度, 迫使第一书记随情境的变化对角色作出消极调整, 发展一些“面子产业”以避免追责, 而难以真正围绕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这个目标来开展任务, 最终影响扶贫攻坚战略的成效。当然, 本文的研究选取的个案相对特殊, 该村的第一书记来自于实力雄厚的省直机关, 在与该村村干部的力量对比中, 无论是财力, 还是人力、物力等资源, 都占据明显优势。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只能给“强第一书记———弱村干部”型的村庄发展作参考, 而难以推论到那些与本研究个案不同类型的村庄。一般而言, “强第一书记———强村干部”型合作治理模式下, 第一书记与村干部之间的较量可能会引发来自村干部和村民的“共谋”, 从而招致驻村工作任务开展时更强的排斥和阻力, 而“弱第一书记———强村干部”和“弱第一书记———弱村干部”的模式, 则囿于力量对比的限制, 第一书记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 无疑会弱化第一书记驻村成效, 与国家派遣第一书记驻村的政策初衷相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