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起源与族属

　 铜鼓的起源

　 　铜鼓的起源包括铜鼓起源于何物、起源于何地。铜鼓起源于何物？ 在这个问题上先后出现过革鼓说、铜釜说、象脚鼓说、锌于说、木臼说等不同说法。其中，铜釜说为较多的人所接受。人们很早就注意到，铜鼓的形状特别像倒置的 炊具或容器。如《游梁杂记》说：“诸葛鼓，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敞口，大约若今楂斗之倒置也。”《戎州记》 说：“铜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蛛，状似覆盆。”后代学者们经过研究，也都认为铜鼓可能是从一种实用器具铜釜发展而来的。大约在云南青铜器时代早期，曾使用过一种鼓腹深颈的铜釜，既可用它当炊具，又可将其翻转过来作为打击乐器。古代的人们在聚宴之后，往往将身边的炊具铜釜翻 过来敲击，伴奏歌舞。慢慢地，一种专门用于敲打的乐器———铜鼓就从炊具铜釜中分化了出来。

　铜鼓起源于何地呢？铜鼓的起源地，应从发现早期铜鼓较多而 青铜冶铸技术又足以支持铸造铜鼓的地区去寻找。云南中部地区正好具备这些条件：这里很早就有人类生活，盛产铜、锡、铅等矿产，有丰富的水力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云南中部已有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及青铜文化，足以铸造出巨大而复杂的铜棺和青铜容器，为铸造铜鼓创造了必备的技术条件。

　楚雄万家坝一批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墓葬出土了最早的铜鼓， 同时还出土了铜釜， 这既说明了铜鼓起源于云南中部是确切无疑的，也可以看作是铜鼓起源于铜釜的直接证据。

　二、川西南地区南丝古道沿线的铜鼓文化遗迹

　（一）铜鼓分布的 县市

　根据文献记载，四川有铜鼓分布的县市有宜宾、高县、珙县、兴文、庆符、长宁、南溪、犍为、屏山、雷波、会理、会东、德昌、西昌、布拖、泸县、富 顺、南部、阆中、古蔺、雅安、邛崃、芦山、名山、成都等二十多个县市。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或有铜鼓出土，或有铜鼓传世，或有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使用铜鼓的 记载。

　首先， 四川西南部即所谓叙南六属是铜鼓分布的集中之地，文献记载甚多。例如在宜宾，嘉庆《宜宾县志》卷五《金石志·铜鼓》记载：“铜鼓，横江水洞坎，嘉庆三年土 人掘获。”此文还见于《叙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宜宾县新附》。

　在兴文县，《兴文县志》卷五《金石》记载：“铜鼓，状古朴，空一面，细腰，作深盆式， 口略张，左右耳各二，鼓面铸菊花六出……色斑驳，无款识。”《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引记载：“《上南志》：

　铜鼓，有剥蚀，声响者为上，易牛千 头，次者七、八百头，遂有差等。”

　在珙县，《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引记载：“《珙县志》：铜鼓如筒，高一尺，腰有四耳以备悬……以击久，蠡瓣多者为龙师所铸，直逾千金。” 　在高县，同治《高县志》卷五十《金石》“铜鼓”条记载：“道光初年，焦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邑令郭彬图跋识，置诸文庙。”

　在长宁县，《叙州府志》 卷十六 《金石·长宁县》记载：“铜鼓，相传武侯铸以镇蛮者，今田间往往耕出之。邑中士大夫常购之，以为轩斋古玩。”

　在筠连县，《叙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志》记载：“铜鼓，巡司场村人，咸丰二年於土中掘得。铜鼓，高尺余，阔称之。”

　其次，在南丝古道的其他一些地区，地方县志也有关于铜鼓的记载，如在犍为县，《正德四川志》卷 36 的《蜀中广记·名胜志》记载：唐陈羽《城下闻夷歌》云：“犍为城下牂柯路，空冢滩西贾客舟。此页可怜泓上月，夷歌铜鼓不胜愁。”

　在屏山县，《蜀中广记·风俗记》 记载：“马湖之夷，岁暮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嘉靖《马湖县志》记与此同）又云：“铜鼓岩，（在治）西五里。”（按：明代马湖 府治即今四川屏山县。）在雷波县，光绪二十一修《叙州府志》卷十六《金石志》记载：“铜鼓，嘉庆时，天姑密乡人掘地得之，今存关帝庙中，又黄螂土人掘地得 铜鼓四，亦存关帝庙中。”在西昌县，《西昌县志》卷十一《艺文志》载：何日愈《铜鼓行》诗：“铜鼓，清嘉庆间德昌农人垦土得之，重二十一斤，有八分文…… 今在会理城东之九连。”在芦山县，《蜀中广记》卷 3531《图经》记载：“芦山县新安乡五百余家僚种中，其妇人娠七月而产，置儿向水中。浮者取养，沉者弃之，千百无一沉者。长则拔去上齿如狗牙， 各以为华饰……俗信妖巫， 击铜鼓以祈祷焉。”

　在名山县，《舆地纪胜》 卷 147 记载：“铜鼓山在百丈（今四川名山县之百丈）南五里。或传以为汉唐间戍守之地。”

　在成都市，《蜀中广记》卷 70《方物记》记载：《游梁杂记》：“诸葛鼓，乃铜铸。……用木槌击之，声极圆润，乃孔明擒孟获时所制，昔伐九丝城得十余面，今在成都府中，一名錞于 鼓。”

　（上述引文分别摘自董其祥《四川地区铜鼓的分布及其族属研究》及骆凤文《旧文献记载川南地方铜鼓资料的辑录》二文）在会理、会东、布拖、庆符、南溪、 叙永、富顺、泸州等地也有关于铜鼓文献的记载，这里不一一列举。总的说来， 铜鼓在四川西南部的地理分布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有铜鼓的地方中，成都、宜宾、珙县、兴文、筠连、高县、雷波、会理、会东、德昌、西 昌、雅安、芦山等地均位于南丝古道上。

　同时据实地考察， 南丝古道沿线的古驿道保留甚多， 今天在云南的曲靖富源胜一带还可以看到一段石板古道，即为古驿道的遗迹。现代公路大体上沿着南丝古道的主要路线修筑。宜宾、成都自秦汉以来不仅是重要的交 通重镇， 更是古代中原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枢纽。

　四川西南地区的铜鼓分布范围比较广泛，就数量来说也是全国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之一，仅宜宾地区就 曾出土300多面铜鼓。该地区铜鼓流传已近2000多年，现在仍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少数民族还保存着使用铜鼓的习俗，它们成为铜鼓文化绵延千古的“活化 石”。（二）以铜鼓命名的地名

　据文献资料记载， 四川西南部地区不少地名直接以铜鼓命名，如：兴文县有“铜鼓山”、“铜鼓岩”，长宁县有“铜鼓山”，屏山县有“铜鼓溪”、“铜鼓岩”，高县有“铜鼓山”、 “铜鼓岭”、“铜鼓渊”、“铜鼓池”、“铜鼓石”，庆符县有“铜鼓山”、“铜鼓池”、“铜鼓渊”，等等。以铜鼓命名的地名大量存在， 足以说明古代川西南各少数民族先民广泛使用铜鼓。另外，四川珙县麻糖坝“僰人”悬棺岩画中也有九处铜鼓图象（摘自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形 象》），它们均为明代万历以前的遗存。铜鼓可以随着民族迁徙而转移， 但以铜鼓命名的地名却被历史记录下来。

　铜鼓地名已成为铜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铜鼓文化的传播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三）南丝古道与铜鼓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

　铜鼓文化与南丝古道交融渗透，融为一体，不仅极大地丰 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也更加显现出南丝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南丝古道的存在是铜鼓传播的首要条件

　公元前 2 世纪末，从宜宾经过昭通、曲靖再到滇池的南丝古道已经形成。南丝古道川滇段有两条路线，即西夷道（牦牛道、零关道）和南夷道。其中南夷道在历史上又有秦五 尺道、汉南夷道、唐石门道等说法。在历史上， 南丝古道一直是连接四川和云南的重要通道，商贸活动及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①从云南昭通一带东晋魏晋墓葬中出土的铁器上，写有“蜀郡”、“成都”等文字，可能是其产地地名，反映了蜀地铁器在南丝古道上的流通。②云南昭通大湾子及 大关岔河等地崖墓中出土的器物和川西南地区东汉两晋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大致相同。

　③云南昭通一带的悬棺葬和川西南一带的悬棺葬相类似。④在云南盐津豆沙石门关峭壁上有一些著名唐碑， 如唐代的袁滋摩崖石碑，它记载了唐贞元十年（即公元 794年）唐王派遣袁滋一行赴云南南诏（大理）册封南诏国王异牟寻为云南王一事。

　袁滋一行的行程路线不是直接从西昌的灵关道到大理， 而是沿秦五尺道走盐津豆沙关，经昭通到达大理（南诏）的，说明南丝古道川滇段的南夷道是当时最主要的通道。从西汉到明清，南丝古道川滇段五尺道、石门道开 通后，便成为南丝古道的一条重要通道，对于川滇以至中外的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元前 2 世纪左右， 云南已经形成了三个铜鼓文化传统区域，即以楚雄万坝为代表的滇中传统，以祥云大波那代表的洱海地区传统， 以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池传统，由此在楚雄、洱海、滇池之间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铜鼓起源及传播路线。其中，楚雄、滇池既位于这条铜鼓起源及传播路线上， 又位于南丝古道上，如此一来南丝古道便与滇中地区的铜鼓起源及传播路线连接起来了。铜鼓的发源地在云南，但历年来在川西南“叙南六属”却出土了众多的铜 鼓，如宜宾地区曾出土铜鼓 300多面，是全国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之一。正是由于南丝古道的存在， 发源于云南的铜鼓才有可能沿南丝古道向川西南地区流传。

　（二）铜鼓沿南丝古道传播，除继承外，更有发展

　我国各地出土的古代铜鼓，其器型、纹饰、重 量、大小、铸造工艺各有不同，说明他们不是简单的继承和照搬，而是与本地的风土人情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独自特色的、代表本民族风格的新产品，是一种继承之 上的发展和再创造。云南的万家坝型铜鼓为早期的原始鼓型， 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

　川西南地区分布的铜鼓晚于云南，由云南万家坝型铜鼓演变而来。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 流传到四川南部宜宾地区的铜鼓已不再是原始鼓型，而发展成为冷水冲型、遵义型和麻江型等三种类型，其中以麻江型铜鼓为主。上述三种类型铜鼓在宜宾、 泸州现藏铜鼓中均有发现。宜宾 I 型鼓：属于冷水冲型铜鼓，时间年代推定为两汉至六朝之时。此型鼓器型特点是厚重古雅，鼓面小于眮，鼓面饰四蛙，鼓身三段比差较大，界线分明。兴文县 2、3 号鼓，宜宾县 1、2 号鼓，泸州市 5 号鼓，珙县 1号鼓均属此型，共六具。就铜鼓器型而言，它与云南万家坝型鼓相较有不解之缘，是一脉相承的，有众多相似之处：鼓身分三段，面小于眮，眮鼓突，眮腰间收势 甚急，足多侈，有四耳，界线分明。

　宜宾 II 型鼓：属于遵义型鼓，时间年代推定为隋唐至两宋之时。仅兴文县 1 号鼓属之。此型鼓与 I 型鼓比较，具有器形变小、面径增长、眮腰收势变缓、鼓面基本无蛙的特点。宜宾 III 型鼓：属于麻江型鼓，时间年代推定为宋至明、清之时。宜宾县 3 号鼓，泸州市 1、2、3、4 号鼓，珙县 2 号鼓均属此型，共六具。器形矮扁，面略小于眮，腰足间凸棱上升，因而鼓身三段不明显，四个小扁耳位置也上升至眮的上部。

　宜宾铜鼓除继承万家坝型铜鼓几 种简单的太阳纹、云雷纹、圆圈纹、菱形纲纹、爬虫纹纹饰外，更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如冷水冲型铜鼓，纹饰开始由变形羽人纹变为斿旗纹， 这正好与遵义型铜鼓的纹饰有相同之处。遵义型铜鼓的纹饰新出现了乳钉；麻江型铜鼓纹饰则以斿旗纹为主纹母题。就铜鼓纹饰而言，以宜宾铜鼓为代表的四川型鼓 使用的“斿旗纹”等不为云南型鼓所饰用，而云南型鼓出现的羽人舞蹈、祭祀、航行、竞渡等纹饰也终不为四川型鼓所饰用。铜鼓不仅作为乐器， 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祭祀使用的神器。

　它的这一主要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铜鼓类型的演变，加速了铜鼓的传播，延续了铜鼓的使用时间。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渗透，民族成分的消长分合，在多种 历史原因的促使下， 必然会导致一些民族丧失某些传统习俗，接受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得云南铜鼓在川西南地区传播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和地方志资料， 在我国古代各类型铜鼓中，麻江型铜鼓是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使用民族众多、年代最晚的一类。它的分布范围东起湘西，西到云南，南达海南岛，北抵四川。

　在越南等国家、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少此型铜鼓。它经历了宋、元、明、清各朝，直到近现代的南方一些民族中，都还在广泛地使用此型铜鼓。例如：壮族、布依族、 水族、侗族、黎族、苗族、瑶族、彝族、白族、土家族、乞老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祭祀、婚姻、丧葬、喜庆节日等仪式中大都保留着使用铜鼓的习俗，或单独敲 击，或作歌舞伴奏。麻江型铜鼓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使用不衰。

　（三）铜鼓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南丝古道区域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繁荣

　1.公元 794 年，唐王派遣袁滋一行赴云南南诏（大理）册封南诏国王异牟寻为云南王。此事在唐代《蛮书》中曾有记载， 异牟寻叫从长安带回的两位老乐工给袁滋一行演奏了唐代燕乐以表示亲善。

　唐代袁滋出行云南一事， 促进了唐王朝与南诏国各民族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沟通，增进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间的了解，表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亲密无间、和睦相处的关系。

　2.东 汉时期，内地开始出现立碑撰文的风气。沿着南丝古道，立碑撰文的汉族习俗也逐渐传到了云南。时至今日，在云南都还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碑刻，如位于云南昭通 城南的东汉孟孝琚碑， 位于云南曲靖陆良的东晋爨龙骧刻石、刘宋时期爨龙颜碑，位于云南曲靖扬旗田的东晋爨宝子碑。

　这些碑刻的发现地都在南丝古道上。

　四、南丝古道的文化走廊作用

　（一）川西南铜鼓与中原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川西南铜鼓形制多样，纹饰复 杂，表现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独特艺术风格。

　麻江型铜鼓是川西南古代民族创造的光辉文化中的精美艺术品。

　铜鼓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铸造、 使用铜鼓民族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看法，是其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表现。在麻江型铜鼓的纹饰上，鼓面主晕除斿旗纹外，主要花纹多为道教文化或与汉文化有关 的题材，有符箓、家禽、斿旗、龙、鱼等纹样，还出现了汉字铭文。如十二生肖、八卦、“福寿”铭文、缠枝花草等，纹饰大都取材于汉文化 。因此， 通过深入研究铜鼓纹饰的艺术特色及其所反映社会内容， 对于揭示川西南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铜鼓的演变与南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互相联系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些民族衰亡了，又有一 些新民族产生了，这是各民族间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