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探秘-论唐长儒《谈诸葛亮》

论唐长儒《谈诸葛亮》
一、有关诸葛亮评价问题 唐教授在这点上肯定了陈寿《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盖应便将略，非其所长欤？”“长于治戎，短于应变”的评价。（1）对于诸葛亮擅于治军而短于出奇，唐教授也认为并非是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贬低，而是指“从事政治跟军事二者之间，他尤其是政治更擅长。在军事上来说，他在治军这方面见长，而不是出奇制胜。”（2）唐长儒教授的这句话更进一步解释了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因为诸葛亮用兵的特点就在于“安静”和“坚重”，这是裴注中《袁子》的话，指出了诸葛亮不崇尚出奇制胜，用兵以谨慎为主。这一点可以从其初次北伐三郡响应时，仍心怀疑虑而试探性进兵时可以看出。“徐行不进；
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3）诸葛亮谨慎用兵的思想，保证北伐即使失利，也不会出现关羽在江陵和刘备在彝陵那样的覆灭性失败。但是缺点与优点是并存的。谨慎导致其用兵不够大胆，出奇制胜更少。虽无大败，也无大胜。以致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陈寿的评价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袁子与唐长儒教授的评价也是很客观的。

既然诸葛亮“短于应变”，那陈寿评价其“长于治戎”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这点唐教授在文中也有谈到：“他在传末还说诸葛亮死后司马懿‘察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赞赏的，当然是他的军事才能，说他是‘天下奇才’……在文章下边又说：‘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当时碰到的是司马懿，就意思是说只有司马懿才能抵抗他。”（4）这实际上就已经肯定了诸葛亮的“治戎”才能了。那么诸葛亮为什么有着“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军事思想呢？对于这个问题唐长儒教授并未在文中有论述。笔者且以己见论之。东汉以来，以家尚经学为传统的儒生对社会时间及战争时间重视不够。但由于汉末以来群雄混战的历史格局促进了这些稽古的儒生逐渐向谈古事、说纵横的士人转变，而诸葛亮正是在这一风气变化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自二十七岁出山跟随刘备进行战争实践，这对其军事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促进作用，以弱胜强成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主题。（5）而其出生于孔子家乡和儒学发达的鲁地，邻近管仲所在的齐地。因此，其军事思想较多的受到儒家和法家的影响。他吸取儒家中心“德”的有用思想，扬弃其君权神授、亲亲等级和谶纬妖妄。（6）儒学对其军事思想的影响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在战争观上，坚持“王者之兵”和“人谋取胜”；
二是在用兵时使用正兵较多，使用奇兵较少，不大善于运用权谋诈术。因此，所以其“短于应变”也就不难理解了。法家思想体系中，虽然包括了“术”的思想，但诸葛亮主要吸取了法家关于明法、富国强兵、敢于从下层选拔人才等思想，而不大用其权、术、势的思想。（7）而且，他的兵学思想还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广泛影响。他当政后写申、韩、管子、六韬推荐给太子刘禅作必读教材。有刘备在临终前敕后主遗诏可知：“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8）这说明他取法较杂。历来学者也认为诸葛亮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采诸家，兼收并蓄。朱熹称“孔明学术亦甚杂。”（9）叶适以为他“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术数，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10）诸葛亮家乡邻于齐地，是太公吕尚、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的封地或家乡，是兵学发达之地。这一有利条件便利诸葛亮吸取兵家思想。因此，在《诸葛亮集》、《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著作中多有其军事思想的记载。而因其影响较大，“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11）造成了诸葛亮军事著作的真伪问题，这里不做论述。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有的，而且是很高的。只不过因为他的性格及其所学之经典的原因，才使得他在军事方面“治戎”要强于“出奇”。

诸葛亮用兵谨慎，这点在魏延向其献计兵出子午谷上显得尤为突出。史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12）对于兵出子午谷，魏延是这样想的：“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13）而诸葛亮却并没有采纳魏延的这一建议。并“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14）对于这一点，唐长儒教授在文中说到：“这一点，后人是有点议论的。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诸葛亮是坐失良机了。”（15）对于“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这句话，我不明白唐教授是指后人议论如此还是自己有这种想法。历来评魏延子午谷之计的文章很多，观点各异。但笔者认为诸葛亮不采纳魏延子午谷之计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先分析魏延子午谷之计。其鉴于夏侯懋胆怯无谋，魏延自己愿领精兵5000、背粮人5000，从褒道出发，沿秦岭南麓，出子午谷向北，不到10天，可到长安，而夏侯懋听说蜀军突然来到，必定乘船沿渭水逃走。而长安城中，唯有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共同防守。横门邸阁（粮仓）和逃散人民丢弃的粮谷，足以满足军食。等到魏国东方援军集积还需要20多天，丞相诸葛亮从斜谷进军，一定可以到达长安会师。如此，则一举咸阳以西可以平定。魏延这一计划，对于与魏军相持的蜀军来说十分诱人。在陇右战场不能取胜的前提下，实行必要的奇谋是可行的。但是魏延此计就一定可以做到以奇取胜吗？首先它得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魏延军在10天内可到长安；
2、夏侯懋弃城逃走，其粮食来不及坚壁清野；
3、夏侯懋弃城后魏国援军20多天才能完成集合；
4、诸葛亮大军从褒斜道定可如期会合。鉴于此四点，诸葛亮也是有考虑的。子午谷道路崎岖，不易行便，对于要出奇兵的蜀军来说，魏延军很难在10天内到达长安。而事实上，两年多以后，曹真攻蜀，“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16）“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17）出发后一个多月，谷道只走了一半。而对于夏侯懋弃城逃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国军法中对士兵及将领的逃亡都响应的制定了军法。曹操《步战令》规定：临阵“卒逃之，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18）所以夏侯懋作为主帅是不可能弃城逃走的。而诸葛亮率领大军也不一定可以如期会合。因为在六年后，诸葛亮大军走褒斜道，用了两个月而不是一个月。按照魏延的估计，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极有可能出现意外，如果一着不慎便会满盘皆输。

显然魏延之计是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上的，具有很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蜀国不能承受的，因为蜀国国力摆在那儿。所以诸葛亮他不愿意采用魏延这种“理想化”的计策。

二、有关《隆中对》问题 唐长儒教授在此段中论述了有关《隆中对》的问题。认为由于当时的形式是北不可与魏争，东仅可为之援……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19）笔者以为，唐教授此语否定了诸葛亮之才及其《隆中对》的重要意义。荆州乃用武之地，益州是成霸业之土，又皆为刘氏同宗所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指出的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建立基业的思想是具有很高的胆略和很强的战略意识的。况《隆中对》不为他人所作而独为诸葛亮所做，一个27岁的青年人能对天下大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如此预测，这还没有能耐吗？而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刘备集团的发展始终是在《隆中对》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他所提出的阶段性任务的概念，把刘备实力手段有限和统一全国目标过大之间的矛盾化解开了。在《隆中对》的指引下，刘备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从寄人篱下，一跃而跨有荆、益，同曹、孙三分天下。故《中国军事通史》称“《隆中对》在未知条件较多，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条件下，对形式的预测，对战略方向和步骤的规划，如此具体和明确，事后得到如此显著的应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成为中国战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0）这段话中指出了“局势还不太明朗”，这和唐教授文中所言“供给刘备可回旋的余地只有荆州和益州，此外没有别的地方，当时的形势是摆在那里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式的……”是有不同的。刘备207年三顾茅庐，诸葛亮畅谈出自己的《隆中对》。唐教授所谓天下只剩下荆州和益州是指在公元207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天下确实只有这两处地方可供刘备回旋。但是笔者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绝不是在207年左右作出的，而应该更早。这样天下就不只剩下荆、益两处地了。为什么要说《隆中对》的思想体系是在207年前就有了的呢？因为《隆中对》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他的形成绝不是一时的灵感所至，一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诸葛亮17岁隐居隆中，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正是每一个人在思想人格、意识形态上成熟的时期。诸葛亮正是在这十年里通过不断学习和对天下大事的了解，将自己的思想体系不断完善。另外,当时荆州学者、名士芸集、文化繁荣，这为隆中方略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笔者认为从公元197年到公元207年这十年时间就是《隆中对》慢慢形成的时期。而在这十年中，北方是逐渐走向统一的，而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伴随着这样的历史发展而慢慢形成的。由于形成的过程是10年，而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供给刘备回旋的就不仅仅是荆州和益州。但是诸葛亮在正确的认识了群雄混战的形势、特点和规律后，认为只有曹、孙两家可以存在下来，而最后留给刘备的就是荆、益两州，因此才会有《隆中对》的产生。诸葛亮形成的这一套隆中方略是其个人眼光、智慧的体现，而并非像唐教授所言：“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21）
唐长儒教授在文中还指出：“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是陈寿的文章，是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回答，怎么说是他写的文章呢？”（22）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要说《隆中对》是陈寿的文章是不对的，至少是不严谨的。历来也没有谁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来看待。因为《隆中对》是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代表作。但代表作就不一定是指有明确成文的文章，因为蜀国是没有史官的，作记录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所谓的《隆中对》就是诸葛亮自己的战略思想而陈寿又把他的这一思想整理成文，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隆中对》。显然在这里，所谓的《隆中对》是被当作战略思想来看待的，而不是一篇文章。如果说《隆中对》是陈寿的文章，而在其后又不加说明其与诸葛亮的关系，那就否定了诸葛亮与《隆中对》的联系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说《隆中对》是诸葛亮政治、军事思想，而陈寿把它记载成文或许更准确些。

三、有关孟获问题 有关孟获的问题，在《三国志》中未有过多记载，仅见裴注引《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如何?’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23）其余有南中及孟获史料记载，可见于《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据《华阳国志》载：“益州夷复不从，使建宁孟获说夷叟……”（24）《资治通鉴》载：“获素为夷汉所服，亮募生致之……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亮于是悉收其俊杰以为官。”（25）这说明南中孟获乃建宁人士。“建宁治味县，即今曲靖之三岔、则孟获当为曲靖一带之人。但雍闿时，孟获在西昌，或者其祖籍为建宁，后迁徙至越西也。”（26）《辞源》“建宁”条，注云：“建宁，郡名，汉益州郡地。蜀汉改置建宁郡，治味县。”（27）
1979版 辞条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建宁乃“汉益州郡地”。即是说，它是汉代益州郡的郡府所在地。另一层意思是“蜀汉改置建宁郡，治味县。”唐教授在原文中指出“孟获后来在蜀汉充当了御史中丞，当了朝丞。看来孟获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当了御史中丞，是文官而非武官。”（28）唐教授此语，旨在区别人们普遍对孟获的认识，即其是武将。其文中称孟获当了御史中丞，此说法在《华阳国志》中有记载：“获官至御史中丞。”（29）章太炎在《蓟汉昌言》卷五附论中说：“中丞威慑百僚，乃以夷叟为之者，以其无族姻，远朋党也。”（30）或读者有疑：“诸葛杀雍闿、高定而不惜，为何独用孟获？”前有提及孟获为夷汉所服，当知其确有过人之处。自古“夷汉杂居，利害冲突，为汉既不能为夷，为夷即不能为汉。而孟获兼之，非其才力过人，岂易至此。又孟获既已变乱，而仍为夷汉所服，是其平时为人，必有刚正廉洁，过于常人之处。故诸葛于雍闿高定元辈，杀之不惜，独于孟获必生致之者，必其人有可取之点也。（31）《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记载：“南中安谧，蜀军实资源，金银丹漆牛马皆取给南中，于蜀汉关系甚大，皆系于孟获一人。”（32）由此观之，孟获不仅为汉夷所敬、亦为诸葛亮所服。

关于孟获其余若干问题，由于唐教授未曾在文中提及，故此不做讨论。

四、对诸葛亮评价极高的原因 唐教授认为一是在明朝以后与《三国演义》有关。另外主要谈了一个正统的问题，原文载：“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他就是把蜀汉作为正统。既然把蜀汉作为正统，那当然诸葛亮功劳就非常之大，他是维护了汉朝。”（33）对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党蜀抑魏笔者认为，其之所以与陈寿《三国志》有别，还是因为其各自处于时代不同。习凿齿《汉晋春秋》一书党蜀抑魏，是因习氏生于东晋。东晋偏安一隅，尊蜀汉为正统，意为其造势也。此以就势而论之也。然陈寿所著《三国志》时，则为西晋。西晋统一全国，乃承魏统，若与书中作伪魏尊蜀之意，则是伪晋。寿时为晋武之臣，以此道理当然能知，故党魏抑蜀则是自然。但唐教授其后又言：“一直到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还是以蜀汉为正统。”（34）在这里我就不明白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何时把蜀汉作为正统了？《资治通鉴》很明确的把曹魏作为正统来看待。对此刘熏于《隐居通议》中云：“司马文正公作《通鉴》，于三国帝魏而以吴、蜀附之……”（35）章学诚于《文史通议》中提到：“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操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36）章学诚之言乃自史家所处之时代环境进行评议。明确指出了西晋之立，乃司马炎废曹魏帝奂也；
北宋之兴，乃赵匡胤皇袍加身，陈桥驿兵变之果。陈寿、司马光各处其时代，若不以魏为正统，而尊蜀汉，又将西晋、北宋置于何地也？因此，司马光是不可能在《资治通鉴》中把蜀汉作为正统的。

五、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唐教授于此段称：“经济方面措施不多。……提倡手工业，另外他也兴修水利，此外措施没有。”（37）对于手工业、唐教授只提到了丝织业。蜀国当时植桑养蚕织锦，“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38）蜀锦价格昂贵，用于经济交换可得大量黄金，是军事经济的支柱。诸葛亮鉴于“决敌之资，唯仰锦耳”，（39）大力提倡织锦。这点唐教授也提到了“民贫国虚，唯仰锦耳”。（40）可见，丝织业是作为蜀汉经济支柱的。此外，唐教授也谈到了兴修水利，这点《水经注校》也有提及：“以征丁千二百人护之”（41）　但唐教授认为此外诸葛亮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便没有了。此说法笔者不予认同。余鹏飞认为：蜀国经济在战事频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的。（42）首先，我认为在农业上就有很明显的改善。诸葛亮为了度过“民贫国虚”难关并支持战争，实行了先农后战的政策。在汉中黄沙、谷口、沔阳、赤崖、武都兰坑、阴平沓中及魏境渭水之滨展开军屯，生产军粮，并以水利工程附之。在农业上，诸葛亮实行的是一种先“存恤”、后“役使”的政策。这种政策保证了自耕农获得再生产的条件。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上层没有大肆进行土地兼并，社会也没有因此出现严重问题。因此，在这一系列“务农殖谷”措施的推动下，农业出现了晋人袁淮称赞的“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43）和左思描绘的“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44）的繁荣景象。陈寿在其上表中道：“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北肃然”。（45）可见当时蜀国百姓的生活也是不错的。

而在手工业上，除了丝织业、盐铁业也有所发展。一是蜀中盐井较多，二是使用了新能源天然气。蜀郡临邛县使用井火即天然气煮盐，提高了出盐率，“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46）南阳王连“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47）后“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48）可见蜀国对盐铁业发展的重视。而在《三国志.蜀志.张嶷传》中也有与此相关记载：“定（草头加作）、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嶷所领夺取……遂获盐铁，器用周赡”。（49）除了手工业外，商业也有所发展。左思《三都赋》描绘成都市面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50）其言语显然超过了对魏都的赞美，这也说明了蜀汉的商业水平是不低的。

六、 有关诸葛亮“北伐”问题 唐教授在此点中谈到了诸葛亮北伐以攻为守的战术。他指出：“说他以攻为守，应该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动。”对于这一点，笔者是不赞同的。我认为所谓的以攻为守是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其实也就是先发制人，避免坐以待毙。因为自己死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51）是对以攻为守最好的解释。

魏国当时确实没有取蜀的意思。这点唐教授字文中也作了解释：“魏国的重兵当时都在淮南，.他要对付孙吴。”（52）这是其中一点原因。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魏国当时的首要任务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而不是对外用兵。因为魏国相比蜀国，它的战争潜力很大，在黄初二年，人口为682、4万，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53）而其地域面积是战局了整个北方。另外，经历了数年的治理，魏国政权度过了草创阶段，其内部拥汉派减少，大族特权得到了保障，政权进一步巩固。这样，对于魏国来说，发展经济才是最主要的，而不能急于向吴、蜀进攻。这点我们可以从明帝时尚书卫觊上疏：“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不可复振。”（54）
因此，魏国是不急的。因为他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巩固统治，发展经济，以其强大的国力用来疲惫吴、蜀两国。但是蜀国不能这样。诸葛亮深知一旦魏国经济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十分不利，因此惟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兴复汉室，还于旧都。”（55）而且，蜀汉和魏、吴两国不同在于它是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立国精神的。它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代文化符号的直接继承，而魏、吴只是地域性符号。蜀国以“汉”作为国号，国策上北伐便成为必然。因为以继承汉中央政权作为立国精神基础，就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否则你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不能号召人民，更得不到士人的支持。蜀汉政权要向人民显示和证实自己汉王朝对的继承性，必须有北伐进取中原的动作，因此诸葛亮必须不断出兵。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诸葛亮北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东出潼关，以攻占洛阳，“北伐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56）为最终目标的说法成了一种普遍认识。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这样认为。笔者以为，诸葛亮北伐真正的目的在于夺取陇右，就像北师大教授孙恭恂先生的观点：斩断魏国右臂,控制河西走廊,改蜀汉南北攻势为东西攻势,依靠雍凉积蓄力量,再图进兵。这是比较现实的作战方针。因为诸葛亮在蜀国经历了江陵、彝陵之败后深刻认识到荆州不可复得，唯今之计只有兵出汉中，夺取关陇用来填补蜀国失去荆州的空缺。从客观上讲，只有这样的三国均势，才算真正的三足鼎立。这是诸葛亮后期重新分析天下形势，从整体上对《隆中对》进行的再修改。把当初两路一制的战术作了新的解释，即蜀国从西面进攻魏国，蚕食雍凉，这是主攻。而东吴则从东面出兵，进军淮南，以为钳制。为了促成这一局面的形成，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立即“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57）因此，这一新的战略思想的形成是在整个三角范围内进行的分析，这就比当初《隆中对》忽视东吴，仅从曹、刘两家的斗争来考虑要进步得多。

注释：
（1）（45）（55）（56）（57）晋 陈寿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2）（4）（15）（19）（21）（22）（28）（33）（34）（37）（40）（52）
（3）（43）晋 陈寿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5）余大吉《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三国军事史》457页1998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 （6）（7）朱大渭《论诸葛亮治蜀》，见《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 （8）晋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9）宋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一三五《历代二》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10）宋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八《蜀志》下 （1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00《子部·兵家类存目·将苑》上 （12）晋 陈寿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13）（14）晋 陈寿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16）晋 陈寿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
（17）晋 陈寿 《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
（18）唐 杜佑《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
（20）余大吉 编《三国军事通史》147页 1998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 （23）晋 陈寿 《三国志》卷三十五注引《汉晋春秋》
（24）（29）晋 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25）宋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七十 （26）（31）（32）徐嘉瑞 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二章第三节 中华书局 1978年版 （27）《辞源》商务印书馆出版 （30）章太炎在《蓟汉昌言》卷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35）元 刘熏《隐居通议》卷二四 中华书局 1985版 （36）清 章学诚《文史通议·文德篇》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版 （38）宋 李昉 编《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 锦》引《丹阳记》
（39）宋 李昉 编《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 锦》引《诸葛亮集》
（41）清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三十三《江水》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42）余鹏飞 《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转引自余大吉《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三国军事史》251页1998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 （44）（50）《文选》卷四 左思《蜀都赋》上 转引自余大吉《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三国军事史》253页1998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 （46）晋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临邛县》
（47）（48）晋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一《王连传》
（49）晋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三《张嶷传》
（51）晋 陈寿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53）余大吉《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三国军事史》265页1998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 （54）晋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
参考文献：
[1]晋 陈寿《三国志》红旗出版社 1992年版 [2] 卢弼 著 《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出版 1982版 [3] 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三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朱大渭《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 [5] 宋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6] 宋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 [7]清 《四库全书总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8] 唐 杜佑《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 晋 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出版 1984版 [10] 宋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版 [11] 徐嘉瑞 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 1978年版 [12] 《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13] 章太炎在《蓟汉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14] 元刘熏《隐居通议》中华书局 1985版 [15] 清 章学诚《文史通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版 [16] 宋 李昉 编《太平御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版 [17]清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