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经济学”寻根

　现今学的“根”在哪里？有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或“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如此等等，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本文从系统考察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辨其切实涵义与变迁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经济之学”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逐步的“经济学”的， 考证中国接受“西学”并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努力的艰难历程。文章强调跨世纪学术深进的基础与前提是对本世纪学术史进行研究，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唯有在中国成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的特有价值，指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与具体的要求双向互动，推动“经济”内涵与理论的发展 演进，提示中西方经济学之渊源关系及后来的发展呈多向性、多元化，不宜简单化。本文所用语义、语境考释进而阐述学理及跨学科、比较等方法值得注意。

　一

　近年来，有关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或国际化等问题，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问题之一。称谓不一，但核心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普遍的、一般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其是否有国界或阶级性、是否面临范式危机等等；与此相应，是否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或有无“中国经济学”，以及构建中国经济学是否应有多元基础等等，讨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远非我在这里可以置喙说清。(1) 毕业论文

　但我将这些讨论视为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向。在“近代”与“西方”这两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Social Sciences”，在脱离了这两个背景的现今中国（大概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学术挑战在世纪之交愈显严峻，而经济学尤甚。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必然对经济学提出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的要求，而其他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进行的学科理论探讨与研究方法创新，也证明了原有的学科划分或基础理论与方法面临更新和发展的挑战。创新是从学科以外去借鉴参照，还是从研究对象本身去提炼，抑或兼而有之的整合与升华，都离不开对本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分析的努力。随着21世纪的临近，本国各种“百年反思”接踵而至，而经济学学术史却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曾提出跨世纪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或前提工作，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2) 经济学学术史的研究，首先是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学科责无旁贷的职责。

　“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是个有价值的话题。我感觉其中有一个关键处就是“寻”中国现今的经济学之“根”。一般认为经济学在中国学术中是“西学”之一种，是“舶来品”。不过，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科中，也有“非西学”性质、甚至是以所谓“旧学”为重要的学科，例如：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发展，传统帝政时代占据了很大版块，而“彼时”的这些已注入本土斯民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着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于本国的研究自近代以后不可能孤立隔绝，不能不与世界发生联系，经济科学尤其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独 立学科，尽管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却有据此认识“中国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特有优势，也具有提炼、总结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学科优势。寻中国经济学之根，有必要从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索其切实涵义和历史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进而考察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探索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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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到底是西文“economy”的中译，还是古代汉语中“经邦治国”、 “经世济民”等意义的“经济”之遗绪延伸？这涉及语源与内涵的考证。据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汉语“经济”一词的语源一个是日语的“经济”（keizai），再一个语源是古代汉语，列举出《宋史·王安石传》。又，记述此词为“economy ”、“economics”的意译。

　此书“经济学”条目记汉语的“经济学”来源于日语的“经济学”（ keizai- gaku ）， 又说明是英语“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的意译。就是说，现代汉语的“经济”有两个语源，即从古代汉语和日语而来； “经济学”则译自日语，而日语此词又是从西文意译而来。西人考证经济与经济学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3)据日本较为权威的辞典《广辞苑》（第4版，1991年）“经济”辞条的解释：1.《文中子·礼 乐》治国救民、经国济民、；2.economy经济； 3.俭约。

　“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s）“研究经济现象的学问……，旧称理财学。”也就是说， 日文“经济”有来自汉语“经国济民”之“经济”的含义；但作为一门“学”，则是西文的日译。我考察江户时代就有以“经济”命名的书，如太宰春台《经济录》、海保青陵《经济谈》、佐藤信渊《经济要录》等，大抵取义于古代汉语。至于西文日译，据考日本早期英日辞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未收“economy”，文久二年（1862年）堀达之助等编《英和对译辞书》（开成所刊印，仅早稻田大学和静嘉堂藏。到庆应三年出增补改正版则多处有藏）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经济学”，将“economist”译成“经济家”。庆应三年（1867年）神田孝平将W.Ellis的《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重译为《经济小学》。福泽谕吉1868年在其创办 的庆应义塾讲授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Francis Wayland）《政治经济学原理》（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3），最早在日本讲授西方经济学； 同年翻译了在苏格兰出版的供学校和私人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是最早向日本系统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人。日本经济思想史家高崎经济大学校长山崎益吉提出：“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的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他强调“经世济民”的本义不应丢(4)，这与《广辞苑》1991年版“经济”辞条首项还保留“经国济民”等释义是一致的。

　综之，日本人在翻译西文经济学时使用了汉语词“经济”，国人后来又把西文日译后的此词“译”回了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经济”的另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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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汉语的语源显然早于日文中译的语源，那么，古代汉语中的“经济”最早是何时开始使用的呢？古浩如烟海考证颇难，有说法认为上溯到殷商时代已有相关之“经”或“济”，但“经济”作为一个词出现则要晚许多。我查遍《十三经》之类的古籍，没发现“经”书中有“经济”一词，倒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晋书》记述西晋“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义曾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说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事在303年。又，东晋明帝（司马绍，323—325年在位）褒奖纪瞻的诏书中说：“（纪）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再有简文帝（司马昱，371—372年位）致殷浩答书曰：“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5) 四世纪初的西晋已正式使用“经济”一词，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早记载。较隋人王通（584—618年）《文中子》卷六中所记“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以及《宋史》中的相关记载早数百年。

　到南北朝，如《宋书·蛮夷传》记宋文帝因克林邑，嘉诏：“龙骧将军、交州刺史缫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经济。”唐以后，此词用得比较多了，如史赞唐玄宗“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名臣魏征之赞称：“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唐宪宗时宰相裴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唐诗中也有不少，如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有：“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杜甫《上水遣怀》诗中有：“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万言经济略，三策太平基。”(6) 再到《旧五代史·唐书九·庄宗本纪》记述同光三年（925年）水灾地震，枢密承旨段徊上奏说以往“天子将求经济之要， 则内出朱书御札以访宰臣”。至宋代，“经济”之用又有发展，《李觏集·富国策第一》有“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大儒朱熹曾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又史称叶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陈亮“志存经济，重许可”。(7)以上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经济”的内涵不外乎“经邦治国”、“经世济民”、“经国济世”等；文献中多“经济之略”、“经济之才”、“好谈经济”、“雅负经济”等等用法。另有作官职名，如《金史·傅慎微传》记其任京兆等三路“经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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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宋以来“经济”不仅普遍使用，而且出现以此命名的不少书。《宋史·刘颜传》载其著《经济枢言》，《宋史·艺文志七》记马存《经济集》12卷等。自宋名为“经济”的书主要有：

　宋·滕珙（字德章，号蒙斋，婺源人，淳熙进士，任合肥令等，朱子学人）编《经济文衡》前后集各25卷、续集22卷 ，其中记有三代贡、助、彻法，秦代阡陌之制，当朝王安石新法等。

　元·李士瞻（字彦闻，新野人，至正进士，任参知政事等）撰、其曾孙李伸辑《经济文集》6卷， 此书虽名为“经济”实际多是往来简札、书信等。

　明·陈其愫（字素心，余杭人）编《经济文辑》32卷，天启时成书，录明代嘉、隆以前议论之文，分为官制、地理、刑法、财计、河渠、漕运、工虞等类目。

　明·黄训（歙县人，嘉靖进士）编《皇明名臣经济录》53卷，辑洪武至嘉靖名臣之论，分为赋役、屯田、盐法、茶法等。

　明·冯琦（字用韫，临朐人，万历进士，任礼部尚书等）编《经济类编》100卷， 为“经世济民”之用，记述储宫、理财、赋役、治河、漕运、货殖等。

　明·陈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进士，任礼部侍郎等）编《经济言》12卷，辑先秦管、韩至唐宋名士之言，分类标题，主要供程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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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张文炎编《经济文钞》11卷、李豫章撰《经济录》2卷、张炼编《经济录》2卷、贺中男撰《经济名臣传》4卷、汪学信、汪以时编《经济宏词》12卷、沈一贯编《经济宏词》15卷等等。《明史·艺文志》还载有黄溥《皇明经济录》18卷、王杰《经济总论》10卷、陈仁锡《经济八编类纂》255卷等。

　明代“经济”之书蔚为大观，其中多有备场屋答策之用的内容。

　清《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1706年成书，1726年重编）分为六汇编，“经济”汇编内有食货典83部。

　清人钱大昕《元史艺文志》4卷，四部下有“经济”类。

　清“求自强斋主人”编《皇朝经济文编》128卷，1901年出版， 此书比以往经济文编增列“西政”，介绍外国情况。

　同年“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专以讲求经济为宗旨。(8)

　清人以“经世”之名言经济事物较普遍，名为“经济”的书较明人更重“经世致用”而轻场屋之需。

　上述诸书名为“经济”，内容基本不出“经国济民”等传统涵义，并有不少是供科考之用的，说明入仕要求懂“经济”。中国虽很早就有“食货”、“货殖”、“理财”、“富国”等比“经济”具体得多的语词，在“讳言财利”的时代，其宏观性、整体性、政治性特征，决定了“经济”具有较“财利”重要而广博的意义；而且，在经济与政治和文化难分离的时代，单纯性的经济不独立而从属于政治，这在中外都 很相似。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将相关内容归类整理编纂成书并命名“经济”，虽还不可言此为“学”，却也不是单纯的语词使用了。不过，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还是接受了“西学”之后的事，却不能说这门学问完全是、或只源于“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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