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意义

　 感覺中國崛起：敘事及其情感基礎

　Feeling the Rise of China: he Ontological Narratives and Their Affective Foundation

　石之瑜 (Chih-Yu Shih)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mail: cyshih@.tw

　張登及 (Simon T. C. Chang)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學研究所

　E-mail: isiachang@.tw

　本文從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出發，從自我認同與群體歸屬探討的需要探討「中國崛起」敘事的情感基礎，從而得出四種：國家、亞洲、文明，與天下。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便無法理解何以某些當事者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脅。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國家權力、霸道、主權身分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需要適應國情調整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到「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群我關係，而群我關係帶動情感，並仰賴文化具象之，形成各個中國崛起文本的不同意義。

　Reading the rise of China is more than theoretical or interpretive. It is an affective engagement, pertaining particularly to passion and anxiety. The paper draws wisdom from psycho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deep motivation behind a social relationship embedded in self-centrism and group attachment, which, in turn produces four different affective tendencies. Each of these tendencies creates a narrative on the rise of China, associated with the affects of opportunity and threat—nation state, civilization, tianxia and Asianism. Chinese narrators take tianxia and nation state as their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view on the rise of China. Both strategies are mediated by self-centrism and group attachment and evolve into four possibilities—national interests,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center-periphery. The last possibility has attracted enthusiastic response in China lately but has been re-appropriated by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such as soft power and social capital, to the affectively distorted effect that cognitive misrepresentations are unavoidable.

　中國崛起，情感，天下，民族國家，文明，亞洲主義，機會，威脅， 焦慮

　The rise of China, affect, tianxia, nation state, civilization, Asianism, opportunity, threat, anxiety

　感覺中國崛起：本體敘事及其情感基礎

　一、詮釋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的印象無所不在。在社會科學語言中，有說中國崛起是中國威脅，有說是機會，也有說這是一種軟實力現象。

　在中國週邊，幾乎每個不同的社會中都有自居比中國更中國的逐鹿中原者，但也有鼓吹能吸納中國崛起現象的亞洲主義者，另外更有安於邊陲以依附中國者。

　來自崛起的中國社會當然有不少回應：有以和諧世界為因應，來抵銷中國威脅的印象；有以理當崛起自況，進而質疑為何外界不能接受強大中國的強硬態度。

　中國崛起的意義於是變化多端，並且顯然受到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為何所制約。

　不過，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必有其脈絡，尤其受制於自己與所面對的中國之間有何關係。比如，歷史與中國有一千年以上交錯重疊的越南，對中國輸出佛教的最早被歐洲殖民的印度，或在帝國主義侵擾下一度追求脫亞入歐的日本，遑論親緣關係更接近的香港或台灣，不一而足。如此以觀察者自身的需要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其中若是關心群的認同的便會問，崛起的中國是否會與自己日益相互開放，進而構成為一個更大的群體；其中若是關心自我認同的便會問，崛起後的中國是否繼續（或即將）與自己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民族國家、文明、地域或格局。可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反映了對群我關係與對自我的認知，但是探討中國崛起的文獻中，極少觸及群體歸屬與自我認同的兩種情感。

　換言之，來自中國周邊社會的觀察家或決策者面對今日的中國崛起，除了他們熟悉的有關歷史文化脈絡所範定的中國認識之外，同時還涉及面對自己的認識角度與情感。無論是應付中國威脅、期待中國改革、參與和諧秩序或彼此各行其是，都各自反射某種群我關係情感傾向，因而透露了觀察前或行動前已經預先在形成的動機，進而鼓勵刺激或壓抑逃避對中國崛起採取行動。凡是因為參與崛起而產生的慾望，是熱情的情感；若是因為肩負崛起而必須因應外界對責任或角色的期盼，則是壓抑的情感，若是因為面對崛起而帶來威脅則是焦慮的情感。

　以上從認識中國的角度，到觀察者所屬社會與中國的關係，再到觀察者與被觀察者各自採取行動的情感傾向，中國崛起的文本已然引發後續無盡的開展。「中國」是否與「非中國」為屬性相同的存在，以及中國是否與非中國構成同一個群體，兩者交叉後，本文先得出四種觀察中國與非中國關係的視野──國家、亞洲、文明、天下，它們反映了兩種關於自我認同的情感，即機會感與威脅感。

　接著，本文繼續進入身為觀察對象的中國在回應時從其中所採取的兩種視野──國家與天下。這兩種視野回應了近代中國以降兩種不同的文化需要──自我中心的需要與群體歸屬的需要，在兩種視野與兩種文化需要相互混合後，便產生了四種中國對非中國實踐身分的文本──國家利益、霸道、主權、中心與邊陲，各自反映了關於自我與歸屬的兩種具體情感，即熱情積極（機會）與焦慮迴避（威脅）。

　最後，在四種文本中，本文針對出自中國固有群體歸屬文化的一種實踐，即藉由中心與邊陲構成的天下追求和平崛起，並根據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文化視野，得出四種中國對非中國執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文本──軟實力、社會資本、無私無我、自立自強，其間反映的焦慮與熱情進一步表現成來自中國身分的特殊情感，即攀附討好與振興改革。

　簡言之，經由本文的歸納整理足以說明，「中國崛起」不是一個簡單的經驗實證現象。本文有關情感傾向的歸納，有助於說明中國崛起不可能純粹是實證的。「中國崛起」必須藉由文本的詮釋與選擇，才能產生意義，而詮釋的方向又受制於對中國或非中國的情感。至於被觀察的「中國」，不僅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也同時是參與詮釋與回應外界詮釋的主體。

　二、自我與「中國崛起」：政治情感的分析

　人類對於關係的需要分為歸屬的需要與超越群體以自我為中心的需要，這兩種需要均有深層的基礎，因而驅策行為者在面對關係時的行為傾向。此深層的基礎源於嬰兒初生之際，由於脫離母體而負面感受自身的存在。對存在的厭惡與焦慮自始難免，首先承受的就是地心引力帶來的墜落的力量以及腹餓的感受。這樣對自己存在本身的負面感受，基本上因為母親的懷抱與撫養而平撫。母親容忍嬰兒的依賴猶如賦予嬰兒宰制世界的權力，使嬰兒在需要時總能獲得哺乳與懷抱。這樣的形勢隨著嬰兒的成長而有變化，母親的角色一分為二，好的母親哺乳，證實了權力的中心在嬰兒自己；壞的母親未能及時哺乳，嬰兒被拋棄而獨自存在的恐懼油然而生。兩種母親均在嬰兒語言能力完整之前就進入記憶，這樣的記憶缺乏文字，因而只能是情感的與潛意識的。及長，社會規範益嚴，自我與社會之間形同權力鬥爭，在那個自我中心的本我與限制自我中心的社會之間，社會取代了母親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是自我所依附歸屬以取得無盡權力的對象，另一方面是對自我壓制剝奪與拋棄的威脅來源。

　精神分析是關於個人與社會之間權力關係的分析。此地所謂權力，指的是宰制的需要，宰制的需要強，爭取權力的意志就強大，宰制需要強而無法宰制者，便需要尋求強者代為宰制。宰制者又需要宰制對象，對象可以是物體也可以是群體，尋求代為宰制的強者時，行為者本人就可能淪為被宰制者，透過對萬能宰制者的認同獲得彌補。精神分析說明人性之中，群體歸屬與自我中心是一體的兩面，超我歸屬於群體，本我則展現自我中心。歸屬於社會的需要產生求同的過程，展現自我中心的需要則產生求異的過程；前者為獲得認可而有被評鑑的焦慮，因為達不到被認可的目的而沮喪，促成自我調整與放棄目標兩種行為：後者因自我滿足而有熱情，因排斥異己而有仇恨，促成追求與排斥兩種行為模式。

　從自我與歸屬兩種潛意識需要引發的情感，反應的是社會化的過程。嬰兒從口慾或排泄的滿足，享受人我一體的自我中心狀態，到通過語言與制約逐漸接受社會化進入群體共享的認知與價值，進而抑制自己的欲望。於是乎在成人世界發生兩種欲望的衝突，一種是回歸自我中心繼續主宰的欲望，另一種是歸屬於群體成為有意義參與者的欲望。不論是自我中心欲望的滿足或群體歸屬欲望的滿足，都可能引發不同行為者之間的相互焦慮感、機會感與威脅感。如果幼年時期欲望遭到剝奪，對於剝奪或威脅的敏感度自然比較高，彌補的需要也強；相對於此，幼年時的欲望都能獲得滿足，則延遲進入社會化過程時的剝奪感便特別強烈。

　對個人主義社會而言，自我認識建立在與他人的差異之上， 則個人成就能在社會化過程中得到認可，表現成與他人的差異，便帶來機會感；但當個人孤立於社會情境之外時，因為無法藉由與他人區隔異同來主張自我，則帶來焦慮感。相對於此，群體主義社會中，個人面臨責任與義務的壓力，必須扮演多重角色，因而產生焦慮感。若能身在社會關係網絡之外，便得以解放，這時產生機會感。同一個現象可以帶來機會感，也可以帶來威脅感，端視行為者是處在自我中心的情境，或社會化的情境中，以及社會化的內涵是個人主義或群體主義。個人主義社會面對中國崛起時，形同面對一股抑制自己的力量，也就是面對威脅感，甚或產生排斥感。但中國崩潰的理論可以緩和並治療威脅感，圍堵改造中國的政策則創造滿足自我中心的機會感。

　一旦開始觀察中國崛起，心理需要的驅策力促使觀察者以自我與中國的關係為基礎。既屬人我關係，便有上述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個面向：一是從自我認同出發，問中國是否與非中國同類，或是異類；二是從群的歸屬出發，問中國是否獨立於非中國之外，或是屬於同群。認同的需要與歸屬的需要使得中國成為情感的來源與對象，故中國的崛起會引發熱情或焦慮，即機會感或威脅感。

　情感

　心理學家發現，情感現象往往先於認知上的邏輯推論與價值選擇，因此中國崛起的認知所調動的邏輯與價值，從根據認知心理學的實驗結果，其實是既定情感傾向的事後圓說之詞。

　依照一項通過普遍心理學實驗的發現，每一項認知在儲存到大腦記憶庫時，都伴隨著一個類似於情感袋的附屬物，當爾後大腦受到外界刺激時，首先動員的是情感袋，一旦情感傾向決定了之後，才漸次帶出符合情感傾向的認知。

　故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之類的邏輯產生於後，是否受到中國威脅的情感產生於前。因而便有心理學家稱呼情感乃是最具有預警功能的情報， 因其比認知能更快的掌握到行為者的需要，幫助行為者的認知去簡化對複雜世界資訊過多難以一一解讀的困擾。情感的種類不勝枚舉，隨著語言的發達與社會的演化而消長，但亙古不變的如高興、快樂、尊敬、喜愛、信任、憤怒、沮喪、討厭、鄙夷、仇恨等等不一而足的感情，在經過相關性分析可以大別之為三類：焦慮感、機會感與排斥感。行為上，焦慮感促使人傾向防衛；機會感促使人傾向爭取；排斥感促使人傾向毀滅。其中焦慮感與威脅感相互引發；至於沮喪，則具有抑制行為的作用，暫不屬本文討論範圍。

　情感與認知孰先孰後與對情境的熟悉程度有關。認知的發生程序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蠶食法，另一種是鯨吞法。

　蠶食法是指對於認知對象的認識要先經過各種各樣指標的歸納後加以判斷，這些指標是社會對事物進行認識的既有參考基礎，比如性別、種族、黨派、年紀等等，都已經是社會共同認知的指標，因此通常行為者對這些指標已經具有某種情感傾向。先到的特質透過對情感的動員，影響爾後對其他特質的蒐羅，故具有先入為主的優勢。至於鯨吞法，是指認知對象本身已經長期被行為者所觀察，因此不需要仰賴其他細瑣特質來判斷其屬性後才產生好惡的評價。當一種包含各種特質的事物一再出現，則之後就不需要經過對特質的分化整合， 即刻便可發生對之的情感傾向，這樣的傾向主導了後續從認知記憶庫調動對此一事物的其他認知。

　當這樣的事物一旦出現變化，未必立刻被行為者偵測到。但如果這樣的事物是行為者生活中所依賴的重要參考依據，則些許變化便足以在認知發生前就引起情感焦慮，焦慮感進一步引導認知體系判讀此一變化的意義，從而決定變化所代表的是什麼機會或什麼威脅。中國就是一個包含了各種特質如廣大、東方、儒教、社會主義、傅滿州、熊貓、天安門、人口眾多等等特質的事物。可是對許多人而言，已經形成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因而當象徵中國的事物出現時，不需蠶食法重新採證，便可判斷其性質是好或壞。如今適逢中國崛起的敘事甚囂塵上，中國的意義發生改變，難免隨之產生在情感上的機會感或威脅感。

　人類可以有效控制認知，不能有效控制情感，因為情感關乎潛意識的需要，並不只是社會化的制約結果而已。情感的狀態可以分成四種，一種稱為態度（attitude），帶有明確評價的性質，與認知直接相互影響，有具體指涉的對象，且具有持久性，如中國，我們可用具體的語言表達我們的好惡評價；第二種稱為感情（emotion），也有具體指涉對象，可以用語言具體表達，但不持久; 第三種為心情（mood），指涉的對象不明確，但可以用語言表達，且不持久；最後第四種是情感波動（arousal），指涉對象不明確，無法用語言表達，也不持久。

　如亞洲主義或與現實主義所涉及的情感，主要是態度，不過中國威脅論就已經涉及情境而進入到感情問題。感情比態度更難控制，不論是機會感、焦慮感或排斥感都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與我們成長的經歷息息相關，尤其因為受到語言無法記憶的嬰兒時期的遭遇所影響，成為一種潛意識的過程。

　換言之，我們因為個人成長經驗不同，而不能體會何以中國崛起會對於某人產生某種情感反應，而對其他人不會，或者為何某人特別對中國威脅到敏感，因而容易產生焦慮，而為何其他人特別容易對中國機會產生敏感，而隨時衍生進取的積極態度。所以，只知道觀察者面對中國崛起時保持的是機會感與威脅感尚不充分，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機會感與威脅感的來源及其強度，更重要的，則是特定情感傾向傳染給群體的機制。

　情感傳染

　情感會傳染，威脅感與機會感也可以傳染。傳染的途徑是透過從認知上進行角色指派來完成，亦即行為者根據自身對中國的情感傾向，對於在認知上不屬於中國範疇的其他行為者加以動員。

　如果認為中國崛起是威脅，便動員其他行為者作為自己的盟友，協助防衛，或協助排除威脅。被動員協防的其他行為者獲得善待與信任，對行為者產生好感，便接受行為者認知中的中國威脅。如果認為中國崛起是機會，行為者便與其他行為者競爭在中國的資源，其他行為者被視為是競爭者，他們對自己在中國的機會也採取積極的作為，於是中國益加顯得是機會。行為者透過自己對中國或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將前者情感傾向，傳染給中國或其他行為者，引發中國或其他行為者對號入座的扮演某種角色，是為情感的共享與傳染。

　具體而言，一個視中國崛起為威脅的社會，透過對中國的高度警覺與批評，若因而引發中國領導人的反擊，便足以強化中國威脅的印象。受到危脅的社會也可以在無法證實威脅存在的情況下，被迫自己製造出各種中國威脅的情境，產生恐懼與自衛的動員，從而影響到在旁等待接受動員的第三者。後者在恐懼與動員的氣氛下，蒐尋合理化的文本，也可能引發中國領導人的負面情緒，而產生對號入座的相互威脅感。

　中國崛起的印象在不同群體中引發不同反應，各個群體之內先透過大眾傳播機制相互傳染，群體之間則透過各種國際交流機制相互傳染。傳染的是情感，情感帶動對中國崛起現象的後續認知。換言之，行為者在動員其他行為者之前，會先動員其機會或威脅的情感，甚至排斥感，繼而供應關於機會或威脅的文本，才能完整完成動員。如果行為者之間的情感發生牴觸，則各自根據情感調動記憶庫中的具體認知圖像相互詰難，反而成為對彼此的威脅，因為這樣的相互詰難，關係到他們共屬的群體是何屬性，也就關係到個別行為者的存在意義。

　三、歸納中國崛起的屬性

　屬性與情感

　中國崛起的意義不可能任憑一個人的需要就決定之，因為觀看者的位置與所使用的視野，影響著他們對「中國」的情感和認知，從而決定觀看者對「中國崛起」的態度。觀看者的位置包括了他們所來自的歷史與思想脈絡、社會文化的背景與個人生涯成長的經歷，以及他們長期以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對中國產生的印象。而且，他們要在所能理解的知識範圍內找尋可用的參照點，無意識或有意地進行視野的選擇。不過，終極的動機是必須要回答關於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內生的需要。

　同時，觀看者與作為觀看對象的中國之間，往往存在千絲萬縷的互動，直接或間接混淆了主體與客體的界線。這對與中國歷史交錯重疊的周邊社會而言，尤其是如此。所以一旦觀看者將自己放在某個身分中，就幾乎同時決定了自己會隨之把中國放在什麼敘事脈絡中；相反的，一旦觀看者主張了要將中國放在什麼視野中，也幾乎決定了自己進行觀察的位置。這樣的相互定位至少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在理論上論述傾向上範定了中國的存在意義，說明中國如何崛起、崛起的程度、崛起以後的行為分析；另一個是反射了情感上遭遇中國崛起時的正負面傾向，主要表現成機會感與威脅感兩種。機會感因應了積極追求成功的慾望，威脅感則反射了迴避失敗的焦慮；亦即中國崛起的印象對某些人是誘惑，他們更願意參加這個過程；對某些其他人則構成威脅，因而設法圍堵化解。情感傾向浮現後，處理中國崛起的行為方向也隨之形成，進而引發具有中國身份的人所產生的回應，以至於中國崛起只能是主客相互介入後的印象。

　在既有的觀看中國崛起的視野中，依照中國與非中國的各自身分屬性之異同與否（認同或差異），以及對中國的群體屬性是封閉性的或開放性的判斷不同（獨立或互隸），交叉後可以大別之為四類

　第一類是耳熟能詳的國際關係預設，即不論理論家如何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間往返辯論，都一概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相同但群體屬性封閉的民族國家身分，亦即把「中國」看成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的概念或實體，但這個概念或實體的邊界卻是清晰、僵固、封閉的，任何外人難以隨意地獲得中國的身分或代表中國發言。

　這樣的視野最流行於美國，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地知識界與實務界，頗有延用作為民族國家本身所屬社群的自我認識方法者。

　第二類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相同但群體屬性開放的身分，即「中國」的概念或實體不需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而且此概念和身份是可以臨摹、穿透、參與和超越的。在中國大陸新近發生的「天下觀」屬之。但是在週邊各地包括越南、台灣、香港、韓國與日本都有天下觀的信仰者，他們在天下觀之下，取得與中國求同存異的另類身分。

　第三類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不同且群體屬性封閉的身分，甚至「中國」未必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概念或實體，但這個概念的邊界卻是清晰固定的，例如近代印度知識界始終有這樣的觀點，可稱之為文明觀。在日本知識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國的論述脈絡，但與著名的文明威脅論大不相同。因為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必須依附於現代主權國家方可行動。

　第四類則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相同但群體屬性封閉的身分，即「中國性」只是相對確定的，人們可以透過某種努力，取得乃至超越這一身份。這可以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界的「亞洲主義」為代表。儘管亞洲主義流派分殊多元，且在韓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有亞洲主義信徒，但他們共同採取的亞洲視野或東亞視野皆以中國為主要或重要內涵，並以此與歐美或西方相對，或謂亞洲與西方迥異，或謂亞洲比西方更具普遍性，從而中國的固有文化或地理疆界變成是可以加入、穿透和超越的。

　上述四種面對中國崛起的情感及認知屬性，即是「中國崛起」的四種視野，可以下表來簡要示列。下節將進一步梳理它們的具體內涵。

　表一、中國與非中國的四種關係與情感

　 自我中心

　群體歸屬 認同

　 差異

　 獨立

　 中國是民族國家

　威脅感 中國是文明

　無威脅且無機會 同群

　 中國是天下

　機會與威脅 中國是亞洲

　機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四種視野分析

　 國家

　觀察中國崛起最常見的第一個視野，是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的裡另一名典型的國家成員，受到國際體系權力均衡法則的制約。

　這種角度傾向認為，當國家實力相對不足的時候，應藉由加強軍備與參加結盟來制衡強權的侵犯。在國家實力相對強大的時候，透過裹脅與擴張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根據國際政治學的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國家成員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他們的權力大小，而國際體系的性質則是根據國家之間權力分布 （distribution of power）的狀況來決定。因此，某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屬性總是相同的，也不因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信仰、種族或階級而出現差異。並且各個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互斥的，一國相對實力的增長，就必然構成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

　在這樣的視野之下，中國崛起的唯一與立即意義，是國際間相對實力的分配出現變化，美國作為國際體系霸權的地位即受到挑戰，中國將擁有更強的能力裹脅或併吞週邊國家。

　至於即使中國國內因為推動改革開放而有市民社會的浮現，或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更進一步自由化，中國人民追求的市場利潤與美國人民日益趨同，甚至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現象逐漸鬆動，都不足以掩飾中國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其結果，就連中國本身都會意識到，自己的崛起正成為令其他國家感到的威脅，並面臨其他國家某種明示或默契的圍堵。反之，一旦發生被威脅的情感，權利均衡就是最容易被援用來解釋中國崛起的理論，則無形中民族國家就成為益加鞏固的身分。

　2 天下

　第二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天下觀。天下是一種迥異於主流國際體系理論的一種認識方式。在「天下」裡，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不可消弭的疆界。各國的文化永遠是相互學習的，天下形同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範式，其主要關切在於維繫國與國之間的某種尊卑秩序。至於尊與卑的劃分標準不在於物質力量，而在於「德」。「德」乃是一種無私無我的道德氣質。但這樣的氣質透過物質實力豐沛的國家來展現，顯得最有說服力。畢竟愈繁榮穩定的強國在放棄以自己為中心，而致力維持各國之間和諧尊卑秩序時，愈能顯得以天下為己任，故德性又不是與實力全然無關。

　可以認為，「天下」視角裡真正的領導信用，是無法純粹從權力來衡量的，而要靠每個國家透過自己的努力提升道德號召力，然後吸引其他國家近悅遠來。因此競爭不發生在國家之間的衝突過程中，而發生在對其他國家提供範式的吸引力上，因而必須由「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家自我砥礪，而不是去打敗對手，那就只能成為霸道。

　這樣的天下觀之下，每個國家理當都可以透過自我提升臻於至善，每個成為學習對象的國家，都是其他國家的啟示。當中國因為自身的振興而達成某種足為範式的境界，再透過無私無我的展示吸引各國的推崇和臨摹，則中國的崛起就會成為其他國家自我砥礪的範本，即經典中「有為者亦若是」、「人皆可為堯舜」的理念。但也因此導致其他國家同時要面對可以依附學習的機會，與必須淪為邊陲的焦慮，故中國崛起之際，天下之尊卑發生變化，機會與威脅同在其中。理論上，「天下」觀讓每個國家都在不斷相互觀摩學習中演進，以現實主義的「力」相較量的威脅不是國與國互動的主題，因為國家的屬性與角色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尊卑地位，則因中國崛起而可能受到貶抑的威脅。所以，威脅感的發生也可能在天下觀之中形成，端視觀察者是否因對自我的腳色期盼降至邊陲而焦慮。

　3 文明

　第三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文明政治。這時的「中國」自然與眾不同，其文化與制度因其長遠以來歷史實踐而形成深厚的脈絡，不但賦予大多數具有中國身分的人某種相互認同的歸屬感，更透過社會化的價值教育，同化各種因為文明間交流而輸入的外來文明特質。文明的內聚力量一方面象徵著不能與其他文明混淆的某種特殊性，因而既不會因為某個文明累積了更多的物質力量就自動消滅其他的文明，也不會因為流失物質力量就轉化為其他文明的附屬；另一方面文明的傳播力量則由於出自不同的文化預設與價值前提，往往只能從旁促成其他文明進化，而不能徹底同化之。

　這樣的中國一旦崛起，立即產生的效果是替固有文化的表現型態帶來多樣化，為自認屬於中國文明範圍的成員感到自信與自豪，也因而對外來文明的輸入與採納有更大的寬容度。文明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在於器物方面，不在精神方面。以保護固有文化之名行動的政權或人物，不論其潰散或成功，完全不能反映文明之間的消長。簡言之，與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最大的分野在於，文明成敗的核心不是物質力量。因此，當以文明之名擴張的政權或團體看似取得勝利時，這些勝利是政權的勝利，不屬於文明的勝利，因而是短暫的。對於採取這種文明視角的當事人而言，在歷史長河中，這樣的勝利似乎改變不了文明之間的不可滲透性。故在文明視野之下，中國作為一個文明的崛起，既不構成對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脅，也不能提供他人深入參與的機會。

　4 亞洲

　第四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亞洲主義，這與前述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中國迥然不同。在國際體系理論之下的中國除了是與其他國家同質的，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互斥性，所以中國的權力增加會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安全感。但在亞洲主義視角之下，中國不再被視為是民族國家，而被視為是可以分化重組的多重社會過程。這個社會過程可以是民族的，因此中國被視為是多民族的綜合體，而且因為與各個亞洲民族甚或亞洲以外民族不斷互動，形成不斷跨域中國主權疆界的社會過程。中國又可在各個經濟地理資源的分佈中，被消解或重組成非關主權與國界的區塊。中國更是在全球化流通中被不斷進出的臨時身分。

　與中國共屬於亞洲相對應的，是與歐洲或西方的明白區隔，讓中國與非中國之間成為具有各自不相轉換的存在屬性。一方面中國與亞洲之間的差異模糊化，亞洲成為互動的場域，或進行不斷更新的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與非中國之間的差異成為不能跨越的界線，中國與亞洲是相互構成的，其結果，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具有了本質性。

　至今，採取亞洲主義主張者，咸出自亞洲範疇之內。在這一視野下，中國不再是主張身分的有效基礎，而與所有其他亞洲民族身分一樣，變成為某個因為不斷混雜、重編而是失去本質的實踐過程。當以中國之名的主張獲得大量資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勢時，亞洲便同時得到更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厥為與歐洲或西方進行抗衡，超越歐洲或西方的大好機會。準此，具有中國身分的民族國家意識融入亞洲，造成與非亞洲的對抗，此時在亞洲主義以外的視野中，又變成對歐洲或西方的威脅的，是亞洲而不是中國。

　四、反思中國崛起的實踐

　. 崛起的實踐與情感

　在上述反映了自我與群體需要的四種對中國崛起的觀看視野中，其中受到中國知識界與政策界採納進而實踐的，主要是國家與天下兩種視野。在採取這兩種視野的同時，也產生相應的情感。但不同於其他群體觀看中國時的機會感或威脅感，而是擁有中國身分的論述者的自我期許。

　自我期許的情感已如上述可以大別之為兩類：一為生命生成時以自我為中心的權力地位的維護，這樣的維護構成能動者持久的趨力，屬於一種內生的宰制世界的慾求；二是社會化過程中以群體生存發展為主要考量的責任的履行，是一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物種需要，其功能在於整體秩序的維護，經由參與了外鑠的文化而養成。如前所述，兩者的比較類同於精神分析中本我與超我的分野。本我的存在是生命的需要，在本我的自戀傾向下所實踐的人我關係中，世界是為我存在的，供我汲取，不受規範的節制。象徵超我的則是抑制慾望的道德倫理價值，有賴社會化的學習養成，其間受到的社會制約，讓角色的扮演必須受到社會的評價，從而成為爾後焦慮的來源，外界透過對超我角色的評價，決定自我實踐的成敗。在本我的情感中，不論是國家主義或天下主義的崛起，都是為了滿足自我中心的需要。然而在超我的情感中，則兩種觀看視野都一樣成為必須學習的角色。然而，當代文獻中關於國家主義成為小我的角色，與關於天下主義成為家天下的自私需要，都少見探討。

　一般而言，國家主義的視野是自我中心的，不需要顧忌其他國家的需要。如果有顧忌，主要也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好處，因此是在伸張權力意志，中國的崛起意味著慾求更多的目標。而天下主義的視野則是以群體中的小我自居的。國家各有其角色，因此而參與社會化的學習過程，不容放縱自為，中國的崛起便成其為更多的責任。

　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社會化不完全而失敗的歷史經驗歷歷在目，居於天下中心的霸主橫征暴斂，貪婪無度；居於邊陲的恃寵而驕，桀驁難馴；中心與邊陲訴諸暴力皆無顧忌，上下交征，儼然霸權地位的爭奪，同時反映了本我擴張晉升的慾望與超我不被認可的焦慮。另一方面，看似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在輸入中國文化地區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由外而內強加的國家範式。由於固有文化對這樣的主權國家身分毫不熟悉，加上轉換過程中一再受到不平等條約與劃分勢力範圍的侵犯，國家主權充其量只能成為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目標。為了讓國際體系接受，刻意的以主流國家為模範，臨摹主權，於是中國的主權具有一種角色扮演的性質，而不是歐美主權那樣自我中心的縱容。倘若有朝一日取得平等的主權身分之後，既不再擔心國家遭到入侵後，化解了不受承認的焦慮，但原本又不存在為國家不斷累積權力的需要，所以這時主權便失去能動性，不能提供國家行為的動機。

　表二 中國對非中國的身份實踐與情感

　 文化需要

　認識論 自我中心 群體歸屬 民族國家

　 行為：維護國家利益

　情感：熱情 行為：維護主權身分

　情感：焦慮 天下

　 行為：維護

　情感：熱情 行為：維護中心

　情感：焦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四種既存的實踐滿足自我中心國家權力

　從清末以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在戰敗中學習喪權辱國的意義。九一八事件曾促使中國政府以主權之名向國際聯盟求援。1945年時，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以後，內戰未歇的兩黨為了在國際上爭取代表中國主權進行殊死戰。到了1980年，進入美國政治學界的華人學者從論述上將國家中心主義的思維傳回祖國，爾後形成多極化、一超多強，和平崛起等敘事，其間推論容或彼此不同，國家心思維則一，並不限於現實主義者。一旦身處在帝國主義侵華百年的歷史記憶中，與冷戰以降帝國主義謀我日亟的圍城氛圍中，國家中心主義下的國際政治理論提供了以國家利益與權力競逐為內涵的政策理由。於是師夷長計以夷成為主流，猶如擺脫所有禁忌，國家利益成為對外政策的理由，一切以權力平衡為考量，無可無不可，在國際上爭取盟邦，抗拒敵對陣營，捍衛價值，富國富民。

　表面上，國家中心主義的最高理想是擺脫道德與感情。然而所可滿足的，包括最深層的自我中心的需要。中國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動，恰恰是因為它提供了富甲天下、睥睨世界、推翻霸權、懲罰叛逆、報復美帝的想像。如此之中國，沒有必要聽命於西方列強的規範，對於建軍核試爆、爭取能源與國而不計其人權記錄、肅平內部異議，均自有利害考量，不跟隨歐美步調。任何蛛絲馬跡皆可以被當成是營建國力的契機，權力與利益成為最高的目標與最大的誘惑，是超越所有禁忌的誘因。過去的中國外交以身為第三世界為主要的定位，然而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中，中國外交則是以大國自居，發展大國外交，在行事作為與國際秩序方面提出與美國相庭抗禮的主張。滿足自我中心霸道

　在清末以前，這種不受節制的想像有古典理論作為基礎，此之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而容許天子無所不在的介入。藉由無所不在的想像，朝廷在實踐上是天高皇帝遠，王官不問，草民不聞。這樣以假像為內容的天下觀，經不起些微的挑戰，以免因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揭穿了天朝並非蠻陌之邦行矣，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法家永遠是王道儒家秩序的維繫所在，霸道往往是王道的內涵，家天下則為公天下的前提。

　正由於對這種些微的挑戰難以處理，以至於天下體制原本應該充滿了焦慮，愈近天朝，禮儀愈細膩繁瑣。二十一世紀重現的「天下」觀立刻引發國外中國研究者焦慮者，正是他們在字裡行間讀到宰制的慾望，似乎延續了某種對四夷邊陲的漠視。

　此何以倘若天朝擁有懲罰的實力，必不吝惜使用。透過征服，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在擒縱之間，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許。要言之，在天下體制的維繫中，其實交織著征服的慾望與禮儀的焦慮。新近流行對中國崛起描述為脆弱的超強， 果然掌握到其間蘊藏了矛盾的情感。

　然而中國崛起的論述一旦反映了自我中心的無邊慾望，中國知識界回到天下觀的主張雖具備固有文化的基礎，但是對於藉機挑戰天下觀的邊陲力量，不論是邊區民族的身分政治或異議人士的黨政維權，不能不仰賴政權展現征服的實力，尤其是要有排除異邦惡意介入的決心，以振興霸主的尊嚴。這樣的統治延續了霸主的尊嚴，乃認為中國在各種世事上皆應有看法，有參與，有作為，對於不合作的對象應予懲處，恩威並濟，則中國的崛起接受無遠弗界的推崇與膜拜，構成難以抗拒的誘惑。

　3滿足群體歸屬主權

　雖然國家中心主義可以創造令人悸動的無邊權力想像，但是現代的「國家」並非中國固有文化的理念，加入國際政治更必須在歐美所謂先進國家的虎視眈眈下接受檢視。1971年以後北京進入聯合國，戰戰兢兢，宛如在扮演一個學生的角色，並沒有享受到主權身分所隱含的不受節制。相反的，主權成為一種角色，猶如取代了王道成為天下的新範式，成為位居邊陲學習成為國家的中國，所努力臨摹嘗試的任務。到底應該用什麼標準來看待身為主權國家的中國自己，引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派辯論，反映了主權身分觸發的焦慮。

　西方主權制度本身認可了國家政府做為自身的最高統治機構，但同時要求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以至於主權的無邊暴力只能在邊境之內行使，雖然沒有其他國家能輕易干涉，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時主權並不能成為擴張征服的正當理由。尤其主權制度讓中國固有文化成為毫不相干的瑣碎紀錄，甚至淪為除惡未盡的封建餘毒證據，很難讓履行主權國家角色的外交代表產生熱情。反而，捍衛主權不受侵犯經常引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不斷敏感地探測中國的主權是否受到侵犯，即使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之下，關於台灣或西藏的問題總是立刻引起強烈的質疑，誘使有心勢力伺機介入，並導致中國國內辯論如何可以不受到輕視。因此，把主權身分認真執行的唯一動機，是要剝奪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而不是因為主權保障了財產權或宗教靈魂，長此以降，終於遭致老牌中國通的諷刺，直指中國為冒充成主權國家的文明。

　俟中國一崛起，主權身分恐不足以創造激情。

　4. 滿足群體歸屬中心邊陲

　辛丑和約之後，中國知識界承認中國是落後國家。他們或許致力於建立中國的主權國家形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臨摩西方主權國家的範式，包括宣傳公民教育，建立財政機制，甚至借搬憲政主義，試探選舉制度。但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類似西方的政治文化能在華人世界建立。即使香港與台灣等受到英國或日本殖民影響的地區也不例外，從西方自由主義標準看來均難稱同類。

　不過，他們之間經常比賽誰更接近西方，所以台灣論者以自己有普選而自豪，香港則為國際金融中心而傲視內地。

　相對於此，2008年的北京奧運，猶如是中國進入大國的一次測驗，看看中國能不能從邊陲晉升成為列強欣賞的現代文化，或在西方發展的體育活動中擊敗西方體育大國。換言之，中國自居天下觀的邊陲，競相努力，或真或假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可，以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在比賽中不斷被西方檢視的感覺，使得中國崛起的過程充滿焦慮，也不斷遭到西方國家以中國威脅理解後試圖阻撓。愈阻撓就愈增加被凝視的焦慮與壓抑，也就愈增加臨摹的挫折與自我宣傳的傾向。同時，焦慮中崛起的感覺，讓人對邊陲地區的歸心極度敏感，成為有心人士得以借用西藏或台灣挑釁北京的基礎，因而有時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懲罰慾望，如在西藏；或有時故意視而不見那些難以羈靡的尷尬，如在台灣。

　五、選擇中國崛起的路徑

　 戰略與情感

　當代中國國家戰略思維中，天下主義的論述後發先至，異軍突起，以和諧世界的提法重新躍上世界舞台。

　不過這樣的提法除了可以通過中國固有文化的詮釋產生意義之外，又因為進入了西方知識界所不熟悉的領域，不得不借助社會科學的語言加以翻譯其意義，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詮釋中所沒有的意義，進而制約了提出和諧世界論述的初衷。

　在和諧世界論述所影射的天下主義下，中心與邊陲兩種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若是已然自感崛起的中國，在自信之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釁，若是自覺崛起未完成的中國，則會致力於振興改革，繼續向西方取經。不過，為了向西方說明和諧世界的觀念，避免中國威脅所導致的圍堵，便又試圖借用西方社會科學敘事來解釋什麼是和諧世界。比如借用軟實力來說明中國文化魅力的上升，一旦軟實力獲得提升，就進而表示軍事已經不再是自居中心的中國思考國家利益時的主要內涵，是否如此有關中國威脅的質疑可以不攻自破？ 或自居邊陲時用中國還是開發中國家的弱者姿態，爭取國際上的同情，廣結善緣，則可採用社會資本的觀念，說明看似與資本主義精神不符合的社會關係與人情，使得人情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早該淘汰的舊社會習性，所以關係主義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不但不牴觸，反而還是相輔相成。不論是軟實力，或是社會資本，都將原本群體導向的和諧世界觀念，轉譯了是個人主義的利害觀念。

　不過，鼓吹軟實力與社會資本的概念，正好顛覆了和諧世界的願望。在和諧世界之下，中國是忍讓的，社會的，角色的，內斂的，但是，一旦這些氣質或價值都理解成為是一種權力資源，就鞏固強化了國家主義的邏輯，則中國為維持和諧世界所做出的努力，就都變成是自私的。且以中國自身權力考量為依歸的，所以又是帶有威脅性的。和諧世界觀與這個掉入既有國家主義論述的涵義相反，亦即仍然維持了關係主義的行為，但是國家主義或個人主義為視野的利害考量，無止盡地介入和諧世界的意義。

　軟實力與社會資本之類的分析概念，改變了制定中國外交政策時的思維，這不僅是理論角的選擇問題，而是抹煞了原有的情感需要，創阿造了新的需要。在中心或邊陲中的行為者，處在接受評價的社會關係中，但軟實力與社會資本則是預設了自我中心的情感。其結果，原本反射焦慮與壓抑的情感，被詮釋成了反映熱情掌握機會的情感。

　照理，軟實力是文化魅力，但欲增加軟實力時，便有賴於消費中國文化的全球消費者參與其中，這時如何裝扮中華文化就不是從固有文化出發，而是從西方的消費偏好出發，這樣的文化魅力不是中華文化的魅力，而是西方消費主義訂購的魅力。同樣的，社會資本的觀念把小我的群體主義翻譯成了唯我的個人主義，把深化改革的意志，變成了跟資本主義世界拉關係走後門。甚至倘若由華人作者以社會資本的觀念進行文化翻譯，別具信用，則關係從一個原本是內生於個人生命意義的概念，淪為是一個充滿機會主義的概念。中文文獻中流行軟實力與社會資本論述的現像，恰恰說明來自歐美的社會科學才是真正的軟實力之所在，導致社會關係主義或和諧世界等反映群體歸屬的情感，從本體論上就遭到否定，讓和諧世界滲入了並原本不存在的競爭意識。

　表三、中國對非中國的戰略選擇與情感

　 群己關係

　 自我導向（個人主義） 群體導向（集體主義） 中國在中心 經營軟實力

　討好 無

　不討好且不振興 中國在邊陲 累積社會資本

　討好與振興

　振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四種既存的路徑經營軟實力

　上述的群己關係取向與反思角度定位，構成了四種實踐路徑，可再分述如下。1997年之後，中國的崛起逐漸成為中文傳播中普遍接受的印象。當年鄧小平過世之後，適逢中共召開號稱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第15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象徵第三代領導人接班。是年香港回歸，喧騰世界。官方文獻首度提出專門針對大國的外交指導。俟後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支援香港擊退國際投資客的大舉入侵，中國又成為經濟大國，並展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於四年後加入時，儼然已不堅持原來自我界定的開發中國家身分。2003年「和平崛起」理論一度成為中國的世界定位。

　和平崛起引發關於中國軟實力的分析。短短六年之間，中國這個身分所賦與政治領導人的國家信心一飛沖天，中國的太空船與太空人果然一再突破瓶頸登空。而由中國製造的若干不良商品順勢行銷全球，也造成中國形象的折損。2008年北京奧運是象徵中國在形像攻勢中的最高潮，舉國在共同招待全球來客的籌備中，動員史無前例的龐大人數參與，投入不可計數的資源，一改過往籌辦奧運城市著眼商機的資本主義考量，而以做好世界東道主自許。就在籌辦奧運的數年間，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設立，繼日本、韓國與台灣之後，以更大筆資金鼓勵世界各地中文學習，推薦中華文化，寄望提升世界對中華文化與中國文物的喜好，宣傳並實踐與鞏固和平發展的時代精神。如此崛起，提供中國在全球政治中運作的軟實力。

　社會資本此分析所忽略的，正是為了營建中國的軟實力所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主要是以吸引世界的目光，提升中國的形象為主要動機，反而使中國的政治經濟運作受到外界無比的干預，各種以羞辱中國為訴求的手段紛紛出籠，導致中國政府疲於應付，因此反而說明軟實力的概念進一步將中國猶如鎖在某種世界形象市場上，接受消費者的指指點點，因而其實是對中國軟實力的極大箝制。

　2累積社會資本

　由於大陸貧困人口依然龐大，環境資源不斷流失，三農問題缺乏立竿見影的政策因應，加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難以號召人心，社會道德崩壞，基層組織鬆動，領導階層日益濫權腐化，因此黨中央時而表現出對於中國崛起這種印象的忐忑不安。如何掌握更好的國際環境，抓住二十年未有的發展機遇，成為無所不在的宣傳標語。

　準此，中國領導人仍然自認未能進入先進國家之林。如何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避免捲入世界性或中國周邊的區域性爭端，端賴良好的國際關係。在這個自我認識之下，睦鄰外交是中國外交界在21世紀的重責大任。而中東戰爭與反恐戰爭則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北京應該採取韜光養晦的態度，控制反日的民族主義示威，緩和與美國在轟炸南聯盟大使館與EP-3偵察機撞擊衝突事件中的升高，面對藏獨與台獨的躁進，不受激將，力求息事寧人。

　再者，在中國固有文化裡，奧運期間作為東道主接待外賓本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如果是想借用機會建立社會人情關係，以便未來獲取在物質上的更大好處，則社會交往無非只能理解成是一種投資。既是投資，則其程度端視所預期的報酬而定，一方面營造世界對中國的基本好感，另一方面集中個別對象如美國、朝鮮、日本以建立人情關係，替改革爭取時間，因此基本上是有所圖謀的、自我中心的，只顧及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其內容主要是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因而並非以國際關係或鄰邦盟友的共同利益為依歸。

　3無

　中國崛起之後，儼然成為世界注目的中心，也成為邇後力爭上游的其它國家所模仿或挑戰的對象。此刻亟須展現某種無為而治，不與人爭的文化氣質，讓中國成為吸納與開放的領域，乃是維繫所有國家在內的天下體制的主要條件。這時，許多原本帶來困擾的現象，都成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著對方要求修正或澄清的事件，也都成為可以等待將來對方自己逐漸理解後再進行調整的一時誤會。

　易言之，對於在中國固有文化下思維的實踐者而言，整體的和諧是天下得以持續的前提。個別事件的衝突會帶來對既有尊卑關係的破壞與挑戰，便不應該斤斤計較。這樣和諧的尊卑關係比中國基於國家本位所考量的物質利害更為根本，離開和諧關係以後的中國等於失去繼續存在的情境。因此為了和諧而做出的忍讓，或為了強化和諧而對外推動的文化輸出，無一是在為中國增加自己的魅力以變換取其他好處，而都是在示範一種不以國家中心為本質的國際關係。

　在這樣的實踐路徑下，中國將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種群體關係中，將體系中存在於國家間的競爭，由自己片面承受，使得衝突的對象消解於無形，國家間利益衝突轉化為不分彼此。不可諱言，如此天下體制的維持有賴於中國龐大的實力與資源。只有已經崛起的中國，在實力受到列國認可，自信心已在國人之間重建，才可能讓天下體制獲得落實的機會。

　4

　居於和諧世界的邊陲力爭上游時，中國的崛起有賴於向居於中心的文明範式學習。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根據其規則改造國內的生產過程，正是一種自我改造。自我改造所要達到的標準，不是從固有文化中得到的，也不是從社會主義的建構理想中得到的，而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中得到的。其中雖然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或固有文化的特色，但是總的方向是朝增加宏觀的生產力與微觀的生產效益方向。由於每個歷史階段所要仿效的文明範式重點不同，加上模仿對象的內涵也不斷開展，邊陲意識往往造成受制於人的困境。

　例如清末民初的各種自強運動是以器物為主，當時追求軍事現代化，直到1980年代猶努力於國防現代化。不過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性急起直追，資本主義補課論甚囂塵上，後來連私有財產權、土地移轉權、智慧財產權都紛紛引入成為制度。但是，作為中國臨摩對象的中心的範式在1980年以後改變了，人權開始成為重要的內涵，但當時的主要對象不是中國，不過到了1990年代，人權成為對中國的主要政治要求，終於人權成為中國國家論述的一部份。但21世紀伊始，具體針對中國的西藏與台灣問題又提出來，他們無法成為範式，因為他們是中國獨有的和戰問題。這時從中心國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與和平價值便極端重要，讓中國威脅的討論放上議程，於是軟實力與文化魅力現在是中國最新一波的自強運動內容，但毋寧說是臨摹軟實力以求學習成為強權，而不見得真的是擁有軟實力。

　六、結論

　本文的分析指出，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實際上涉及對中國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反映了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文化需要。看到中國崛起油然而生的威脅感，其產生乃是來自於中國崛起以前的中國認識角度。這是為什麼「中國」及其「崛起」不能只是實證度量的問題，也就不能只是科學問題，而必須同時是一個情感問題與詮釋的問題。

　例如在崛起以前就存在於中國的「天下」觀，同樣影響被觀察的中國如何面對自身的所謂崛起。崛起過程中，當事者可能感覺自己即將成為平等的主權國家，或甚至晉升為世界大國。但機遇當前，反而沒有充分的意志去主張唯我中心的國家利益，卻會強調韜光養晦的重要性。因為，自我砥礪並追求被接受與被認可，是固有文化下，自邊陲向中心逐鹿的理想。在這樣的理想之下，透過累積更大權力所贏得的崛起形象，卻反而帶來更大的焦慮，因而在情感上是與充滿權力渴望的國家中心主義大不相同。前者對權力慾望是壓抑的，後者是放縱的。

　因此，當天下觀提出時，觀察者可能想到的是帝國主義，而當事人則一心想成為一種範式而刻意討好。當軟權力的概念輸入中國知識界，也強化了討好外界的傾向。其中主導著消費中國形象的全球化管理者，便得以介入對中國崛起意義的詮釋。至於中國的權力到底已經累積到多大的實證問題，不再是中國崛起討論中主要的內容。而另一方面，因為討好成功，受到更大歡迎後所帶來的影響力，也不受到權力增長可能實際很有限的限制。

　總結而言，本文從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出發，探討了看待「中國」與其「崛起」的觀察位置所滿足的心理需要與其間的情感取向。這些位置與取向構成了四種對待中國崛起的視野：國家主義、亞洲主義、文明，與天下。中國或其週邊社會都可能採取這些視野來理解中國崛起。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便無法理解何以某些當事者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脅。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國家權力、霸道、主權身分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需要適應國情調整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到「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群我關係，而群我關係帶動情感，並仰賴文化具象之。也唯有對此深入反省，才可能理解不同當事者面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差異。

　 中國的軟權力：以國際制度與中國的關係為例」，國際觀察，2007年第2期，頁27-35；Terrill Monroe （譚若思2004）；Joseph S. Nye,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Hong Kong), December 29, 2005; Peter Katzenstein (ed.),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8), pp. 749-761.

　 國內外相關論述，參閱黃俊傑編，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互動和融合 （台北：喜馬拉雅基金會，2006年）；黃俊傑（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9年）；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濱下武志，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 : 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硏究: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萌貴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林泉忠，「辺境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民族と囯家「帰属变更」と住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めぐる沖縄.台湾.香港の比較硏究 例見例見王逸舟，「：」。，19996期（199912月）18-27；王逸舟，「中國外交十特色」，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5期，頁6-18；吳建民、俞新天、秦亞青等，「和諧世界與中國外交」，外交學院學報，2006年6期，頁15-20；張睿壯，「—和平與發展並非當代世界主題」。，20011期（2001年2月），頁20-29；宋曉軍王小東、宋強等，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小軍等的新作主題延續其早期著作「中國可以說不」，鼓吹中國要「理直氣壯當大國」。

　 阮懷秋，從邊緣看大國：越南《中國研究》期刊對越中關係的認識（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2008）；譚中與耿引曾，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盪（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陳建廷與石之瑜，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2007）。

　 甚至區域區域主義，參見Peter Katzenstein談的「區域主義」觀點即與超國家的區域身份有關，參閱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不過Katzenstein 2005年出版此書認為，連結到美國全球優勢的歐亞兩大區域，中介的地緣與文化支柱是德國與日本。

　 關於機會感、威脅感，相關之政治心理學概念可參閱Martha Cottam et. a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可參閱George E. Marcus et al.,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W. R. Neuman,, G. E. Marcus, M. MadKuen & A. N. Crigler. (eds.)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精神分析的視角可參閱Jane Milton，精神分析導論，施琪佳等譯（台北：五南，2007年）；以及Stephen Mitchell，佛洛依德及其後繼者：現代精神分析思想史，陳祉妍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心理學的精神分析途徑對嬰兒期形成獨特的「主/客」、「滿足/挫折」等等的重要貢獻，參閱梅當陽，「概論Self-Psychology對精神分析的貢獻」，< http://www.

　/psy/SelfPsychology.asp >, 檢索日期2009年4月3日。

　 參閱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1951); Julia Kristeva, In the Beginning Was Love: Psychoanalysis and Fa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old La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Viking 1962).

　 關於自我認識與差異的關係，可參閱William Connolly, Identity / 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Kathryn Woodward, 認同與差異，林文琪譯（台北：韋伯文化，2006）。

　 Lodge, M. & P. Stroh. 3. “Inside the Mental Voting Booth: An Impression-Driven Process Model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In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ed.), Shanto Iyengar and James McGu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 pp. 225-263.

　 同前註；相關介紹另可參閱鄭昭明，認知心理學：理論與實踐（台北：桂冠，2006年 George E. Marcus et al.,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ement. op cit..

　 Martha Cottam and Richard Cottam, Nationalism & Politics: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Nation Stat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S. & S. Neuberg. 1989. “A Continuum of Model Impression Formation, from Category-based to Individuating Processes: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and Motivation on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ed. Mark Zan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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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Westen. The Political Brai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N. Schwartz and G. Clore,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983): 513-523.

　 James M. Glass, Psychosis and Power: Threats to Democracy in the Self and the Grou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同前註。

　 相關分析例見，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近代思想批判，趙京華譯（長春：及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林佑崇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

　 這種視角是當代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或Alex Wendt的建構主義）與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完美結合。主流理論一概接受「國家」作為統一行為體（unitary actor）的假定，並認為只有如此假定，才能有效進行國際政治的分析。「國家」在方法與本體上都是某種實體（entity）。此一視角下，任何國家，特別是「文明」與西方差異如此之大的「中國」，自然容易被看成是封閉、恆定的實體，並具有與「西方文明」不可調和、不可跨界的特徵。參閱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參見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簡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07）。

　 Victor M. Fic, The Tantra: Its Origin, Theories, Art and Diffusion from India to Nepal, Tibet, Mongolia, China, Japan and Indonesia (New Delhi: Abhinav, 2003).

　 例見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Tokyo: Kenkyusha, 1941).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棹 典型分析例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S: Addison-Wesley Press, 19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ism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1, pp. 5-41.

　 典型分析例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 Press, 2001) ;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ct with China (New York: Vintage, 1998)；台灣類似的分析例見蔡東杰，「美國霸權變遷與兩岸關係發展」，政治學報，36期（2003年），頁83-114；陳重成，「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季刊，第6卷第4期（2005年10月），頁101-137；Wang, Yuan-kang （王元綱）.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40-1, 2004): 173-201.

　 關於「天下」秩序，參閱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西方學者對「天下」秩序的批評，參閱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華裔學者的批評見相藍欣，傳統與對外關係－兼評中美關係的意識形態背景（北京：三聯，2007）。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參閱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6); J.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科學出版社， 1999）。

　Tan Chung and Ravni Thakur,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陳光興，〈「」做為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7期（2005.3）1993-94）。

　 此一思路正在發展中的案例，例見俞新天，「東亞認同的發展與培育」，當代亞太，2007年4期，網路全文參閱< /A-QCode~ddyt200704001.html>；何雪梅，「認同缺乏與亞洲意識的形成」，湘潮，2008年9期，湖南社會學網，< http://www.hnshx. 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966>,檢索日期2009年4月4日。

　 例見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1996）。

　 參見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台北：五南，1995）。

　 王逸舟，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任曉，沈丁立，自由主義與美國外交交政策（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5）；金燦榮，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北京：當代世界，2006）。

　 王義桅，「打破美國霸權的神話成為可能」，環球時報（2006.09.04），/06/0904/11/2Q62CUK700301IJT.html 2009.04.06查閱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地位與外交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年12月 例見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op. cit.

　 Susan Shirk, Fragile Supp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中譯本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溫恰溢譯（台北：遠流，2007年）。

　 Samuel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閻學通，「對中國安全戰略環境的分析與思考」，中國外交 4（2000）：13-19；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戰略與管理 33 （1999.02）: 54-67；李朝暉，「認識中國的尺度」，戰略與管理 39（2000.02）: 77-91；喻希來，「新興世界大國的成長之旅」，戰略與管理37 （1999.06）：1-17。

　 Lucia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Vol, 69-4 (1990): 56-74.

　 Chin-yu Shih, Democracy （Made in Taiwan）—the Success of “State: as a Political Theory Lanham: Lexinton Books, 2007).

　 在外界的檢視下，開幕時不論是絢爛的煙火，或是天籟童聲，都有所謂造假的質疑，引發中國學術界對奧運主辦當局的批評與捍衛兩派。

　 中共官方最早將「和諧」一詞從內政場合引伸用於國際關係，見於前外長李肇星在2005年時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講話。參閱中國外交部網頁資料< :89/gate/big5/

　/chn/zxxx/t212900.htm>, 2005年9月。相關分析參閱張登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2008年學術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2008年9月）。

　 綜合性的分析可參閱上海社科院編，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6）；中國改革開放論壇與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國的軟力量，理論與實踐座談會，北京，2007年8月11日；張登及，「軟權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發展試析：已冷戰後的中國為例」，發表於2008年第一屆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台灣大學，2008年5月）。

　 Nan Lin and Bonnie Erickson (eds.),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參考張啟雄，「東方型國際秩序原理之型模建構與分析」，張啟雄編，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2002）。

　 例見周紅雲，社會資本與中國農村改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周小虎，中國社會網路與社會資本研究報告2007-200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8）。

　 鄭必堅，葉孝愼，「”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中國青年（2007.09.21），</News/content_Detail_6107100014.html> 檢索日期200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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