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哲学下中西方古代领导思想异同

　领导哲学下中西方古代领导思想的异同

　摘要:领导哲学是领导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本文从领导哲学的视角出发，对以儒道法三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领导思想和以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代表的西方古代领导思想进行概括阐述。通过中西方古代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领导哲学异同点的比较分析，为现代的科学领导提供一些经验启示。

　关键词:领导哲学;儒道法;君主论

　领导理论包含三个基本范畴:领导、领导科学和领导哲学。领导指向行为层面，多被认为是一种影响力，领导科学主要在于研究领导活动中增强影响力的方法，而领导哲学则揭示了领导活动的基本原理。对于中西方古代领导思想中蕴含的领导哲学研究，必将对现代社会的科学领导有所启示。

　一、领导哲学的概念

　早在古希腊时期，先哲们就开始了对领导活动的哲学关注，柏拉图率先明确提出哲学与领导以及领导者的关联性。而领导哲学最早由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霍金森提出，他在《领导哲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领导对于发展人的潜能的重要作用以及哲学在领导中的应用价值。霍金森认为:“哲学是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领导活动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门领导哲学。”①因此，领导哲学不仅仅是探讨领导理论和领导过程规律的形而上的思想，而且是可以在具体的领导领域中应用、为领导目标的实现提供指导的补充力量。

　二、领导哲学的特点

　 首先，领导哲学具有价值性。正如霍金森所言，“领导哲学主要关注人类领导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特别是道德价值的问题。”思想家对于领导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社会规则的深度思考以及对领导者自身的信念追寻。其次，由于领导哲学探讨的是领导理念和社会规范的问题，并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引导性，领导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最后，合法性也是领导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凡有领导现象，必然关系到领导关系和行为的正当性。基于国情的不同，合法性在中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表现不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常常表现为道、天理、德政等，而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它则被称之为正义。与之类似，在中西方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领导哲学思想，下面进行具体阐释。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领导思想

　(一)儒家“为政以德”的领导哲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诸子百家中对中国古代影响最深的一个学派，它的领导哲学可以概括为“为政以德”四字，具体表现为施惠于民和明德慎罚。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由此可见，儒家主张明德亲民、重教治心，提倡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孔子认为，只有用礼义道德引导和教育百姓，使其懂得礼义廉耻，他们才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而明德慎罚则是儒家推崇的主要治国手段。其中，明德即崇尚德政，统治者需要持之以恒地谨慎修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慎罚即慎用刑罚，统治者要慎重断案，不能滥用刑罚，如若刑罚过重，就会使民积怨，从而威胁到统治者的

　政权。

　(二)道家“无为而治”的领导哲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阐述了领导的更高境界———无为而治。道家推崇的无为而治，既是无为也是无不为，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②也就是说，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必须要效法“道”的无为无不为。无为指领导者应该顺应客观规律以及适当地授权给自己的下属，充分信任下属并给他们发挥的空间，而不能凡事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专制强断。无不为则指对于领导者来说应该审时度势，把握大方向，对于正确的事情也要积极采取行动，顺应时势而为，如此才能引导国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三)法家“法、术、势”一体的领导哲学。以申不害、商鞅和韩非三人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与儒家的德政、道家的无为不同，强调法、势、术三位一体的领导思想。商鞅在《商君书》中最早提出严刑峻法的思想，“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他认为，民风民情古今不同，百姓巧伪的现实决定了理民治国要有成效就必须把刑罚置于首位，实行法治。而且，刑罚宜重不宜轻，只有“刑重者，民不敢犯”，才能做到“无刑而民莫敢为非”。申不害在商鞅“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术”的概念，包括为君之术与驭臣之术。他认为，君主应该牢牢掌握权力、发号施令，臣对治国之道不具有建言之权，对君主亦无谏诤之责，否则就是挑战“治主”的地位，而君主的无上威权就体现为“势”或“势位”。因此，法家的领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法为本，严刑峻法;尊君卑臣，刑赏严明;君主集权，

　驭下以术。

　四、《君主论》蕴含的西方领导思想

　(一)领导者的绝对权力。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开篇就提出君主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统治地位。他认为，“依靠能力成为君主的人虽然在取得君权的时候困难，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而“单靠幸运由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夺取政权成为君主的过程可能不难，但要维持国家的统治却困难重重”。③因此，马基雅维里特别强调君主，即领导者的绝对权力。他认为君主应该运用法律来进行统治，然而法律离开权力则如同虚设，所以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两者相结合就是领导者的立身之本。

　(二)必要的民众支持。在强调领导者权力的同时，马基雅维里同样重视保持与民众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在《君主论》中提到，“君主必须同平民保持友好关系，否则当他陷入困境时只能坐以待毙”。马基雅维里认为，如果君主获得了足够的民众支持，他就不必担心有人叛乱，反言之，如果君主感到人们对他有敌意，那他就得处处提防所有人。由此可见，对于西方领导者而言，获取必要的民众支持也是保证君主统治的重要基础。

　(三)高超的智谋和权术。不同于中国重道不重器，普遍奉行以德治国的领导原则，西方领导者更加重视高超的智谋和权术。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有一段关于狮子和狐狸的著名类比，他认为，君主必须像狐狸般的狡猾，像狮子般的凶狠，充分运用各种手段来获取权力。同样，不同于中国对君主美德的普遍要求，马基雅维里提出美德对于

　君主并非必要因素，甚至有时候可能成为阻碍。在他看来，君主不必真的拥有良好的美德，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只需要伪装一下，表现出自己拥有这些美德即可。

　五、中西方古代领导思想的共同点

　(一)对百姓的重要性认识。无论是中国儒道法三家的思想家们还是西方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对于百姓在国家建立与稳定上的重要性都进行了深刻阐述。古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中国，百姓既是君主夺得天下的基础也是王朝覆灭的直接推动力。在西方，百姓也是君主实施统治的对象和达成一切目的的手段。古往今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对于百姓重要性的切实写照。对此，中西方的领导都形成了共识:以民为根基，重视民生，施惠于民。

　(二)对时势的运用与准备。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提到君主的行为如果顺应时代精神就会治国顺利，如果与时代精神不相符就会走向失败。这对应的正是中国道家领导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无为即效法自然，充分尊重客观规律，顺应时势而为。同时，马基雅维里要求君主在和平时期也应为不利时期准备好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也对应着道家领导思想中的无不为，正如前文所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审时度势，积极行动也是领导者应有的重要素质。综合而言，中西方领导思想都要求领导者善于运用时势并能够为未来的各种情况都做好充分准备。

　(三)法律与军队的强制约束。我国古代通常将法律称之为“律法”或“刑法”。在法家看来，它是君主行使权力的重要手段，是政治统治

　的延伸。对于西方政治家，法律同样被认为是维护政治统治和约束民众的重要手段，而军队被视作维护法律强制力的必要机构，也是实行政治统治的暴力机构，具有对外抵抗外敌、对内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特别强调法律与军队的强制约束。

　六、中西方古代领导思想的差异

　(一)对待道德的态度差异。中国自古崇尚明君圣主，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自我修养。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国一直将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与治国之道紧密相连。在用人上也讲究尚贤使能，除“量才”之外更注重“论德”，宁用庸人、愚人，不用小人、恶人。与之迥异，西方选人则注重能力、业绩，只要能达到目标，对个人德行不作过多要求。从《君主论》可以看出，西方奉行领导者为了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抛开道德的约束，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简言之，如果可以靠道德统治，则不采用恶行;靠道德不能统治，则必须采用恶行。由此可见，对待道德的态度差异是中西方领导思想中最主要的差异。

　(二)决策方式的差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用一句话充分展现了中西方的决策差异，即“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在决策上，中国注重集体意见，宣扬领导者应具有高超的协调艺术，决策尽量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在集思广益的同时也能减少矛盾，均衡各方利益。而西方重独立、重分工，崇尚个人主义，提倡领导者应具有特别的个人魅力，在决策过程中带有更多的指挥色彩。七、对现代科学领导的启示从前文对古代中西方领导思想的阐述

　和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各有偏重，总体而言相似之处多于差异。由此可见，中西方领导思想的融合与发展具有必然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国面对传承与发展问题时遵循的准则，对于古代中西方的不同领导思想，我们更要兼收并济，充分吸取各自领导文化的精华部分，从而推进现代的科学领导。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领导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人的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无论如何，人都是领导的基础，也是领导的最终目的。二是儒法并行，除了道德文化的“软约束”外我们也要加强法律制度的“硬约束”。三是因时而异、顺势而为。不同地域的不同时代都会由于各自的文化特点形成不同的领导哲学，只有善于应变、灵活运用才能寻找到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领导道路。

　作者:周虹霞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