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为何成经开篇之作

　 《关雎》为何成《诗经》开篇之作

　摘 要：《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用诗艺的手法记载了我国最早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风雅颂”三类诗并萃，歌颂了这个多民族国家在明君贤臣的管理下，依从各家有利之言说，逐步走向繁荣兴盛的历史面貌。诗歌三百，具有教民、治民和亲民之道。在这样一部百科全书般的诗集里，爱情诗体裁的《关雎》却成为了《诗经》总三百篇的开篇之作，文章拟从以下几点探究其原因。

　　关键词：人伦教化 情感表达 意象审美

　　一、《关雎》是人类情感伦理的开端

　　《关雎》之义，四始诗风；人伦之德，中庸之范。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诗经》以风雅颂三类诗来编排，即以《关雎》为风诗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诗之始，称为“四始”。《关雎》属于风，关于风有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能力压其余三诗，位居第一，首先是它自身的伦理意义，其次是它的艺术意义，包括诗歌内部的意义旨归，以及深刻的文学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四诗统领着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诗四个方面，分别代表着《诗经》三百篇的编诗目的，就是儒家推崇的社会教化功能。《关雎》写爱情，男女之爱是社会最原始的情感，也是封建社会人伦教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初的出发点；《鹿鸣》写友情，提倡和谐的相处之道，构建友好互信的和谐社会，这是人类社会进一步扩展的教化产物；《文王》写统治者，有了家自然有国，指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国家在明君贤臣的共同治理下能够繁荣昌盛，代表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清庙》是商周时期最为发达的礼乐制度的产物，靠着封建人伦纲常和封建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以上四始，实际上为人伦之四宗的开始。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诗经》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反映爱情和生活的诗集。它的创作目的，或者可以说，后来统治者及其文人的编纂目的是将它编成一部“教科书”，教会人们关注生活、学会生活、热爱生活，并用儒家思想中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念来关照自身。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集，它以表现社会现实为第一要义，《关雎》可谓是其中的第一面镜子。美国文学批评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的功能就是“镜”与“灯”的作用：文学作为一面镜子，可以在作家的创造下再现或表现真实；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给予人以启示的力量[2]。因此，我们可以在《关雎》里看到普通男女追求爱情的真实动人的画面。这是一个让人感动、喜悦而又纠结、惆怅的故事：美人啊你就在河之洲，咫尺之间，挥挥手就可以看见，你可见到焦急的我一直向你翘首以待，你可明白我内心对你的爱慕与思念，你可愿意接受我的追求，让我给你弹琴，向你鼓乐，那动人的歌声里，满满的都是我?δ愕乃寄健！扒笾?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这一细腻生动的描写展现了古代社会基本的生活画面。《诗经》表达合情合理的纲常教化，鼓励男女之间主动追求爱情，因为两性之爱是人伦中必不可少的需求，但谈恋爱一定要合乎社会规范，合乎礼仪才能受到认可、受到祝福。因此，男子追求“淑女”，要用“琴瑟”和“钟鼓”奏出美好的音乐，使“淑女”心悦。《关雎》深刻体现了“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人伦教化功能，观照了真实的社会具象，再以人伦教育之、开导之、成就之。

　　二、《关雎》是人类美好情感的歌颂

　　《关雎》之情，求之思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关雎》首先打动我们的，是主人公直率坦诚地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倾慕，这种情感真实、热情、纯朴而强烈。诗言志，歌咏言，放在首位合情合理，圣人也无疑义，孔子对《诗经》做过审定，也没有改动《诗经》开宗明义的要旨。《关雎》语言朴素而流丽，在短短五个章节中，主人公的情感几经转折，先是欣喜地“好逑”之，互美的异性，相当的年龄，就是意中称心也不能就有求必应，还要深入地了解，是对“德”的衡量；然而“求之不得”，因此终日流连河洲，晚上还难以入睡。“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勾勒出一个单纯而深情的主人公形象。但即使遭此挫折，他也不放弃，主人公想尽方法，希望博得美人欢心。每个人都向往真挚而美好的感情，古代人也不例外，甚至富可倾国、权可覆国的人也不例外。因此，这首表达了人类心中最基本的求爱之情的《关雎》得以广泛流传，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了获得更宽泛的群众基础，使得儒家伦理思想深入人心，孔子等人将《关雎》收入国风其一收入《诗经》，并作为开篇之手，奠定《诗经》的感情基调――热情地关注现实，传达教化之作用，表达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尚书?尧典》把诗的作用定义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不仅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倾向，还传递出当时当地社会的统一的情感价值，要求人们将诗歌中的“志”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一个社会有了一致的追求，受相同的社会准则规范时，国家才能盛强，民族才能富兴。

　　三、《关雎》是美人之志，英雄之谋

　　美人之志，英雄之谋；以礼相求，求之有道。

　　从个人层面上看，《关雎》也是一篇关于美人与英雄的故事。这个美人既喻渴望凭借自身才能获得明君赏识进而求得功名显达的文人形象，又喻能够慧眼识人任贤举能的明君形象。这些美人渴望国家繁荣昌盛，成为万世之表，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民族追求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一直以“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具有朦胧而又美好、遥远而又让人心向往之的审美效果。古代诗人多使用“香草美人”手法寄托自己的美好理想。《关雎》中的审美意象共有三类，一是“香草”，即“荇菜”；二是起兴之象，即“关雎”“河洲”；三是“美人”，即“窈窕淑女”；四是使用工具，即“琴瑟”“钟鼓”。香草和起兴之象描绘了男女追求发生在清雅幽美的景色之内，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人们的情感总是显得如此纯洁、永恒，表现了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倾向。“美人”自然是诗歌的中心意象，她贯穿诗歌始终，却没有正面出场，一直给我们一个隐约的丽影；她并不在我们身旁，却也不致天涯之远，多少人为了“在河之洲”的她至死不渝地追求；以琴瑟钟鼓悦之，说明了“以礼相求，求之有道”。《关雎》展现了“美人”，也展现了“以礼求之”的礼教，这正是它的教化意义所在。

　从社会人生的层面看，《关雎》写的是人们追求理想的热切盼望和怀才不遇的辗转反侧。《毛诗?序》写道：“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t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淑女”可以看作是古代人民对理想的追求，人们对于理想“不淫其色”，看重个人合礼的品德修养；所以“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可以爱慕，可以追求，但要合乎情止乎礼，不可亵玩之。这是《关雎》想要告诉我们的，它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男女之间追求恋爱的故事，表达了男性对美好女子的向往和追求。“窈窕淑女”中的淑女，又岂止是美好端庄的女子呢？那也是有才能、有理想的人希望能够被圣明的君主赏识，以求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与渴望。“哀窈窕，思贤才”，明君和贤臣的价值追求是一样的，他们一直在寻找有才能有品德的人。路虽漫漫但他们不会停止求索，求而不得，辗转反侧，但他们会越发坚定信念，穷其一生追其美好。君子之道正在于“进贤”。

　　“美人”与“英雄”的塑造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题中之义。《关雎》通过对男女两性恋爱的赞颂，表达了对合乎社会秩序的礼教的肯定和维护；《离骚》歌咏“香草美人”，表达了对个人追求人生理想、实现社会价值现象的反映与肯定。中国古典文化的“美人”自然不只是经典中虚构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文人们更愿意从历史的长河中掘出极具风姿的女性，再用细腻的工笔地为她们画眉染脂，利用丰厚而深沉的文学历史底蕴对她们进行重新塑造，为她们补上时代的新妆。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这“四大美人”。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也许不失于美貌的名声，但无疑，西施、王昭君、貂蝉的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国家为重的民族情感是中国文人浓墨重彩的添笔，文人们将“美人”的“忠义”与“英雄”的“情怀”放在同一个民族遭遇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更能体现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始终不懈的追求，反映了他们沉郁的爱国情怀和大一统的民族思想。

　　王国维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3]，意思是每一时代的文学因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时代色彩和地方特色。纵观古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流传和为人们所喜爱，最关键的都是因为有了与《关雎》、与《诗经》，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反映社会现实，发出时代人民的心声。

　　注释：

　　[1]文天译注，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0-148页。

　　[2][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20页。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5页。

　　（古雪玲 广东广州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