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德以苦为乐驻非大使

　 刘立德以苦为乐驻非大使

　说起在非洲的日子，刘立德说：“对我而言，在非洲任职并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种愉快，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１９９９年３月，科特迪瓦外长代表总统首次向一位中国人――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刘立德授予了相当于该国部长级别的“军官勋章”。科特迪瓦独立以来，享受这一殊荣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位是在科特迪瓦工作了１３年的法国大使，另一位就是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刘立德。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刘立德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刘立德算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生竟然与远隔重洋的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弦易辙 走上外交之路

　１９５４年，适逢中国高考制度改革，考生第一次可以按文理分科报考志愿，当年中学毕业的刘立德踌躇满志地打算报考内地著名高校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考前夕，班主任突然劝他放弃工科而改攻文科。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急需培养一批外事干部，学校推荐刘立德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希望他以后有机会致力于祖国的外交事业。

　　刘立德不顾临阵由工科改为文科会导致考试成绩不佳而落榜的危险，毅然放弃喜爱的志愿，服从国家的需要，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为以后的外交生涯迈出了第一步。入学后，他选择了法语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这就决定了他数十年献身于中非友好事业。

　　北京外国语学院建立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建校的目的主要是为新中国培养外事干部。１９５３年以前，学生来源主要是参加军事干校的学生，校风淳朴，学风勤奋。师兄师姐们为人朴实，生活俭朴，没有特殊要求，一心学习，给新进校的刘立德做出了榜样。

　　学校物质条件虽然艰苦，学院里的学习气氛却很浓厚，同学之间的感情也很亲密。每天清晨，课堂里、操场上到处可听见朗朗书声。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小镜子，随时检查自己发音时嘴形是否正确。最有趣的是，当时饭厅尚未竣工，全校师生都是蹲在大树底下进餐，菜放在一个大脸盆里，一个班的同学都围在一起，过着半军事化生活，其乐融融。

　　１９５８年刘立德大学毕业，适逢外交部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高级翻译班，刘立德被选入进修。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与马里正式建交，要在马里设大使馆。刘立德被选派加入建馆筹备小组，并于１９６１年元月７日随第一批建馆人员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１９６１年初，刘立德一行七人成为第一批到达马里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刘立德任法语翻译。

　　马里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２／３的国土是沙漠，没有石油，也没有森林，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茶叶和糖，给外汇造成了巨大负担。独立后，马里政府为了减少外汇支出，决定自己生产这两种产品。他们首先找到原宗主国法国，希望法国援建这两个项目，但法国以马里自然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了。求助无门的马里转向了中国大使馆。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要派中国最优秀的甘蔗和茶叶专家前往马里试种。当时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高度重视，决定派刘立德担任年近花甲的甘蔗专家唐耀祖的翻译，陪同专家下农村进行试种。刘立德开玩笑说这是他首次“洋插队”。

　　甘蔗试种区靠近沙漠，气候异常炎热。刘立德笑着说：“把温度计放在太阳下，只要三五分钟就会升到摄氏５０度。”

　这一老一少住在远离使馆的马里农村，白天在烈日下曝晒，晚上回到住处靠着一个吊扇解暑，仍旧热得睡不着，吃饭也不甚习惯，只能趁每月回首都巴马科汇报工作时打一次牙祭。从甘蔗试验区到巴马科有４００多公里，基本上都是土路。刘立德他们所坐的是铁皮车，座椅都是用铁丝勾成的，而且只能坐４个人，连行李都没处放。一旦下雨，铁皮车行驶在泥泞的灌溉渠的堤埂上，轮胎打滑，稍有不慎就有跌入灌溉渠的危险。

　　日月如梭，在马里农村的日子一晃就是一年。这段日子里，刘立德深入马里农村，了解非洲农民，了解马里的社会结构，“这些东西是书本上学不来的”。老专家的一言一行也给刘立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当时老专家教马里人施农肥，都是亲自用手抓起脏乎乎的棉籽饼，手把手地教马里农民如何抛撒。经过一年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在马里成功种出了甘蔗。中国政府随即决定扩大甘蔗种植，援建一座糖厂。马里人民赞誉唐耀祖为“马里甘蔗之父”，至今马里人还在怀念他。

　　一年深入农村的经历，让刘立德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非洲人民寻求发展。他说：“非洲兄弟比我们还穷，还苦，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事。”退休后，刘立德还经常为中国与非洲企业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

　　１９６４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刘立德才从农村回到巴马科，在周恩来总理与马里总统凯塔的会谈中作翻译和记录工作。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会议从上午９点持续到中午１点，会后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与总理共进午餐。总理清点人数，发现刘立德不在，就问身边的赖亚力大使：“那个给我们做记录的小伙子上哪儿去了？”大使回答说刘立德回去吃饭了。总理责怪地说：“人家劳动了一上午，连饭都不让人吃吗？”于是大使连忙出门把已经下楼的刘立德叫回来一起吃饭。这件事刘立德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动情地说：“总理工作那么忙，这么小的细节都还记得，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刘立德还透露了他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一段不解之缘。１９７２年底，中国与扎伊尔建交，蒙博托应邀访华，双方开诚布公，以礼相待，会谈十分成功。蒙博托从此对中国非常信任，视中国大使宫达非为挚友。蒙博托有腰痛病，他辞退了西方的专职医生，改聘一位中国大夫给他针灸、按摩，刘立德任翻译，因此有机会每天见到蒙博托。蒙博托还非常喜欢中国菜肴，经常请中国使馆厨师去给他做饭，甚至在出差和旅游时，也要带上中国大夫和厨师，刘立德自然免不了随行。作为扎伊尔总统府的常客，刘立德可以登堂入室，深得蒙博托的信赖，实际上发挥着总统与大使之间热线的作用。

　出使非洲 打好经济援助牌

　刘立德先后在马里、扎伊尔（今天的刚果―金沙萨）、加蓬、科特迪瓦等四个法语非洲国家工作，历时２２年。在工作中对非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１９８９年８月，刘立德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大权大使的身份出使马里共和国。２３年后重返故地任职，分外激动。

　　“在非洲搞外交，最重要的是做好经济援助工作。”在马里任大使期间，刘立德把做好经济合作放在首位，７０％的精力都放在了经济上。除了巩固原有的援助项目，他在前任大使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管理合作”，协助马里政府管理亏损企业。刘立德还顺应我国对外经济合作方式的改革，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在马里开展劳务承包项目，并协助他们克服困难，加大竞争力度。例如，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修建巴马科第二大桥时，正赶上马里发生军事政变，工人趁机闹罢工，工程进度严重受阻。刘立德三番五次地做总统、总理、部长的工作，终于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从那以后，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在马里扎下了根。直到现在，马里的很多项目都交给该公司承办，尤其是修路、架桥、修建体育馆等。

　　１９９３年９月，刘立德出任科特迪瓦大使。在科特迪瓦期间，他一手抓经贸，一手抓交友，结识不少朋友。他经常深入农村，向青年人赠送足球、乐器等文体用品，向妇女赠送缝纫机、布、线，活跃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扩大了中国在科特迪瓦的影响。

　　１９９９年刘立德离任还乡，获得了马里总统颁发的“军官勋章”，亮闪闪的金色勋章为其外交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发挥余热 促进中非合作

　刘立德于１９９９年８月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继续义务为国际形势研究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奔波。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刘立德经常组织一批退休的老大使及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一起聚会，畅谈国际形势。

　　除了基金会和联谊会的日常工作，刘立德也在为中非之间的经济合作积极奔走。刘立德认为，非洲是值得开发的很好的市场，中非经贸方面互利合作的空间相当大，中国企业应该努力走进非洲。

　　刘立德的夫人林则文也从事外交工作，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总理派了两名大学生到马里学习当地语言帮巴拉语，林则文就是其中之一。两人在马里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谈话中，刘立德戏称自己的夫人林则文为“老秘”，因为夫人能熟练地使用电脑，一般打文章、上网查资料的事情都是由夫人代劳，“别人都有‘小秘’，我们家有一个免费的‘老秘’。”刘大使的笑语中透露出伉俪情深。

　　刘立德有两个儿子，现在都“下海”经商。他对两个儿子是完全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去闯。他说，由于年近古稀，社会活动繁忙，平时不爱运动，只是在家看护小孙女，享受天伦之乐。刘大使对足球也非常感兴趣，不过前几个月的欧洲杯他只看了几场就没看了。当笔者问他为什么时，他说：“希腊那匹黑马都能夺冠，中国这匹黑马什么时候才能冲出去呢？”刘大使非常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亚洲赛事上有上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