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梗澀與奏報難通——S.2589《中和四年肅州康漢君等狀》所見的信息傳遞

趙 洋

在相對安定和平的時期内，没有其他勢力或因素的干擾下，各類官方文書暢通無阻地在統一疆域内傳遞著各種各樣的信息。但强大的王朝也會衰敗，安定的環境也會走向紛亂。當出現戰亂或不穩定因素之時，信息的傳遞必然會被隔絶的道路所阻斷。可是，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固然會導致音訊阻斷，但人們對於諸多信息的渴求反而更加迫切。尤其戰亂是否平息、家人是否平安等信息，更是時刻被處於當時境遇的每個人所牽掛。杜甫名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1)杜甫《杜工部集》卷一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謝思緯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955頁。，就是安史之亂末期，杜甫在成都聽聞河南河北被收復時激動心情的寫照。

S.2589號文書作爲僖宗中和四年(884)十一月一日肅州防戍都營田康漢君等向沙州報告的牒狀，就是在道路阻隔而奏報難通時被傳遞的官文書。這件官文書主要報告了当時沙州當權者所關心的重要消息，如宋輸略、淮詮郎君和宋潤盈等人於邠、靈兩州至涼州之間的往來行蹤，以及黄巢之死及僖宗返京的情況(2)該文書雖有塗改且無官印，其文本性質確實難以遽然斷定。但文書既然是由肅州官員所撰寫並出現在沙州，也表明該文書確實是曾被人從肅州帶到沙州的官文書。。該文書目前已有數篇録文(3)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四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485—486頁；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03—304頁；
郝春文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簡稱《釋録》)第12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459—462頁。，唐長孺、鄧文寬和榮新江諸先生都曾利用此文書，並結合S.389，對當時張氏歸義軍與甘州回鶻、龍家及唐朝中央之間的關係有過論述(4)唐長孺《關於歸義軍節度的幾種史料跋》，初刊《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290—292頁，後收入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446—449頁；
鄧文寬《張淮深平定甘州回鶻史事鉤沉》，《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5期，93—94頁；
榮新江《甘州回鶻成立史論》，《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36—37頁；
同氏《敦煌邈真讚所見歸義軍與東西回鶻的關係》，收入饒宗頤主編《敦煌邈真讚校録並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62—65頁；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86頁。；
馮培紅先生在討論唐朝與沙州張氏之間的争鬥時，也曾利用過此文書(5)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148—155頁。；
胡耀飛先生則從此件文書所報告的消息出發，探討了黄巢之死的史料生成情況(6)胡耀飛《關於黄巢之死的史料生成——從敦煌S.2589號文書出發的探討》，沙武田主編《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224—237頁。。儘管前人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從信息傳播的視角對本文書進行深入挖掘仍有餘地。爲方便討論，兹據原卷行款迻録《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釋文如下：

6 靈州亦爲酬(仇)惡。中間兼有党項抄劫，使

7 全過不得。宋輸略等七人從邠州出，於

10 項，亦邠州節度贖到邠州，郎君二人及

11 娘子、家累、軍將米住等廿人，輸略等

13 末使發來，緣裝束不辨(辦)，發赴不得。

14 其草賊黄巢被尚讓共黄巢弟二

15人煞卻(7)删除綫文字在《釋録》中未録，但爲保存文書信息，此處照録。，於西川進頭(8)《釋録》著録時將此句與前句相連，並將“進”校改爲“盡”。胡耀飞則將此處斷開且不校改，見胡耀飛《關於黄巢之死的史料生成——從敦煌S.2589號文書出發的探討》，227頁。胡耀飛的釋文似更合適。。

皇帝回駕，取

16 今年十月七日，的入長安。遊弈使白永

18 達嘉麟。緣涼州鬧亂，鄭尚書共□□

20 涼州未發。其甘州共回鶻和斷未定，

21 二百回鶻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

22 州自胡進達去後，更無人來往。白永吉、

23 宋潤盈、陰清兒各有狀一封，并同封角

24 内，專差官健康清奴馳狀通報，一

25 一謹具如前，謹録狀上。

26 牒件狀如前，謹牒。

27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肅州防戍都營田康漢君、

28 縣承(丞)張勝君等狀。(9)以下凡引自該釋文者，不再另行出注。

黄巢之亂是晚唐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幾乎影響了唐王朝的大半疆域。敦煌地區雖然居於唐朝西北邊陲，並未直接受到黄巢之亂的影響，但該事件也間接造成了河西地區不同勢力的紛争，致使該地區也陷於混亂當中(10)胡耀飛《關於黄巢之死的史料生成——從敦煌S.2589號文書出發的探討》，228頁。。與此同時，處於沙州的張淮深正迫切希望得到中央旌節以便統領河西對抗吐蕃等势力，故而對此次大亂所造成的影響及僖宗的行蹤也必然投以極大關注。S.2589號文書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被撰寫與傳遞。

這件官文書主要報告的内容，胡耀飛先生已經將其提煉出12條(11)胡耀飛《關於黄巢之死的史料生成——從敦煌S.2589號文書出發的探討》，227頁。，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關於肅州以東的邠州、靈州之間的矛盾與局勢，以及宋潤盈等人在往來行程中遭遇的麻煩，尤其是如何從邠州到達涼州的情況。相關的歷史信息前人均有所論及，下面僅就本文書所涉及的道路綫路與消息傳遞等情況再做補考。

文書中提到邠、靈兩州的矛盾，其中邠州所在的邠寧道是指包含了邠州在内的邠寧節度使所管轄區域，而與邠州有嫌隙的靈州則是朔方節度使所在的治所。據《舊唐書》所言：

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
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12)《舊唐書》卷三八《地理一·關内道》，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389頁。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中央以邠州爲治所，邠、寧、慶、鄜、坊、丹、延、衍等州爲管轄區域，是長安西北方向重要的軍事區。靈州所在的朔方節度使則是開元九年(721)由朔方軍大總管改名而來，管轄鹽、夏、綏、銀、宥、豐、會、麟、勝、單于府等州，是抵禦回鶻的重要軍事陣地。

按道理來説，兩州此時還是唐廷所掌控的正州，應該守望相助、共同維護長安通往西域的要道不受侵擾，抵禦外族的入侵，保持道路的暢通。但根據文書所言，兩州卻因爲“亦爲仇惡”，致使唐朝西北這兩大重要區域之間的交通聯繫有所阻隔，往來行人 “使全過不得”。其中廣明元年(880)至中和四年的靈武節度使應當爲讓皇帝之後李元禮(13)吴廷燮《唐方鎮年表》卷一《朔方》，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56頁。該書後附《唐方鎮年表考證》指出李元禮當爲廣明元年十月後方鎮靈武，見1312頁。，中和元年至光啓二年(886)的邠寧節度使應爲朱玫(14)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六《邠州》，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198頁。。李元禮的事蹟記載很少，而朱玫則在平定黄巢之亂中功績頗爲顯著。史載，中和三年五月：

京城西北面行營都統、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朱玫就加同平章事，進封吴興縣侯，食邑一千户。(15)《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本紀》，716頁。

但在光啓元年十二月因李克用反叛，田令孜挾僖宗逃往鳳翔後，朱玫雖也出兵迎奉，但次年就立襄王稱制，後爲王行瑜所斬。朱玫與李元禮有何仇惡，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兩地都是當時防禦西戎和北狄的重要軍事重鎮，只是受最高長官不和的影響，勢必會耽誤邠州與靈州對狄戎的攻防，故而才會出現党項在兩境間抄掠的情況，使得路途不太安全，宋輸略、淮詮郎君等人都不得已流落至邠州。此時的唐廷已然無法約束西北正州的官方力量，也無力維護長安與涼州往來道路的暢通以及往來行人的安全。

文書還記載宋輸略等人出邠州途經河州到達涼州。他們所路過的河州，是長安西北至涼州南道上某一綫路的必經點。根據嚴耕望先生的考證，南道踰隴阪，西經秦州(今天水)、渭州(今隴西縣東)至臨州(今臨洮、舊狄道)，再又臨州臨洮軍西行，出河州(今臨夏)鳳林關，又西北至鄯州(今樂都)，又北微東經涼州(今武威)及甘州(今張掖)(16)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二《河隴磧西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98頁。。宋輸略等人本來可以走北道到涼州，即從邠州向西北經涇州(今涇川)、原州(今固原)，過石門關，再由會州和烏蘭關到達涼州。但因邠州與靈州有間隙，且有党項抄掠，故而宋輸略只好選擇南道，大概是先到涇州，然後走小道到隴州，再走上秦州往西的路綫。

之後，宋輸略等人雖然順利到達了涼州，但當時的河西都防禦使鄭尚書可能在與其後任翁郜争位(17)考證參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敦煌學》第二十七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年，271、273頁。，從而導致“涼州鬧亂”，他們又不得不再次滯留在涼州。同樣受“涼州鬧亂”的影響，準備東行途經涼州的遊奕使白永吉等人也被迫停留在涼州西北七十里的嘉麟縣。此外，甘州與回鶻也有種種矛盾，甘州附近時常被回鶻劫掠，“甘州自胡進達去後，更無人來往”，甘州與涼州之間更是無人往來。所以，當時長安通往沙州的交通，分别在邠、靈兩州之間與甘、涼兩州之間的路段，由於各種外來勢力的侵入以及唐朝内部官員之間的仇惡引起的争權奪利，已然被重重阻隔。這種“内憂外患”的情況導致途經該地域的行人往來頗爲不便，信息交流也不夠通暢，甚至人身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

除了以上宋輸略等人往來行途的情況之外，文書還報告了當時的朝廷局勢，主要是關於黄巢之死與僖宗還京。不過，報告的這兩個消息均出現錯漏，恐怕最初的消息來源並非官方所傳遞的文書。

根據通行的説法，廣明元年，黄巢之亂爆發，僖宗被田令孜挾持至蜀地，長安也被黄巢軍隊佔領。中和四年六月，黄巢叛軍被李克用等人剿滅，黄巢被斬首：

(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悦與尚讓追黄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
遇沙陀博野軍，奪之，並斬言首以獻於溥。(18)《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8311頁。

黄巢之死，向來衆説紛紜(19)參見胡耀飛《百年來王黄之亂研究綜述》，《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21期，2016年，70—95頁。。據上引《資治通鑑》記載，黄巢在泰山附近被朱全忠和李克用等人擊敗後，又遭到叛將尚讓的追擊，最終在狼虎谷被自己的外甥林言斬殺。

但在此件肅州報告給沙州的牒狀文書當中，關於黄巢之死的説法是“被尚讓共黄巢弟二人煞卻，於西川進頭”。與通行的説法相比較，這種説法的錯漏主要在劃掉的部分，即黄巢並非被尚讓及黄巢弟所殺。尚讓雖然背叛並隨後一直在追討黄巢，但最終將黄巢斬殺之人應當是黄巢的外甥林言，黄巢弟可能同時也被其斬殺。在這件被肅州官員上報給沙州的官文書上，之所以會劃掉“共黄巢弟二人”的消息，可能是肅州官員在抄寫之後覺得不太可能而劃去，也可能是沙州在收到這件文書之後核查發現不對而劃去。總之，關於黄巢身死，這件文書所報告的消息並不準確。

除此之外，僖宗返京的消息也存在問題。雖然黄巢在該年六月就已被誅殺，其後“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黄巢及家人首並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不過“上以長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歸”(20)《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七月、九月”條，8312—8313頁。。僖宗正式從成都返回長安是在次年，正月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21)《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僖宗光啓元年二月”條，8319—8320頁。。而文書所説的“皇帝回駕，取今年十月七日，的入長安”，恐怕是對相關消息的誤讀。因爲在中和四年十月，有“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22)《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十月”條，8313—8314頁。。這只是建議而已，並非正式的決定。當這個消息被傳遞到肅州時，就被誤以爲是僖宗取該年十月七日返京。實際上該年十月七日，據杜光庭《歷代崇道記》所載，僖宗還在成都“勑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宫土木之工，並用内庫宣賜”(23)杜光庭《歷代崇道記》，羅争鳴輯校《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371頁。，確實没有出發返京。關於僖宗正式返回長安並大赦天下的消息，此後有專門的正式詔書傳達至此。如同樣在敦煌發現的P.2696《中和五年三月僖宗還京師大赦詔》就是最好的例證(24)蔡治淮《敦煌寫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車駕還京師大赦詔校釋》，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650—659頁。。诏書明確説到“自中和五年三月十四日昧爽以前”，也可證明僖宗是在中和五年三月才回到長安。

以上是筆者對S.2589號文書中關於道路綫路與消息傳遞情況的補充。從殘存的内容來看，本件官文書作爲肅州呈報給沙州的牒狀，主要向沙州報告了當時肅州以東各地區的局勢，以及打聽到的一些重大消息。總結而言，大致如下：

一是宋輸略等人行進地區與路綫的安全情況。靈州與邠州之間的仇惡、党項抄掠、涼州鬧亂以及甘州地區遭兩百回鶻劫掠，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肅州及以東地區的道路交通與聯繫。這些道路交通信息關係到沙州與中央朝廷之間的聯繫，既與往來使節相關，也影響到來往行人的活動。而且，這些消息可能也涉及沙州當權者對於收復周邊地區戰略的選擇。如榮新江先生指出，張淮深迫切希望得到唐朝正式給予的節度使之名，故而從中和四年起，先後派出三批專使求節，而宋潤盈一行就是第一批，但此時仍逗留涼州未發(25)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86—187頁；
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148—155頁。。二是當時中原地區發生的重要事件。文書中所説的黄巢之亂被平定及僖宗回歸長安的事件皆有錯漏，但還是能夠反映肅州及沙州方面對於當前國家重要事件的關注。一方面，大概是爲了更好地統領河西地區，張淮深急於得到中央正式任命，故而十分重視來自國家的重要消息；
另一方面，之前就來到西北地區並受困於此的各色人等也急於得知家鄉的情況。

以上兩類消息中，前類消息應當都是基於當時肅州的地方偵查以及宋輸略等人親身經歷所得。這些消息不僅是沙州所關心的，同時也可爲肅州如何應對當前局勢提供參考，故而相對可靠。而後一類消息卻錯漏百出，顯然並非來自確鑿的官方信息傳遞系統，恐怕只是道聽途説所得。這也進一步説明當時肅州及以西地區與中原地區的信息往來已中斷許久。

在唐代的帝國版圖之内，準確的官方信息由專門的驛傳系統來保證及時傳遞。官方館驛作爲古代往來行人重要的方向指示與地理路標，關係到官方消息的傳遞、往來商旅的行進和各色行人的出行，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在唐初，官方就十分重視驛傳系統的建設，如顯慶二年(657)蘇定方擊敗原安西都護府都督阿史那賀魯(叛後自稱沙鉢羅可汗)以後，就立即在其所據之地“通道路，置郵驛”(26)《資治通鑑》卷二“高宗顯慶二年”條，6307頁。。這在《唐會要》中同樣也有記載：

顯慶二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大破賀魯於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别置館驛。(27)《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567頁。

唐廷對於道路的暢通與館驛的建設一直都持積極態度。依據《唐六典》卷五“駕部郎中員外郎”條的記載，玄宗朝時驛傳的規模已極爲龐大，基本覆蓋唐王朝整個疆域範圍：

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之閑要以定其馬數：都亭七十五疋，諸道之第一等減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爲差，第四減十二，第五減六，第六減四，其馬官給。有山阪險峻之處及江南、嶺南暑濕不宜大馬處，兼置蜀馬。凡水驛亦量事閑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驛四隻，閑者三隻，更閑者二隻。凡馬三名給丁一人，船一給丁三人。凡驛皆給錢以資之，什物並皆爲市。凡乘驛者，在京於門下給券，在外於留守及諸軍、州給券。若乘驛經留守及五軍都督府過者，長官押署；
若不應給者，隨即停之。)(28)《唐六典》卷五“駕部郎中員外郎”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63頁。

此外，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本《驛程記》也是唐宣宗時人們對於西北地區驛傳系統的直接記録(29)參陳濤《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本〈驛程記〉地名及年代考》，《南都學刊》2014年第5期，28—31頁。，可對《唐六典》的記載進行補充。由此可知，唐廷十分重視官方驛傳系統的建設，一直在盡力保證國家道路交通與信息傳遞的暢通無阻。

此外，唐代官方對於各種交通工具的驛傳程限都有詳細規定，《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員外郎”條云：

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30)《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員外郎”條，80頁。

同時，給驛時還會根據傳遞事件的輕重緩急注明驛數，如果有官吏没有按照相關的驛數里程行進，唐律也會對驛使稽程進行相關的處罰：

諸驛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疏議曰：依令：“給驛者，給銅龍傳符；
無傳符處，爲紙券。”量事緩急，注驛數於符契上，據此驛數以爲行程，稽此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31)《唐律疏議》卷一《職制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08頁。

又，驛使不得無故使用驛傳系統傳遞書信，如果導致軍務警急的信息被稽留，也會有相應的懲罰：

諸驛使無故以書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爲首，驛使爲從；
即爲軍事警急而稽留者，以驛使爲首，行者爲從。有所廢闕者，從前條。其非專使之書，而便寄者，勿論。

疏議曰：有軍務要速，或追徵報告，如此之類，遣專使乘驛，齎送文書。“無故”，謂非身患及父母喪者，以所齎文書，别寄他人送之及受寄文書者，各徒一年。“若致稽程”，謂行不充驛數，計程重於徒一年者，即以受書行者爲首，驛使爲從。此謂常行驛使而立罪名。即爲軍事警急，報告征討、掩襲、救援及境外消息之類而稽留，罪在驛使，故以驛使爲首，行者爲從。注云“有所廢闕者，從前條”，謂違一日，加役流；
以故陷敗户口、軍人、城戍者，絞。“其非專使之書”，謂非故遣專使所齎之書，因而附之，其使人及受寄人並勿論。(32)《唐律疏議》卷一《職制律》，208—209頁。

而且，驛傳系統的使用應該合乎規定，文書應遣驛而未遣或不應遣驛而遣，也會對相關人員進行處罰：

諸文書應遣驛而不遣驛，及不應遣驛而遣驛者，杖一百。若依式應須遣使詣闕而不遣者，罪亦如之。

疏議曰：依公式令：“在京諸司有事須乘驛，及諸州有急速大事，皆合遣驛。”而所司乃不遣驛非應遣驛，而所司乃遣驛，若違者：各杖一百。又，依儀制令：“皇帝踐祚及加元服，皇太后加號，皇后、皇太子立及赦元日，刺史若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並奉表疏賀，州遣使，餘附表。”此即應遣使詣闕，而不遣者，亦合杖一百，故云“罪亦如之”。(33)《唐律疏議》卷一《職制律》，209頁。

所以，在國家穩定且權力掌控較强的情況下，通過完善的制度安排，官方驛傳系統可以被有效利用起來，由驛傳系統傳遞的官文書都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内及時被傳達。尤其是軍事警急或需奉表疏賀等重要消息，更是如此。例如，《資治通鑑》載貞觀十八年(644)事云：

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34)《資治通鑑》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八年九月”條，6212頁。

貞觀十八年正是唐朝國力較爲强盛的時期，全國驛傳系統可以在統治疆域内正常運轉，重要的官方軍事情報也可以在帝國版圖内被正常地傳遞。故而，對官文書傳遞及行政運行狀況相當瞭解的唐太宗，即使身處長安，也可以知曉信息遞送到達的大致時日。這種未卜先知的判斷，也正是國家政務以及驛傳系統運行通暢的體現。

安史之亂以後，唐廷中央與地方藩鎮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危機與重構(35)相關研究可參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其種種變化具體到本文論題而言，主要是大曆十二年(777)進奏院的設置(36)《唐會要》卷七八“諸使雜録”條，1702頁。。根據張國剛先生的研究，進奏院作爲地方藩鎮設置在長安的辦事機構，其主要功能就是建立起唐廷中央與地方藩鎮溝通的橋梁——既需向朝廷反映本鎮情況和傳遞本鎮表文，又要及時向本鎮報告朝廷及他鎮情況(37)張國剛《唐代進奏院考略》，《文史》第18輯，1983年，83—91頁。。所以，各地方藩鎮的上都進奏院在安史之亂以後，實際上承擔起唐廷中央與地方藩鎮之間上傳下達各種信息的重要責任。目前所見P.3547與S.1156號文書正是兩份沙州所得的“進奏院狀”，係在長安的上都進奏院官員向沙州匯報情況的狀文。其中，據張國剛先生的考證，前者報告的内容應是乾符五年(878)賀正專使阴信均在京活動的事宜，後者則爲僖宗光啓三年二月至三月宋閏盈等三批專使在京求取旌節的情況(38)張國剛《兩份敦煌“進奏院狀”文書的研究——論“邸報”非古代報紙》，《學術月刊》1986年第7期，57—62頁。。而S.1156中提到的宋閏盈應該就是S.2589中留在涼州未發的宋潤盈，他在肅州官員上報情況之後還是順利到達了長安的上都進奏院。因此，在唐中後期，只要進奏院依然可以發揮其上傳下達的職能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息往來還是可以保持較爲順暢的狀態。

不過，當國家陷入混亂狀態，部分地區的驛傳系統因種種緣由無法有效運轉且陷入癱痪之時，官方信息也就無法及時、準確地被傳遞，有的地域甚至還會陷入信息閉塞的境地。此時，對於信息的獲取與傳遞，就不能再通過高效準確的官方途徑，只能依靠親自偵察及詢問來往行人等低效且不可靠的方式。這些低效且不可靠的手段，往往會造成人們獲知有效消息的輻射範圍極其狹窄，各種信息在傳遞過程中還會出現失真的狀況，錯誤的信息也就由此産生並被傳遞至其他地方。

其實，早先僖宗西逃成都，路過駱谷時，當時的鳳翔節度使鄭畋就前來拜見並請求僖宗留在鳳翔。但僖宗擔心自身安全而執意前往成都，鄭畋只好表示：

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39)《資治通鑑》卷二五四“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條，8241頁。

鄭畋已經預見到帝國陷入混亂之時，官方信息的傳遞會十分不通暢，故而提請可以便宜行事，以免耽誤軍機大事。

上文所討論的S.2589文書就是“道路梗澀”與“奏報難通”的真實寫照。此件文書雖是由肅州當地官員撰寫並遞送至沙州，屬於正式傳遞的官文書，其中所報告的消息理當詳實準確。但除了肅州至邠州這段區域内局勢的報告與沙州相關人員的情況較爲可信之外，黄巢之死和僖宗返京這兩件國家大事上卻依然出現消息滯後且錯漏百出的問題。

之所以出現這種消息傳遞嚴重滯後且失真的情況，主要在於當時黄巢之亂雖然已基本平息，但此時整個西北地區已然處於“道路梗澀”的混亂局面，人們往來都十分不方便，官方的驛傳系統也根本無法有效運行。因此，即使肅州是沙州獲得中原各類情報信息的前哨站，但在這樣“内憂外患”的局勢下，當地官員獲取消息的途徑及方式依然十分有限。況且信息的傳遞必須借助人來傳送，當該路段上往來行人的安全都時常無法得到保證時，大量重要的消息也必然難以被正常地傳遞，從而使得“奏報難通”。而且，恐怕不惟肅州如此，P.2762V《夫字爲首尾》詩有云：

夫聾(婿)一去遠征但(徂)，賤接(妾)思君情轉孤。鳳樓惆悵多□憶，雁信傳書到豆盧。遥想揚〔□〕空寂寞，那勘(堪)獨守淚嗚嗚。當今聖主回鑾駕，逆賊黄巢已就誅。恩光料合□□莫，歡(勸)君幸勿戀穹盧(廬)。(40)録文參鄭炳林《敦煌碑銘讚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131頁；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73頁；
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78頁。李軍認爲此文書作者可能是咸通初年前往沙州地區承擔軍事方面任務的人員，見李軍《晚唐中央政府對河隴地區的經營》，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93頁。

詩中女子雖然得知僖宗返京且黄巢已死，但她依然無法確知其寄往豆盧的雁信何時能夠達到。

儘管如此，盡可能獲取中原地區的重要消息依然是肅州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上文已提到過，當時張淮深迫切希望得到唐朝正式給予的節度使之名，所以對於當時中原局勢的關心也十分迫切。幸運的是宋輸略及淮詮郎君等人的消息都被傳遞至肅州。尤其本文書提到的宋潤盈等人如果確實是張氏派出的第一批使節，肅州既然得知了這批使節的消息，必然也會第一時間報告至沙州。而在報告這批使節情況的同時，也會順帶將他們或這批使節道聽途説的消息一併上報。道聽途説的消息不一定準確，但這也已經是肅州官員所能得知的最及時、最有用的，並與國家重要事件相關的消息。最後，這件S.2589文書應當也很順利地隨“專差官健康清奴馳狀通報”，而呈報到了沙州。

根據文書報告的内容來看，文書中絶大部分的有效信息應當是宋輸略等人與淮詮郎君一行所帶來的，因爲許多消息都與他們親身的經歷息息相關。如邠州與靈州有仇惡，且兩州之間還有党項抄掠，故而宋輸略等人要取道河州返回涼州。同樣，關於“涼州鬧亂”以及甘州回鶻的劫掠情況，應當也是宋輸略等人在涼州未發以及白永吉等人途經甘州到達嘉麟縣後所獲知與經歷過的消息。這些消息很顯然並没有明確的官方信息來源，但這畢竟是宋輸略等人親身經歷的報告，算是當事人記當時事。

至於僖宗返京和黄巢之死這兩件大事，宋輸略等人大概也只是有所耳聞，並没有親眼見過相關奏報或露布的具體内容。特别是宋輸略這批人，在邠州逗留及返回涼州期間，或多或少都會打聽到一些與中原局勢相關的消息。很可能恰巧，他們在十月份獲知“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又經過月餘行程到達肅州後，由於並不知曉僖宗“以長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歸”的最新消息，徑直以爲僖宗必然已經同意關東藩鎮奏表而返京，並進而將此誤判的消息告訴了肅州官員，消息閉塞的肅州官員也據此抄寫在此文書上並報告給了沙州。而關於黄巢之死，恐怕更是宋輸略等人在返回肅州的行程中道聽途説所得。其中説黄巢“被尚讓共黄巢弟二人煞卻，於西川進頭”，這個消息可能與當時“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於行在，詔以首獻於廟”有關(41)《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6464頁。。這裏的“行在”是指僖宗所在的成都，也就是西川。宋輸略等人雖然正確地知曉了黄巢首級被獻於成都之事，但無法獲知斬殺黄巢的確切人員，體現在文書上就是出現劃去“共黄巢弟二人”的情況。

其實，追討黄巢功勞最大的徐州時溥在獲得黄巢首級後，曾專門令其幕佐李凝古撰寫露布表功：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絶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黄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絶一時，天下仰風。(42)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16頁。

李凝古所撰寫的這份露布已然不存，但既然有“凡數千言，冠絶一時，天下仰風”的讚語，也可以説明這份露布在當時傳播範圍相當廣泛，可以被中原地區相當多的人所獲知。

中原地區的藩鎮確實也曾收到時溥傳遞來的狀報。崔致遠代其幕主淮南節度使高駢所寫的《賀殺黄巢表》中云：

某言：臣得武寧節度使時溥狀報，逆賊黄巢、尚讓分隊並在東北界。於六月十五日行營都將李師悦、陳景瑜等於萊蕪縣北，大滅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賊將僞僕射林言梟斬黄巢首級，並將徒伴降部下都將李惟政、田球等訖，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43)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賀殺黄巢表》，党銀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3頁。

所以，時溥除了專門命人撰寫露布之外，還曾向周邊藩鎮節度使都遞送了狀報。狀報中詳細記録了黄巢是六月十七日在萊蕪縣北附近被林言梟斬。可見，黄巢之死的消息，曾經通過官方傳驛途徑傳佈過。

可惜，不論是時溥官方發布的露布還是狀報的具體内容，都没有被宋輸略等人或肅州官員得見，甚至邠、靈兩州也很可能未能第一時間獲取，他們大概只是得知黄巢的首級被獻於西川。因爲如果他們及時看過這些詳細記録黄巢之死細節的露布或狀報，必然不會在上報給沙州的牒狀上抄寫如此明顯錯漏的信息。所以我們可以肯定，文書的相關信息並非來自正式官方大捷所宣告的露布或牒狀通報，應該只是肅州官員道聽途説而來。

總之，根據S.2589號文書報告的内容，我們可以推知肅州官員向沙州報告的這些消息，很有可能都是來源於宋輸略及淮詮郎君等人。不過宋輸略等人所得消息估計也是在邠州逗留及返回涼州途中道聽途説所得，因而對黄巢之死和僖宗還京這兩件如此重大的國家事件，他們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與信息相對暢通的中原地區相比，肅州以及邠、靈兩州由於附近的混亂局勢，正常的官方驛傳系統已然陷入癱痪境地，這也導致一些國家事件的重大消息都無法有效而及時地被傳遞與獲取。但是，沙州的張淮深急於獲得唐王朝的正式任命，以名正言順地統領當地勢力，故而對於中原信息的渴求十分强烈，即便所得消息可能並不準確，但肅州官員也只能將所聽聞的這些消息如實上報。

本文以S.2589號文書爲例，主要通過對文書所包含的歷史信息進行重新考辨與討論：與正常運轉的官方驛傳系統相比，在帝國混亂、局勢緊張且驛傳系統癱痪，信息傳遞無法有效進行時，人們對於信息的獲取與傳播的情狀。岸本美緒先生曾論述過崇禎之死的信息如何在江南傳播的過程，指出：“如果人們判斷社會是安定的，那麽即使國家的暴力機關不那麽强大，通過地方官府，地方社會的秩序也可以得到保障；
但如果國家權力的存在已經曖昧不清，王朝崩潰的流言四播，這時，以前就已存在的對社會崩潰的判斷，就會在秩序混亂的基礎上立刻引發恐慌，這種恐慌又使秩序更加混亂。”(44)岸本美緒《崇禎十七年の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收入《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143—161頁；
此據底艷漢譯文《崇禎十七年的江南社會與關於北京的信息》，《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31頁。黄巢之亂同樣造成了唐帝國的混亂和社會的不安定，也使得國家權力在該地區掌控力量的削弱。這還使得信息的傳播變得十分困難，該地區不知不覺中也落入消息蔽塞的境地。

這種消息蔽塞的狀況，還同樣讓人們産生種種不安情緒，既有對於國家動蕩的惶恐、對於自身和家人安危的擔憂，以及對於社會秩序混亂的懼怕。但往往也是在這樣人心惶惶的境遇下，人們爲了平慰心中的不安，以及尋求以後行動的參考，他們對於信息的獲取反而會比平時更加迫切。即使所獲取的信息無法確認其時效性和準確性，但爲了更多地瞭解地區及國家發展的局勢，依然會將道聽途説所得的信息記録在正式報告的官方文書當中。當然，這種消息傳遞不暢而帶來的不安感，並不只在帝國混亂時出現。如天寶八載(749)赴西域充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書記的岑參就曾賦詩《逢入京使》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45)岑參《岑參集校注》卷二《逢入京使》，陳鐵民、侯忠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7頁。岑參爲了向家人報平安，也只能委托入京使傳語。畢竟安西與長安在天寶年間雖道路暢通，但在無法使用官方驛傳系統的情況下，信息的傳遞依然路途漫長。

考辨文書所記載的内容可以豐富我們對於史實的瞭解，尤其是正確的歷史信息可以爲我們明晰一些以往不太清楚的細節，但錯誤失真的信息並不代表就是無用的信息。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看，信息的真假有時並没有那麽重要，反而通過分析信息怎樣以及爲何被錯誤傳播的過程，我們可以瞭解當時人在特殊歷史情境下對聽聞的信息所作出的應對方式與方法。此外，我們還應當積極利用實際運作的材料，基於並超越制度層面的討論，從信息傳播的視角來考察古人日用而不自知的方式與觀念。尤其在制度運轉不暢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才會更加瞭解當時人最爲日常的生活方式和方法。這些既是我們瞭解唐帝國信息傳播不同面貌的獨特取徑，也是我們理解當時人日常生活狀態的特殊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