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辩证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

　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任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并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变化的新特点，能够从理论上探寻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可能路径；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理论与实践共进的整体性视角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总体上描绘了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路线图，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具体实践方案。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互动视角下，才能全面理解与掌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逻辑。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络、回答时代之问而做出的一个重大科学判断。新时代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新目标，同我们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从而促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坐标来看，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虽然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总体上是针对供给与需求而言的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这对矛盾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存在形态。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供给侧“落后的社会生产”是与需求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直接呼应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基本要义是生产力总体上的绝对落后，核心表现就是短缺经济、供给不足、物质产品极其匮乏，我国人民群众还处在温饱不足的状态，仍有大部分农村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所以供给侧的生产状况和水平不能满足需求侧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温饱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使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提升经济总量，加快效率型的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产品的需要。

　历经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党和国家逐步兑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价值诉求也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P11）前提下得到满足。旧的社会主要矛盾扬弃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与需求侧都表现出新特点。

　（一）“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成与实现 需要的产生、发展与满足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丰富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由社会生产状况和水平决定，也受其影响和制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需要层次发生深刻变化，需求侧从物质文化需要跃升至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是对物质文化需要的积极扬弃，是人民需

　要范畴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从表象上看，是“美好生活需要”否定了“物质文化需要”，而实际情况是，只有肯定“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满足，才会扬弃为“美好生活需要”。物质文化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性维度，美好生活需要是对物质文化需要更高层次、更多领域的拓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人民的生活需要必然会从单一状态上升为多样状态，逐渐丰富起来。诚然，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出场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现实的、具体的需要，是全体人民群众广泛性、递进性需要的概括和表达，它既包括民众对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普遍需要，也包括不同收入阶层民众对社会结构某领域特殊价值的追求；既包括主体对自我价值充分展现的需要，也包括对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诉求期盼；既包括经过努力即将实现的需要，也包括对未来可预判、可期待的需要。并且，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性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生成，也将随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变得更加丰富和全面。它的出现不仅确证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而且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维度——人的自由发展的积极肯定，彰显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使人的生存方式主要体现为自发地受物的支配状态，尤其“在资本推动下，人们的需求往往会不断地增加，而不是不断地减少”［2］（P9）。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逐渐把人从外部的对“物的依赖性”的层面解脱出来，转向追求和关注人内在自身的价值实现和更高层次需要的劳动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条件。美好生活需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天然亲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阶段逐步帮助人民摆脱剥削、压迫、贫困等生存境遇，逐步朝着美好生活目标靠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不断探寻新时代美好生活实践的可能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政治制度、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建设美丽家园不但是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现实关照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衡量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价值尺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美好生活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没有变化，资本逻辑与私有制的结合”［3］（P79）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出场，它能够被实现只能在根本消除资本逻辑对社会一切领域统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此，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也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一切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根本区别开来的标准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美好生活需要伴随着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生成，也必将成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解决而实现。因此，逐步消除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现实制约因素，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着力点。

　（二）何以可能：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到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集中反映了我国在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方式、发展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虽然历经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但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速快而不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高品质服务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正是因为社会生产供给质量不高，不能适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对更高品质、更健康、更安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新变化，所以出现了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失衡与错位，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民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

　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揭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决定了我国今后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着力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个短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出了对策。“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1］（P12）“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P29、P34）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新表述，也是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同时出现的高频词汇。逻辑上的语意表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在遵循“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的逻辑前提下，新时代的发展更为关注发展进程中质量与效益、公平程度与持续性，而非片面强调发展的速度、数量与规模。高质量发展预示着中国发展开始步入提质增效的时代，这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新时代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提升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提高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有机统一，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原则的发展。面对“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等发展不平衡的民生领域现实短板，为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更要关注生产关系的改革、调整的公平正义需要。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现实要求。只有解决好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才能凸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那么，实现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措施是什么呢？习近平明确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4］（P827）很显然，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途径，这是由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决定的。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层面内容构成的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每一个层面的共享都以人民利益的需要和满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社会民众利益的整体关注，它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均”与“公”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

　然而，共享理念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既看中分配上的公平正义，更看中生产力的发展，即强调发展与分配的有机统一，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共享发展不仅是一种发展观，还是一种价值观，是在理念层面对发展是“为什么人”问题的价值解读，在共享中实现公平正义，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只是手段，目的是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达到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解决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系统工程，除了靠共享发展来实现，还要依靠完善、创新制度来保障，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创新制度，全面建成多层级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各项机制，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以形成稳定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坚决打赢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等改革措施也势在必行。

　二、整体性视角下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论

　“马克思强调整体性的现实”［5］，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也是当今中国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认识和方法。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践中面临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由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派生出来的、“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涵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内容。只从某个领域、某个维度、某个层面着手解决是难以奏效的，一系列途径与方法的探索、实践与创新归根到底都要立足于整体

　性视角。整体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共时性关系与历时性关系的有机统一。共时性关系要求社会协调充分发展，历时性关系要求社会持续发展。鉴于此，整体性就成了解决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视角。

　（一）以整体性为特征的新发展理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行动指南 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既是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渐进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进程。社会主要矛盾为何要转？转向哪里？怎样转？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决定，受生产力发展逻辑的制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6］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深化改革创新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规律的原则出发，需要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继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动力与新元素，这是从根本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就具备这样的理论引领性。

　新发展理念是在我国发展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在要素性发展问题上的理论反思与超越，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念的新飞跃。作为新时代科学发展的最新形态表达，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整体性的理念体系。在这一整体体系中，每一个发展要素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排列，其中每个发展要素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不同发展要素彼此形成一种互动耦合的关系，从而使新发展理念成为有内在统一性的结构整体。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特征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了“人—自然—社会”协同发展的实践要求：将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践行者和受益者；将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合理诉求作为发展的逻辑原点；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作为发展的着力点；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人与人关系的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发展的目的；将自然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发展的基本遵循；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公平与效率、对内与对外的矛盾关系作为发展的调整范围。

　以整体性为特征的新发展理念既描绘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图景，也指引着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不直接研究生产力，政治经济学就难以更为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7］之所以说“新发展理念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8］（P111），就是因为“新发展理念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9］，这一整体性的发展理念决定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在实践方法上的先进性与创新性，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新境界。新时代的生产力发展要将“创新驱动作为支撑动力、协调平衡作为标准尺度、绿色生态作为质量形态、开放共赢作为空间途径、共享共富作为原则目的”等发展性要素系统性整合，从而形成并协同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合力体系，实现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高质量发展。由此，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属性所具备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理论特质为新时代生产力充分平衡发展提供重要思想源泉和行动指南。

　（二）蕴含着整体性方法论智慧的“两大布局”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方案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有很多，但最基本的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1］（P12）。“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从来都不是单纯从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因素来看的，而是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来看的”［8］（P72），这就要求我们将整体性、系统性作为发展的目标要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涉猎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以认识。因此，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必须以基本国情为现实依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来谋划方案。必须肯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正契合了这一实践要求。

　作为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下简称两大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过程中确立的战略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入认识。“两大布局”既彼此独立、自成系统，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整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范式的科学性就在于强调其辩证统一性，具体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来部署各方面工作。在坚持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破除了体制障碍，夯实了法治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确保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完善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内容的丰富和深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保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强调经济建设是根本，是其他建设发挥作用的坚实物质基础。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坚持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统筹发展，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还鲜明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同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谋划”建设与“牵住牛鼻子”进行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各类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案，二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的客观要求，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始终。“四个全面”作为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发展战略布局，为“五位一体”的全面建设抓住了关键环节、强化了重点领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将是各领域协调统一的小康社会，其内涵必然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随着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将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现了我国发展战略布局的连续性与发展性，并且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涵盖的目标完全契合。

　由此可见，“两大布局”的有机统一与协同推进不仅将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将继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像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一样，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只能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成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全面施工”。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逻辑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然而，“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0］（P29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不是一个既成的事业，而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实现的。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方位中的主要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起承转合中所面临的最突出的现

　实问题。这一矛盾的解决必须诉诸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要求。

　与全面小康相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是更聚焦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建设的协调共进，不留空白。虽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同步提升国家物质、精神力量及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还是不全面的，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现代化，在实体经济水平、原始创新能力、社会文明水平、生态保护等领域与现代化强国仍有明显差距。鉴于此，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是脱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新战略擘划，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延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而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更高、更强、更广阔的奋斗目标，是一次新提升和新跨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继续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一战略安排，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用明确的时间表和清晰的路线图对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它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廓清了新时代我国发展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直面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总体上描绘了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施工路线图，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具体实践方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对现代化建设中发展范围和程度的准确表达：发展的核心在全面，关键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强国。

　首先，全面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这能够消弭区域、领域、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有机体内部各要素、各领域、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中重经济轻生态、重速度轻质量、重物质轻文化等片面性问题，强调补齐农村、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短板，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不仅要关注阻碍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要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更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

　其次，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方面，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基础，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先进的生产力构建雄厚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建设支撑和推动着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规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径，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着力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任务，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它的目标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现代化，整体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属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要求，也代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体现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突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聚焦社会公平与正义，明确提出缩小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要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让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群众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要能够共同享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是消弭群体收入之间不平衡、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总开关。

　最后，创新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是驱动充分发展的第一动力。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强化创新第一动力的地位与作用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内生性需求。我国正在由发展中大国向现代化强国

　迈进，如果我们不能在创新领域取胜，就不能掌握全球先机和竞争优势，就会失去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发展的内涵不充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足，体现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尤其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创新型国家的本质是依靠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增强，尤其让科技创新成为“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的着力点，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11］这一论断深刻地道出了科技创新与强国的内在逻辑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只有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才能实现我国发展内生动力的根本性转变，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广阔空间。

　总之，“全面建设为表，解决矛盾为里”［1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更是对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回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人们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自觉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并着力消除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历史活动，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全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