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条件、表征及路径

范小雨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个年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形成了指导时代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一重要指示，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国情和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而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去粗取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并利用发展了的文化形式去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去粗取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并利用发展了的文化形式去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2]。新时代新要求新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就是新的时代要求，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两者之间是否有契合的可能性，这也是不断推进两者融合、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第一，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这也是它能够适应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容纳的根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在理论上是科学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形成之初就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是当时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生产过剩、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且不可调和的时期产生的，这样的社会条件为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基础。剩余价值学说是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的深刻总结，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普遍规律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本质的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其二，其坚持从实践出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巴黎相继成立，极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此后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与深刻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性与操作性。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必将会碰撞出不啻烟火的灿烂火花。

第二，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开放性特征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其形成、发展、创新的整个历程中都有所体现。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在开放中形成的，它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纯粹的个人的思想产物，而是汲取了人类历史上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在开放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体系庞大、内涵丰富，但并不能穷尽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开放态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完善；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在开放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不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因此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教条式地照搬照用，而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在结合本国国情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既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理论，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极强包容性的文化体系

正如一个人有了包容之心，才能成就功德伟业，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样也需要在不断地接纳与包容中历久弥新，实现繁荣昌盛。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且在包容性愈强的时代，文化就愈发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它对本土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而且体现在它时刻保持着自信和开放的态度去接纳与借鉴外来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发展过程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特征的生动体现。汉武帝时期，儒学学者董仲舒在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本土思想学说，并同儒家思想进行充分融合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具有深刻影响的思想主张。新儒学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一跃成为了汉代官方哲学，儒家文化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复兴与繁荣。到了两汉之际，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了中国，儒家和道教不仅接受了佛教在汉地的生根发芽，而且逐渐与佛教思想互相吸收、互相补充。宋明以后，儒、道、佛三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发展，在社会上大致形成了以儒家治世、以道家治身、以佛教治心的三教合流的主流思想。由此可见，包容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包容性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它之所以能够深深植根于中国，开花结果于中国，除了其本身独具的科学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包容性之外，还有一重更重要的原因，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些理论内容方面是高度契合的。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具体表现，可以筑牢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提升文化自信，同时也能够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的科学理论，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

（一）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大同”社会理想契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都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虽然两者对理想社会的建设路径和具体描述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天下和合、公平正义、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追求。

在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中，一切剥削和压迫都将不复存在，国家和阶级也会永远消失，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它事物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但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马克思认为，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两个必要阶段，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5]而在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后，不仅旧社会的落后痕迹会消失殆尽，社会生产力也会迅速发展，从而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真正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学说中，理想社会被称为“大同”社会，而对其内涵记载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礼记·礼运》，“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都是其文对大同社会理想状态的具体描述。由此可见，“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都强调建立一个仁爱、博爱、劳动成为第一需求和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除此之外，道家也有一部分涉及理想社会状态的思想学说，但它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一种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的“小国寡民”式的原始社会形态。不过，道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契合点，即两者都强调在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将会呈现出一种和谐共生、和谐发展的状态。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民本思想契合

唯物史观是研究人和人的发展的一门科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民众为江山社稷之本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一致性。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的历史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认为整个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具有实践性，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结局，“历史的活动就是群众的事业”[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人民立场，立足人民、扎根人民、依靠人民，并且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是治国之道，国以民为本，民心得失与国家存亡直接挂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最早体现出了“以民为本”思想观念，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还有一些思想学说更多是通过强调君主如何去体恤人民，如何去处理与君民关系，如何使君主重视人民来体现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社会时期“以民为本”观念的。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讲的是君主要关心民生问题，善待人民，爱戴人民，心怀天下。“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讲的是厘清君民关系，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与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一切政治权利与政治制度都是来自人民、治于人民、为了人民。“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讲的是人心向背对国家存亡的决定作用，以此强调了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尽管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受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但它在本质上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唯物辩证思维方式契合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都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构成了整个世界。纵观唯物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到，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它与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相一致。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它由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部分组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理论。整体而言，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存在一种初级与高级、狭隘与全面、局限和客观的关系，但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看，二者高度一致。

辩证的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作用但存在正误之分。因此想办法、办事情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也肯定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可循的，如“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遗书》）中提到的“自然”就表示万事万物都存在一种自然而然、自然而为之状态，当万事万物遵循其自然状态发展时，方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意指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为外界力量而改变。然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始终致力于从特定的物质中寻求世界的本原，比如“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础、认为万物生成是天地与阴阳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的“阴阳说”以及用一元论认识世界，视万事万物为一气所生的“气一元论”等等，这些观点虽然受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直观性和非科学性的缺陷，但本质上都承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坚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眼光认识世界和历史。马克思认为，生与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辩证法是死，但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7]94生死是互相转换的，没有死就没有生，旧事物不消亡新事物既永远无法产生，因此要用辩证否定的方式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辩证法的思想学说最早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易经》，“阴阳依存”“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观点都具有明显的辩证思维，还有老子提出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道德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等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的、具有不同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异质文化，但中国共产党坚信两者是能够进行有机结合的，并始终为推进两者的结合而不懈努力着。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及时梳理和总结党的宝贵经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大势，探索两者契合的有效路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向前推进意义深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永不动摇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也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既要做到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紧密联系，又要做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割裂的关系，我们决不能用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犯文化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在一种时代条件下只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另一种时代条件下只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轻视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实践性和发展的开放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永不动摇，能够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直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十分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辉煌的成就。当今，中国传统文化文命危浅，朝不虑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推动两者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化危机为立足点，挖掘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并在实践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走出文化危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三）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交流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因为在世界文化交流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始终保持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态度，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遵循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交流原则，把中华文化的民族特性充分保留了下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结合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用最简单质朴的群众语言阐述其概念，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解释其命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的同时，也要保留其民族风格和民族特征，并不断地进行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新的文化创造，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