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评析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评析

　来源： 作者： 时间：2009-10-30 点击：

　　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西方思想理论界如何进行文化的研究,以及自然分化出的种种流派;二是当代西方社会在新的背景下所呈现的诸种文化现象。但在具体的分析研究中,这两者又无法完全分离。在此,不妨作个模糊处理,将两种情况揉在一起,从总体上加以分析和阐释。

　一、表现与特征

　1·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回归日常生活的努力

　在西方,狭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是指二十世纪50年代诞生、在60年代以后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英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成果。广义的“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是指包含了许多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有关文化的种种研究。英国之外,法国、德国、美国都有基于本国传统且蔚为大观的文化研究。在研究的范围上,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是一个包罗万象、涉及面极广的领域:婚姻、时尚、玩具、身体、身份认同、公民性、全球经济力量、城市贫民、消费、广告、肥皂剧、寡妇殉葬、性别歧视、黑人政治、同性恋、地理政治等无数对象或领域;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各种主义和理论;文学、社会学、媒体与传播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等若干学科和专业。

　这里,我们会问为什么要研究文化,或为什么要进行文化意义的研究?著名学者T·伊格尔顿的观点可以算作一种回答:在战后的西方,文化首次成为整个物质再生产中的一种重要力量,被明确地纳入了它在高度现代主义时期所极为蔑视的商品生产领域。而且,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象征性的宗教领域、艺术等全都渐渐地从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中分离出来,艺术被转入了市场。也就是说,在战后的西方,文化已成为整个物质再生产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在经历了现代性的分裂和陌生化之后,文化生产重新加入到一般生产的行列,如今更是完全受制于商品形式。艺术品成为控制力量的载体,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以前现代的形式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机构联系起来,不如说是因为艺术品模仿了商品形式的命运,正如特奥多·阿多诺曾指出的,商品形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以研究的取向和目的而言,此时许多的西方学者敏锐观察到整个社会在阶级结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等方面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企图以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特色透视人们的政治意愿、价值选择和信仰态度。换句话说,文化研究之所以被高度重视,伊格尔顿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文化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包含着就“文化”这个术语本身的意义展开的斗争,即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的斗争:作为艺术,文化不一定与这些性革命、种族斗 代写论文争以及相关的运动有多大的干系,但是,作为语言、价值、习俗、生活方式、同一性和忠诚,文化却与之干系重大。比如,在英国学者斯图尔特·霍尔等人撰写的《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6年)一书中,学者克拉克就专文考察一批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一度流行的“光头仔”形象。他发现,在其追求离经叛道的粗野的生活风格背后,这些青少年以“反文化”的方式实践着重塑工人阶级社群的意愿。约翰·费斯克在《牛仔裤:一种理解美国大众文化的视角》中,以大量篇幅深入分析了作为符号的牛仔裤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的含义。会以如此严肃的态度就光头仔和牛仔裤这类现象进行分析并形成相应力作,在它其他学科似乎还难觅踪迹。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兴起,其背景和依据就是现代社会中权力、经济、日常生活之间严密缠绕和内在渗透的关联。

　当今西方学者注重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克服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性,抗议严格学科界限下的“霸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随着学科体制的建立,人类实践与社会生活实际上被高度抽象和严格剪裁而被清洗、置换得面目全非,许多重要的问题丧失在僵化的学科分界线的缝隙里。F·詹姆逊在解释文化时就说:“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我从来不屑于学院式的分门别类,因为这是旧体系的做法”[1]。因此,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应看作是回归日常实践、重构社会生活的努力,它肯定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一切都可以也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

　2·当代西方文化的“显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迅速崛起应视为西方五、六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和精神流向的内在轨迹。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而且后现代主义又依循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你不能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确定的、明晰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语)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和诉求。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二次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明确地说,后现代主义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 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而且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化危机(利奥塔德)。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转换并规制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本文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从此,后现代文化与美学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秉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文化被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复制、消费和平面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代码。

　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发生发展起来,它一出现,立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不同寻常的反叛和撕裂。从总体上,后现代主义更强调认识上的动态性、发展性,反对绝对的真理体系,但又过分渲染差异,有着极端化的明显倾向。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并没有整齐清晰的模式和思想体系,在后现代主义旗帜下汇集着形形色色的流派、理论和假说。后现代主义彻底否认了传统文艺的美学追求、文化信念和叙事规则。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呈现出解构理性、反对本质主义、无深度、消解并躲避崇高、零度叙事、表象拼贴、与大众文化和流的鲜明特点;在后现代眼里,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事物是多样的、不稳定的;后现代主义追求边缘,因而无中心;追求变化,因而漂移不定。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时间的连续性被打破了:在他们面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在场,只有当下的世界。后现代主义往往从别处借来的观念和意象并加以折衷调和,戏说严肃的话题。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所组成的。所以,后现代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2]。

　3·当代西方主导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的裹挟、推动下,当代西方社会同时有了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原本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受后现代主义推动的大众文化的强劲势头和广泛影响,精英文化的势力日渐式微。不过这里的大众文化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不能完全等同。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特指新的时代环境下,文化的内涵特别是文化的功能发生的重大转变。

　正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各种流行的大众文化时,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和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从而支持、稳固了现存统治的继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成员看来,大众文化与技术理性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齐一性不仅消解了艺术的自由创造本质和个性化特征,而且通过迎合市场消费的需要、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消解了人们内在的超越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进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便是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内在欺骗性,正是通过这种欺骗性,资产阶级实现着对大众、对被统治阶级的操纵与控制,这便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功能[3]。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职能,使文化不再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特别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产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像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二、分析与评价

　无论是对当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还是对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等形态的分析,都离不开对其中社会背景、本质特征、思想资源的探究,尤其这些文化现象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我国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都需要作一定深入的考察。

　1·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是当今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谈论任何社会现象时,我们都不能忽视了“语境”的意义,而“语境”又是时间、空间以及各种条件的总括。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温柔地告别了作为非功利的和谐的文化观念,或者说它相信如此;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文化是早熟的和抽象的。因为虽然后现代主义抛弃了认识论的基础、形而上学的根据、绝对肯定的真理、无懈可击的权威,以及其他的一切[4],而非功利文化时代的结束却是以生产力的高度提升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

　“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整体兴起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样,资本主义“不仅改造了劳动过程,也改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产生了“工薪阶层的消费模式”[5];而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社会关系也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全球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文化相互冲突的过程。如今,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以WTO为契机的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

　2·消费主义成为渗透于所有文化形式中的基本特征

　英国学者卢瑞认为:“消费文化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6]。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商品及其流通方式的发展与商品的巨大丰富是形成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7]。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8]

　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鲍德里亚就认为:在后工业消费社会,商品的实在性意义也在趋于消失,商品的“仿像”文化消费占居了重要的本质,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一定完全是对商品实用性的消费。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广告在当今时代,实际上还在创造一种消费文化。

　西方社会的这种消费文化给现实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异化的自由和快乐的假象,以此掩盖了自由与快乐等在现实中的真正退隐。在此,艺术不再是个人的反思式的创造行为,不再是文化英雄主义时代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的思想旗帜。相反,艺术的生产和欣赏已转变为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行为。由此,文化的创造成为一种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世俗化的行为,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要主要是一种消遣性的娱乐。因此,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向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低头屈服的堕落倾向,因此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

　3·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研究与发展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德里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它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9]。这种观点表明了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在思想中的相遇,在表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同时,也印证了后现代思想家的论题仍未溢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正如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10]。美国著名理论家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它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从而早已不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11]。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E. P.汤普逊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中说过:“我确信,除非把阶级看做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形,我们才能理解阶级”,“阶级经验大多数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在F·詹姆逊看来,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或文学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意识形态和文本叙述是相互构成的[12]。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后殖民理论,在分析西方对非宗主国特别是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进行知识编码和文化侵略时,也在广泛地运用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

　同时,马克思主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也使其学说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威力。历史作为人类存在的时间维度是任何哲学思考和文化研究都难以回避的,人类总是在思考自身生存意义的过程中通过一种总体叙事的方法,构建起文化的整体意义和历史连续性,而这恰使历史意识成为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以格林布拉特为首的美国新历史主义强调将历史意识的恢复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强调在历史意识情境中去解读文化文本或文化语码的现实意义,历史视野和文化审视使这一流派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通过对莫尔、廷德尔、魏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等六位文艺复兴作家的个人化研究,揭示了这些作家在表达观念、感情以及自身欲求时所涉及到的社会约束、文化成规、自我的塑造过程及其表达方式,并剖析了“历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历史”中的权力运作的复杂机制[13]。

　因此,就像T·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指社会主义)中所能起到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它是不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

　4·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是秉有西方传统文化基因又在后工业化语境中变异而产生的“文化幽灵”,对当代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有很大的合理性,其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在合理性上,它确实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但也不能忽视了后现代主义所蕴含和带来的负面效应。

　就中国社会的情况来说,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特别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VCD、录像带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在我国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日渐隐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重合。文化的诸多领域已经渗浸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的牟取利益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文化生态出现太多问题的理论根源。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模糊、淡化,这就极易导致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后现代艺术试图抹平和消解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艺术和娱乐的区分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使艺术混迹于日常生活领域,导致审美自主权的解体,从而表现出某种真实性的危险,即艺术和生活之间的批判张力的松懈,而那种张力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关键所在;一旦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起来,那么艺术的批判潜力就要走向衰微,并且艺术本身将蜕变成某种证明工具。

　其次,后现代主义特有的复制性特质驱使“快餐文化”的日益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与精品创作几乎成了神话。大量出现的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甚至拼凑的艺术,使无深度、平面化、拼贴、碎片等均成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正如本杰明早已指出的: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由于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导致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我国曾经很流行的漫画《论语》、大话《西游》、戏说乾隆、“搞笑”诺贝尔奖金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显示着后现代的魔力与威力。这种现象与现代艺术家杜尚给《蒙娜丽莎》加上胡子并将小便池搬到展览会上作为艺术品展出难分伯仲,但却失去了杜尚“先锋”、“前卫”的意义,而是充溢着大众时尚的调侃。